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思想史上，任何一种真正的思想体系，总离不开独具特色的学术话语和方法论支撑。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宏伟的理论大厦中，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具有支撑意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体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性质和特色的重要内容。列宁指出：“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他甚至强调：“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从思想史上看，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为人们正确认识历史、把握历史提供了科学指南；从实践层面看，它为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阶级分析方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也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成为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锐利武器。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僵化、教条式的理解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也曾给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以及学术研究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当前，深化史学理论研究，建构具有鲜明特色的新时代中国史学，需要深入理解阶级分析方法的丰富内涵和历史意义，在史学研究中科学合理地加以运用，让这一重要研究方法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

一、我国学界看待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几个阶段

“伟大的思想也有自己的《fate》［‘命运’］。”马克思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阶级分析方法。通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的学术史，我国学界对阶级分析方法的看待和运用，走过了一段复杂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新中国成立，阶级分析方法成为重要的革命理论指南和学术研究范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也随之传入中国。这一方法以其鲜明的阶级性和理论上的彻底性，逐渐成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严酷而紧张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分析革命问题、制定斗争策略的重要工具。李大钊在《阶级竞争与互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中介绍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他指出，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将马克思主义关于过去、现在、将来的三大理论“从根本上联络起来”。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从理论的高度简洁明了地概括了世界范围内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一是倡导社会改良、主张阶级协调的所谓“社会政策”；二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举行暴力革命和施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走议会制民主道路；三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主张当时的中国首要问题是兴办教育和发展实业；五是无政府主义。在这些方法中，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政策，是补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黄爱、庞人铨等人于1920年11月21日在长沙成立湖南劳工会，初创时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影响。毛泽东在1921年11月21日，即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时提出了改组建议，明确讲道：“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他强调：“这是宗旨所在。”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毛泽东是最为坚定主张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名篇中，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正是依据阶级分析方法，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动力、依托、对象、任务、途径等一系列问题，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一过程中，阶级分析方法也成为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马列五老”和李达、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重要研究范式，推出了一大批为学科发展奠基立论的经典篇章。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自序中就强调，是书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向导”，性质“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则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深刻地叙述了残暴的封建统治如何压迫农民阶级以及后者如何被迫起来反抗压迫的历史过程，肯定了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作用。

二是20世纪50—70年代，存在简单化、教条式地理解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现象，而随着现实形势的发展，这一研究方法逐渐转变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工具。随着“三大改造”完成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确立，党和国家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文革”等问题，都与人们对阶级问题和阶级分析方法的错误理解有关。“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大量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关于“文革”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沿用和照搬，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阶级斗争，把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在这种现实形势的强烈影响下，阶级分析方法脱离了其自身的科学性和学理性，脱离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范畴。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随着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党的政策重新发生‘左’的逆转，史学领域强调‘阶级分析’的风气日盛，‘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论争成为这一时期史学界探讨的主题”，再加上政治领域的深刻影响，一些人“将‘革命’等同于‘阶级斗争’，又将阶级分析方法‘唯一化’，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陷入僵化困顿”。

三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存在着回避、远离甚至排斥阶级分析方法的现象，较少有研究提及或运用这一理论方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拉开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帷幕。这一时期，各个学科都不同程度地引入大量西方学术成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范式、话语较深地浸染到当代中国学界的研究中。尤其是苏东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渺茫论”、“历史终结论”等谬说，占据一定的市场。这样，一方面出于对政治记忆和意识形态的回避，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学术理论尤其是披着学术外衣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去阶级分析方法成为研究者有意无意的选择。例如，在社会学研究中，“从马克思传统的阶级分析转向韦伯传统的阶层分析，特别是转向以布劳—邓肯模型为基础的地位获得研究，最终，阶层分析全面取代了阶级分析，成为中国社会学关于不平等研究的主导范式。”在历史学研究中，由于后现代主义等多种思潮的复杂影响，历史学的宏大叙事遭到解构，反本质、反规律、“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等倾向流行一时，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几乎被束之高阁，少人问津。

