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参加亚非国家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乘坐的印度民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坠毁。炸机案件发生前后，国共双方在隐蔽战线上展开激烈较量，美国、英国、印度的情报机关也参与其中，使得案件的侦破更为曲折复杂，成为引发国际舆论界关注的焦点事件。

台湾特务积极蓄谋实施暗杀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是由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策划实施的。

台湾特务机关实施此案，蓄谋已久。1955年1月上旬，台湾特务机关“中美联合工作总部”派黄姓和邓姓两名特务到香港，同国民党“保密局”（当年3月改称“情报局”）在香港的特务组织一起策划针对中共的破坏行动。这个“中美联合工作总部”（又称“中美联合情报中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国民党“保密局”于1950年成立的针对大陆开展破坏行动的特务组织，从派港两名特务的身份背景来看，他们执行的其实是台湾与美国情报机关的共同任务。当时的香港，是敌对势力对新中国进行刺探情报和渗透的前沿，各种反共反华势力混迹其间。

2月10日，中国政府决定接受印尼政府邀请，派出代表团参加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议”。这一消息迟至4月初才公开见报，但在2月中旬，台湾特务机关即通过特殊渠道获知周恩来将率团出席亚非会议。3月中旬，我情报部门侦悉，由蒋介石亲自批准，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郑介民指令毛人凤策划在香港、印尼暗杀周恩来。毛人凤派往香港策划暗杀行动的是多年从事反共特务活动的赵斌成。

赵斌成，河北人，是抗战期间参加军统的骨干特务，1948年4月曾获得“忠勤勋章”，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他担任过保密局的布置组组长，专门负责对解放区潜伏布置工作。此次受命到香港之后，他会同原驻香港的特务，千方百计四处刺探。很快，他们得到中国政府租用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的消息，于是决定在中国代表团的飞机上做文章。

自“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炸案发生后，海内外普遍传说周恩来本打算乘坐该机，因临时调整行程才幸免遇害。但外交部解密档案证实，周恩来参加亚非会议，从来就没有过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安排。根据档案，当时赴万隆的中国代表团人员，计划分三批动身：第一批由代表团秘书长王倬如率领，先期到达万隆进行相应的准备工作；第二批是一般工作人员和记者，由他们负责押运代表团的物资；第三批是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和团员。显然，由周恩来率领的第三批人员才是代表团的主体。

而且，从常理判断，亚非会议确定召开的日期是4月18日，周恩来并没有访问印尼的行程安排，是不可能提前一周就去印尼的。比如在上一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会议召开日期定为4月26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是4月24日到达日内瓦的。事实上，后来他率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是在4月16日飞抵印尼、4月17日才飞到万隆的。

但是，台湾特务从周恩来率团前往万隆，中国政府又租用印航客机给代表团使用的情况，判定周恩来会搭乘从香港出发的“克什米尔公主号”。这一推测也并非毫无理由，因为就在万隆会议前不久，3月29日，中国第一个访日贸易代表团也曾租用过“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日本。这也可以证明，台湾特务虽然侦知中国代表团租用飞机从香港出发的情报，但从他们认为周恩来会乘坐该机的情况来判断，这个情报显然不是来自于我方的核心部门。

“克什米尔公主号”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C－69型军用运输机的民用版，称为星座式客机，其载客量达到100人，但乘坐该机的旅客仅为中国代表团、越南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共11人，其中中国代表团成员仅有3人，分别是石志昂（外贸部副局长）、李肇基（外交部新闻司干部）、钟步云（总理司机），此次飞行中该机如此大的载荷其实主要就是用来运送物资，而乘坐该机人员的主要任务则是押送物资。

◆“克什米尔公主号”

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行程安排，是准备经缅甸前往万隆，因为周恩来准备与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等在会前就重要问题交换意见。据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为准备经云南陆路前往缅甸，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专程带人先行到云南勘查了路线。只是因为周恩来于3月中旬因急性阑尾炎动了手术，不适合长途乘坐汽车，4月初，才在缅甸方面的建议下取消了乘车前往缅甸的计划，打算租用印航的另一架飞机由昆明直飞仰光。

