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

笔者从事对苏联、俄罗斯方面工作将近40年，有很多机会接触中国有关的内部材料，又看到过苏联、俄罗斯的解密档案，还听到重要当事人——斯大林和毛泽东历次会谈、交谈的两位主要翻译——师哲（中方）和费德林（苏方）的讲述，还有中苏双方一些知情人的口述或书面描述。下面就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中选出某些侧面，据此进行简略梳理。

四大关键节点上的决策

斯大林比毛泽东大15岁。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斯大林就开始关注毛泽东，感到他与王明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扎根于中国革命实际之中；在遵义会议后，默认他在中国党内、军内实际上的最高领导地位。西安事变爆发后第六天，斯大林在回复中共中央的请示电时，要毛泽东对蒋介石“不可杀”，宜与他加固抗日统一战线。

1938年秋，斯大林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延安，宣布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授意下，邀毛泽东赴重庆“商谈国是”，斯大林要毛泽东前往与之周旋，争得宝贵的时间。以上四点归纳，笔者称之为斯大林在四大关键节点上对于中国革命的决策。

长期以来，斯大林一直视中共为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一个支部，斯大林、毛泽东二人，实际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斯大林在上述四大关键节点上的重大决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至关重要。诚然，重要历史人物的重大作为，都首先为了本民族（斯大林从民族属性来说是个格鲁吉亚人；但从社会属性来说，他自认为是个“俄罗斯人”）、本国的利益，斯大林也不可能例外。

重庆谈判后不久，蒋介石就撕毁《双十协定》，引爆了中国内战。在斯大林设定的中国战略棋局中，中国战场分为关外、关内两大块。据他估计，中共夺取关外的东北，尚不至于引起美国干预，但中共军队如入关作战，就会招致美国军事干预，这势必威胁苏联东部的安全。于是，斯大林决定调处国共内战。1948年初，克格勃高官、苏联驻华使馆原武官罗申，被斯大林选为新任驻华大使，斯大林让他向美方和国民党政府进行游说，以便国共两党划江而治，来个新“南北朝”。

1949年初，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其政府南退至广州。在美国等国大使拒绝“跟退”的情况下，苏联大使罗申却受斯大林之命，令人惊讶地也撤到广州。由此可见，即使到这个时候，斯大林还是没放弃在中国建立“南北朝”的初衷。毛泽东感到斯大林对他不信任，这显然是一大缘由。

早在1945年8月，当毛泽东接到斯大林要他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的电报时，就怀疑其搞“南北朝”的图谋，遂复电称，蒋介石邀他赴渝相谈，只不过是“国民党的和平骗局”。但为了国内和平，毛泽东还是决定亲赴重庆，与国民党展开谈判。斯大林怀疑毛泽东会成为“亚洲的铁托”，也并非空穴来风。他通过多种“内线”得悉两个重要情报：一是毛泽东在外蒙古、苏联在“中国东北固有利益”两大要害问题上，均持不利于苏联的立场；二是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要同美国拉关系。

毛泽东与斯大林交谈、会谈的苏方主要翻译费德林在回忆录中，专门谈到上述“南北朝”问题。他说，毛泽东访苏时，两位领导人绝对没有谈过此事，这也许是中国人的一个猜想。

中苏互派大使

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斯大林是高兴的，这主要出于他对世界大格局和国家安全的考量。这位苏联领导人有一个独特的国家安全观，其基本内核是：在苏联本土的东、西、南三部，构筑起三条“安全缓冲地带”，而北部的北冰洋，则是其大无比的天然屏障。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在西、南两部，对斯大林来说，可谓如愿以偿，缺的是东部这一块。新中国的诞生，被斯大林视作苏联在东方对抗美国、日本最重要的战略屏障。毛泽东为了使新成立的共和国能够尽快站稳脚根，在政治、国家安全、财经等方面，除了依靠斯大林之外，别无他路可走。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苏互派大使便成了当务之急。还在1949年春，毛泽东在西柏坡就对秘密来访的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说：新中国一旦成立，即派王稼祥出使苏联。斯大林也急于向新中国派出大使。前些年，笔者看苏联原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写的回忆录《重返天安门》时，了解到一个重要细节。

