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党内，一直有着非常高的地位。

在政治问题上，陈云一直秉持着自己的态度———“原则为重、党纪为大”

这样一个党性如此强的老干部，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便在中共中央从事领导工作。他深刻意识到，党内要想拧成一根绳，必须要保证党内党员的纪律性够强。

陈云从革命事业一开始，便是党内核心领导班子的一员。随着新中国的建立，陈云无论是资历和见识都是党内少有的顶尖水准。只要国家和党需要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都会先事先请教一番陈云，再根据他的判断做出具体的决定。

工作中的陈云同志

1978年，党和国家做出决定，要求陈云出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中纪委书记这个职务，在当时来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

陈云在得知就任命令后，向自己的儿女严肃地说道：

“放学要谨慎！注意看有没有找你们麻烦的人！”

除去警告家人之外，陈云还和干部这样说道：

“我现在要小心人家打黑枪喽。”

众人期待的书记

陈云一向面对问题，只讲原则不谈感情。基本上大事情传到他的耳朵，都会告知向他寻求建议的通知：

“只要犯了错误绝不含糊，该怎么处置便怎么处置，不徇私情！”

这样的性格，在政治生涯上注定将会得罪很多人。当然得罪人的同时，陈云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1978年末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这样说道：

“陈云同志正派，想得深、看得远，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领导能力。”

从韩先楚的一番话，我们能够看得出党内干部对于陈云，实际上是非常尊敬和信任。

韩先楚将军

作为一名杰出的领导干部，陈云以守规矩、讲道理、严纪律三项特点被人熟悉。

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一致同意，认为由陈云接任中纪委第一书记最为稳妥。之所以说最稳妥，主要是陈云的能力太过优秀。

宋平（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记者这样说道：

“陈云在党内一直是守纪律的模范，不仅坚持党性原则，而且也是实现民主集中制的模范。他当上了中纪委的第一书记，得到了大家的拥护。”

在那一年，许多高级领导都夸奖过宋平。认为宋平纪律性强，在历史转折关头严抓作风、纪律问题最为合适。

陈云说话不讲客套。他勤于做事，少有发言的时候。只有到他必须要说话的时候，才会表现得非常不客气。往往几句话，就会让争论的会场安静下来。能够让干部如此信服，也说明陈云是一个威望极高、说服力极强的好领导。

不过好领导办起正事，对于各个部门的影响都不小。陈云也因为执拗坚持的性格，引来一些非议。

执拗的干部

抗日战争期间，陈云受党嘱托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实际上在这个时候，陈云已经开始接手管理党内党员的作风问题。

抗日时期的陈云

当时延安有个非常著名的党员作风案件，便是由陈云亲自接手处理。

犯错的人叫做刘力功，原本是来延安投奔革命事业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不服从党内安排前往基层锻炼，屡次对干部谈话爱答不理，最后想寄希望于退党来换求留在马列学院工作的机会。

陈云在得知情况后，迅速找到陈云最后一次同他友好商谈。刘力功依然表示拒绝党的安排，表示要退党表达不满。

陈云这样说道：

“不是你退党，而是党要开除你。”

随后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对外公示，宣布正式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并且陈云将此人的事件作为典型，专门组织机关干部进行讨论。还特别在1939年5月23日发表文章，撰写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

陈云在文章上这样说道：

“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党和党员没有行动意志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无法走向胜利。”

陈云这样一番话，很快便引发各个机关和学校的讨论。

他们纷纷表示，对于陈云的做法表示赞同，认为党内党员不能够随意耍小脾气。于国于党，都是一件影响极为恶劣的事情。

过去革命事业中，抓党风党纪问题陈云一针见血。来到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对于党风党纪的要求更为严格。

改革开放初期

改革开放送给中国经济春天，也让春天之下滋生出许多“蛀虫”。

改革开放时期，由于政策变得更为开放。许多人目无法纪进行走私犯罪行为，已经在地方上引起极大的问题。陈云就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便是着手抓经济犯罪的问题。

时代的新任务

1982年1月5日，陈云专门找到秘书朱佳木，表示要求对地方上存在的走私活动密切观察。在必要时刻，需要抓典型、抓问题的人物必须揪出来。

他特别将其撰写为报告，专程交给中央高级领导班子进行审阅。几位领导人过目之后，对于陈云严抓经济犯罪的报告表示赞同，当机立断批准其展开后续活动。

邓小平同志还特别在文书上叮嘱：

“雷厉风行、抓住不放”

此时国家政策的开放，确实给地方经济带来不少的起色。计划经济时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个属于商贸的市场经济时代正在到来。而新的时代到来，很多人认为国家已经解除束缚，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

自改革开放以来，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行为屡禁不止。

许多人将这些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时代，认为是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这些问题。显然，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改革开放并没有直接关系。这些犯罪行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内部存在少数投机分子，他们同社会不法分子的勾结才促成这些犯罪活动。

陈云与邓小平

从小的来看，这是影响社会治安、对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的行为。

从大的方向来看，这是损害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侵害国家资产的行为。不仅会败坏人们的思想，还会对国家政策产生不正当的影响。

打击违法乱纪、肃清党内干部、发扬廉洁作风品质，成为党和国家最为重要的使命。而这项艰巨的使命，便交给从前在新民主主义时代铁公无私的干部陈云具体落实执行。

铁面无私的执法者

从1979年6月到1981年7月，陈云始终奋斗在维护党纪党风、处理廉政问题、经济犯罪事务的一线上。

在接任之前，他特意叮嘱自己上学的孩子，表示要求他们在上下学期间注意观察四周情况。他严肃地对女儿说道：

“你们上下学要注意，如果有拿利器伤害你们的人，一定要注意躲避和呼救。”

