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联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要历史时期，给予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巨大援助，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发展、国民革命军与国民大革命的发展、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等都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苏联援助成为这一历史时期（1918-1949）中国民主革命事业最可靠和最持久的外部支持力量。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帝国主义制度存在的时代，没有国际援助，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1-262页。]翻开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可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也送来了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巨大援助。这些援助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发展、国民革命军与国民大革命的发展、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等都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苏联援助成为这一历史时期（1918-1960）中国民主革命事业最可靠和最持久的外部支持力量。

一、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创建与发展的援助（1918-1937）

1.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组织人员援助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含有“自身”和“外部”两个条件，是内因和外因结合的产物：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中国无产阶级兴起在政治上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对中共创建起了重要的催化的作用。[杨俊：《共产国际确定上海为中国共产党建党首选之地的原因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1918年12月，列宁指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外国共产党组织中央局成立中国分部，作为负责对华工作的专门机构。1919年3月，列宁领导成立了共产国际[这里指第三国际。]，开始“发动华北、华南、朝鲜、波斯、印度等地”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拨付资金“以援助东方工人组织，派遣鼓动家去东方做宣传工作”[﹝俄﹞И.Н.索特尼科娃：《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李琦译、李玉贞校：《党的文献》2011年第4期。]，成立无产阶级政党。8月，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被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负责指导中国革命，“我们对中国、蒙古、朝鲜各国人民的态度，应该基于唤醒那里的广大人民群众，为摆脱外国资本压迫进行自觉的运动。”[﹝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1920年4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外事处代表维经斯基赴沪，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为了支持其在上海开展工作，曾多次想方设法为其筹措经费，如安排专员携带珠宝、钻石到上海售卖，曾将卖钻石的10万美元[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转交给维经斯基，作为在上海开展工作的活动经费。5月，维经斯基以全俄中央合作总社理事会的工作人员的名义，在上海组建一个远东工作的临时领导中心——“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9-40页。]，把“各落后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集结起来”，其主要任务有：“1.通过在学生组织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2.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3.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4.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9-40页。]7月，共产国际二大提出，在“最有革命前途”的中国等东方国家开辟世界革命“东方航线”，并且“首要任务是建立共产党”，所以共产国际对华工作重要内容是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1921年6月，马林抵达上海，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驻中国代表尼克尔斯基一道帮助中共筹备一大并出席会议，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谢从高：《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2页。]苏联在建立初期，自身处境也一直十分艰难，财政十分拮据。尽管如此，共产国际还是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和策略的指导，[仅从1923年到1927年，联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而开会122次，通过了738个决议，平均每两天半通过一个决议。参见李凤林：《中苏关系的历史与中俄关系的未来》，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序言”，第２页。]向中国革命提供了大量的弥足珍贵的物资、资金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支持和援助。[杨俊、程恩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9期，第169页。]

2.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及其革命活动的经费援助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者、活动家、骨干分子及其领导的革命活动，被北洋军阀当局定为“非法”活动，所以经常遭遇逮捕与迫害。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经济、军事、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援助，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早期革命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很好的保护与物质保障。宣传组织、开会办刊、工运办学等建党活动所需经费，对于早期并不富裕的中国先进知识青年来说，也是望洋兴叹。

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苏联在经济上的大力援助，包括开展党的日常活动经费，开办党校、发动武装起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等“特别费”，以及开展年度专项活动的专项经费等，都有了稳定来源和可靠保障。当时放眼全球，只有苏联通过共产国际伸出援助之手，“定期拨款，党的日常活动经费来自于共产国际”[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和蒋介石》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89页。]。

在建党初期的十几年里，苏联每年都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活动提供大量的经费支持。1920年6月至1921年7月，即中共一大召开之前，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已经得到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了。据张国焘回忆：“在此之前，也许有过接济，如办外国语学校，大概威经斯基[这里指代表共产国际的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曾捐助过一部分，但不是经常性的”[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169页。]。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于1920年8月在伊尔库茨克成立，1921年1月在其基础上成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该处工作到1922年2月。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1页。]发送密电，汇报他在上海的工作开展情况：“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组成（四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现在有十五本小册子和一些传单等着付印。……宣传报道部成立了俄华通讯社，现在该社为中国三十一家报纸提供消息，因为北京成立了分社，我们希望扩大它的活动范围。……组织部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星期日，即8月22日，我们出版部将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这里指的是1920年8月至1921年1月在上海出版的《劳动界》，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2页。]创刊号。它是周报，印刷两千份，一分钱一份，由我们出版部印刷厂承印”[《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载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2页。]。维经斯基的电文说明，他已经在援助上海早期党组织的组织与宣传工作，并投入了一定的经费支持。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资助下，除了创办了上文提到的《工人的话》（指《劳动界》）外，还创办了《共产党》，复刊《新青年》。作为地方党组织，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也间接得到了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其成立时，上海发起组拨款一二百元，此后两三个月间，上海每月汇来200元活动经费，说是共产国际提供的。[参见《“一大”代表百元路费的背后》，南方都市报，2021年5月10日。]

1921年6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给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函，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让各地组织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考虑到路途遥远，各地小组经费困难，于是同时给每位代表寄出100元路费。代表们返回时每人又发了50元。当时的100元是怎样的概念呢？1919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职助理员，月薪是8元，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跟埃德加·斯诺说“工资不低”。据记载，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租在上海法租界的房租，当时为三间宿舍每天不到一角钱。可见，当时这100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上千倍，即相当于为每位参会代表发了相当于今天购买力15万元往返路费。参加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半数为无收入的学生，半数为收入微薄的教师、书刊编辑等，光靠他们自己筹措活动经费是非常困难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能拿出这么多的“巨资”，主要是由于国共国际代表马林的到来，带来了援助经费，才使得中共一大能够顺利召开。[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共产主义小组》，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资料记载，“根据原来的酝酿和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写信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征询意见以后，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大钊立即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的地方组织以及旅日留学生的党员，通知各地派出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出了一百元路费”[苏双碧等主编：《伟大的历程（1921-2002）》，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27页。]。包惠僧回忆：“1921年初夏，第三国际又派了马林，与赤色职工国际尼克斯基来中国，到上海与……李汉俊等计划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59页。]；“约在７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会议，每个代表发给路费百元。”[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60页。]这几处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了：共产国际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筹建工作，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后，共产国际为党组织提供了弥足珍贵也是必不可少的“巨资”援助。光为每位代表提供的往返路费150元，就相当于一个北京大学职工一年多的工资收入。

