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爆发了一场举世震惊的朝鲜战争。当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开赴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并肩战斗，浴血奋战2年零9个月，终于在1953年7月取得胜利，迎来了和平。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

但是，中国在朝鲜的外交机构——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在那一段战争年月里是怎样建立和坚持工作的，却鲜为人知。简言之，中国大使馆是在战争爆发后建馆，建馆后不久即由于战场形势逆转而向后方撤退，并且兵分两路，分两处办公达3年之久。直到停战后方合二为一，恢复为一个整体。这可能是我驻外使馆中独一无二的例子，在世界外交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

建交前，中国在朝鲜已有机构

1949年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第6天，新中国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当时，朝鲜从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已逾4年，但成立共和国也不过1年之久。两国建交前，中国在朝鲜早就有一个代表机构，那就是1949年3月在平壤组建的中国东北行政委员会驻朝鲜商业代表团。而商业代表团的前身则是1946年7月东北局派出的驻朝鲜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

其时我东北解放战争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作为支援南满作战的后方机构，在朝鲜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援下，担负着伤病员的撤退安置、战略物资的筹集转运、借道朝鲜沟通南北满及其他解放区的物资交流，以及输送人员过境等任务。除平壤总部外，还在镇南浦、新义州、满浦和罗津设有4个分办事处，对外称“利民公司分公司”。

随着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东北解放区的巩固与扩大，1949年3月在原“平壤利民公司”的基础上组建成具有官方性质的东北行政委员会驻朝鲜商业代表团。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成立之前，这个代表团实际上担负着两国之间的联络任务。中朝建交后，代表团就在等待着，准备中国大使馆一旦成立，即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

使馆未建，战火开始

作为商业代表团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同大家一样企盼着大使馆的建立。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了。在这之前我们听到一些南、北朝鲜分界的38度线上局势紧张的传闻，但谁也没有想到战争会这么快就真枪实弹地打起来。

△ 战火在38°线上燃起

6月25日那天早晨，朝鲜内务省发表新闻，说南朝鲜伪政府的国防军于当日拂晓突然在38°线全线地区向北进犯，已命警备队击退入侵敌人，警告南朝鲜当局立即停止战争行为，否则要对一切严重后果负责等等。与此同时，朝鲜中央召开各种紧急会议，决定实行战时体制，推选金日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第二天，金日成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体朝鲜人民一致奋起投入救国斗争，打倒李承晚政权；要求人民军官兵保卫北半部成果，解放南半部，统一祖国。美国利用苏联代表缺席的空子，在连续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迅速通过美国提案，用联合国名义对朝鲜实行军事干涉。美国在命令军队向朝鲜出动的同时，还将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止我解放台湾。

战争爆发初期，形势发展很快，战线迅速向南推进，朝鲜人民军部队第三天就开进了汉城。我们所在的平壤市，人们觉得远离前线，除了听听战报外，没有多少战争气氛，市民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但是随着美国军事干涉的实施，特别是美国空军对北方采取行动后，平壤上空的宁静一下子就被打破了。

△ 对平壤进行轰炸的美军飞机

商业代表团驻地坐落在平壤市中心大同江畔，隔江东望，对岸不远处是一个军用机场。敌机第一次空袭平壤那天，这个机场就成了首要目标。记得是战争开始三四天后，空袭就开始了。

那天上午，我们突然听到空袭警报，同时也听到敌机已经飞临上空。我们都是第一次听到喷气式飞机的声音，头一次经历敌机空袭的场面，似乎不知道害怕，还自作聪明地以为敌机只会袭击军事目标。大家都聚集在楼上窗口前观看江东机场被敌机袭击的情景。

对于敌机突如其来的袭击，机场上好像没有什么准备。只见成排的螺旋桨式战斗机停在机场，没有什么动静。敌机是喷气式，速度很快，它们已经轮番俯冲，开始投弹扫射了，才见一些驾驶员跑出来奔向战机。有几架飞机冒着敌机炮火勇敢地起飞迎击，无奈时间已晚，又寡不敌众，而且机型落后，起不了什么作用。

