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赫鲁晓夫，改革开放前，中共中央已有明确评价。改革开放后，这种评价基本没变。1980年8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拉奇时，针对她的提问，斩钉截铁地说：“我要告诉你，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指了指法拉奇的笔说，请你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针对她的另一个提问，邓小平说：“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个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347页；施燕华：《我的外交翻译生涯》） 2021年，经中宣部批准，由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出版的全党学“四史”著作之一 《社会主义发展简史》中对赫鲁晓夫也有评价，指出：赫鲁晓夫上台后，全盘否定斯大林，“在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了极大震动”。（《社会主义发展简史》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第176页）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的改革中，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偏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出现了方向性错误，给社会主义事业埋下了隐患”。（同上第180页） 可见，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是一贯的。回顾历史，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最初认为赫鲁晓夫揭了盖子也捅了娄子

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并没有特别注意。毕竟，在斯大林的领导班子中，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是主要的，赫鲁晓夫不是特别重要的人物；斯大林选择的接班人序列中，也没有赫鲁晓夫。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是排在第一位的苏共书记，并任部长会议主席，是实际“一把手”。但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后，主谋清除了贝利亚集团。有意建立集体领导制度的马林科夫，把中央书记的权力让给了赫鲁晓夫。1953年9月3日赫鲁晓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此时，赫鲁晓夫才进入毛泽东的视野，但毛泽东对斯大林身后苏共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都作为苏共第二代实行集体领导的一员看待，没对赫鲁晓夫予以特别关注。

1954年9月29日，毛泽东欢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来中国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纪念活动并进行国事访问。

毛泽东注意到赫鲁晓夫，是从1954年开始的。这年4月，毛泽东从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的一个报告中得知：苏联方面在宣传斯大林的提法上有变化，对斯大林的功绩很少提到，更不单独叙述。对斯大林理论的评价也变了，认为斯大林理论不构成一个新阶段。毛泽东由此开始关注赫鲁晓夫这个苏共总书记。

1956年2月，苏共中央召开苏共二十大。这次大会有三个不正常情况：一是赫鲁晓夫宣布大会开幕后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苏共十九大后失去了杰出的领袖斯大林”，提议代表们为斯大林默哀，但他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不点名地批判斯大林搞个人迷信。二是在大会期间，米高扬公开站出来点名批判斯大林，并没有得到制止。三是在大会即将结束的2月24日夜至25日晨，赫鲁晓夫背着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党代表团，突然秘密召集苏方的出席代表开会，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从七个方面全盘否定斯大林。2月26日，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赴苏代表团的电报，得知苏共二十大这一重大变化，更加注意赫鲁晓夫。但中共代表团没有直接听到赫鲁晓夫的报告，只从其他方面得知一点儿情况，电报又不能太长，因此毛泽东也只是从中知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大致内容。这件事关系重大。思维缜密、处事慎重的毛泽东在没有全面掌握真实情况之前，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

1956年3月3日下午，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等回到北京。他们刚下飞机不久，毛泽东就在怀仁堂召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开会，由邓小平汇报苏共二十大的情况。（《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页）听完汇报后，毛泽东没有表态，其他领导同志也没说话，实际上这只是一次“听”的会议。散会前，毛泽东只对大家提出一个要求：用10天时间研究这个问题，然后再开会讨论。10天后的3月12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请与会者谈他们10天思考、研究的结果。大家畅所欲言谈自己的看法，因此会议到次日凌晨1点才结束。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也只是听，没有谈自己的意见。会后，毛泽东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留下接着商谈到凌晨2点。毛泽东在这次小范围会议上首次对赫鲁晓夫的做法简短表态，主要内容是：现在至少可以指出两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娄子。说它揭了盖子，就是讲，这个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它捅了娄子，就是讲他全盘否定斯大林，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毛泽东的这个认识，还是从两个方面评价赫鲁晓夫：说他揭了盖子，是从肯定方面讲的，认为这是好事；捅了娄子，是从否定方面讲的，认为这样做是错的。但毛泽东仍然不把这个认识作为结论意见，他用商量的语气说：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497页）

这次会后，毛泽东开始集中精力，研究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及其影响。他经常召集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和有关苏联问题的专家开小型会议，研究苏共二十大。毛泽东研究得非常细致和深入，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他反复阅读多遍。他还专门抽时间研究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毛泽东分析、研究过程中，经常随时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人到他的住处一起讨论、研究。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思考，又听取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后，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苏共二十大。书记处扩大会议是1956年3月23日召开的。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先后发言。他们的发言，重点是系统分析斯大林的主要错误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同斯大林的关系，也谈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

毛泽东在大家发言后较系统地谈了自己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他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揭了盖子，是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说：在空前艰巨而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我历来是错误“难免论”。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把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放在更重要地位，认为他这样做的结果，对于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有好处。他说：今后我们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也讲，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会对国际社会主义造成负面影响。但是，当这种负面影响还没有成为事实前，毛泽东并不主观臆断，也没有评价过多。而且，毛泽东只是使用“失误”一词评价赫鲁晓夫这种做法，认为赫鲁晓夫这样做，是他认识上出了错误。毛泽东认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的这种“失误”，不能采取旁观的态度，有责任对赫鲁晓夫的失误尽力加以补救。（《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7—498页）

