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远比你想象的残酷,那些吃人心肝的反动派!
版画《不让敌人抢走粮食》,1943,彦涵
“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iki Rin刺杀,刺客就擒。”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的一天早晨,日本东京的一间学生公寓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刚起床看报,这是大家一日之始的集体生活,比吃饭都重要。刚收到的一份国内新闻电报,成为了同学们的中心话题。
即便是再贪睡的,此时也容光焕发起来,南腔北调地热烈议论起来,这刺客是谁,JoShikiRin三个汉字的正确写法是什么,是秋后处斩,还是会立即行刑,处以何等极刑,事后会被株连到几族……
只有一位来自绍兴,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同学,心脏收紧,顿时无语。他很清楚,这位刺杀恩铭的刺客,就是去年初冬(一1906年1月),曾在横滨见过的那位绍兴同乡徐锡麟。
徐锡麟三烈士都牺牲在安庆起义中,徐锡麟之子徐学舜后来成了蒋孝文的老丈人
这位同学对徐锡麟的印象颇为不佳,那次徐锡麟携夫人王振汉来日到横滨,自己去接,发现此公竟然箱子里还带了绣花弓鞋,又在头上戴个小顶子,留条细辫子,有点遗老遗少和纨绔子弟的样子。可万没想到的却是他,领导安徽巡警学堂起义,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
没多久,秋瑾遇害的消息传来,徐锡麟则被恩铭的家属和亲兵,把心肝挖出来,炒菜下酒,吃得干净!
这位同学就是鲁迅,不过当时26岁的他,还不叫“鲁迅”,而叫“周树人”。在不久召开的绍兴同乡会追悼会上,周树人主张给清政府打电报,痛骂他们一顿!
突然有人站出来反对,冷冰冰地说: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竟然是徐锡麟的学生范爱农,在横滨接徐锡麟的时候也在场,这可是你的老师,你最熟悉的人,你竟然如此超然冷漠,文人交情一张纸,你是不是人,是不是文人?
在日本读书时期的鲁迅(周树人)
后来当周树人变成了鲁迅,鲁迅才真正理解了范爱农,反动派屠杀革命者是疯狂维护旧秩序的阶级本能,革命者要除旧布新,反动派自然要拨“乱”反“正”。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敢于面对任何凶恶的敌人,和它进行坚决、顽强、彻底的斗争。单纯打嘴炮是毫无作用的,关键是唤醒群众的自觉,去争得解放,这便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使命担当。
正是有了这种使命担当,徐锡麟面对清廷安徽司道诸衙门(按察使毓朗和安庆知县劳之琦主张先挖心后斩首),要对他剖腹挖心、生祭恩铭的“判决”,毫无畏惧,哈哈大笑:
“我为重建中国,早置生死于度外,区区心肝,何屑顾得?要杀,要剁,请便!”
拿人心肝做下酒菜,这项“国粹”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从清廷那里继承下来,更发扬光大。
1952年10月,窃据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派出军队,突袭我福建沿海莆田的南日岛,侥幸打了胜仗,自吹抓了八百多解放军俘虏回去。
南日岛烈士纪念碑
干部被甄别出来,在新店军人监狱统统遭到杀害。这所监狱的反动派,有人还把我们牺牲烈士的肝挖出来,拿到外面的面馆,让厨房给他煮了,当下酒菜。做菜的时候,店主很奇怪,这也不是猪的,也不是狗的,是什么“动物”的肝啊?后来才知道是人的,把锅都扔了!
