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就预见到“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但是，仍然希望能够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生意。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时，千方百计争取苏联的经济援助，同时指示国内“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作生意”。

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只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施加压力，新中国将会是一个短命的政权。美国国会很快出台《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由此，美国对中国实施“对华贸易管制”，禁止向中国出口包括军火、钢铁、车船在内的战略物资。这是美国采取对中国武器禁运政策的开始。

1949年11月22日，美国又伙同英国、法国等一些国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会后不久，一个不公开的组织“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成立，负责“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因其总部设在了巴黎，通称为“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

1950年12月3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不久又宣布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驶入中国大陆港口。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年5月，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实施对中国禁运决议》，强迫与会各国参照美国对华禁运货单对中国实行禁运，品种多达1700余种。自此，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

尽管如此，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着眼国家建设，一直设法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1953年12月，中国首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在相处中实行对等的约束和自我约束。它不仅包含了处理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原则，同时也包含了处理经济关系的内容。1954年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结束“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努力创造条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护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艾德礼

1954年8月24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以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并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毛泽东向客人们介绍中国的国情，以说明为什么中国那么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你们赞成吗？如果赞成，就让我们订一个条约，当然不是今天下午订，订个几十年不打仗的条约。谁要打仗，就反对他。我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

毛泽东还特意提到了美国。他说：“中国、苏联、英国和其他各大国都靠拢些，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这个工作英国人好做，因为我们和美国人彼此骂得很厉害。”

195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杜洛克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时候，就问杜洛克：“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毛泽东进一步说明，我们想要与法国进行的交易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杜洛克答道：“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些工作。”

毛泽东于1957年5月和1963年9月，两次会见担任过两次法国总理的富尔先生，并与其深入交谈。富尔第二次访华实际上是担负建交谈判任务的，因此他回去后中法即宣布建交。

在1957年5月的会见中，当富尔向毛泽东夸赞中国取得的进步时，毛泽东真诚地向客人强调，新中国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比较起来成绩还很小，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毛泽东说：“你们亲眼看到我国的情形。看到我们是多么落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他特地请富尔介绍了法国的农业情况，作为借鉴。

在富尔谈到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问题时，毛泽东作出极具寓意的回答：“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绝不依靠苏联。如果我们曾向苏联要求专家和机器，那是因为我们有这种需要，我们不能没有这一切。但是专家工作完毕后，还是要回去的，而且我们所取得的东西，全部是要付出代价的。”

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对外经贸发展遇到严重困难，毛泽东更多地考虑如何发展同西方的经济合作。他对法国议员代表团说:“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他甚至提出：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但是，由于西方的继续封锁，只从法国、英国引进了一批汽车和石油化工制造设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先后四次会见来华访问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在交谈中表达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期待。毛泽东特地提到在提高生产力方面要向美国学习。实际上，毛泽东一直思考如何向西方国家学习，提高生产力。他在1956年4月在会见丹麦驻华大使时，提出要向丹麦学习，准备派两个代表团去丹麦考察农业和合作社。毛泽东向大使还表示，中国虽然地广人多，但力量还很弱，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

尽管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很大困难，但在“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指引下，中国的党和政府着眼中国国情，集中力量办大事，通过工业化，为积弱积贫的新中国打下钢筋铁骨，实现“站起来”的目标。在此期间，中国利用一切机会，特别是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开拓了与西欧和日本的民间贸易渠道，为打破封锁和禁运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伟大成就，影响了整个世界，更影响了美国。特别是“(1964年)10月16日，中国宣布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美国朝野逐步认识到，或者说是体会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强并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承认。美国企图长期孤立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拒不与之来往，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美国处理对华关系中的这种内在矛盾到6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上无法再协调下去了。”(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49-1972)》第314页、316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1966年3月，美国198位专家联名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政府面对亚洲的现实，采取灵活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建立联系。这样，美国舆论已经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1969年3月的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发生后，毛泽东立刻预料到这个事件会对美国决策者们产生重要影响，将会促使美国方面加快对华政策的调整步伐。果然，6月17日，在尼克松的鼓励下，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受斯菲尔德在访问柬埔寨期间致函周思来，要求会见周思来。7、8月间，尼克松在出访亚欧途中也多次声明：“美国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美国决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他向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总统表达了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并且委托两国元首担当“信使”，向中国转达美国的意图。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在国会发表了题为《建构和平》的外交政策年度报告。报告用专门的章节讨论了中国问题，表示“美国准备与北京对话”，“美国乐于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

1971年春，毛泽东主导的“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将中美关系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尼克松后来回忆道：“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四月十四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

河北沧州化肥厂从荷兰引进的尿素合成塔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在官方的层面终于的到了突破。中国迅速抓住当时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急于寻找海外市场的机遇，积极行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中美贸易额由1971年的不足500万美元急增到1973年的8.05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很快制定和推动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的实施。

“四三方案”首先针对人口迅速增长带来的物质匮乏的问题，引进重点放在解决人民吃饭穿衣的项目上，主要是化肥和化纤工业，这两方面用汇占总额的50.7%，冶金及能源工业降到了次要位置，各占20% 左右。引进的成套技术设备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陆续投产后，我国人均纺织品年消费量从1965年的19尺，提高到1978年的25尺，1982年进一步提高到32尺，使中国人民在1984年告别了“布票”。通过引进化肥技术设备，我国年产尿素 1593万吨，肥效接近小化肥的三倍，可增产稻谷 6500万—8000万吨，占2000年全国粮食产量的 16%。九十年代初，中国人民告别“粮票”，引进化肥项目功不可没。

特别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化肥还是化纤，其主要原料都是石油。当时随着大庆油田等油田的开采，中国的石油年产量从1959年的313万吨，提高到1972年的4567万吨，不仅自给，而且有余。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引进的成套技术设备才能迅速、充分地发挥作用。

1952年就开始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吴庆彤（先后任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室主任、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和国务院办公室主任），于1997年出版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书。此后在2002年和2013年两次修订再版。他在书中写道：

“多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体常常诬蔑我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政策，这种说法是完全歪曲历史事实。自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毛主席多次发表谈话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我们不仅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也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963年12月5日，周总理接受英国作家格林的电视采访时，阐明我国执行的自力更生建设方针的含义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劳动和智慧，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贸易，互通有无。我们所说的自力更生，绝不是自给自足，闭关自守。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生产自己做需要的一切。但是，如果自己有条件生产的东西也不去生产，那么，又拿什么东西去同别人进行交换呢？’可是，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一直对我国采取在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经济上封锁的政策，妄图扼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然而中国的发展是不能阻挡的，它迅速成为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谁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194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才逐渐被冲破。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1972年至1973年，周总理及时提出建议，经毛主席批准，决定进口43亿美元的外国先进技术设备。”

“周总理会见来访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表示：‘我们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是被动的，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孤立和封锁。我们实行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现在既然有许多国家愿意跟我们做生意，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下，我们也愿意进行这种贸易。’所有这一切证明，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几年中，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多少贸易往来，不是我们闭关锁国，而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经济封锁造成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篡改的。”（见该书第175页至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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