毛主席评价鲁迅:他是第一圣人!
引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辞世。
次年10月,于延安举行的鲁迅先生周年祭上,毛主席第一次公开评价鲁迅先生: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这个评价到了毛主席晚年的时候,又提升了一格,1971年他在会见武汉地区的同志时说:
鲁迅是中国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鲁迅先生生前对毛主席也十分欣赏,当红军胜利走完长征时,他通过一位中间人,向当时远在陕北的毛主席送去了金华火腿,以“千里送鹅毛”的理念,表达对中国“毛泽东们”的同情和信心。
可惜的是,这两位惺惺相惜的“战士”,互相之间从未见过面,距离最近的一次还是在1918年的北京。
一、被“围攻”的鲁迅
1918年,青年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的介绍下,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管理员。
在这期间,认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先生,经过他们的介绍,毛泽东结识了很多有名的学者,如胡适、周作人、蔡元培等人。
本来他也是要与鲁迅先生见面的,但阴差阳错下,两人并没有见过面。
鲁迅最初了解毛泽东,是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口中得知,这个在“五四运动”后一直没放弃新文化的“笔杆子”。
两人互相知道对方,却没有交集,甚至都没有过书信往来。
唯一算得上文字往来的,就是1936年长征胜利的时候,鲁迅重病时与茅盾先生联名,史沫特莱女士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发到陕北的贺电。
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虽然毛主席与鲁迅先生没见过面,也没有书信往来,但他们却通过一座“桥梁”,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
这座“桥梁”就是冯雪峰,也就是前文所说,代鲁迅先生给毛主席送火腿的“中间人”。
1925年,北大旁听生冯雪峰,在鲁迅担任编辑的《国民新报副刊》上发表了一首名为《菖蒲》的诗歌。
当时冯雪峰在北大旁听,曾多次旁听鲁迅先生的课,但他对鲁迅先生不是很喜欢。
一方面,是因为冯雪峰当时的偶像是李大钊先生,他称其为“真正革命的,有理想的人”;
另一方面,他觉得鲁迅先生“是个热情的人,但又冷的可怕”。
1926年,冯雪峰通过自学日语,翻译了日本的一篇短篇小说,在李霁野(作家、翻译家)的带领下,前往拜见鲁迅先生。
对于这一次见面,冯雪峰回忆说,见面时颇为冷淡,本来想请鲁迅先生代为介绍一个小刊物发表作品。
但得到的回应却是“李小峰(当时北新书局的老板,鲁迅的学生)大概不会再出刊物了吧”,冯雪峰只好告辞。
对于这次见面,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晚冯君来,不知其名”。
创造社成员,左起:成仿吾、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
1928年,鲁迅先生被创造社、太阳社“围攻”。
关于这两个文学团体的成员,基本是倾向反帝反封建和积极的浪漫主义文人,许多人还有共产党员的身份。
当时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他们汇集在上海,以描写工农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来发展文化运动。
只是因为受到党内“左倾”的思绪影响,他们在理论和创作上带有过激偏向。
对我党历史了解的朋友,应当明白,当时就连毛主席都受到过不公正对待。
这些文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以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认知,还处于一种肤浅的阶段。
加上国际共产和“左倾”思潮的影响,他们引发了一场错误地、将矛头指向鲁迅的革命文学批判。
就连创造社的创始人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也被他们批评过,只是批判程度不一。
因为鲁迅当时每月的工资高达360块大洋,尽管国民政府经常拖欠他的工资,但实际到手的也有200多左右。
同期上海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仅3-4块大洋,北京巡警每月也才7块大洋,鲁迅给家中保姆的工资每月只有2块大洋。
因此,他被人们认为是资产阶级作家,而且他的名气大、反抗程度最激烈,所以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为众人的“目标”。
他们称鲁迅:
“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搂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是隐遁主义!”
还有人称鲁迅搞“趣味文学”,并责问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写的是“第几阶级的文学”。
为了反驳他们,鲁迅发表《“醉眼”中的朦胧》一文,标志着双方论争的开始。
也正因双方这场争论,鲁迅开始大量购置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结合人们批判的论点认真攻读。
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实事求是、严于自我解剖的认真态度,以及不断追求真理与进步的崇高精神。
冯雪峰在鲁迅被“围攻”的这段时间,写了《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声援鲁迅先生。
只是他因共产党员身份的原因,引起了鲁迅先生的误会,认为他“大概是创造社一派的人”。
到了1928年底,冯雪峰在柔石(鲁迅先生的学生)的引荐下,又一次见到了鲁迅先生。
这一次见面有些窘迫,因为柔石因故先行离开,本就有些芥蒂的两人,基本上都是一问一答,并没有过多的交流,冯雪峰后来的描述是“局促”。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次年3月茅盾先生去日本之后。
冯雪峰住进了景云里11号,这里原是茅盾住的房间,与鲁迅住的17号是斜对门。
他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做了许多翻译工作,如《流冰》、《作家论》、《艺术与社会生活》等等。
冯雪峰站在阳台上就能看到鲁迅的家,他没事就去找鲁迅聊天,往往是客人前脚走他后脚就到,让鲁迅无法拒绝,聊起兴致来,经常要到夜里两三点才离开。
1930年,潘汉年等人组织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其中有许多是“围攻”过鲁迅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不过他们公认的“主帅”则是鲁迅。
双方经过近两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不仅在民间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提高了这些革命作家自身的思想理论水平,经过冯雪峰的调和,他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在这些文人学者里,鲁迅先生与冯雪峰更为相熟,在当年的日记中,他提到冯雪峰的次数高达34次,如“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加菲(咖啡)”。
通过相处,鲁迅先生关于我党的了解和认识更加全面,对工农红军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1年10月,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他还专门找冯雪峰询问红军和毛主席的情况,对红军的英勇作战十分钦佩。