台共党员陈明忠同志,当时也被关押在这座监狱中,在记下这件事的同时,还记下了一位叫陈品官的福州籍解放军战士,谈对国共两党两军的看法。
“我是佃农,家里很穷,跟地主借贷,还不起,妈妈自杀了,妹妹卖掉了。后来共产党来了,分了土地,我当然支持共产党。如果国民党又来了,我们就完了!所以一要打仗,我就参加了部队。”
共产党、人民军队解放人民,要让人民有出头之日;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奴役人民,要让人民永无出头之日,所以共产党带给人民的是希望,国民党带给人民的是绝望,为了希望,就必须支持共产党,就必须与国民党,与国民党身后的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斗争到底。
为此,无数共产党员、革命群众,付出了惨烈代价。
湖北红安“秦绍勤烈士就义处”
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长胜街北端出口处,有一块“秦绍勤烈士就义处” 纪念碑。原碑为1974年由红安县革命委员会修建,现碑为1992年由县文物事业管理局重修。碑文记载:
“秦绍勤生于1903年,是黄安县七里坪福德院墙村人,1925年,在姨父邹香山教育下,接受革命思想,是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七里坪工会和七里坪区委领导的职务。1927年底不幸被捕,在敌人的审讯室内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敌为得到共产党员名单,对他施以酷刑,在鞭抽、铁烙、脚被钉在门板上重刑之下,秦仍回答:‘打死我,老子也不投降。’腊月初三,他被绑在电线杆上开膛剖肚,挖出内脏,并作成下酒菜吃,将其头悬在七里坪西门城楼上示众。解放后,党和人民怀念他,作诗称颂道:‘英雄秦绍勤,开膛剖肚在北门,宁愿自己死,不连累别人。’”
出身贫寒的秦绍勤烈士,读了三年私塾就辍学,帮助父亲租种佃田养家度日,15岁到药店当学徒,饱尝土豪劣绅的欺辱虐待,参加革命后,对敌坚决。大革命失败后,秦绍勤积极参加“黄麻起义”,面对卷土重来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军队,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
大别山农民起义,1957,严敦勋、翁元章
国民党十二军教导师师长文清林气急败坏,将烧红的烙铁狠狠烙在秦绍勤的身上,直到他一次次昏死过去。这还只是开胃菜,为摧毁秦绍勤的革命意志,敌人将他的老母亲和新婚不久的妻子抓来陪审,你再不招,就弄死你娘、你老婆!
这可不是吓唬人,敌人杀害了秦绍勤同志的母亲和妻子后,将秦绍勤拖到七里坪北门外的河沙滩上,用两寸多长的铁钉,成“十”字形,将他的手脚钉在门板上,然后用机枪扫射,并惨无人道地开膛剖肚挖心,还不忘趁热做爆炒的下酒菜。
这就是反动派,虽然清廷和国民党曾是对手,但国民党蜕变为反动派后,在反对人民解放,他们的阶级属性空前一样,所以挖心肝炒菜下酒的做法,传承得得心应手。
无独有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巴中柳林乡(今巴中市恩阳区柳林镇)罐子沟村苏维埃主席王星信烈士,也曾遭受如此“待遇”。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里的无名烈士墓碑群
红军离开川陕苏区后,反动派回来后,对翻身的农民进行野蛮报复。王星信被敌人抓捕后,关在关帝庙的乡公所里,保长王月秋要他交出各级干部名册,以便照单捕杀,遭到拒绝后,王月秋恼羞成怒,命保丁用刀割开王星信的胸膛,挖出心肝,用油煎炒吃了,并把王星信的下身割下来喂了狗,小肠也被掏出来,抛在地上……
同在巴中,恶霸地主罗俊体虐杀新庙乡苏维埃主席杨三元后,还不忘挖出心肝,割去舌头,炒来吃掉。
在广东五华,赤卫队中队长万大来同志,受伤后隐蔽在群众家,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敌人施以种种毒刑,用锥子刺进他的胸膛,用烧红的火钳灼他的胳臂和脚,割下他的肉挂在墙上,抽他的脚筋……
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的万大来同志,至死都没有泄露党的秘密。最终,敌人用斧头砍下英雄的头颅,高挂示众,又把他的心肝五脏取出,煎炒后送给万大来同志的亲友,强迫他们吃。
山东淄博南沙井村的村史中,也记载了一位本村籍的革命烈士苏词铭同志,被反动派虐杀的经过。抗战初期,爱国青年苏词铭,为抗日救国,加入了我党领导的游击队,由于杀敌英勇,很快就入了党,并作为培养苗子,被送到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在抗校,小苏认真学习,时刻准备毕业后,回到博山,成为优秀的基层干部,带领乡亲们,跟日本鬼子和汉奸斗争到底,光复家国。可刚毕业,拿着组织介绍信,走到路上,就被吴化文的国民党苏鲁战区新编第四师抓住。
淄博高青县田镇中心小学学生在革命烈士陵园擦拭烈士墓碑
顽固派逼迫小苏投降,遭到痛骂,敌人一怒之下,把小苏大卸八块,煮着吃了!