我们看见有的战机刚刚起飞即被打中，一头撞在山坡上爆炸。机场上来不及起飞的大部分战机全被击中起火爆炸，机场成了一片火海。敌机飞走又回来，在上空不断盘旋，似乎在寻找下一个目标。直到我们楼上一扇窗的玻璃被弹片击穿，大家才如梦方醒，感到我们这座非军事建筑物也非安全之地。

△ 大批朝鲜难民从平壤逃离出来

这时的形势是，地面上朝鲜人民军向南节节推进，但制空权、制海权却不在自己手里。当时朝鲜空军力量弱小，几乎没有抵抗能力，地面高射防空武力也很有限，所以敌机活动一开始便显得非常猖狂。天上飞来飞去，每天肆虐不已的全是美国飞机。不管是城市乡村、道路桥梁，也不论是路上车辆、街上行人，都是他们的袭击目标。

当时平壤是一个约40万人口的城市，天天处在敌机威胁之下，没有防空设施，工作生活都成了问题。开始时还能听到空袭警报，由于敌机活动频繁，出没无常，常常是敌机已到头顶，警报才响起来，所以后来也就干脆不响了。防空袭全凭自我感觉。

商业代表团是一个不小的摊子，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正常办公了，只好实行疏散。除留下少数人坚守工作和看守机关外，大部分人到平壤以北的一个小镇顺安暂避。那里有一座不大的教堂，加上几间民房，便成了我们的临时驻地。大家很快适应了这种战争环境，一些人的恐惧感也慢慢消失。只要炸弹不扔到头上，没有人太在乎了。过了些天，我们部分人又陆续返回平壤，准备迎接大使馆的建立。

首批外交官到达，驻朝使馆成立

1950年7月10日，国内正式派出的首批外交官抵达平壤。他们是临时代办、政务参赞柴军武及其他参赞、一等秘书、武官和副武官等。他们的到来，标志着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正式建立。原来的商业代表团宣布撤销，大部分人调回国内，一部分人留下来转为大使馆工作人员，我是其中之一。

△ 柴军武（后改名为柴成文）

使馆成立之初，柴军武代办等新来的同志住在国际饭店，并在那里办公。我们留下来的人仍住在原商业代表团的楼内。这里原是一家华侨饭馆，两幢二层楼房已经破旧。朝鲜政府将与商业代表团相邻不远的法务省办公楼拨给中国大使馆做馆舍。这是一幢用花岗石块砌成的三层楼房，非常坚固。因为原来属于一白姓寡妇所有，附近群众称之为“白寡妇楼”。经过简单修缮，使馆人员搬了进去，并在院子里挖了一个防空洞。这就是大使馆的正式馆址了。

防空洞当时是必备的建筑物，我们的防空洞几乎占满了原本就不太大的院子，东西各有一个出入口，洞体用水泥浇灌，顶部水泥层1米多厚，水泥之上再加4米多厚的沙土袋。一有空袭，大家就跑进去躲避，感到很安全。其实，这样的厚度是经不起重磅炸弹的，后来在使馆人员撤离期间，不知什么时候它的顶部挨了炸弹，整个洞子全被炸毁了。当时里面如果有人，那是一个也不能存活的。

△ 1950年8月，中国首任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左四）赴朝任职，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左三）、朝鲜首任驻华大使李周渊（左五）等前往北京火车站送行。

8月12日，柴军武代办来后的一个月，中国首任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到任。朝方对倪志亮大使到任十分重视，除报上刊登抵达时的照片外，还在消息中强调中国大使是位将军。

此时的战场情况是，朝鲜人民军把美军和李承晚军压缩到朝鲜半岛东南角洛东江以东的狭小地区，南朝鲜大部分地区已经在人民军的控制之下。在8月15日朝鲜解放五周年大会上，金日成号召要使8月成为完全解放朝鲜国土的月份。实际上这时战局已呈现胶着状态，人民军的攻势不再像初期那样凌厉。美军、李承晚军却从分散变集中，形成一块啃不动的骨头了。