四是近十多年来，在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中，出现了重回阶级分析方法、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透析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世界范围内社会历史现实的倒逼，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近年来新冠疫情的多重影响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呈现颓势，同时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再无产阶级化”等现象，这些都使得人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时代价值。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内蕴的科学性所致，在资本逻辑和剥削机制仍然发挥掌控作用的现时代，阶级分析方法对社会现实巨大的穿透力、解释力和彻底性是其他学派的思想、观点所无可比拟的。可以说，阶级分析方法的重新出场，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日本知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渡边雅男就曾批评过，日本学术界存在着在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整体框架和内容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就进行各种恣意的解释，“只凭自己随意的印象，对（马克思的阶级论）思想的误解、批判、曲解、想象都大笔一挥地肆意独行”。他深刻指出，“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概念，以蕴含丰富的内容而值得夸赞，缺少了这种认识，今后马克思主义学问的发展就会出现危机。”回观中国学界，在社会学领域，“中国社会学界开始反思中国阶层研究的缺陷和不足，重新发出了回到马克思、回归阶级分析的呼吁”，要求“把阶级分析带回劳工研究的中心”。在经济学领域，有学者提出经济理论研究同样需要阶级分析方法，否则对国际社会阶级状况、中国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就很难作出合理的解释。在考古学领域，有学者提出，考古学作为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当然应该采用阶级分析方法，它可以促进文明起源的研究、深化对不同历史时期阶级问题的分析、全面认识历史上国家与阶级的复杂关系、帮助人们树立全面而健康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在历史学研究中，同样需要重新重视理论、超越碎片化倾向，立足于新的时代方位审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以深化对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的思考。对于学界重回阶级分析方法的趋势和动向，我们要从学理层面予以冷静而深入的分析，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同时要结合新时代的形势和要求，在准确理解阶级分析方法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加以承继、运用和发展。

二、阶级分析方法对深化史学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宋儒朱熹曾云，“事必有法，然后可成。”作为一种重要的史学分析方法和科学工具，阶级分析方法无可替代。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其对于史学研究的意义集中体现为，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阶级分析方法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和研究方法，迄至当今时代，仍然是人们认识历史、把握历史的科学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当然不是史学研究的唯一方法，也不是随处可用、随手套用的丹方妙药，但它作为一种突出强调从社会历史的深层和宏观结构出发来解释历史的科学研究方法，可以有效廓清在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动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迷思。离开了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就只能漂浮于历史的表层而无法进抵历史的深层和本质。

阶级分析方法可以帮助人们科学地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一般而言，人们将历史当作过往之事的总集，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在此之前则更多地属于“历史编纂”的范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比较历史和诗，指出：“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作为过往事件总集的历史，可谓包罗万象，纷纭复杂。那么，其间的本质是什么，有无规律可循？历史究竟是历史人物和事件漫无目的、一团乱麻式的汇编，还是神秘的自在之物在人间的自我展现？如果像兰克史学那样只强调“如实直书”，那只不过是对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尚未进行理论上的抽象概括之前的经验主义和直觉主义的做法，不啻是黑格尔所谓的“原始的历史”。如果像黑格尔那样，认为历史的本质是“理念”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环节上的展开，那么所谓历史规律只能是理念外化和运行的规律，但这种规律不过是思维强加给客观历史的头足倒置的想象而已。如果像后现代主义史学那样，认为历史只是语言建构的产物，那么就无所谓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可言。

应该说，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科学解答了这一问题。他们指出，历史是人的活动，首先是生产活动，“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因此“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在生产中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依据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便可以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第一章标题“资产者和无产者”加的注释中，明确规定了何为资产阶级、何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列宁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明确界定了阶级概念的含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社会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地位和生活条件，因而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之间的竞争、博弈、斗争就构成了原始社会以来的全部人类历史。