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呈交报告，其中对中共的财政收支情况是这样记述的：“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04页。]。在中共三大召开前夕，1923年4月30日，陈独秀收到了上海Ｃ.维里克寄交的作为中共中央四、五两月的经费1000墨西哥元；5月19日又收到西蒙斯交来的港币2940元，在上海折合3000元。[李蓉、叶成林：《中共三大轶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0页。]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陈独秀详述了一年来党的经费收支情况：“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原文无货币单位。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86页。]，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同②，第486页。]。7月10日，为了慰问和抚恤“二七”大罢工罹难工人，莫斯科汇款1840墨西哥元。1924年，随着中共党组织的扩大、活动的增加，所需经费有急剧增加，中共中央实际得经常费（即党的日常活动经费）约36000元，平均月得援助3000元。[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5-196页。注：当时，苏援已试行由中共中央上报月度或年度预算，然后由国际审批拨付的制度。]1925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每月向中共中央资助2250中国元，但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和活动范围的扩大，这些钱用于各地党的活动是不够的，所以每月应再追加1400元，以用于印刷宣传品、资助地方党组织和地方宣传员的活动。”[姚金果：《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所以中共每月获得党的经费实际为3650中国元。6月19日爆发的省港大罢工，持续十六个月，邓中夏主持的罢工委员会每天开支七千至九千元，用于安排罢工工人的食宿、医疗、教育，因为“得到海外侨胞和国际无产阶级的资助”。1926年以后，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预算已达6000元/月；后又增加团费、工运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等，中共每月得经费不少于1万元。[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6页。注：此前工运费、济难费都是拨给国民党的，如五卅惨案发生后，苏联拨给国民党14.8万卢布支援，1925年—1926年的省港罢工亦是如此。]（注：此前工运费、济难费都是拨给国民党的，如五卅惨案发生后，苏联拨给国民党14.8万卢布支援，1925年—1926年的省港罢工亦是如此。）

1927年，国民党发起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苏联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拨款援助，用于特别事件的非正常性开支集聚暴增。1927年除为武装起义、开办党校、湖南运动、地下活动、铁路罢工、建立军队等提供资助216170元、120万卢布和31万美元的非正常性开支外，共产国际预算内的拨款总数为187674元，特别是到8月以后，每月供给中共的费用平均应在2万元左右[杨奎松《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2-88页。]。正因为1927年中共做得事情比较多，经费开支剧增，所以1928年，中共向共产国际提出大幅增加援助预算。1928年—1932年，“每月所报预算在5万元左右”。[赵伟奇：《论苏联对中共的援助（1921-1949）》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5页。]苏联的实际援助每年都超出这个预算。1928年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苏联援助了10卢布经费，把中共重要干部召集到莫斯科开会。6月11日还援助中共9万卢布给中共应急使用，下半年援助34万卢布，折合中国货币，实际上苏联援助中共1928年的月均超过6万元。1928年底，中共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援助100万特别费。1930年，每月得党费5万元，济难费11.4万元，团费7万元，而1931年，每月得1500美金，中国元5-6万元，总体给予的经费较少。[赵伟奇：《论苏联对中共的援助（1921-1949）》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5页。]

3.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反围剿”的援助

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益强大的国民党大规模“围剿”行动，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苏联提供的军费、武器与设备、情报信息和军事顾问等较大援助，为粉碎国民的“围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反围剿中，由于红军没有空军，国民党掌握着制空权，令红军伤亡惨重。为此，共产国际计划花费8000至10000元在上海为中共购买飞机，由美国飞行员戈登驾机飞赴苏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代表埃韦特等人认为此方案可行性很高。[中共中央当时第一研究室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37页。]后来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严密封锁，这一计划也未能完成，但是苏联向中共中央传授了很多对空防御战术，对红军力量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国民党军队在战斗中使用毒气弹，红军缺乏应对设备和经验，希望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帮助联系购买2万个防毒面具。[中共中央当时第一研究室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611页。]共产国际积极寻找渠道，但因苏区遭受严密封锁也无法大批运送，1934年9月16日，苏联找到机会将防毒面具的图纸邮寄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当时第一研究室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50页。]。随后红军开始长征直至到达陕北的这段时间里，“从目前已披露的资料中，我们还看不到……斯大林是否继续为中共提供过什么物质方面的援助”。[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和蒋介石》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91页。]1933年福建事变[指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南校场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爆发后，苏联和共产国际计划通过十九路军控制的泉州、厦门等港口向苏区提供武器弹药，1933年11月18日，共产国际汇款5万美元划拨远东局作为购买武器的经费，[中共中央当时第一研究室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599、581页。]后因十九路军战败而无法完成对红军的援助。1936年6月，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才联系上共产国际，并致电季米特洛夫，希望苏联能够尽快提供武器装备和物资援助。9月27日，苏联拟通过外蒙古向其援助军用物资550-600吨，因宁夏战役失败，援助未能成功送达红军；11月，苏联又经新疆哈密援助红军物资2000吨，由于接应的红军西路军甘肃失败，最终也未能取得援助物资。虽然这几次援助都未能完成，但是苏联一直在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可能利用的渠道来援助红军。直到1936年底，苏联才以年度专项援助形式，分两次向红军完成援款15万美元和5万美元。1937年，苏联又分三次给红军援款共计180万美元。