而台湾特务在知道中国代表团会在香港乘机出发的消息后，即抓紧着手暗杀行动的准备工作。时任台湾“情报局”澳门站站长的程一鸣（1964年起义回到大陆）回忆，赵斌成等侦获中国代表团在香港定下了印度民航“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专机消息后，便做了一架该机的模型，精心研究怎样进行破坏；4月5日，“情报局”将4枚定时炸弹交由从基隆开出的“四川号”货轮上工作的特务张祖顺，由他负责随船带往香港；到香港后，由特务李益民将炸弹取走交给被收买的启德机场清洁工周驹（又名周梓铭）……敌特已一切准备就绪，只待飞机到港后就开始行动。

探知敌方动向却未能阻止飞机被炸

而自3月中旬，我方情报部门获悉台湾特务机关策划利用亚非会议暗杀周恩来的情报后，周恩来在住院期间即听取了情报部门的相关汇报，随即指示主管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尽快查明敌特的具体计划。4月7日，周恩来在离京去云南前，再次指示李克农等人密切注意在香港的敌特动态。

4月9日晚，李克农下属负责情报整编的干部黎虹收到一份重要情报，说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要破坏我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黎虹立即报告了李克农的助手、同时也是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罗青长要求黎虹将情报作为特急件送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与此同时，罗青长打电话向在昆明的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即指示外交部将此情况火速转告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先行的工作人员，要他们立即向香港当局提出交涉，并请港方保证我有关人员的安全，同时要外交部在北京向英国代表进行交涉。

这份关于敌特行动安排的情报极其重要。目前可以确定该情报的来源是，公安部门和军队均从破译台湾特务的密电中侦知了同样的敌情。

同一来源的情报，在4月11日下午，再次报到黎虹手中。内容是：蒋特香港情报站已得知周恩来不经过香港，但仍要对中国代表团随员进行打击，以削弱中国在亚非会议上的影响。为此，该站下令被蒋特组织收买的启德机场飞机检修人员按原计划进行，但因时间仓促，未将炸弹置入油箱，而是绑在油箱底部，预计下午4时爆炸。这一情报被以急电发给周恩来，但此时飞机已从香港起飞，电报发出不久，即收到路透社发出的飞机失事的消息。

原来，台湾特务在实施爆炸行动前，没有像往常一样通过电台向上报告，因此我方情报部门未能掌握敌特行动的具体安排。事后查明，4月11日上午，被敌特以60万元收买的机场清洁工周驹携带一枚定时炸弹，向领班谎称是给人带的一包西药，将炸弹安放在“克什米尔公主号”右翼轮舱附近，随后不等下班就从机场铁丝网下爬了出去，在两名特务（即当年1月被派到香港的黄姓和邓姓特务）接应下，先后躲避到两间酒店。

空难的消息令周恩来十分悲痛，他立即命令外交部报告4月9日接到他的紧急指示后是如何处理的。外交部报告的情况是，当天即告知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后在此次飞机失事中牺牲），黄作梅分别向港英当局和印航驻香港办事处进行了提醒；4月10日，由欧非司副司长张越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告知中国记者一行11人次日上午由香港乘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我们获悉国民党特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捣乱，故请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并务必对他们的安全予以照顾”。

◆打捞上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残骸。

中方通报情况的内容成为英国官方推卸责任的借口，后来始终不承认港英当局安保工作存在问题，港督葛量洪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为己方未尽到职责开脱：“坠机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当局给予我们一些情报，告诉我们他们所怀疑的人物，如果他们通知我们新闻从业员来港时就把情报告诉我们——那时他们已经掌握了情报——我们会采取必要的保安措施，也就不会发生灾难了。”但事实上，我方在案件发生前，也仅是探明敌特拟对飞机进行破坏，正如我国政府多次重申的，当时“不知何人、用何种方法进行破坏”，葛量洪所谓的全知全能的“情报”并不存在。

4月12日，新华社发出题为《由于美蒋特务破坏我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座机失事》的电讯稿，在叙述飞机失事和机上人员情况后，写明：“在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起程前，我国政府即已获悉美国和蒋介石匪帮的特务机关正积极布置对我国代表团所包用的印度飞机进行破坏，以实现其准备已久的杀害我国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从当时我方掌握情报和事后调查结果看，电讯稿中对凶手的判定是准确的。