1949年9月底，在新中国诞生前几天，齐赫文斯基奉斯大林之命，拜访了已经进入北平城的周恩来。他转达斯大林的话说，拟派罗申为驻新中国首任大使。周恩来得知此消息后，即向住在隔壁的毛泽东汇报，过了不一会儿，就作出如下答复：毛泽东同意斯大林这一提名。

在毛泽东心目中，王稼祥是新中国驻苏联首任大使的不二人选，因为唯有此人，他和斯大林两人都信得过。王稼祥1906年8月出生于安徽泾县，192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他刚满19岁的时候，就受党的派遣，奔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20世纪30年代，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49年夏，陪同刘少奇秘密访苏。在这次访问期间，履行公务之余，王稼祥作为“内定大使”，多次到国民党政府原驻苏联大使馆察看，准备做接收工作。此前，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以及其他馆员，已弃馆撤离。

应当指出，有个情况尤为重要。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曾指派王明、博古、洛甫等三名所谓的“国际派”（即在苏联留过学的人）领导中共。实践证明，这三人都不是合格的领导人，共产国际这位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最终只好选择了毛泽东。

1938年秋，斯大林派人从莫斯科到延安，向中共领导层传达共产国际（也就是斯大林本人）的指示，其中有两句话特别重要：“国际认为中共（目前）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今后，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的问题。此外，斯大林还曾当面对王明厉声斥道：“今后不要再与毛泽东争！”对斯大林此举，毛泽东看得很重，心存感激，认为“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受命传达斯大林指示的，不是别人，正是王稼祥。

1949年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王稼祥为新中国驻苏联首任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大使一行13人原定于20日下午5时乘专列前往莫斯科履新。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来不及制作护照，外交部只好为他们集体开了一封证明信，临时当作护照使用，请苏联政府给予关照：“唯因护照不及赶办，暂发给证明书，以便迅速成行。用特函请电达贵国政府分饬沿途关卡查照，准予以外交护照待遇为感。”因为要出席毛主席宴请苏联驻新中国首任大使罗申的活动，王稼祥一行推迟至当晚10时才离开北京。

王稼祥是新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第一位由毛泽东主席点将、第一位手持共和国元首亲笔签名并加盖私章的国书赴任的大使。

王稼祥大使离京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前往前门火车站送行。临别时，周恩来有力地握着新中国首位大使的手深情地说：“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的经验太少，你赴任后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展。”

次日，即在王稼祥大使启程前往莫斯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带到苏联去——欢送王稼祥大使离京赴苏》。社论中热情洋溢地写道：“这是中国人民第一个真正能代表自己意志的外交使节出国，又是到新中国的第一个友邦苏联去……中国人民第一次为自己的大使送行。”

王稼祥大使这次赴任，带去了国书和致苏联国家元首的颂词。这份国书相当独特，在外表形状、行文格式、内容措辞等方面，与当今的中国国书有很大不同。这份国书封面印有“国书”两个红色隶体大字，内容用毛笔竖排缮写，由毛泽东签署和周恩来副署，并在他们的签名下面加盖了个人印章。致苏联国家元首的颂词写得半文半白，与当今的颂词也不大相同，有“敬祝贵主席政躬康泰，敬祝贵国国家兴隆”等语。

除了国书、颂词外，王稼祥还带着毛泽东在他启程当天亲笔给斯大林写的一封信。信中说：“王家（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王稼祥时任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共（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

还在30年前，当笔者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看到这封信的抄件时，感到很惊讶：一个驻苏联大使，竟然还以中国副外长的名义，兼管对一系列非驻在国的事务！但又一转念，在特殊情况下，可对事情进行特殊处理，此谓“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在信中还特地请斯大林“站在同志立场上随时对他（指王稼祥）给以指导”。笔者觉得此话并非虚言。中苏两党、两国当时关系之特殊，由此可见一斑。

此后，周恩来总理以及后任的各位总理，都没有为其他大使送过行；《人民日报》及中国其他报刊，再也没有为使节赴任发表过社论或撰文壮行；中国最高领导人再也没有请赴任大使，带去致驻在国最高领导人的亲笔信。有位“苏联通”诙谐地说：王稼祥是60多年来中国最“牛”的大使。

王稼祥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特命全权”大使，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双重代表，直接与斯大林及苏共其他领导人打交道，完成了许多重要的使命。