安徽霍山也有个食人心肝的反动派,叫何静峰,这家伙是本地新一代的“体面人”,崛起时间相对较晚,抗战胜利前后,才子承父业,慢慢做大,传统势力范围在漫良乡,盘根错节几代人,都是大地主,家里有土围子,养着近百人枪。何静峰长期担任漫良乡乡长兼保警队长,霍山解放前夕,凭借其拥有的小保队武装,强行攫取行将就木的伪组织中的军政大权,当上了伪霍山县政府自卫团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实际上成为挟天子(国民党县长郑荥波)以令诸侯(各乡土豪劣绅)的僭主。这个团有七百多小保队,仅何静峰手下就有三百多匪徒,
有轻机枪4挺,60炮1门,步枪220支,短枪7支,子弹2500发,炮弹60枚。
有了这样资本,为了守住几代人的产业,何静峰对于解放军、南下干部和翻身农民,当然要痛下狠手,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江山。这家伙多次袭击我军的运粮队、工作队和农会,一次就活埋过7个人,最喜欢活活地把人的心肝掏出来,生食就酒,还大言不惭地品评一番,竟然说:
“北边老侉(解放军、南下干部)的心肝,没有南边蛮子(本地翻身农民)的心肝味道好!”
阜平平阳镇白家峪小学师生清明节到平阳千人墓扫墓
不但国民党反动派好这口儿,日本侵略者也是食人恶魔。
1942年6月8日,被日军抓捕的我澄西县(今属江苏江阴)抗日民主政府第三区区长张泉涌同志,由于两个月问不出口供,敌人将其活活剖腹,挖出心肝,下油锅煎炒,当作下酒佳肴,吞入腹中,其妻受不了丧夫之痛,当即发疯。
同样是鬼子,1943年9月,日军“荒井部队(110师团163联队第2大队)”在秋季大“扫荡”中,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平阳(今属河北阜平)惨案”。除大规模屠杀无辜平民之外,他们还残忍虐杀中国孩子。
在山咀头,小羊倌韩小更遇到了日军,日军把他的心肝挖出来,带回据点烹食。在上平阳村,日军捉住三十多名妇女,从中拉出一位叫王金亭的孕妇,把她按倒在一口红漆柳木棺材里,先从胸口一层层剥开,然后剖开肚子,把胎儿挑出来,最后挖出心脏用油煎炒,还逼着其他妇女挨个吃。
版画《日寇暴行》,1938,张漾兮
1944年5月,河南孟津沦陷,驻长华镇的日军中队长公原,是个性情残暴的法西斯,常以集体杀害中国人为乐。每次杀人,先逐个观察被害者面色,审视哪个胆大、哪个胆小。待枪杀后,再挖出心肝,观察胆囊大小,验其勇怯,取胆大者的心肝烹食,以壮其杀人胆量。还丧尽人性地炫耀说:
“相比中国人的心肝,他更爱吃中国活人的脑浆,至少吃了有1300多个!”
清廷、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偏爱吃人心肝呢?
老鬼子公原,其实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靠谱的答案。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也有相似的说法,映射的就是徐锡麟之死。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
《狂人日记》插图,1980,张怀江
反动派强大时,他们瞧不起人民群众,认为革命力量弱小,岂能撼动他们的铁桶江山?当人民群众觉悟了,被组织起来,几个回合打来打去,他们乞灵的神秘武器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了,反而人民在斗争中强大起来了,甚至我们一声唤也能把它吓一大跳,反动派的铁桶江山摇摇欲坠了,他们就幻想通过自己的暴行来恐吓人民,以此给自己壮胆。
问题是他们乞灵的神秘武器,都不管用了,他们的暴行就能吓住人民吗?吓住革命,吓住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奋斗吗?
王星信烈士,被反动派生取心肝前,曾义正言辞告诉伪保长王月秋:
“你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日子不会长了,今天你们杀了我王星信的头,还有千千万万的革命者的头是杀不完的,你们这伙坏东西的狗头,总有一天会落地的!”
除旧布新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但旧势力必然不甘于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要抓住一切机会反扑,来吓退新势力,所以敌进我退也是可能出现的,可这并不意味着旧势力最终不会被历史所淘汰。
版画《不屈的人们》,1942,彦涵
因此作为新势力的一员,革命者和人民,不应被旧势力的恐吓所吓倒,乃至吓倒魂飞魄散,自此扔掉武器,举手投降。
有矛盾就要斗争,有斗争才有胜利,有胜利才能发展,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奋起斗争才能生存,只有斗争到底才有出路。
斗争残酷,敌人残暴,反动派要吃我们的心肝,我们就不斗争了吗?
相反,我们更要斗争,只有与内外反动派斗争到底,赢得最后的胜利,那些幻想重新来吃我们心肝的敌人,才能没有这种权力,而我们的子子孙孙,才能拥有不被反动派的子子孙孙,肆意而随便地吃掉心肝的义务!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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