战线虽远在南方，后方却一天也不得平静。敌机成天在头上转来转去，夜间也不断骚扰。倪志亮大使到任后，增加了外交官，使馆力量得到加强，但在战争环境下，开展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大使、参赞的活动也只能利用空袭间歇或在晚间敌机活动减少时进行。

敌机活动日益加剧，防空成了每天必不可少的任务，记得我们撤退前对平壤轰炸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8月下旬的一天。那天一大早，敌重型轰炸机群即列队飞来，与往常不同的是，它们没有搜寻目标，没有四处盘旋，而是环绕着城市的四周边缘飞行，一架挨一架，一条线、一条线地由南向北推进，成片地投弹轰炸，即所谓“地毯式”的轰炸。除破坏建筑物的重磅炸弹外，还大量使用了杀伤弹。

当时我属于武官处，每天要在使馆楼顶平台上观察敌机空袭情况。我用望远镜观察，清楚地看见敌机投下的炸弹，一串一串地呼啸着坠下地面。接着就爆起一片硝烟和震耳欲聋的炸裂声。使馆南面的大半个城市顷刻间笼罩在烟雾弥漫的火海中，整个平壤都被震动了。大批平民百姓被迫自南向北逃亡，他们扶老携幼，满脸惊恐，涌满了所有的大街小巷。

敌机的轰炸线一步一步向北逼近，眼看着下一步就到使馆地区了，倪大使派人把我叫了下去，说今天情况有些异样，不要观察了。可是我进入防空洞后，轰炸也停了。事后我们驱车出去察看情况，只见到处是残垣断壁，瓦砾成堆，死伤的群众和嚎啕大哭的妇女，生灵涂炭，惨不忍睹。

进入9月，使馆要为国庆招待会做准备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也是驻朝使馆第一次在馆内举办国庆招待会。尽管条件、环境都很困难，由于馆内上下齐动员，大家通力合作，国庆招待会如期举行。客人来了不少，效果不错。大家感到满意，但同时也对战局的发展感到忧心忡忡……

战局急转直下，使馆撤退北上

国庆一过，前方形势更加严峻。从8月底以后，再也听不到前方有重大进展的消息。战局僵持在洛东江前线，形成难以打破的对峙局面。这种情况越来越引起众人的担心，连我们这些不懂得军事的人也在议论敌人会不会在北朝鲜后方的某个地点登陆。

大家心里都清楚，朝鲜是一个狭长半岛，人民军主力集中在东南角一隅，后方变得空虚，没有制空权、制海权，敌人要在后方登陆反攻并不困难。果然不出所料，9月15日美军从仁川登陆了。尽管人民军部队坚决抗击，不到半个月汉城还是失守，战场形势由先前的“我进敌退”变成“敌进我退”。汉城失守后，敌人向北步步推进，人民军边退边战，也只能在时间上迟滞敌人北进的速度，根本无力扭转形势。9月底，敌人终于越过38°线，大家明显感到平壤很快不保了。

△ 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国庆庆祝会上发表演讲。

这时我们听到了祖国的声音，周恩来总理在9月30日发表重要讲话，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对美帝国主义肆意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大家从中受到鼓舞，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前线离我们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了。使馆领导开始布置大家收拾东西，做撤退的准备。

撤退的日子是10月10日晚上，头一天才得到朝方通知。使馆人员分为三路：倪大使、柴参赞带领电台和部分人员撤往朝方指定的熙川，以便双方中央保持联络。另一位参赞带领部分人员撤往新义州，尔后转往满浦，随同朝鲜外务省同其他国家的使馆在一起活动。其他同志返回北京，另行分配工作。从此以后驻朝使馆就分为前后两个梯队，历时三年，直到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合为一处。