二、苏联对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大革命的援助（1923-1926）

在中国国民党的改党、建军与国民大革命过程中，苏联在经济、军事、人才等方面都提供了大力援助，促成国共合作，推动国民大革命的发展。

1.苏联对孙中山广州革命军的援助

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开办黄埔军校、领导东征和北伐的过程中，得到苏联经济、军事和人才等方面的大力援助。

在经济援助方面，1923年至1926年，据不完全统计，苏联先后向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广州革命军提供了500多万卢布的资金援助，为黄埔军校的创办、革命军的组建、东征和北伐等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障。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拉开了苏联援助国民党的序幕，“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2月至3月，孙中山派廖仲恺在日本热海等地又与越飞举行了一个多月的会谈，商定苏联政府援助孙中山创办广州军校计划，开辟莫斯科全面支援国民党政府的渠道。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了每年“给孙逸仙约200万墨西哥元的资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编译，黄修荣等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26页。]。5月1日，越飞给广州转来“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项，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款项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500000卢布……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资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8000支日本步枪，15挺机枪，4门‘奥利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参见李玉贞等编：《马林与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170-171页。]8月6日，越飞从东京给“访日后在北京任苏俄政府全权代表的达夫津（达夫谦）汇去一百六十万日元”。9月2日，孙中山派蒋介石率“孙逸仙代表团”赴莫斯科考察求援，主要任务：第一，观摩和考察苏联的政治、军事情况；第二，商定俄方援助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具体措施。对于援助黄埔军校，鲍罗廷表示，“苏维埃政府为这所学校的开办和经常费捐赠了三百万卢布，这大约相当于中国货币二百七十万元”[﹝美﹞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23页。]美国学者韦慕廷认为，“俄国的主要财政捐助和人员的支援，可能就是为了建立党的新的军事学校，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黄埔军校”，“这种援助开始了一个既有国民党新生复苏，又有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尔后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有着伟大深刻的意义。”[中共中央当时第一研究室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79页。]1924年3月26日至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启动援孙拨款“向孙逸仙提供资助”，“委托伏龙芝通知亲自负责发放50万卢布”。黄埔军校开学后，苏联政府不仅为其提供日常维持费，还经常追加临时特别费。9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对中国援助问题”，11日讨论了“关于孙逸仙问题”，“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建议，援助中国2.5万卢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编译，黄修荣等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88-489页。]根据加仑《广州军务院日志》记录，苏联政府每月给国民党的经费“总数为粤币十万元”，还有“追加”拨款，用于黄埔军校建设和“中央政府各部（局）工作人员薪金”等支出。[参考周兴樑：《苏联对孙中山黄埔办校建军的资金和军械援助》，《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98页。]1925年3月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信函记录“加仑给了黄埔军校两个月的维持费十万卢布。”[﹝美﹞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84页。]5月29日，中国委员会决定“拔出45万卢布用于组建两个新师团，维护一个老师团及黄埔军校。指示加仑同志，上述款项为9个月，即到1926年1月1日的费用。”6月5日，该委员会记录“在两个月内另给加仑拨款10万卢布，资助黄埔军校和一个老的师团。同时……指示北京和加仑，我们资助的45万卢布只用于组建部队的开支，师团建成以后的费用应当完全由中国人承担。”[参见﹝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73、84—87，589、623—624、629，72页。]由此推算，苏联援助黄埔军校办校建军的款项为每月5万卢布左右，不包括临时追加款。

在军事援助方面，1923年至1926年，据不完全统计，苏联先后向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广州革命军提供了1200多万卢布的军事物资援助，为国民革命提供了坚实的军事物资保障。

1923年5月1日，苏联政府给孙中山致电文，答应提供一批武器援助，当年未实施。1924年1月2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才决定“拨款50万金卢布用于购买……（可能是武器？——引者注）”，3月20日，“委托伏龙芝同志亲自负责发放……1万支步枪和一定数量的火炮”，3月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重新开会研究“重申政治局关于提供武器方面的决定，改变政治局1924年3月20日做出的向孙中山提供越飞在1923年5月1日给孙逸仙的电报中所允诺的武器数量的决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编译，黄修荣等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02、488-490页。]直到10月8日，苏联政府终于将这批援助物资用“波罗夫斯基号舰从海参崴运到了广州，内有大本营向俄订购的山炮、野炮、长短枪支、轻重机枪和各种弹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41页。]，比如“有日本三八式步枪数千支，野炮、山炮二三十门，重机枪（那时还没有轻机枪）约百多挺，以及各种弹药、通讯器材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257页。]，两辆装甲车等，总共提供了大约三千吨军事物资的军事援助”。[﹝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1981年，第163页。]1925年5月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是必要的，责成伏龙芝同志为此目的……拔出2万支步枪，100挺配有子弹的机枪，一定数量的掷弹炮和手榴弹给广州。”中国委员会在29日的会议上做出以下决议:“预定发运:给广州9000支步枪(已在途中)，950万发子弹，1万枚手榴弹，100挺带子弹带、弹盒和小型机器的机枪，10支(门)1000发的掷弹炮。”由于齐契林在这次会议上报告说:“原先有200万卢布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支配。这笔钱用于支付广州小组、黄埔军校、政训班，资助组建一个新的师团，援助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目前这笔经费已经花完”，所以中国委员在6月上旬请求政治局:(一)“按相当于转交给国民党将领的军事器材的重购价值，即总额3044076