送给斯大林70大寿的贺礼

1949年12月16日中午，在新中国成立后第77天，毛泽东就乘坐斯大林特意派来的列车，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实现了期盼已久的访苏愿望。

还在1947年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毛泽东就向斯大林提出，希望前往莫斯科，就战事及战后国内安排等重大问题，当面向他“请教”，斯大林表示同意。过后不久，战况变化之快，令毛泽东始料不及，他便决定留在国内指挥全国战事。1949年1月31日至2月7日，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密访西柏坡。他转达了斯大林支持中国革命的意见。毛泽东感到，革命胜利后，除依靠苏联外，别无他选，便于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宣布向苏联“一边倒”。6月至8月，毛泽东又派刘少奇密访莫斯科。访问期间，刘少奇分别同米高扬、斯大林谈到中国革命胜利后，准备与苏方签个条约，但并未露底。斯大林表示，要与毛泽东当面深谈。

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后，说这次是为斯大林祝寿而来的。

12月21日，庆祝斯大林70寿辰的大会在大剧院举行。毛泽东被安排在斯大林身旁。大会后，毛泽东又陪同斯大林在中央包厢观看文艺演出。演出一结束，2000多名观众立即全体起立，面向中央包厢，有节奏地高呼“斯大林、毛泽东”，经久不息。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不时地探身于包厢之外，向观众频频挥手致意。

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三火车皮寿礼：大元帅丝织像，清代蓝花瓷花瓶，景泰蓝茶具，烧瓷寿盘，象牙雕刻的花瓶、宝塔、龙船等共10种22件；祁门红茶、上等绿茶和龙井茶；“中国农民所献蔬菜果品”——胶东和济南产白菜，莱阳梨、大葱，北京鸭梨、雪梨，天津和山东省大萝卜，北京绿皮圆形红心萝卜，江西小金橘等；大元帅丝绣像一帧和大元帅陶瓷像一对，以及毛泽东手书“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的寿联。

这些寿礼陈列在大剧院的几个大厅里，向公众展出数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对山东大白菜、北京大鸭梨等土特产以及精美的中国工艺品交口称赞。凡此种种，都形象地表明，斯大林和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

得到“既好看，又好吃”的两样东西

毛泽东对此访的真意藏而不露，只说希望搞点“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对这六个汉字的含义，苏方主要翻译费德林根本吃不透；斯大林听到直译出来的俄语，感到毛泽东城府很深。费德林向中方主要翻译师哲探听毛泽东“六字箴言”的实意，也一无所获。斯大林自然也就不会露出真意，便将毛泽东“晒”在郊外别墅里。对此，有史家称，“斯、毛上演一出新版《三岔口》”。

曾任苏联驻华大使的尤金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赌气地天天在别墅里睡大觉。”西方媒体遂发消息称：毛泽东到莫斯科都10多天了，一直毫无动静，因为“遭斯大林软禁”。于是，斯大林便请毛泽东向塔斯社发表谈话辟谣。毛泽东在谈话中，宣布他这次来苏联的主要目的，是同斯大林商签新的中苏同盟条约。次日，苏共第二把手莫洛托夫受斯大林派遣，到别墅看望毛泽东，并郑重表示：“斯大林同志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中苏双方可签订新的同盟条约。”从随访的汪东兴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一天“主席的精神特别好，有说有笑”。

从苏、俄已经解密的档案可以看出，斯大林决定与毛泽东签订新的苏中同盟条约，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莫洛托夫拜访毛泽东后第二天，苏联外交部便向斯大林呈上苏中同盟条约草案第一稿，又过了四天，即上报第二稿。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奉毛泽东之命到达莫斯科，与苏方商谈签约之事。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一起或者各自，与斯大林多次就中苏同盟条约的内容交换意见。一开始，以苏方草案为基础，后来改以周恩来草拟的文本为基础商谈。2月14日，周恩来外长与维辛斯基外长在斯大林、毛泽东见证下，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远东的战略格局。而这一条约的签订，使中苏两国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下来，这对20世纪后半期世界格局的变化，无疑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苏领导人就签约一事的谈判进行得极为艰难，耗费的时间很长，达25天之久。谈判的过程无需详述，下面只谈点印象与感受。在谈判过程中，斯大林最为关注的有两大问题：一是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或特权，二是外蒙古的地位问题。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又集中表现在“两港一线”上。“两港”指两个不冻港：大连港与旅顺港；“一线”指中长铁路。俄国及后来的苏联，正是通过这条铁路和两个不冻港出入太平洋的，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从历史上看，俄国的君主都极为关注国家的出海问题。想当年，彼得一世同瑞典人打了一仗，建造出一个彼得堡，获得从北部通过波罗的海出海的通道。若干年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又打败土耳其，夺得黑海北边的克里米亚，由此打通从南部出入地中海的通道。此外，俄国的君主和后来的苏联领导人，与英国人之所以长期争夺阿富汗，也是为了获取出入暖洋的通道。