撤退的日子到了，行前开了全馆大会，进行动员和部置、安排车辆，并规定了行车时前后保持联络的信号。国内由东北派出的10辆卡车，原定在10月10日一早到达使馆，车队由原商业代表团新义州办事处的一位同志带领，因为路遇空袭，车队走散，直到上午10点多钟才来了4辆车，其他几辆不知去向。

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能把卡车带到着实不容易，更何况那些司机都是头一次入朝，又是夜间摸黑行车，互相之间无法联系。好在其他车子大部分当天赶到，有的第二天赶到，基本上没有耽误撤退。

大家忙着把车装好，等天黑下来后出发。我属于第一路，随着大使、参赞走。出发时我们几辆车子一起行动，互相叮嘱紧跟上，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实际上我们的估计完全错了。等我们的车队一汇入出城的车流，立即被打乱了，事先规定的联络信号一点也没用上。牡丹峰公园在平壤北部，它旁边是唯一北去的道路，只见前后左右塞满了各式各样的汽车、牛马车和人力车等，人声嘈杂，喇叭乱鸣，四周一片黑暗，谁也不敢开灯。我们找使馆的车子，一辆也看不见了，只能随着车流和人流一步一步挪动。出了平壤后，情况稍好些，但我们掉队了。

天亮后我们到了顺川附近，不能再往前走了，只好开进路旁一个小村庄，把汽车伪装起来，等天黑后再走。估计前面的车子不会走得太远，我和另一同志徒步向前寻找，找了一个上午未见踪影。在一片树林旁，看到入口处有汽车轮子印，我们顺着轮印找进去，结果是一个朝鲜人民军的汽车隐蔽点。哨兵怀疑我们别有所图，差点发生误会。为尽快同大队会合，傍晚时我们提前出发，幸好当晚赶上了他们，一起到达预定地点熙川南面的一个村庄。

一路上车辆很多，道路不好，行车十分困难。过清川江时，车多路窄，大家都急着过河，黑暗中视线不清，秩序很乱。大家正焦急时，河对面有一辆车突然打开了车灯，灯光在黑暗中显得特别明亮耀眼。倪大使站在江边大声斥责，身旁一朝鲜军官见状也很生气，拔出手枪对空连开数枪示警，灯光马上熄灭了。大家为军官的行动叫好，因为谁都知道，这时候如果把敌机引来，那后果可就严重了。

到达熙川的当天，快到中午时分，我们就遭到了敌机袭击。敌机似乎发现了什么，在我们刚住下的几间民房及其附近来回盘旋，又投弹又扫射，半天不走。那里是农村旷野，没有防空设施，大家只能就地隐蔽。我仰面朝天，躺在收割过的庄稼地垅沟里，敌机活动看得一清二楚。我们的汽车隐蔽得比较好，敌机没有发现，我们的人也未受损失。

敌机走后，大家出来吃饭，厨师炖好的鸡块还在锅里，大家一面吃着，一面还拿刚才的各种狼狈相彼此开着玩笑。饭后大家四周察看情况，转过山脚看到一辆被打中的汽车已经烧成红色，一架牛车歪在路旁，老牛身中数弹倒毙在路中央。这种情况大家已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

倪大使来到这里后哮喘病复发，躺在炕上呻吟，找来当地医生治疗不见效果，几天后，他由此北上经满浦过鸭绿江回国治病去了。他的警卫员在一次空袭中大腿被炸，伤势较重，跟大使一起回去。他是我们使馆人员中第一个受伤者，后来我们另一个同志也被炸伤，使馆在整个战争期间仅有两名受伤者，这算是很大的幸运了。

倪大使走后，我们随着柴代办活动，这里三天，那里两天，没有固定驻地。到达一个地方，赶紧找房子，架电台、开灶头，保证柴代办执行任务。没有电源，电台联络要用手摇发电机，大家就轮流上阵，直摇得腰酸臂痛，再换一个。一有行动，总是夜行晓宿，没有条件洗澡，无法换洗衣服，大家身上，甚至头上都长虱子。