4月14日，周恩来与中国代表团一行26人由昆明乘坐印航“空中霸王号”包机直飞缅甸仰光。同日，中央给周恩来发来由刘少奇签发的电报，指出：“关于飞机失事问题，我们认为可以告诉尼赫鲁、吴奴[努]等人，我们确有证据，证明此次事件是美蒋特务机关的蓄意谋杀。”

按照这一要求，第二天，周恩来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时强调：我们对“特务的阴谋早有所闻，并在事前通知英国代办转告香港当局，新华社香港分社也曾预先通知印度航空公司。但我们不知何人、用何种方法进行破坏，香港当局采取的措施显然是不充分的”。周恩来表示，希望尼赫鲁致电英国首相艾登转告中国方面的意见，即英国政府对此事件的处理上，应同中国和印度政府采取合作态度。尼赫鲁表示同意。

4月26日，亚非会议期间，根据我方充分的情报，周恩来告诉尼赫鲁：蒋特是利用香港机场的地勤人员破坏飞机的，香港当局应从机场地勤人员中查明凶手。当晚，尼赫鲁函告周恩来，他指派调查案件的R·N·Kao（当时译为高氏）已到雅加达，即将去香港；4月22日，英国首相艾登回复他的信中说，要想让在香港的调查进行得有效，“有必要由有关各方提供他们关于坠机事件的情况所获得的全部情报”。

印度政府派来的调查人员高氏，后来在与中方合作调查中做了许多工作，他当时的公开身份为印度政府和尼赫鲁的代表，实际上他是印度情报局（英文简称IB）副局长。艾登提出的由有关各方提供全部情报，主要还是针对的中方。我方确实在案发后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许多确切的情报，如这样的情报提供给港英方面，虽有助于破案，但对我方的工作势必会有所影响。周恩来很快作出了决断，第二天，他会见尼赫鲁和高氏，重申：如果英国政府真有破案的决心，中国政府准备提供艾登信中所要求的材料。

我方派员前往香港查清案件真相

周恩来参加完亚非会议回到北京后，于5月9日主持召开了外交部党组扩大会议，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制定了“争取破案”的方针。他指出：“破案的关键在于争取英国与我合作。如英表示愿与我合作，则我可向他提供有关情报；否则，供给他情报不但无益，反而可能使凶手跑掉。”

此时，高氏已来到北京。5月10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要求，我情报部门起草了一份台湾特务机关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的情报材料，由李克农定名为《向香港当局提供的第一份情报》，详细列举了参与该案的敌特人员的分工及他们在香港的住址，特别强调“以上情报是完全确实可靠的”。5月12日，周恩来亲自把这份材料的中文本和英文本交给了高氏。

◆周恩来与熊向晖。

周恩来决定派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熊向晖会同高氏前往香港调查，5月15日夜，他向熊向晖当面交待了任务。周恩来说：这个案子非常复杂，不但涉及蒋介石集团，而且涉及英国和美国，所以我们一定要联合印度，共同促使英国破案。行前，熊向晖阅读了我方情报部门掌握的资料。

5月18日，熊向晖与高氏一行到达香港。他们刚过罗湖桥，就见到了前来迎接的香港警察政治部主任威尔考。香港警察政治部（英文简称SB）是个特殊机构，名义上是港警的一部分，实际上自成立起，即是受英国秘密保安局（即军情五处）操纵的特务机关，该机构包庇纵容各类反华组织在港活动，使香港长期成为国际反华势力对新中国进行渗透破坏的前沿基地。“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在香港的侦破工作就是由这样一个机构来负责的。

威尔考主动提出，为保障熊向晖与内地的联系，已指定电报局的英籍报务员负责他的来往电报收发，同时，由电报局安排专人来递送电报，并要求如熊向晖外出需提前告诉他，以便派员保护。熊向晖对这一安排没有表示异议。实际上，港英当局这样“周到”的安排隐含着多层意思。威尔考提出收发电报的安排，是变相在提醒对方作为官方人员应该使用电报局，不要使用秘密电台，同时，实际上也是企图对熊向晖来往电报进行控制，因为香港就有英国在远东地区最大的无线电监听站；而熊向晖自接到任务起，就按上级要求带来了译电员和密码，说明我方对港英当局的窥探企图早有准备。至于威尔考提出在外出时派员保护熊向晖，这个“保护”其实就是监视；而熊向晖根本就没有在香港开展秘密活动的打算，还是在途经广州的时候，他就告诉高氏自己住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招待所，并且不准备外出。后来，熊向晖在香港期间居所外边有香港警察警戒，他也的确没有外出。