卢布20戈比，恢复给军事部门的贷款”；(二)“鉴于加拉罕同志新的申请，认为除已经拨给的之外，还可以向国民党提供带子弹的步枪5000支，带炮弹的炮12门，带子弹和附属用具的机枪50挺，及技术器材若干。”俄共(布)中央政治局9月28日会议决定“给广州6架飞机……为飞机配备必要的飞行员……自成一个完整的飞行中队。”[﹝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1981年，第422—423、490、250、270、489页。]苏联驻广州的顾问中有一批飞行员，他们曾“进行了多次重要的侦察飞行和轰炸飞行”，在攻占惠州、武昌城的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编译，黄修荣等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685页。]。可见，苏联不仅援助了广州政府飞机，还给他们配备了飞行员直接参加战斗。9月30日，中国委员会提出:“为了加强黄埔军队，给广州调拨总额为3988242卢布的武器装备。”比6月上旬的3044076卢布多出94．4万多卢布。苏联政府“军事部门在1924—1925年度和预定1925—1926年度调拨的炮兵器材分配”清单列出了调拨给广州的武器有:步枪15000支，步枪子弹2000万发，带附件的机枪100挺，带瞄准器的3英寸炮24门，3英寸炮弹24000发，手榴弹10000枚，掷弹炮50门，掷弹炮弹5000发，坦克3辆，无烟火药1000，飞机15架。

综上所述，结合苏联解密档案记载，苏联政府在1924—1926年间先后向孙中山政府提供过600万左右卢布的军事资金，其中200万卢布用于黄埔军校建设和组建校军，400万卢布用于购买与提供各种军事器材。关于这些援助对国民革命的重要作用，中苏学者都有论述，苏联学者亚·伊·切列潘诺夫指出，“苏联继续不断地供应武器，轮船不远万里把火炮、机枪、步枪、和其他武器弹药，从遥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运到广州的情况”[﹝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125页。]。李奇中指出:“苏联供应军校的武器是分批秘密运来的……运送过好几批，包括山炮等武器，适用完整兵团的装备。除军校所需武器以外，后来北伐战争的武器弹药等等，都是苏联供应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233页。]也有中苏学者指出，“事实证明，假如没有苏联的物质援助，就不可能有黄埔军队，也就不会有东征、北伐的胜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233-234页。]“在北伐期间苏联还给予了巨大的物质援助”，“来自苏联的无私援助是北伐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苏﹞贾比才等著，张静译:《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5—36页。]

在人才援助方面，为了更好的援助孙中山的广州革命军，苏联派出了政治、军事顾问小组，军事教练组；为了加紧培训军事革命人才，苏联还接受广州政府每年派出几十名学员到苏联参加培训学习；成了专门援助中国的“中国委员会”。

早在1923年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向孙逸仙派出政治和军事顾问小组”的决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编译，黄修荣等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26页。]，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训练军队。5月1日，越飞给广州政府转来“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利用我国援助的这些军事援助和教练，建立一个包括各种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即后来的黄埔军校），并且指示，“可通过马林同志与我的代理人（指达夫谦——引者注）”落实。[参见李玉贞等编：《马林与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170-171页。]6月，苏联政府为孙中山派来了第一批顾问人员，由越飞的助手格克尔上校从全俄参谋学院东方系挑选出来的5位顾问——波利亚克、捷列沙托夫、切列潘诺夫、格尔曼和斯莫连采夫。[﹝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5、7、11页。]通过这些顾问人员和组织，孙中山可以直接和苏联取得联系，商量和实施接受援助工作。9月，苏联答应“孙逸仙代表团”，“中国同志到苏联军事学校学习，总参谋部学院可以接受3-7人，军事学校可以接受30-50人。”（后来改为直接在广州建立军校培养人才）10月，斯大林派鲍罗廷到广州任孙中山的政治总顾问，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及创办军校以建立革命军队这两事，他还肩负着代表本国政府向国民党方面具体发放资金与军械等援助的任务。1925年3月19日会议决定“成立由伏龙芝、齐契林、莫洛托夫和彼得罗夫（后由维经斯基取代）同志组成的”中国委员会，“监督日常援助国民党和同情它的团体的措施的执行情况”，经办“中国的一切军政工作和经费发放”。[参见﹝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73、84—87，589、623—624、629，72页。]作为专门的援助机构——中国委员会在其后的苏联援华工作中发挥了较大作用。1926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每月十个卢布津贴、精美伙食、郊外疗养等，以及1927年秋入莫斯科步兵学校的中国学生，每月津贴30卢布，都出自苏联财政。

2.苏联对冯玉祥北方国民军的援助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时任直系第三军司令的冯玉祥联合援军第2路司令胡景翼、北京警备司令孙岳“北京政变”，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军，将他们所属军队分别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军第一、第二、第三军。冯玉祥任国民军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后为岳维峻继任）担任第二军军长，孙岳担任第三军军长。苏联政府也为这支革命力量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军事和人才援助。

在经济援助方面，苏联政府给予冯玉祥国民军（以下简称冯玉祥部）的援助力度虽然没有孙中山的广州革命军多，但是对于冯玉祥革命军的要求也是尽量满足的。1925年10月,苏联批准给国民二军[指冯玉祥等成立的中华民国国民军，国民二军是指胡景翼（后为岳维峻继任）担任军长的中华民国国民军第二军。]1925年10月至1926年4月的经费预算,包括50名委员团薪金、军队中党务及俱乐部费、地方党务机关经费、旅费、印刷部及出版报纸费、公事房文具费、邮电费、党部学校经费等8项费用,共计14.124万美元[《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1,文海出版社，1928年，第199页。]。实际上，苏联援助冯玉祥部更多体现在军事装备上，据统计，“在1925年4月至1926年3月间，从冯玉祥签过字的收据看，苏联向他提供了价值600万卢布的枪支弹药”。[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5页。]