对于外蒙古问题，笔者想极为简略地说几句。早在沙皇尼古拉二世主政时期，俄国就觊觎外蒙古这块宝地，甚至对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也垂涎欲滴。90多年前，在苏俄政权支持下，外蒙古实际上就逐渐从民国政府独立出去。在1945年苏、美、英三巨头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斯大林的要求：“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

1945年8月14日，在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前一天，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宣布外蒙古人如投票同意独立，“中国政府当承认”之。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去苏谈判的宋子文因怕担“卖国”罪名，不愿签约，蒋介石遂命外长王世杰签约。从此，中国版图从“秋海棠”变成了“雄鸡”，丧失了156万平方公里土地。

通过艰苦谈判，就大连和旅顺两港、中长铁路的临时安排，中苏双方达成了某种协议，让苏方继续享有其原有利益。在这次访问中，还签订了苏方提供大量经援的协定。一个同盟条约，一大批援助协定，便是毛泽东所要的“既好看，又好吃”的两样东西。

写到这里，笔者还要讲句并非题外的话。斯大林当时清楚地意识到，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毛泽东，日后不会同意上述“两港一线”临时安排的，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固有利益”将会丧失殆尽。除中国东北外，斯大林在远东地区还选定另外的战略支点：朝鲜半岛的仁川、釜山两港。正是为了获取出入太平洋另两个不冻港，进而控制整个朝鲜半岛，斯大林才下出一步险棋，为金日成通过军事行动“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开了绿灯。

1957年11月5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红场拜谒列宁、斯大林陵墓，敬献花圈

大胆试探

笔者查过许多相关材料，客观而论，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的接待是得体的；总的来说，毛泽东对此是满意的，从他发回国内的诸多电报中，找不到不满之语。斯大林派出强大阵容到车站迎接毛泽东，只是在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坚持下，迎宾仪式因为天寒地冻才从简的。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当天，斯大林就率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与之会谈，并举行欢迎国宴。八天过后，斯大林又率全体政治局委员与毛泽东会谈。

据师哲对笔者讲，在两次最高级会谈中，斯大林左右两侧一字排开，坐着十六七位顶级领导人；而毛泽东两侧，只坐着那个“理论家”陈伯达和驻苏大使王稼祥。随访的还有三人，除翻译师哲外，只有负责警卫的汪东兴和秘书叶子龙。师哲说，在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就多个东方共产党的情况发表意见，并没有谈及签订中苏条约问题，使得毛泽东受到强烈刺激，认为斯大林对如此“重大问题”采取回避态度，是对他的怠慢。从这天起，他就像尤金所说的那样，“赌气地在别墅里睡大觉”。不过，话还得说回来，毛泽东这次到莫斯科，意图迟迟不露，让斯大林感觉在“捉迷藏”。

有一个情况让斯大林受到强烈刺激，听费德林说，“手气得发抖”。据苏、俄已解密的档案材料，还在毛泽东出发去莫斯科之前一个月，斯大林就从多种秘密渠道得悉，美国在华谍报人员四处活动，企图阻止毛泽东向斯大林“一边倒”。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苏方谍报人员还从多处发回情报，称毛泽东指示中国外交部派员与英国及一些英联邦成员代表密谈建交事宜。这使斯大林对毛泽东“倒向西方”，又平添了一分疑虑。

更令斯大林恼火的是，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谈话，说什么“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苏中双方各自发表一项官方声明，而且中方声明在先，对艾奇逊的谈话进行驳斥。毛泽东表面上虽然表示同意，但内心另有打算。他当即想起了远在北京的胡乔木，决定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