高氏抵港当日下午就将中方提供的情报材料亲自交给了港督葛量洪。当天晚间，香港警察根据中方开列的12人姓名地址进行搜捕，但还是有几人没有抓到。特别是案件的直接执行者周驹，竟是于当天上午10时悄然搭乘香港飞台湾的民航班机离开了香港。港英当局在获知周驹逃脱后，通过高氏转告熊向晖，要求中国政府暂时不要公布消息，以利案件侦破；同时，请求中国政府继续提供情报，“深信中国必有可靠的情报来源”。

熊向晖将这些情况报告了北京。周恩来复电，要求通过高氏转告港英当局，只要香港政府继续合作破案，中方将继续提供有关情报，周驹逃台的消息可暂不公开，但要求港方将周驹引渡回港法办。中方信守了这个承诺，没有对外公开周驹逃台的消息，但印度与印尼的新闻媒体持续跟踪报道此案侦破过程，披露了许多案件的细节和周驹逃台的消息。

5月27日，香港政府新闻处发布公报，指出“看来最有可能的，爆炸物事实上是当飞机在香港停留的时候被安放在飞机上的”，并表示他们将以最大努力进行侦查，以使肇事者归案法办。葛量洪在回忆录中也承认：“很快便证实阴谋破坏是坠机的原因，还证实了香港是唯一可以进行破坏的地方。检查飞机残骸证实机翼上装上了计时炸弹，一定是飞机停留在启德机场时可以走近飞机的人装置了炸弹，阴谋组织者很可能以为周恩来在飞机上，不过，他沿别的路线到万隆去了。”

◆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步入会场。

中方继续向承诺侦破此案的港英当局提供了有关情报。5月28日，熊向晖接到北京电报，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访问北京后前往香港，周恩来嘱托梅农面告葛量洪重要情报。这份情报的主要内容是：香港警察政治部国民党调查组帮办李福基，系台湾重要特务，多次泄漏港方取缔国民党特务非法活动的行动情报；李福基将中、印官员秘密抵港事报告台湾，还唆使周驹偷渡潜逃，警方的搜捕情况也被他通知其他台湾特务；李福基最近向台湾报告，他利用审理此案，暗嘱涉案人员坚不吐实，并销毁罪证材料，还建议由美方出面疏通港方将案犯递解台湾。

熊向晖奉命将这一情报也通报给高氏，高氏表示此事极为严重，他除面告港督外，还以缜密方式报告印度总理尼赫鲁。但是，面对中方提供的如此翔实的重要情报，葛量洪仍极力作出港方的解释：李福基不是案件主审，不知此案全貌，案件材料都由英籍高级警官保管，他无从销毁；港方不知李福基与台湾方面保持关系，将认真调查此事；港方从未将中方提供的情报材料透露给华籍职员，但下层具体执行行动的都是华员，无法保密，今后只在具体工作中使用他们。葛量洪还表示，美国未就此案与港方有过任何接触。

但是，据我方情报部门调查，李福基被从案件审理的岗位上调开后，港警政治部安排接替他工作的李洛夫，竟是更为资深的国民党特务，每天都与台湾特务曾汉元联系，向台湾特务组织提供更多的此案情报。这一情况，由周恩来在北京面告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并提出务必希望港督采取措施。港英当局并未照办，事实上是后来更为信任和重用李洛夫。

在此期间，尼赫鲁派印度情报局局长马利克来港。6月2日，马利克前往熊向晖住所谈话，主要是谈了印度对此案的一些观点，并问如港方在审讯此案时，中方官员愿否列席旁听。当日，熊向晖即向北京报告了马利克来谈话的情况，并提出建议：目前列席旁听审讯应以婉拒为宜，以防港方一旦不能破案藉此推卸责任。北京复电同意熊向晖的意见。

港英方面却没有邀请熊向晖参加案件审讯，而且从这时开始，通过高氏传回来的消息全是案件侦破工作没有取得进展。直到8月15日熊向晖奉命返回内地，港英官方反馈回来的消息仍是案件没有进展。