环境虽苦，但生活紧张有序，大家情绪饱满，干劲很足。住处不宽敞，大家挤在一条土炕上，有个地方能躺下身子马上就能进入梦乡。厨师做饭，就地向老乡买鸡，老乡让我们自己去捉，弄得鸡群满院飞逃，捉住一只鸡要费很大劲。

环境动荡不定，人员来自各方，难免产生一些思想问题，柴代办就用特有的军人方式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他方式灵活，说话诙谐，年轻人听了觉得容易接受，有点思想问题在笑谈中就解决了。

△ 进攻平壤的美军部队

我们撤出平壤后，记得是10月19日敌人侵占平壤的前两三天，那时候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还未撤出平壤。使馆一名领导干部奉命返回平壤给金日成送信，让我随行。我们乘一辆吉普车连夜向平壤方向进发。因为听说东线敌人北上较快，我们一路上小心翼翼，既怕走错路误入敌区，又怕路上同撤离平壤的金日成车队错过，完不成送信任务。

那一夜走得可真是又紧张又不安。这一带贴近敌人，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车辆来往，我们就从路中央行驶，以便挡住对面来车，免得错过。大约走了一半多路程，发现前面有车过来。打头的是一辆吉普车，一军官下车后很生气，质问我们为什么挡路。我们说明身份，告其有要事进平壤，问其是否是金日成首相车队。他犹疑片刻，不置可否，让我们等候。回头他带一高级军官过来，问明情况后告诉我们这就是首相车队。

我们随着他走到一辆轿车旁，金日成首相摇下车窗把信接过去，打开车内小灯看了起来。我看到他旁边坐的是一位苏联人，心想这必定是苏联大使兼总顾问了。金首相边看信边对身旁的这位说了些什么。金首相看完信后又用中文对我们说：“很好，你们辛苦了，谢谢！”我们当时不知道信的内容，事后猜想那可能是封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信。

△ 1950年10月22日，彭老总在这里开设了第一处志愿军司令部。

我们完成这次任务没有几天，即10月20日，柴军武代办要去德川面见金日成，谈彭德怀志愿军司令员过江后同金日成的会面问题。我们另开一辆车也去德川。德川是金日成临时指挥部所在地。指挥部设于停在隧道内的一列火车上，经过一个上午的打听了解才找到这个地方。柴代办进去同金日成谈话，我们在外边等候，并把车子加满油。

天傍晚时，柴代办与金日成一起赶往朝鲜西北部的一个已经停产的老金矿——大榆洞，去会见即将过江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我们这辆卡车，赶回驻地办些别的事也去大榆洞，可是半路上车子出了问题。

那是在云山（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仗就是在这一带打的）附近的一处山间公路上，照我们的行进方向，右边是山崖，左边是深沟，路不很宽，我们在行车时，车的右后轮子陷入路旁的排水沟，车子一歪，后车箱板同外凸的岩石卡在一起，死死地挤住了。前进不能，后退不得，过往车辆有的帮不上忙，有的忙着赶路不肯帮忙。

当时战场变化急剧，敌人离我们已不太远，但不知已到何处。午夜过后车子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我们这辆车孤零零地呆在大山之中，四周异常寂静。不知是紧张带来的幻觉，还是真有其事，似乎听到了不远处的隆隆炮声。我们同车只有五六个人，大家明白，只能靠自己奋力抢救，没有别的办法。否则只有弃车徒步撤走，落在敌人后边，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我们开始拼搏，有的在左侧车轮下面拼命挖土，以便使车体向左倾斜，减轻右车帮挤卡的压力；有的下到一二十米深的山涧里往上搬石头，垫在右边的车轮下。经过好几个小时的努力，当我们终于把车子弄出来时，已经是下半夜了。大家顾不得劳累，赶快登车赶路。幸好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一路上比较顺利，第二天上午我们到达目的地大榆洞。