在军事物资援助方面，作为北方革命力量，冯玉祥部直面北京政府（奉系张作霖）的威胁，为了“扶冯抗张”，苏联政府无偿援助了冯玉祥部大量的轻重武器装备和弹药，包括步枪、机关枪、子弹、军刀轻型装备和炮弹、飞机、坦克、装甲车等重型装备。1925年4月1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讨论决定无偿援助冯玉祥部“2000支日本步枪和2000支德国步枪及相应数量的子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编译，黄修荣等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603-604页。]5月2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决定：（1）在北方冯玉祥和岳维峻[1925年4月10日,胡景翼因病去世,国民二军第二师师长岳维峻继任。这一变动对国民二军来说几乎是致命的,“使胡不死,国民军史,必另有一番纪录焉。”参见李泰棻:《国民军史稿》,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230页。]处设两个军事小组；（2）在冯玉祥和岳维峻处各建一所黄埔式的军政学校，由苏联方面拨出100万卢布；（3）给冯玉祥和岳维峻援助9000支步枪、900万发子弹、1000把军刀、500支矛，在适当情况下可拨12门炮、带子弹和子弹带的机枪40挺、2-3辆小型坦克[李泰棻:《国民军史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624-626页。]。9月，苏联政府又向国民二军拨出总额701879卢布的武器装备，包括4500支步枪、500万发子弹、10挺附带子弹的机枪；为了加强国民二军空军力量，还决定拨给岳维峻10架飞机[李泰棻:《国民军史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696-700页。]。10月，根据革命形式发展的需要，为了迅速加强冯玉祥部的力量，以对抗奉系军阀，苏联政府加强对冯玉祥的援助，“使其部人数达到10万,组成15个师团(每个师团6500人),组建一支5000人骑兵部队，加强其空军和化学作战手段。国际部队也要为同一目的即加强冯玉祥服务。”还向冯玉祥提供“3万支带子弹的步枪、160挺带子弹和附件的机枪(每支步枪配子弹1000发,每挺机枪配子弹5万发)、带炮弹(每门1000发)和附件的炮54门、掷弹炮54门、毒气弹15000枚、飞机10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编译，黄修荣等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708页。]同时，苏联政府决定再度援助国民二军和国民三军，为他们“储备步枪15000支、机枪50挺、子弹1750万发、带炮弹的炮12门、带炮弹的掷弹炮50门。这些储备将被用来迅速加强第二和第三人民军”[《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1,文海出版社，1928年，，第709页。]。11月，苏联分两次向国民二军提供军事物资援助，包括“俄国步枪1500支，附子弹90.06万粒”和“步枪3500支，子弹450万粒，机关枪40架”[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2册,国民军事项类,第602-603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41辑,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有资料表明，1924年至1926年8月，苏联经外蒙、张家口援助冯玉祥部的军事物资有：飞机10架、三英寸口径炮60门、炮弹58000发、铁甲车8辆、机关枪227挺、步枪15000支、子弹5100000发、军刀5000把。[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和蒋介石》(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3页。]

在人才援助方面，苏联派出的军事、政治顾问，为当时国民二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高级顾问和专业人才的到来，为国民二军整顿军纪、培养人才、提高战斗力等提供了极大帮助。

1925年，仅军事顾问人才，苏联就先后国民二军派出50多人。2月，胡景翼针对国民二军战斗力不强的现状，请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协助国民二军训练队伍、培养人才，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苏联答应了胡景翼的请求，派出了第一批军事顾问团，由苏联大使馆武官格克尔、顾问克利莫夫和翻译瓦西里耶夫等人组成。经过苏联顾问的指挥与训练，国民二军很快取得了胡憨战争[1925年2月,胡景翼国民二军与依附北洋军阀的刘镇华、镇嵩军、憨玉琨部为争夺河南,在豫西开战,史称“胡憨战争”。]的胜利，其战斗力得到了极大提高。4月，岳维峻领导国民二军后，致函苏联政府，请求继续援助国民二军，“派遣顾问，并给予其他军事援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87页。]苏联又派来第二批军事顾问团，以斯卡洛夫为组长、勃拉戈达托夫为副组长，其中包括工程兵专家、政治顾问、炮兵专家、工事专家、空军顾问、步兵顾问、骑兵顾问、教官和翻译等43人。其中“有十个人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六个人是速成班毕业的”，“有一个医生，二个工程师（弹药专业），七个政工人员。翻译人员只有五人。顾问组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共产党员。”[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68页。]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国民二军还相仿广州黄埔军校模式，创办北方联合军校，开办4个炮兵班、2个骑兵班、2个工程班、1个通讯班、9个步兵班共18个班，共有2400名学员。苏联派出了教官团，如步兵教官阿基莫夫、工程兵教官瓦辛、政治教官克利莫夫等。[刘建平：《试论大革命时期苏联对国民二军的援助》，《安徽史学》，2007年第3期。]西林、舍拉文、奥沙宁、奥科涅什尼科娃、斯科沃尔佐夫、弗鲁别尔等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卷,第594-610页。]，也先后来到国民二军工作，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了人才支持。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国民二军在苏联帮助下很快由原来1个师发展到11个师、18个混成旅，又独立步兵6个团、炮兵3个团、骑兵1个团,总兵力达20余万人[姜克夫:《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22-223页。]。

三、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1937-1945）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发动江桥抗战、打响中国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将军和东北抗联在失败后都退入苏联。苏联政府不顾日本抗议，对他们予以很好的照顾安排。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政府又从道义、人员、物质上给予了中国政府巨大援助。[由于当时代表中国政府的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所以苏联援助几乎全部给予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得到的援助非常有限。]七七卢沟桥事变，苏联政府严厉谴责日本扩大侵略，对中国抗战表示同情和支持。8月，中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先后向中国提供三笔购买飞机、大炮等重要军火物资的易货贷款，派遣5000多名军事人才，帮助中国抗击日本的侵略。相比美英两国对日本采取的绥靖政策，苏联对中国前期抗战提供了最大的国际援助。