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形式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隐蔽的；可以在直接的政治领域展开，也可以在其他领域通过曲折的形式反映出来，但本质上都是各阶级为了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与西方自由主义等思想谱系习惯将历史主体理解为单子化的个人不同，唯物史观秉持的是将社会划分为不同阶级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正由于此，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也就是说，一旦离开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法，人们所看到的仍然是呈现为一团混乱的历史，唯有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入手，才可以从根本上、从社会历史的深层把握住历史的本质和规律。

阶级分析方法可以引导人们更好把握历史发展的动力。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一切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这种矛盾运动在阶级社会中突出表现为阶级斗争。不同阶级之间形式多样的博弈、较量、斗争，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在历史动力问题上，恩格斯还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合力说。他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也就是说，以往的历史研究者最多考察了历史活动主体的动机，但止步于此，没有更深一层地去探究在主体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动力。旧唯物主义者由此就将行动的动机作为评判历史的标准，而像黑格尔那样的唯心主义者则是从世界之外、从哲学的意识形态给历史输入动力，因此，前者对历史的理解是肤浅的，后者对历史的理解是神秘的。这些理解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恩格斯指出，我们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要去研究“使广大民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历史的动力和历史的发展脉络。立足于阶级分析方法可以看到，正如恩格斯所言，自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在英国是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成为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阶级斗争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而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验证了这一洞见。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娴熟地掌握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清革命的同志、朋友和敌人，依托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展开毫不妥协的斗争，才战胜了自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极其强大的敌人，完成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历史基础。

阶级分析方法还可以帮助人们判明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走向。历史的长河蜿蜒曲折，但它有没有一个基本走向？不同学派的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极不相同的。依据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这一问题有明确答案，这就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结论不是主观设定和善良意志的产物，而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所客观决定的历史规律。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伴随着原始公有制的解体、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描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斯密、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各个阶级进行过经济层面上的分析。在1852年3月5日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就谈到过这一点，并明确指出，“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由此可见，经过阶级社会中必不可免的阶级斗争以及必然由此导致的无产阶级专政，人类历史终将驶入一切阶级和私有制消亡的无阶级社会。

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其根本走向，其间可能有各种支流、分流甚至逆流，但这一趋势和走向是可以通过科学研究而揭示出来的。马克思曾在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赞扬毛勒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毛勒研究德国马尔克制度史、乡村制度史、城市制度史的一系列著作中，“不仅是原始时代，就是后来的帝国直辖市、享有豁免权的地主、公共权力以及自由民和农奴之间的斗争的全部发展，都获得了崭新的说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性，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对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用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第二个反应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应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有什么联系。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这里，最旧的东西指的是原始公有制，最新的东西指的是无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诉求，人类社会历史经过长时期的螺旋上升式发展，将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如莫迪凯·罗什瓦尔德所言，“马克思的哲学作为对过去的研究而超越历史，也作为关于未来的知识而展示历史……所以，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种历史理论，而且在历史的塑形中起有一种作用。”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能“通古今之变”，而且能判明历史的未来走向，推动和引领历史的创造。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对阶级分析方法和唯物史观的坚持与运用。

三、立足新时代更好地坚持、丰富、发展阶级分析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背离阶级观点、放弃阶级分析方法，就称不上是马克思主义，也称不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当前，深化史学理论研究，建构具有鲜明特色的新时代中国史学，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研究本身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在深刻理解阶级分析方法丰富内涵的基础上，在史学研究中科学运用这一研究方法，并根据新时代的社会历史实践不断加以丰富、发展，使其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

一是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确掌握阶级范畴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阶级并不神秘，它既不是从来就有的，更不会永世长存，它只不过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一种历史的、暂时的现象。从实质和根本意义上来讲，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划分不同社会中不同阶级的标准不能是政治、意识形态等其他标准，而只能是经济标准。恩格斯指出，“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经济关系的产物。”列宁也在这一意义上强调，“区别各阶级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在当代中国，我们在阶级问题上要始终坚持党中央作出的科学判断。