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但是不管外出还是在家，仍要天天防空。我们乘吉普车一次出去办事，路上遇到敌机紧追不舍。经验丰富的司机同它斗智，他按正常速度向前行驶，我们乘车人则死死盯住天上的飞机，当敌机在头上俯冲下来时，突然来一个急刹车，敌机被甩到汽车前头，射下来的子弹也落在了汽车前头。我们安然无恙，赶紧找个隐蔽物把车子藏起来。敌机找不到目标，只好悻悻而去。

△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1950年10月19日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的。我们在大榆洞的时候，志愿军大部队正在往前线开拔。我们往北赶路，常常迎面遇到志愿军部队。有徒步行军的部队，有一辆辆跟进的汽车部队，还有几头骡马拉一门大炮的炮兵部队。

一次遇上路窄，行车困难，一名志愿军干部下车疏导，以为我们也是后撤的朝鲜人。他一面用手指挥，一面用他认为朝鲜人会听得懂的话比划着：“你的这边少少的，我的那边少少的。”意思是两车各自往边上靠一靠即可错开。我们的司机感到好笑，告诉他用不着“少少的”，这时他才发现我们是中国人。他很惊讶，也很高兴，大家都愉快地笑起来。

战局扭转，使馆南迁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其势如破竹，美、李军全线崩溃，战局很快扭转。1950年底前，包括首都平壤在内，基本上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全部被占领土。

1951年年中，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志愿军在反攻中曾经打到三七线，并且二度解放了汉城。战线向前推进，后方相对稳定，大使馆也要往南迁移了。1950年10月底，我随部分同志经水丰、清城于长甸河口过江，回到北京。新年前后，驻朝使馆开始往平壤迁移，迁到平壤西北郊的农村。

使馆迁回平壤后仍分为两个梯队。前梯队位于平壤以北15公里处一个叫根地里的地方，在一面山坡前后的几幢民房中安顿下来。不久倪大使病愈返馆后也住在这里。附近就是金日成的作战指挥部。这里真是个好地方，房前屋后是大片树林，上部是松树，下部是果木；房前一股山泉，一年四季涓涓流淌，吃用有余。

后梯队一直随外交团活动，从满浦迁回平壤后，先在西里、西浦，后在马岚对外办公。这些地方都在平壤西北郊外，四周农田里到处都有大小不一的圆形水塘，塘内碧波粼粼，清澈见底，青蛙小鱼自由游动，真是一派美丽风光。原来这都是美国飞机的杰作——炸弹坑，岁月荏苒，变成了田园的点缀。闲暇时散步其间，颇感惬意。生活在如此景色优美、空气清新的山村野外，没有敌机骚扰时，如同世外桃源一般。当然，防空洞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都是依山深凿而成，坚固异常；并备有多个出入口，安全是有保障的。

△ 作者在开城停战协定签字大厅前留影。图源：“老外交官之家”微信公众号

1951年7月，交战双方在开城举行停战谈判，柴军武参赞改名柴成文，被指派为志愿军联络官，到开城参加谈判工作去了。半年多以后的1952年3月，倪志亮大使奉调回国。时任外交部亚洲司专员的甘野陶被任命为驻朝使馆政务参赞，到任后任临时代办并主持馆务。大使暂时空缺近3年，直到1955年1月潘自力大使到任。

1953年6月，我从外交部亚洲司再次调往驻朝使馆。这时尚未实现停战，我同开城代表团的一些同志一起，先乘火车到安东（今丹东），再换乘汽车赴平壤。敌机依然频频出动，我们经过一夜颠簸，次日晨抵达使馆。从此我又过上了战时生活。