1.苏联对中国抗战在政治、外交上的道义支持

1937年8月21日，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奠定了苏联支援中国抗日的基础。在9月召开的国联大会上，苏联代表作《集体抗击侵略，集体捍卫和平》发言，呼吁国际联盟制止战争，援助中国。西方各国虽在口头上谴责轰炸和平城市的暴行，但又不对日本指名道姓。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讨论中日冲突的专题国际会议上，苏联代表支持中国立场，并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日实行制裁。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18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谴责了西方大国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不抵抗”、“不干涉”和“中立”的纵容立场。可见，苏联在国际社会上对中国抗战的声援是公正而有力的，与西方大国对日本侵略的暧昧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2.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军事顾问、飞行员等人力援助

德国军事顾问撤离中国后，应蒋介石请求，苏联政府于1937年底至1942年初先后派出了德拉特文、切列帕诺夫、卡恰诺夫、崔可夫4位军事总顾问，先后派往中国140名苏联军事顾问，并于1938年底建立了苏联军事顾问体制，主要帮助国民政府训练军队和参与重大战役作战计划的制定。经苏联顾问与教官培训的中国军校学员约有9万人；苏联军事顾问参与了诸如1938年武汉会战、1941年宜昌战役、1941年第二次长沙战役等中国正面战场多个重大战役作战方案的制定。淞沪会战之后，中国空军损失殆尽，面临制空权危机，苏联政府应中国求援，迅速支援大批飞机和飞行员、空军技术人员。从1937年10月到1942年初，苏联共派遣来华的苏联志愿飞行员700多人，牺牲200多人，派出地面服务工程技术人员全部加起来有5000多人，支援飞机1280多架，培训中国飞行人1045人，领航员81人，射手兼无线电员198人，航空技术人员8354人。[﹝苏﹞A·M·杜宾斯基：《中日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1937-1945）》，1980年莫斯科版，第100页注①、102页。]由于被苏联派到中国的志愿飞行员经验丰富、军事政治素养高、多是共产党员，他们帮助中国迅速组建中国三个飞行大队中的两个，使中国空军得以快速形成战斗力，在以后对日作战中立下不朽功勋，并且在紧急情况下，苏联飞行员经常亲自驾机参战，如南京保卫战、南昌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兰州保卫战、桂南战役等。1937年11月，苏联的快速歼击机和轰炸机抵肃州和兰州，由雷恰戈夫旅长担任中国大本营空军总顾问，1937年12月12日，日军,占领南京前，苏联空军志愿队每天都击落日机多架，轰炸了上海日本运输舰停泊地，击沉日巡洋舰1艘，击伤其它日本军舰6艘，并袭击了长江上的日军船只，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1938年2月，苏联空军志愿队袭击了杭州的日军空军基地以及台湾岛上的一个日本空军基地。南京陷落以后，为了保卫武汉，在汉口机场集中了大量苏联飞机，2月18日，苏联空军志愿队在汉口上空击落12架日本飞机，使日本飞机两个月未敢在这一带出现。4月29日、5月31日在武汉上空又有两次激烈的空战，击落敌机三十多架。6月9日苏联志愿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从汉口机场起飞，轰炸了停泊在芜湖西南40公里获港一带的日本海军舰艇。6月19日、20日又两次轰炸了集结在安庆一带的日本军舰。[李嘉谷：《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历史教学》，1990年第10期。]据战后统计，1937年8月至1941年，苏联志愿航空大队在华共参加了25次对日作战，击落日机1049架，炸毁舰船100多艘，牺牲了235名优秀飞行员。[参见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98页。]

3.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军火、贷款物质支援

1938年3月1日，苏联的第一笔援华易货贷款《关于使用五千万美元贷款之协定》在莫斯科商定，但当时中苏两国代表未正式签字。7月1日，两国代表又在莫斯科商定了第二笔5000万美元的贷款协定，这两笔贷款均在8月中旬正式签字生效。1939年6月13日，中苏两国又在莫斯科签订了第三笔1亿5000万美元易货贷款条约。苏联的第三笔援华易货贷款，总数达2亿5000万美元，其中第一、二笔贷款全部动用；第三笔贷款，由于1941年6月的苏德战争爆发，中国只动用一半便中断了。因此中国实际动用苏联援华易货贷款总额为173175810.36美元。[资料参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这些贷款条件优惠，全是信用贷款，无需抵押，年息仅3%（美国贷款利息超过4%甚至超过6%），五年偿还，且可以用农副产品、矿产品偿还。利用这些贷款，中国又从苏联低价（低于世界市场20%的价格）采购了先进的军火武器：作战飞机904架。汽车1516辆，大炮1140门，轻重机关枪9720挺，等等。[参见CладковскийM.N.Nстория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отношенийCCCPсКитаем（1917-1974）,М,1977.С.138.]苏联供给中国的武器不但是苏联最好、最先进的武器，而且是低于世界市场20%的优惠价格，苏联给中国提供贷款的合同都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的，甚至是先给军火后商定款项，而且明确规定贷款可以购买武器和军用物资。为了给中国源源不断地运送抗战急需的军事物资，苏联还动用了大批人力物力，1937年10月至1939年2月，在苏联境内为中国作战提供的运力包括：铁路货车3640列、汽车5260辆、汽车总行程1850万公里、参与运送的人员4000多人。苏德战争爆发后，由于自身抗德压力，苏联才逐渐减少直至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参见阎丽：《抗战时期苏联曾给中国哪些援助》，《共产党员（河北）》，2018年第3期。]