19日，毛泽东给正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发回只用了三四十分钟写就的“胡乔木谈话稿”，挖苦美国“国务院的老爷们因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痛斥艾奇逊之流一天“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这篇长达1500多字的稿子，次日即由新华社全文播发。这真可谓一个大“笔杆”的文字，由另一个更大的“笔杆”捉刀，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奥妙之一。斯大林对毛泽东“言听而计不从”感到不满，派员质问：为何违反约定不发表官方声明，而让一个新闻机构负责人发表声明敷衍？！其实，这位苏联领导人并不懂得个中奥妙。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毛泽东，感到“官方声明”会让他束手束脚，骂艾奇逊之流骂得不够痛快，只有通过新闻官员的嘴，才能将其讥讽得酣畅淋漓。

对于斯大林的责问，毛泽东不予置理，好让他也尝尝受怠慢的滋味。笔者每每重看上述这段文字，总觉得这是对世界革命领袖的一种大胆试探，看他是否奈何得了。而这种试探带有相当大的冒险性。

事实证明，斯大林虽怒，却反而增添了对毛泽东的几分敬意乃至畏意，感到他所面对的，是一位不易对付、只能与之平起平坐的大国领袖。可能也因为这一缘故，《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大体上按照“周恩来版本”得以签订，中方有关经援（包括贷款）的“超大型单子”基本上得到落实；在稍后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斯大林对毛泽东提出的空军和装备支援要求，达到了“有求必应，事不过夜”的地步。

谈判会场外的重大活动

35年前，笔者听师哲讲过几件往事，印象至今还特别深。

有一天，斯大林建议毛泽东到莫斯科大剧院观看名为《红罂粟》的芭蕾舞剧，说这出戏描写的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为慎重起见，王稼祥大使派夫人朱仲丽和使馆参赞、大“苏联通”戈宝权先去看一看。此剧写的是一个荒诞故事，剧中讲述了一名俄国海员在上海是如何帮助一名妓女走上“革命”道路的。王稼祥得知后便向毛泽东建议婉拒斯大林的邀请，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笔者在莫斯科工作期间，曾到大剧院看过《红罂粟》。此剧的内容确实不好，感到王稼祥当时处理得很对；但又觉得，斯大林上述建议并不一定有什么恶意，因为就艺术思维而言，苏联人与中国人往往并不相同。

毛泽东这次在苏联停留时间相当长，达两个多月，被斯大林安排住在其郊外的别墅。毛泽东因闲暇时间很多，便从苏联电影库中调看了俄、苏政界、军界，以及世界重要人物的传记片，由师哲和在莫斯科学习的孙维世轮流做即时传译。据一名警卫回忆，毛泽东看得很投入，津津有味。有一次用餐时，他指着这名警卫说：你有点像拿破仑！

最让毛泽东兴奋的，是斯大林安排他看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纪录片，而这次爆炸就发生在毛泽东访苏的三个多月前，即1949年8月29日。据随访的叶子龙回忆，毛泽东看完这部纪录片后，颇为高兴地对在场的人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原子弹美国与苏联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1950年2月14日下午，周恩来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前，王稼祥向毛泽东建议，以自己名义在该条约签订后举行一个答谢晚宴，邀请斯大林参加，以祝贺他访问成功和中苏新条约的诞生。王稼祥解释说，斯大林如能参加，将向全世界显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一致，对新中国无疑是个很大的支持。毛泽东称赞这个主意好。不过，王稼祥知道，斯大林很少参加别人在克里姆林宫之外所举行的宴请活动。抱着斯大林有可能参加晚宴的一线希望，王稼祥当面向斯大林发出邀请，并请苏共第二把手莫洛托夫出面做斯大林的工作，还特意挑选离克里姆林宫很近的大都会饭店，作为举行晚宴的场所。

当晚8时许，当斯大林出现在大都会饭店的宴会大厅时，全场为之一震，许多外国使节和记者惊得“目瞪口呆”。不少记者立即离开饭店，到不远处的莫斯科邮政局赶发消息。他们所发的消息内容几乎是一样的：苏联最高领导人“破例”参加毛泽东的晚宴，这一举动“非同小可”，表明斯大林与毛泽东两人亲密无间。