据熊向晖回忆，他在港期间，受命一共向港英方面提供了与该案有关的40个人的材料，这40个人都住在香港政府的辖区，都是直接或间接与破坏“克什米尔公主号”有关的特务或其代理人或者是知道内情的人，其中包括主使者赵斌成，直接指挥者金建夫，参与筹划者沈齐平，运藏炸弹者张祖顺，具体执行破坏任务者周驹，与周驹同受破坏训练者李瑞元，发放这一破坏活动的经费及奖金者蔡渭清等。根据香港当局反馈回来的捕获人员名单，其中的沈齐平、张祖顺、李瑞元、蔡渭清等均在内。

据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在9月2日递交给中国外交部的《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破坏案的警察调查综合报告》，香港警方在案发后调查了68名曾接触飞机和接触行李的人员，其中就有香港警方在事件发生后调查主犯周驹的详细过程，但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直到5月18日，中国政府代表到达香港后，提供了部分4月11日至5月10日间搜集到的情报，香港警方依据这些情报才使案件侦破有了具体的进展。

我方情报部门继续密切关注案件凶犯们的动向。据外交部档案馆藏《李克农报告“克什米尔公主号”首犯的动态》，9月6日，我方通知英国方面，赵斌成“改乘飞机逃台”，由于怀疑港英当局内部有人暗中通风报信，李克农特别提醒英方注意保密，“以防该犯逃脱”。至此时，经过我方情报部门的积极工作，案件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

案件后续的处理仍在继续。1956年1月、6月，英国代办处两次照会我外交部，称港英已将逮捕的31人和13人分两批驱逐出境，送往台湾。这些人被判定“曾在香港进行国民党的情报活动”，但“不能提出有关破坏事件的控告”。周恩来以外长名义照会英国代办处,对港英释放重大嫌疑犯提出严重抗议，并再次郑重声明，此案尚未破获，“英国政府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

但是，凶手们却始终逍遥法外。据知悉此案内情的台湾高级特务谷正文讲，毛人凤因此案而晋升中将，成为保密局有史以来第一位活着就升任中将的局长。“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第二年，毛人凤在台湾病死；赵斌成、周驹则于20世纪90年代死于台湾。

参考文献：

1.程一鸣著《程一鸣回忆录》，群众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80页、第89页。

2.蒋本良《也谈“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事件——根据外交部原始档案》，载于《百年潮》2006年第5期。

3.《“中美联合工作总部”》，载于《人民公安》1956年第10期。

4.徐京利著《解密中国外交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26页、第327页、第339－340页。

5.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1892-1978）》中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915－917页。

6.张伟《中国与亚非会议：新史料与新观点》，载于《当代中国成功发展的历史经验第五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2005年）。

7.黎虹《“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真相》，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黎虹时为军委联络部负责情报整编的干部。

8.《国民政府令》，载于《国民政府公报》（1948年4月14日），第3107号。赵斌成，亦有写作“赵斌丞”的，据该令，应为“赵斌成”。

9.沈醉《国防部保密局内幕》，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精选》第16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7月版。

10.熊蕾《“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中的外交失误》，载于《党的生活》2011年第5期。熊蕾为熊向晖之女。

11.傅颐《在日内瓦会议上——熊向晖工作记录解读（一）》，载于《百年潮》2022年第2期。

12.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140－150页。

13.孙平化著、孙晓燕整理《我的履历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55－57页。

14.新中国第一个访日贸易代表团http://www.xiaolaotou.com/world.files/jp.htm

15.成元功《周恩来总理不避凶险赴万隆》，载于《人民公安》2006年第1期。

16.黄荣波《因外交部档案解密而公开的秘闻——有关万隆会议的两件事》，载于《国际展望》2005年第4期。黄荣波时为浙江省公安厅政治保卫处工作人员。

17.王芳《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119页。王芳时为浙江省公安厅厅长。

18.刘永辉《浦寿昌:随周恩来总理亲历万隆会议》，载于《名人传记》2020年第7期。

19.郭超人主编、王树柏，欧玉成（册）主编《新华社优秀新闻作品选集•国际新闻选》（1949-1999），新华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7页。

20.《中央关于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1955年4月14日），载于《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七册。

21.吴明冰《特种战线：百年来国际无线电信号侦察和信号保密斗争历程及经验教训》，金城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72－273页。

22.卫安主编《外国情报史》，时事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625页。

23.宋凤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台前幕后》，载于《世纪风采》 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