4.苏联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态度

1939年5月至9月的诺门罕战役，面对日本关东军对满蒙边界的入侵，苏联红军组建一个集团军（下辖3个步兵师和2个外蒙骑兵师）机械化大军10万多人，500多架飞机、500多辆坦克，300多辆装甲车500门压制火炮，用铁路昼夜不停远程运来18000吨炮弹、6500吨炸弹、7000吨燃料4000吨粮食和4000吨物资和3000辆载重汽车。歼灭日军19000多人，飞机、坦克、装甲车辆数百辆。诺门罕战役迫使日本“北进”侵苏计划搁浅，只能改为“南下”袭美，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被熄灭。由于此时正值中国抗战处在最艰难时期，打乱了日本向关内增兵计划，所以说，这场战役有力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抗战后期，苏联又继续全力支持中国，给予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毁灭性打击。1945年8月8日，苏联远东红军150万人出兵东北，一举歼灭70多万关东军。太平洋舰队出动600多艘舰艇（含78艘潜艇），还有空军集团军火力支援，共出动飞机5300架，坦克5600辆，各种炮3万多门，俘虏日军6.3万人。[参见王岩、程恩富：《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若干真相及评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11期。]

四、苏联对中国解放战争的援助（1945-1949）

在解放战争的四年多时间里，苏联通过向中共武装部队转交从日本关东军接手的武器，控制交通要点和军事基地为中共部队进行掩护，直接援助大量的武器弹药，移交和扶持军工企业，帮助修复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运输路线，提供技术人才和贷款援助等方式，为解放战争的顺利开展和迅速推进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自1945年8月至1949年8月，苏联对中共武装力量的援助是个逐步展开过程，从单纯军事援助到经济、技术、人才援助。

1945年，苏联主要向中共武装力量移交了东北日本关东军的大量武器弹药。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共派往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总兵力仅11万人，武器装备十分落后甚至有的部队是赤手空拳来到东北的[佟冬：《中国东北史》第6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704页。]。但是中共领导的东北军队仅用3年时间，就发展为装备精良的百万雄师，并能在东北一举打败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国民党百万军队，苏联在东北给予中共军队的帮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早一批进入沈阳的中共部队——中共冀热辽部队曾克林部，曾接受过苏军转交的苏家屯的关东军武器库，“向外拉了三天武器。一次一下就拉了20个车皮的武器，共2万余支步枪，100多门大炮，20多万发子弹。”[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9页。]曾克林部[曾克林时任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所属部队为解放东北先头部队。]一下扩充了十几倍的力量，由“原来的4000人部队增至60000人，并装备有苏联送的30架日本飞机。”[李丹慧：《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2页。]时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致电中共中央：“曾克林部原一千五百人，现共发展到三万七千人，轻重机枪约四百挺及相当数量的子弹”[田酉如：《彭真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85页。]，得到苏联的武器援助的中共武装力量都得到了成倍增长。10月4日，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交给中共接收，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田酉如：《彭真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92页。安东，即今丹东。]中共东北局接受了三批武器，“其中步枪约10万支，轻重机枪约3400挺，掷弹筒约500个，大炮100余门，各种弹药将近2000万发”[章百家、牛军：《冷战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77页。]，这些武器装备为中共武装力量的扩充和强化提供了坚实的军事物资基础。不仅如此，苏军不久又干脆“把南满的大批兵工厂、武器弹药仓库，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飞机统统交给中共。”[章百家、牛军：《冷战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78页。]这使中共在东北有了稳定的后勤保障基地。10月下旬，苏军还“将抚顺一处军火库中300万发炮弹交给了东北局，要他们加紧组织训练炮兵部队，同时还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及全部人员交给了他们。”[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5页。]11月，中共东北局又从苏联手中得到了日军的6架运输机，50辆坦克，上百门各种炮，以及南满日军武器库中可以装备几十万人的枪支弹药[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同时沈阳地区的大批军火，还开始大量输送关内部队。仅向山东龙口送去的一批武器弹药中，“其中有500万发子弹”，而从东北苏军和朝鲜苏军那里得到的武器弹药，大批经山东送到华北各根据地的情况，更多的发生在1946年间[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2页。]。彭真在12月29日致各兵团电文中又提到：“我确曾控制大批物资（机器、被服、弹药）”“根据现存不完整材料，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子弹一项即达八百万发，手榴弹约十五万个，皮帽、鞋子各三万，大衣两万，棉裹腿近十万，另有北面运去一万两千支步枪，机枪六百挺，十月初尚抢运去很大一批物资。”[同①，第292页。]彭真电文也验证了中共东北局当时物资的充分程度。这也是中共将解放战争的开启选择在东北的原因。