一个多月后的1953年7月，板门店谈判取得进展，朝鲜停战协定经过两年曲折的谈判过程，终于要签字了。签字的前一天，1953年7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由朝鲜人民军副司令官崔庸健陪同，自平壤前往开城，我随甘野陶代办同往。因为形势缓和了，这次我们是白天行车，路上车辆仍然很少，似乎只有我们一行人的几辆吉普车在疾驶。路人投来惊讶的目光，不知这些人为何竟如此大胆，大白天敢在公路上开车。

时近中午，大约走了过半路程，走到沙里院以南一处山崖前，发现天上有敌机活动，为防万一，我们停车到崖下暂避。崔庸健等几位朝鲜同志先走了过去，被一名志愿军战士阻止。这位战士用十分简单又不恭敬的朝语大声叫着：“呀呀，卡卡！”（这是大人呵斥小孩的用语，意思是走开走开。这位战士显然并不明白这句话用得非常不妥。）让他们离开。原来那里有一个山洞，被志愿军辟作仓库，设有岗哨，闲人不得靠近。

彭老总等人闻声也走了过去，那战士发现这些人是志愿军的首长，显得很不好意思。彭老总问了战士一些话，然后告诉崔庸健，说他是广西兵，广西人脾气大，他们那里打群架可是厉害。休息一会儿后，敌机走远了，我们重新上路，顺利到达开城。

△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现场。

7月27日上午举行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甘野陶代办作为来宾应邀出席。彭老总以志愿军司令员身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是另外单独安排的，他未出席签字仪式。当日下午，志愿军和人民军部队举行庆祝大会，彭老总即席发表讲话，由朝方一位女翻译翻译成朝文。彭总讲话没有讲稿，讲得非常生动有力，听众全神贯注，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我们在开城住了两夜，签字后的第二天我随甘代办返回平壤。这时停战协定已经生效，和平到来了。我们在白天放心地驱车赶路，再不用提防敌机空袭，切实感到了和平可贵。一路上看到老百姓过上了和平生活，眉眼舒展开了。三年多的战争带给人们的空前痛苦和灾难，终于结束了。

停战后，大使馆走上正轨

战争结束了，过去战争环境下大使馆兵分两路、两地办公的局面也该结束了。平壤已成为一片废墟，全城只有三四幢楼房幸免于难，孤零零地站在那里。除了城北部的牡丹峰还是一山树绿外，进入市区，一眼可以望到老远，只见街道，不见楼宇，满街瓦砾成堆，杂草丛生，一副满目疮痍的凄凉景象。

△ 在驻朝使馆前合影（右二为作者）。图源：“老外交官之家”微信公众号

使馆原来办公的石头楼劫后余生，基本完好，但它周围的其他建筑，包括原来商业代表团的两座楼房和使馆院内的防空洞，都从地面上消失了。经过简单的修缮后，大使馆在年前又回到了撤退之前的原址办公。住在马岚的同志们先搬了进去，前梯队不久也撤销，合并到一起了。

大使馆的机构逐步健全，人员开始增加，房子不够用了，需要另建新的馆舍。朝鲜政府在平壤市北端拨给一块地皮，新馆舍开始筹建。作为临时措施，除在石头楼内用胶合板隔出一些房间外，还在新馆地皮附近盖起20间砖瓦平房，以解急需。

△ 1958年2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在驻朝使馆与使馆工作人员合影（左一为作者）。图源：“老外交官之家”微信公众号

1955年1月，新任大使潘自力到达平壤，甘野陶完成了近三年的临时代办任务，留任政务参赞一段时间后，奉调回国。1955年底，占地四公顷的新馆舍建成。主楼四层，外加附属建筑，楼顶嵌以深绿色琉璃瓦屋檐，加上白色墙体，形式颜色协调美观。在当时的平壤市内是很漂亮的建筑了。我国驻朝使馆从此结束了从建馆起就动荡不定的历史，在馆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

作者简介

张瑞杰 1950年进入外交部，二十世纪50年代曾两度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工作；60年代后在外交部亚洲司长期主管朝鲜工作，曾任副司长；80年代先后任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参赞，驻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大使；1992年参加中韩建交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