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阶级状况，我们党早已作出了明确的论断。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这就明确要求，在阶级尤其是阶级斗争问题上，必须既要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也要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一方面要同否定党的领导、攻击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思想行为作斗争；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对待。2017年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同样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在涉及阶级问题的讨论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我们党作出的这些正确论断。

二是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更好地为人民做学问。20世纪中期，西方史学中曾出现关注“下层历史”或草根社会史的重要取向，倡导“发现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则始终坚持人民史观，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就强调，要“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提升新时代的史学研究，必须高度自觉地坚守人民立场，矢志不渝地为人民做学问。这也是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14亿多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社会历史进步的磅礴伟力。史学研究应自觉地投身这一时代洪流，为人民述史、为人民立传，对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对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探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际背景、国内环境、人民需求、历史任务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治西乱”“东升西降”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但同时也要看到，只要阶级还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只要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挑衅、分裂乃至侵略等图谋还存在，阶级分析方法就不能弃之不用。尤其要看到，现时代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国际资本垄断集团以各种方式剥削全世界工人和劳动人民的本质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资本家与工人及广大民众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要深刻说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剥削本质和运作机理，冲破其所型塑的剥削和压迫机制，解决世界范围内的“再无产阶级化”问题，尤需借助阶级分析方法、旗帜鲜明的人民立场和直抵本质的思想锋芒。这一点恰如渡边雅男所言，“身处新自由主义掌握霸权的现代社会，在直视差别和不平等蔓延的现实，并且从中需要直面个人的无力与绝望时，用具有深层意义的‘阶级’来思考这些问题是理所当然的。”

三是发扬科学的探索精神，将阶级分析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更好地协调起来。故步自封、排斥异己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要以博大的胸襟接受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阶级分析方法所强调的，是从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根本层面、从社会形态发展和变迁的角度对历史进行分析，它并不排斥其他的史学研究方法。例如阶层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使用过阶层概念，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各个历史时代时，明确指出：“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他们在这里明确认为，在一个阶级的内部还包含着不同的阶层。只不过，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当世界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资本逻辑和商品交换体系席卷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它消灭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出身、身份、地位、宗教等因素导致的地位划分，结果只能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因此，资产阶级时代“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毛泽东同样使用“阶层”概念来探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将当时中国的社会力量具体分为以下几种：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游民无产者。其中，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即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盛”，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第三部分则是“生活下降的”。对“半无产阶级”，他进一步进行了细致划分。“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对其中的“贫农”，根据其受地主的剥削程度，“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可见，毛泽东在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时，在总体上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同时，又进行了更加细致的阶层划分。

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二者不仅不相矛盾，反而相得益彰，更精细地反映了那一时代中国的现实状况，并且更加准确地揭示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态度和对革命的接受程度。范文澜在20世纪50年代修订《中国通史简编》时也曾明确说：“阶级斗争的情景即是那样复杂，要了解它，不仅要分析各个阶级相互间的关系，同时还得分析各个阶级内部各种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然后综观他们在每一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变化。如果只是记住了阶级斗争而没有具体分析，那就会把最生动的事实变成死板的公式。”这同样表明，要对阶级内部进行具体分析，就需要综合运用阶层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否则就不是彰显而是损害了阶级分析方法的科学性。总体讲来，阶级分析依据的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这是最根本的判断标准，因而是一种宏观、概括、一元的分析；而阶层分析可以依据职业分工、薪资水平、教育背景、家庭负担、闲暇时间等多个标准进行分类，因而是一种更具体、细致、多元的分析。对这些不同研究方法，我们应当在唯物史观的整体视野内予以补充、协调、统合和发展，更好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时代中国史学理论体系。

作者王广，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文化传播中心主任、历史研究杂志社副社长

注释从略。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官方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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