斯大林在苏联主政将近30年，送往迎来，以及外国人的大宴小请，他很少参加，只有个别例外。出席上述晚宴便是一例。还有一次，他到火车站为访苏的日本外相送行，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斯大林采取这种“屈尊”行动，自有其战略上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末，在苏联面临日本和德国东西夹击的情况下，他必须先稳住东线的日本。

斯大林的莅临，令毛泽东喜出望外。斯大林在毛泽东的陪同下，品尝了王稼祥大使特别“监制”的中国特色菜肴。席间，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进行了十分亲切的交谈。

次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晚宴为毛泽东送行，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出席作陪，气氛极为热烈。

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和斯大林出席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签字

在朝鲜战争中的全面战略合作

朝鲜战争的爆发，对四个月前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个相当严峻的考验。这场战争的实质，是中苏两家与美国一家的较量。除战胜不可一世的美国外，毛泽东还得到一个重大收获：斯大林与他的关系由一主一从转化为彼此相对平等的关系。两人的合作，用今人的话来说，达到“全面”“战略”的高度。

笔者查看了大量内部材料和苏、俄已解密的档案，觉得对中、苏、朝在这场战争获胜的原因，应该进行全面、客观、实事求是的描述。打赢这场战争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统帅的决策，这包括中、苏、朝三家。二、足量将、兵，其中包括陆军和空军两大军种，后者中国当时几乎没有。三、大量战斗机、高射炮，中国几乎没有。四、大量装备，主要是枪、炮、汽车、医疗设备和药品，中国很缺。我们所缺的一切，只能由苏联提供。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苏联及时的、巨大的援助，面对凶恶、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美军，很难想象中国能打赢这场战争。

从志愿军赴朝参战，一直到《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中苏两大统帅——毛泽东、斯大林，对于战争形势及其走向的分析，对于重大问题的战略决策，对于朝鲜和谈的时机及方针、对策把握，一直通过多种方式及时进行沟通，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对于前方总指挥提出的战术建议，只要毛泽东不提出异议，斯大林都表示赞同，双方保持着高度默契。彭德怀与朝鲜领导人发生重大分歧时，对于毛泽东有利于彭的裁决，斯大林都表示支持，并说：“真理在彭德怀一边，彭德怀是当代的军事家。”

斯大林给中国军队提供的援助是大量的，有时甚至超过中方要求的数量。下面仅举一组数字加以说明。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先后有12个苏联空军师投入空战，轮番参战的飞行员达7000多人次，击落敌机1097架，苏军高射炮还击落212架敌机。在空战中，苏联损失了335架战机，120名飞行员牺牲。（以上数字引自苏方的材料）

从苏联解密档案中，笔者看到这样两个意料不到的事例。1951年1月17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希望从驻辽东半岛的苏军中抽调500辆汽车，以解前方燃眉之急。斯大林当天即复电称：10日内交付中方500辆新车，年内再追加1000辆。5月22日，斯大林主动致电毛泽东称，将在两个月内向中方无偿提供372架米格-15歼击机，只收取运费。

就朝鲜停战和谈事，毛泽东和斯大林也一直紧密沟通。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央会议，决定“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对此，斯大林明确表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不久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上提出各方“立即停火”的建议。从苏、俄解密档案中，笔者还看到这样一个重要史实：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建议他“亲自领导”朝鲜停战谈判。斯大林虽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但从中苏频繁来往的密电中到可以看出，从谈判方针到步骤、谈法，都是中苏两位统帅共同决定的。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脑溢血病逝于莫斯科，享年74岁，差4个月零22天没能活到《朝鲜停战协定》签字那一天（1953年7月27日）。

有人认为，决定在朝鲜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是斯大林对国际局势产生深远影响的最后一个重大决策；而毛泽东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则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作出的对国家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一个重大决策。中苏这两位最高领导人，均以胜利者的面貌矗立在世人面前。

斯大林为何在晚年要采取如此惊人之举？他是位大战略家，这样做自然首先是为了苏联自身的利益。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上面已涉及一个，用战争手段取得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保证在那里也有两个不冻港出入太平洋。其二，借机把中国拖入朝鲜战争，让其与美国长期陷入对抗状态，延滞两大国发展关系的时间。其三，如前所述，斯大林长期致力于推行“层层包裹俄苏联的安全战略”，而朝鲜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前哨，是上述缓冲地带的重要一环，斯大林自然志在必得。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毅然派遣志愿军赴朝作战。