如何补救？毛泽东提议：由我们中国共产党写一篇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文章，公开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问题的态度。因为苏共还没有公开发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们不能用声明或决议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可以采取用《人民日报》社论的方式表态。与会者一致赞成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后，毛泽东指定陈伯达执笔，还谈了他对这篇文章的一些设想：重点是对斯大林的一生要加以分析，既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毛泽东要求：一周之内写出文章初稿，交中央讨论。陈伯达一周内拿出了初稿。毛泽东看后，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又提出一些修改意见。4月1日，陈伯达把按毛泽东意见修改的稿子送来。毛泽东认真阅后，把陈伯达找来，一起商谈、修改稿子，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亲自动手，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毛泽东临时决定：不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改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文章于5日见报。（《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9页）

这篇文章没有直接批评赫鲁晓夫，而是从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对斯大林作了全面分析，正确评价了斯大林。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写的话中，肯定斯大林对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贡献，指出：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01页）毛泽东在文章中还亲笔加写了对斯大林进行分析的核心内容：“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文章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文章没有直接批评赫鲁晓夫，于是苏联《真理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毛泽东认为我们党通过写这篇文章，自己思想上进步了，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认识到赫鲁晓夫政治品质不好

毛泽东在中央内部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时就说过，共产党领导人也会犯错误，还特别说：“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7页）《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后，毛泽东在更多地了解赫鲁晓夫的历史以及他在苏共二十大上的一些不正常情况后，认为赫鲁晓夫不只是犯错误的问题，他的政治品质不好。文章发表20天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了他的这个看法。他说：“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毛泽东使用的“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的讽刺语言，明显是针对赫鲁晓夫政治品质的。毛泽东说：我们认为斯大林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而不公正的人，明显是指赫鲁晓夫。

1957年11月4日，毛泽东访苏期间拜会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

但是当时中央正集中精力筹备召开中共八大。毛泽东思考的重点，是怎样把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事情做好。他思考两个重大问题：一是通过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不犯或者少犯错误的机制；在共产党高层，建立一种联系群众、保证集体领导的制度，使我们党少犯错误；二是中国应该进一步克服教条主义，开创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第一个问题，毛泽东的思路是：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矛盾；共产党执政仍然面临危险。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错误的泥坑里去，“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毛泽东在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后写道：我们党过去“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没有使错误成为全面、长期、危害人民的大错误。

关于第二个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但“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的预备会议上说：“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连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观主义。苏联人自己都说是臭的嘛！”（《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列席中共八大的代表谈话时特别提出：“我奉劝各位，切记不要生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当时毛泽东虽然已经认识到赫鲁晓夫的政治品质不好，但他重点还是考虑如何通过赫鲁晓夫的“揭盖子”而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没对赫鲁晓夫的政治品质过多批评。

认为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涉及社会主义原则

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后，毛泽东预料这将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他十分关注这种不良影响的程度。西方国家通过秘密渠道得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全部内容后，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了这个报告，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西方政客借此大做文章，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更坏的影响，是东欧一些国家内部一些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借机煽动一些人闹事，试图颠覆社会主义。波兰和匈牙利有人还借机搞起较大政治风波。

1958年7月31日，毛泽东在机场迎接访问中国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毛泽东联系上述事实，对赫鲁晓夫所作所为又进行了深入思考，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赫鲁晓夫不只是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问题，也不是对斯大林历史功绩评价不公正的问题，而是丢掉列宁主义的问题，这就涉及社会主义重大原则问题了。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讲话提到，波兰、匈牙利出乱子是坏事，但又是好事。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教育了苏联和中国的同志。毛泽东专门谈了一段话：“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毛泽东接着提出疑问：“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哪些方面发展了？毛泽东认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一个是“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东欧一些国家就是在这些方面出问题，结果“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毛泽东质问道：“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我们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十月革命的。”毛泽东在这里直接谈到了赫鲁晓夫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的问题，并且点名批评了赫鲁晓夫。

毛泽东认为，对于赫鲁晓夫这些重大原则错误，我们不能不向苏共和其他共产党表明我们党的态度。1956年底，在毛泽东指导下，中共中央又写作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文章提出了中共对社会主义重大原则问题的看法，指出，“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等人的一些重要观点，指出，“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在他们看来，用不着经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用不着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国家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它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甚至全人类社会都已经在‘长入’社会主义了。”

这篇文章发表不久的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帝国主义两次反共大风潮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次大辩论的起因。他再次直接点名批评赫鲁晓夫。他在自己最后审定的他的讲话稿中，对苏共二十大，打上了引号。他在这次讲话中说：“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之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到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的损失和影响比较小。”毛泽东谈到了赫鲁晓夫对中国的负面影响说：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对赫鲁晓夫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毛泽东点出了赫鲁晓夫问题的本质：“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匈牙利事件。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新中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碰杯。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提到了中苏两党关系，使用了“扯皮”两个字。他说：中苏两党“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页）“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一些问题。”“这回恩来同志到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

毛泽东此时已经公开讲他对赫鲁晓夫政治品质的看法。他说：“苏共‘二十大’一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象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

但这个时候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还是采取和缓态度，认为我们要对他做工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191页）“他错误的东西，我们知道了，就可以避免犯那个错误。”（《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但是，毛泽东认为，我们同赫鲁晓夫有重大原则分歧，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针对赫鲁晓夫等人的所作所为指出，他们“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时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毛泽东谈到，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这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282页）

毛泽东的这个认识，当时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中是一致的。由此，拉开了中共同苏共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的辩论。三十多年后，邓小平在会见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到中苏两党的辩论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但是，邓小平这次谈话，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坚持了原则，强调：列宁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邓小平的这些话，是对毛泽东当年对赫鲁晓夫问题认识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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