1946年，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不仅限于军事物资，已经逐步扩展到港口、码头、铁路、公路、工厂，甚至军事基地的援助。1946年5月至6月，关内中共部队从海路陆续得到了苏军提供的军火援助[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9页。]，秘密运送到山东的有三批。此后每月都有相当数量的军火由东北南运关内，已知7月仅一次就运往山东100余车皮的弹药[田酉如：《彭真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53页。]。为了解决民主联军南下所需要的交通工具，“苏联滨海军区指挥部命令旅顺口苏军司令部，将存放在大连的火车头，向东北根据地调运了30个车头，1947年又运去了20个车头。这些车头都是在大连装船经对马海峡到朝鲜清津港，转运到北满的。为将车头运到大连码头，苏军当局还在大连修了专用铁路。”[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页。]期间，当国民党军队以8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向旅大推进，准备消灭中共南满部队时，苏军与国民党军队交涉，划出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区域缓冲地带，实际上成为保护中共南满部队的安全区，很好的保护了集中在这里的3万余名中共南满部队。旅大地区是东北的战略要地，对整个东北军事和经济意义举足轻重。由于当时旅大地区的港口码头实际为苏军控制，并且为中共利用提供便利，同时控制美蒋在此地的军事行动，所以中共部队可以在此得到保护，并通过此处进出港口进行战略物资调度，打通了东北和华北、华东的水上交通联系，同时也控制了美蒋部队此条通道联系。我党我军正是充分利用旅大近代化工业基础和交通运输的便利条件，才建立了一块稳定的后方军工基地，向东北、华东前线源源不断地输送军火，确保解放战争的军需补给。1946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央华东局协同策划，利用大连为苏军占领的和平环境和工业基础，大力发展军工生产，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1947年，苏联将其在东北控制下的重工业工厂全部移交给中共接受，为中共创建新的军工企业，发展军工业，为中共军队提供了殷实的后勤保障。7月，中共以民用企业“建新公司”名义，在大连成立了当时东北最大的军工企业，包括大连化学厂、大连机械厂、大连钢铁厂等几个大连主要的重工业工厂，原来均是在苏军军管下，都顺利交给中共接收。建新公司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电力、煤炭及废钢铁也得到苏联支援。建新公司投产后，不光为东北解放军，也为华东解放军提供了大量的炮弹和其他军事物资援助。从1948年开始，大批量生产钢质炮弹，由海上运输，源源不绝地供应华东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在淮海战役期间，大连兵工厂输送到淮海前线并投入使用的炮弹50万发，引信80万枚，弹体中碳钢3000吨，无烟火药450吨，迫击炮1430门，在苏军支持下的大连军工企业，为夺取淮海战役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早耕：《军港旅大回归记》，人民网2015年09月21日。]

1948年，也是解放战争决战的关键时期，苏联不仅向中共军队提供大批日本关东军武器，也为援助了大量的苏联、捷克制造的先进武器，特别是大量飞机、大炮、汽车、坦克、炮弹等重型武器的援助，一举让一直以来在武器装备上都严重落后国民党军队的中共军队武器装备有了较大改进。5月，苏军对外作战部致电哈尔滨苏军东亚作战部：“应立即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系，并且以尽可能快的方式了解他们现在的具体需要。从6月1日到9月底，我们将沿伊尔库茨克到满洲的边界线重型坦克、各种口径的机关炮以及飞机，使用这些武器和装备的中国人员已派往我们这里受训练。”电报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帮助消灭敌人。”[﹝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李丹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苏军在重型军事物资上的支援，为中共辽沈战役的开打，准备了很好的战场条件和后勤保障。蒋介石认为苏联“将其缴获的日军百余万人所使用的武器”[薛衔天：《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22页。]给了中共部队。苏联方面的资料显示：“有关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6页。]“1948年8月，即辽沈战役之前，东北野战军的实力统计为：兵员总数1039737人，长枪385134支，短枪50352支，冲锋枪12960支，轻机枪15582挺，重机枪3136挺，六零炮2890门，迫击炮986门，山炮324门，野炮194门，榴弹炮92门。除重炮外，从数量上看已形成了优势，具备了与国民党军决战的实力。”[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第79页。]东北野战军实力的快速增长，为辽沈战役的开辟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形式的发展，苏联给中共的援助，不仅包括军事物资，还包括继续南下解放和恢复经济发展所需的机车、汽车、工具、汽油等重要物资，以及恢复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的技术支持。据时任苏联外交官的列多夫斯基记录，东三省的百万解放军部队是在苏联帮助下组建的，也是在苏联协助下调往内地的。苏联还给解放军“经济技术等方面的援助”，如修复华北和远至长江的铁路路段，供职于中长铁路的苏联人参加了该项工作[﹝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6页。]。毛泽东曾在1949年1月电报斯大林：帮助恢复长江以北三千多公里的铁路，提供机车、汽车、工具、汽油等，需要苏联“紧急援助”[﹝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78-79页。]。国民党曾在1949年联合国第四届大会上指控苏联：撤军时把东北交给中共（仅把一些大城市交给了国民党）；为中共打开一条从华北自由进入东北的通道；把近百万日军装备及军事技术悉数转交给了中共；与中共签定了一系列提供物资、技术和其他援助的协议和合同[﹝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49页。]。苏联代表米高扬在1949年1-2月秘密访问中共时，提交的给苏共中央领导人的报告也承认：“我国把从日本关东军手中缴获的全部70万军队的武器转交到中国革命军队手中，它接收这批枪械后，正向中国重要之地北平挺进”[﹝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59页。]。中共当时提出了两方面的援助请求：军事上，周恩来提出坦克和反坦克炮都比较少，需要援助钢材和汽油，5000辆汽车和其他物资。工业基础方面，刘少奇提出援助3亿美元的贷款，其中包括一些必须的物资（机器和其他物品，特别是生产中国硬币的银、石油产品及3000辆汽车），以后将会本息如数归还[﹝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79-81页。]。毛泽东“请求苏联尽快把军用急需品拨给（中共）中央”[﹝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87页。]。1949年4—8月，刘少奇率团访苏，签订多项援助协议，如给中共提供3亿元低息贷款、派遣专家来华技术援助、为解放新疆提供先进歼击机、援助建立舰队等。

五、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人民网2014-07-07。]翻开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发展都密切相关。自1918年12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外国共产党组织中央局成立中国分部——负责对华工作的专门机构，到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苏联援华长达31年时间。作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援力量，苏联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苏联对于近现代中国所起的历史作用表现在：首先，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苏联通过共产国际给予了经费、组织和思想援助，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壮大提供了物质和思想上的巨大援助。其次，在国民党的改组、军校的创办、东征、北伐等重要活动中，苏联政府提供了较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再次，苏联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提供的道义、经济、军事和人才支援，为战胜日本奠定了基础。最后，苏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提供的低息贷款、军事物资、技术人才等，对于我国民主革命事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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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研究》2022年第4期，授权红色文化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