对斯大林的复杂心情

共和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突然又被卷入一场与美国的残酷战争，困难之大、之多、之重，完全可以想象。上面已提到，斯大林向中国及时地提供大量军援，供志愿军在朝鲜对美军作战用。与此同时，苏方根据斯大林与毛泽东达成的协议，开始执行中国恢复国民经济急需的47个项目，其中包括钢铁、电力、煤炭、有色金属、化工、军工等要害部门。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年，苏方派出的援建专家多达1100人，还给中国相关部门提供大量图纸，以及其他技术资料。可见，为了使中国国民经济得以恢复，斯大林提供了大量、全面的援助。有一个重要情况在中国官方文件、各种出版物中鲜有提及：斯大林为了援助中国，不惜修改了苏共十九大本已通过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其心之诚，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作为世界革命领袖的斯大林，在他生前以及逝世之初，毛泽东始终是敬重的，在公开场合没有批评、指责过斯大林。相反，热烈赞颂的文字屡见于报端，其中虽难免有溢美之词，但诚挚之情跃然纸上，对斯大林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好事，毛泽东一直心里有数。

同时，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心绪是复杂的。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到60年代上半期的内部讲话、谈话看，毛泽东对斯大林为中国革命所做的错事，一直是耿耿于怀的。他下面一段谈话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写的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所以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但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对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这就是毛泽东复杂心绪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另一段话说得就更为透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打起仗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年、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毛泽东在莫斯科一见到斯大林，就说出这样一句带刺儿的话：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当即表示：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条公理。从这句似乎认错的话中，毛泽东依然嗅出这位苏联强人的某种强权味道。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评、指责，大多发生于斯大林逝世后，在内部谈话、讲话中，在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契尔沃年科交谈时说的。而且有意思的是，大都是针对赫鲁晓夫干涉中国党以及其他党的内部事务、损害中国主权、欲控制中国的图谋说的，以此批判他“旧病（斯大林之‘病’）复发”，颇有“指斯骂赫”的味道。

其实，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当着斯大林密使孙平（俄文名叫弗拉基米罗夫）的面，一再流露出对斯大林的不满情绪。1942年至1945年，斯大林派孙平以塔斯社军事记者身份常驻延安。从他写的《延安日记》看，这位克格勃要员在延安的主要任务有三，即分析、研究三大题目：一、未来十年内，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完全“驱蒋”的可能性；二、毛泽东其人其事，特别是他与中共最高层其他人的斗争；三、毛泽东日后与美国拉关系的前景与限度。毛泽东曾与斯大林这名密使多次进行长谈、深谈，不止一次地影射斯大林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却对中国共产党的事务指手画脚，甚至横加指责。这种重要情报自然很快就汇报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猜疑甚至不满，与孙平所发的情报不无关系。

北京的悼念活动

1953年3月5日，获悉斯大林逝世的噩耗，毛泽东许久没有说出话来，“他甚至连饭也不想吃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吸烟”（引自毛泽东卫士的回忆）。此前一天，毛泽东率党政主要领导人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请潘友新大使转达对斯大林病情的关切与慰问，并表达了对他早日恢复健康的盼望。翌日，中国政府随即发布公告，宣布7日至9日，在全国下半旗志哀；在三天的哀悼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

3月6日，毛泽东致电苏联领导人，称斯大林为“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30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随即，毛泽东率党政领导人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吊唁。3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为悼念斯大林而写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下午4时54分，即在莫斯科举行斯大林葬礼的同时，北京各界6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开始举行盛大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率全体党政领导人参加。下午5时整，全场默哀五分钟，鸣礼炮28响，全国各地群众都肃立志哀。

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第一把手都参加了斯大林的葬礼，唯独毛泽东没有去，他派周恩来前往。究其原因，笔者看过许多内部材料，都找不到答案。有一次，笔者看毛泽东一名卫士的回忆文章时，读到这么一句：1953年2月，主席外出调查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他乘专列沿京汉线南下，至月底才回北京。笔者想，毛泽东外出调查刚回京，也许过于劳累，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至于毛泽东为何没派党内第二把手刘少奇去参加葬礼，从《刘少奇年谱》中可以找到答案：他当时因阑尾炎开刀正在住院治疗。

对于斯大林，毛泽东始终坚持“三七开”的态度。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