1932年夏秋交际之时,陈赓将军因腿伤来到上海秘密就医。
治疗期间,陈赓时常向地下党员们谈起前线红军的事迹,大家都认为可以替红军创作一部小说,就像后来的苏联小说《铁流》一样,而鲁迅先生则是创作的第一人选。
由此,上海党组织决定,由冯雪峰将油印材料交给鲁迅,并向他提出写作请求。
拿到材料后,鲁迅先生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只说了一句“看罢”。
过了几天,他嘱咐许广平多准备几个菜,特意邀请陈赓和冯雪峰到家中一叙。
陈赓将军回忆说:
“我们党也很希望鲁迅先生能把苏区的斗争反映出来,以他的才能、修养,一定可以写得好的,在政治上会起很大的宣传作用。党同意我去见鲁迅先生。”
根据陈赓将军的回忆,那天跟鲁迅先生相谈甚欢,直到深夜才离开,本来约好了再去谈一次,可陈赓将军不久在上海被捕,第二次会谈未能成行。
通过跟陈赓的交谈,鲁迅先生对毛主席、对中央苏区、对红军战士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但这部小说终因种种原因没能创作出来。
根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冯雪峰送来的材料“郑重其事的藏来藏去”,当时陈赓向他介绍战斗地形的草图,也在他的遗物中发现。
可见鲁迅先生对这部小说的创作,也是十分慎重和在意的。
根据后人的多方面考证,原因大概归结于,鲁迅并没有真实感受过苏区的战斗生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提到“根据中国的现状,不便写”的苦衷。
二、毛主席与鲁迅
1933年11月,冯雪峰在上海的处境越发危险,于是组织便将他调到中央苏区的首都瑞金,担任中央党校的副校长。
当时,毛主席因为和李德、博古的矛盾,处境不是很好,他担任的不少职务都被免去,人也就清闲了下来。
得知冯雪峰来到苏区后,他亲自登门拜访。
两人在谈起鲁迅先生时,毛主席还很感慨,当初在北京的时候,他见到了李大钊、陈独秀,就是无缘得见鲁迅先生。
冯雪峰向毛主席详细介绍了“左联”的工作情况,同时还提起一位日本友人的话:
“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了解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
毛主席听后,缓缓说道:
“这个日本人说的对,鲁迅是了解中国的。”
之后,冯雪峰又谈起鲁迅对毛主席诗词的评价,说他的诗词有“山大王”的气概。
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因为当初他决定上井冈山的时候,就发出过“上井冈山,当山大王”的口号。
一天晚上,主席再次约见冯雪峰:
“今天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三、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
当晚毛主席的谈兴很高,从《狂人日记》、《阿Q正传》开始,谈到了中国民众的现状。
他认为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有着中国农民当时存在的种种缺点,但他要求革命的精神,是应该看到的。
可能是因为鲁迅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性估计不足,没有看到他们身上的全部力量,但他能够看到农民的要求,能够毫不留情地批评其缺点,是值得我们党内干部学习的。
当时,有人提议请鲁迅先生来苏区担任教育负责人,不过被毛主席反对了,他认为“鲁迅先生还是在外面作用大一些”。
冯雪峰也说,鲁迅先生曾拒绝到苏联去避险,先生认为人只要在岗位上,总能打上一枪两枪,先生说过“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
1935年10月,在得知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万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病中的鲁迅与茅盾一起,托史沫特莱给中央红军发来贺电,内称“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12月5日,他写下《亥年残秋偶作》一诗,诗中“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正是他对陕北红军的期望。
1936年4月,参加了整个长征的冯雪峰,奉命回到上海主持文艺工作,见到了阔别已久的鲁迅先生。
当时鲁迅的病情很严重,但他依然拉着冯雪峰,让他好好讲讲红军的情况。
冯雪峰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完完全全告诉了他,苏区生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等等。
当两人谈到毛主席时,鲁迅先生说:
“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我想过了,M(鲁迅对毛泽东的称呼)的政策是对的……”
鲁迅先生委托冯雪峰送火腿的事情,也发生在这个时间。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辞世,数万人送行,人们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民族魂”的旗帜。
次年,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悼念大会上,毛主席发表了著名演讲《论鲁迅》。
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评价鲁迅先生为“中国第一等的圣人”,并对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这三点也构成了我们熟知的“鲁迅精神”。
1938年4月,毛主席亲自参与创建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这所汇集了茅盾、冼星海等一大批文艺家的学院,培养出艾青、贺敬之等一大批优秀学员,为抗战的文艺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毛主席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就对鲁迅的作品十分喜爱,也曾在1949年访问苏联时说过,他在延安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
两人虽然未曾谋面,但有着很多“相通”之处。
他们在对待“治文”的态度上,都追求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力求文章不空洞。
在文化革命上,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而毛主席也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
在两人的文化作品中,都展现了对基层群众的关注。
有所不同的是,鲁迅笔下描写的人物,是对封建社会缩影的讽刺,写下了当时国民的“麻不不仁”,以唤起人民的斗志。
而毛主席的作品,大多是关注人民身上积极的一面,如勤劳朴实、勇于牺牲等。
不过,他们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更好地唤起人们的“斗争精神”。
周总理曾说过,鲁迅的许多思想和毛主席是一致的。
毛主席在1966年7月给江青的信中也写道:
“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鲁迅在《自嘲》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为他“斗争”的一生,做了很好的诠释。
毛主席也曾说过: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这句话贯穿了毛主席一生。
1976年,尼克松再次访华时,看着说话十分困难的毛主席,十分感慨:
“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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