陈云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实际上由于陈云出台的一系列规则要求，党内对超过9000名党员做出开除党籍的处理。每年处理的经济案件，更是不胜枚举。即便如此，陈云依旧没有放松下来。

他继续要求中央纪委发布重要文件，纠正党内干部队伍出现贪污索贿、盗窃国家财产、逃汇逃税的歪风。陈云的努力，也受到中央领导班子的重视和认可。

陈云发表讲话

1981年2月24日，中纪委召开第三次全会。表示严格贯彻落实“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的思想。表示党内要有基本的认识，全党在政治上必须同中央保持一致。对于在地方出现的不良风气行为，要及时加以制止、并对相关人员依法进行处置。

在陈云的号召下，全国上下开展打击经济犯罪的活动。中纪委的工作活动，从原有的党内风气问题，进一步扩大到全社会、全国家的经济犯罪活动当中去。

即便如此，陈云认为如今的处罚力度、处罚范围仍旧有限。要创造一支作风廉洁的干部队伍，要想做的事情必须要更多。只有将红头文件变为具体的执法行为，人民和干部队伍才有足够高的重视。

生死存亡之际

1982年1月11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月5日关于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的批示做出讨论。

根据会议内容决定，由习仲勋、余秋里、彭冲组成领导班子，前往南部粤、闽、滇、浙省份进行传递任务。向地方上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采取紧急措施治理问题。

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领导班子对外发布指令：

“坚决打击走私贩私的犯罪行为，对于一系列有可能威胁到当地威信行为进行处理。这是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上下都要雷厉风行得加以解决。”

缉私人员清查缴获的电子产品

一场全国范围内对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正式打响。陈云作为落到实处的部署者，在其中的作用非常之高。

陈云在解决好地方执行力的问题后，还表示要坚决支持将经济犯罪活动的打击行为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这样的决策，对于全党和人民来说都是一则重大的消息。

为何陈云一直绷着弦，一刻不愿意放松经济犯罪行为的处置，也是因为这对于党和国家太过重要。同时期的国际社会上，先后有多个社会主义国家被爆出经济犯罪、国家资产被个人侵占的问题。无一例外，这些侵占国家资产、腐化干部队伍的不良分子，最后成为国家的掘墓人。

如果这些问题再次出现在中国的身上，后果显然不堪设想。党和国家要想搞好经济开放的政策，给到老百姓和商户更多的福利，必须要保障政策的准确性。正确性必须要有严格的干部队伍维护，才能够达到最终的目的。

法律条款的到来

陈云一直寄希望于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希望在他们的带头之下，有关部门能够尽快确立对经济犯罪问题的法律条款。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是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相关法律法规制度非常欠缺。

中纪委严抓狠抓，需要依靠法律的支撑来执行命令。并且地方上对于相关问题的处置，同样需要法律条款给出明确指示。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都迫切需要法规来约束管理国民。

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经济犯罪被枪毙的县长

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就破坏经济犯罪的问题，作出具体的讨论。最终会议决定，将对《刑法》进行补充、对相关条文进行修改。

这是国家在面对市场经济体制浪潮下，对于大时代变动主动作出的一次积极约束行为。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处罚无法造就一个优良作风的干部队伍。

根据会议最终决定，将对贩毒、盗窃、投机倒把牟取暴利、走私套汇等一系列行为，做出轻则判处10以上有期徒刑，重则做出无期徒刑、死刑的处置。

并且表示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之便做出上述犯罪行为的从重处理。对于干部内部有严重作风行为问题的，表示要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这项决议的公布，一时间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部分不怀好心的人，认为人大决议确立的法律条款过重，对于当下时代不具备实用性。

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文章发表。驳斥关于确立法规的不当批评，表示质疑声音毫无可取之处。

确立法规，并不是“搞运动”、“政策不明”，而是为更好维护改革开放打下基础。只有强有力的法律手段，才能够维护党和国家的政策被正确贯彻落实。

新的时代

陈云的努力，最终迎来回报。这份回报并非是个人的嘉奖，而是时代对于陈云的认可。

如果没有陈云一再坚持，对经济犯罪、贪污贿赂的坚决抵制，最后难以把政策严格执行，把建议写成具体的法律条款。

在严格意义上说，陈云面对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1982年1月18日，江苏省机械进出口分公司某副经理，被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出存在贪污受贿行为。

陈云迅速了解案件的全过程，组织人员迅速将其编撰为《严肃处理干部违法乱纪案件》的通报。

在通报内容当中，陈云再次严肃谈论了关于党内规章制度的问题。党内党性的问题，不仅仅只是党内的问题。

作为执政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党员的每一个行为背后，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廉洁的干部队伍，需要靠法律、法规进行监督，更需要严格的执行力度捍卫。

1月19日，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同志接到第七机械工业部党组织的报告。他们向中央提出疑虑，表示对于捍卫党组织的廉洁性、纯洁度行为坚决拥护。但是谈到一个具体的敏感问题，认为组织内部对于有权有势的大干部，实际上的约束力还是非常有限。

陈云在听取工作汇报

陈云在了解到具体情况，对张爱萍谈到的问题作出批示。他向张爱萍同志表示，

该办的事情不需要讲情面。不仅要严抓“苍蝇”，而且要重打“老虎”。对于经济犯罪案件，必须要“严查严办”再大阻力也不能动摇决心。

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本身便是新鲜想法。陈云出面再次捍卫党内作风，严抓党内的纪律问题，帮助党和国家顺利度过最为艰难的时刻。

从此以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逐步进入正轨。而党内作风问题越发减少，经济开发事务也越发成熟。陈云在其中的功劳，可以说非常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