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毛主席对杨怀中怀有无比的敬意，一直使用的“润芝”是杨老先生给取的。能与杨怀中促膝长谈的志同道合者，毛主席自然也对他们充满敬佩之情。

其中就有被称之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的梁漱溟。原本毛主席在北大担任图书馆管理员时，因寄居在杨怀中家，常为其开门揖客并听其个人见解，甚为折服。

“九天九地”之决裂

以至于之后在延安再见时，毛主席常与梁漱溟彻夜长谈，共解时局之困，然而1953年的那次争论，就此断送两人友谊。深明大义的毛主席为何会因一次争论而对此人大为改观呢？

1953年9月8日，全国政协常委会第49次会议召开，周总理作关于过渡时期总结路线的报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梁漱溟列席了会议。

本来只不过是跟往常一样的例行会议，小组会上讨论发言完毕之后，再由各成员提出一些非大方向的建议即可。

可9月9日上午，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自告奋勇积极发言，盛赞并肯定周总理的报告，并说出了自己的一二三四点见解。

既如此，周总理就寄希望于这位“大儒”能代表各位说点意见和看法，梁漱溟也当仁不让，连夜奋笔疾书。

谁知9月11日下午，梁漱溟的发言却剑走偏锋，硬生生变成了对大方向否定的发言。他提出了对贯彻执行总路线的3点意见，大意是：一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能只注重发展重工业，还要注意相应地发展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对此也应列入国家计划。

二是完成国家建设计划，靠的是广大群众，因此要重视做好群众工作。工业建设可依靠工会组织，发展农业应依靠农会。但农会土改后作用渐微，只好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而目前乡村干部的作风存在的问题很多，必须多下功夫教育。

三是关于农民的问题。他把城里的工人生活比作“九天”，把农村的农民生活比作“九地”，具有“九天九地”之差。

他还说，如果搞建设忽略或遗漏了农民，那是不合时宜的。并指出中共不能忘本，原本是依靠着农民才有了今天。结果一进城，就开始嫌弃他们，针对这一问题，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视。

这本是无心之举，梁漱溟先生只是单纯地发表了一下自己的看法。但对于一个刚建立的政权，作为一名具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使用“九天九地”之词语来形容当下之现状。

这是明显的过激和不当。此时的新中国刚成立几年，内忧外患，身为政协委员的梁漱溟在大会上发表此番言论，一旦被别有用心者借此大做文章，后果不堪设想。

正因为如此，虽然那天会议毛主席不在场，但当听到这一席话之时，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毛主席，立马有了警觉和不满。

毛主席认为梁的言论有悖于总路线的宗旨，而且有挑拨工农联盟之嫌。对于这样的原则问题，不能等闲视之。

即9 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人员列席中央政府的第二十七次会议。会上，在彭德怀司令员作了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毛主席即席发言。

毛主席用“大仁政”、“小仁政”进行驳斥，毛主席认为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

如果以“小仁政”为目标，实为帮助了美帝，这是生死存亡之问题。另外，毛主席说这跟工农联盟的利益是一致的，是不容分裂和破坏的。

毛主席讲这番话时，可能考虑到老朋友的面子，并没有点出梁漱溟的名字。但梁漱

溟心里明白，毛主席的批评就是冲着他来的。

以毛主席的度量，如果梁漱溟就此认错，反思或者就此打住，毛主席也不会因此对他有什么看法。但是，梁漱溟的举动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

梁漱溟认为昨天的发言并没有反对总路线的意思，更谈不上破坏工农联盟，他只是应周总理之邀，在会上说了几句心里话，提几点意见而已。

他觉得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凭着多年老朋友的关系，他要当面找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于是他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一是指出毛主席的批评不妥，请予以收回；二是他愿当面向毛主席复述他发言的内容，以消除误会。

此时的梁漱溟急于澄清自己，以此来消除误会，于9月13日上午，梁漱溟一遇到毛主席就立马将信交给了他，心胸开阔的毛主席仍打算给予其一次机会，答应晚上商谈。

这天晚上怀仁堂举办京剧晚会，二人见面时，离晚会开始只剩下 20 多分钟。急于要澄清问题的梁漱溟见时间不多，便不及细谈直接要求毛主席解除对他的误会，而毛主席则坚持梁是反对总路线之人，只是不言明或不承认而已。二人言语间频频冲突，最后不欢而散。

桀骜不驯的梁漱溟不肯就此罢休，9 月16日再次登上大会讲台为自己申辩，遭到了

周恩来和毛主席的严厉批判。

9月17日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联系历史的许多事实，指出“梁说工农生活‘悬殊’，相差‘九天九地’，好像他代表的是农民，实际上他是代表地主说话，是挑拨工农联盟的。对梁的那套主张，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应该断然地拒绝。”在周恩来讲话过程中，毛主席不时插话，指责梁“反动透顶”，是“伪君子”、“野心家”，是“以笔杆子杀人”等。

对于毛主席、周恩来的批判，梁漱溟心里不服气，在 9月18日大会上发言时，他仍继续为自己的历史和言论辩解，正在气头上的毛主席，自然也针锋相对地回敬了几句。

这时，与会人员再也无法容忍梁当众顶撞领袖的举动，在一片反对声和谴责声中，梁漱溟最终被赶下了台。

决裂前的暴风雨

为何毛主席会对梁漱溟说出此等言语呢？一向风趣幽默、心胸开阔的毛主席按照以往风格是绝不会对一位文人说出“以笔杆子杀人”的话语。

比如“汉奸周作人”、“只写文学不写革命的梁实秋”等文学大咖，毛主席都未曾用过什么过激的言语进行评论，更何况是自己一向敬重的人呢？

原来早就在延安时期，毛主席跟梁漱溟的第一次会面，两人就因救国路线意见不一而时常争论。梁漱溟从心底里不认可毛主席所说的“阶级论”，但其自身又未能提出新的答案。

当时的毛主席为了“统一战线”，并未做明显表态，仍不辞辛劳地予以争取。即使到1946年的重庆谈判，梁漱溟身为第三方调停者，其行为使毛主席坚定地追随者周总理不满，但毛主席仍旧希望他能帮助中央做事。

当时国共两党曾委托民盟作为第三方身份出面调停国内冲突，梁漱溟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接手负责调停工作。

在这之前，周恩来曾和民盟负责人之一的黄炎培商定：彼此有所决定，事先相互关照。但是，梁漱溟在负责调解国共冲突时，曾主持拟定东北停战方案，准备由民盟提供国会讨论，却没和共产党事先进行商定。

当梁漱溟把停战方案亲手递到周恩来手中时，周恩来非常生气地说：“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讲说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

客观上来讲，梁漱溟当初拟定的供国会讨论的调停方案，其目的并不是想背着共产党和国民党做一笔政治交易，他当初的行为主要是出于政治上不成熟而又急于调停国共冲突的急躁心态所致。

周恩来生气后，他又忙着从美方马歇尔和国民党孙科处收回方案，好在事情并没有给共产党带来什么实质性的重大影响，但是，出于自责，或者是梁漱溟自认为自己搞不了政治，所以就辞去民盟秘书长的职务，离开了政治，回到重庆专心教育教学和开展学术研究。

这件事使得周总理念念不忘，当1953年梁漱溟反对毛主席的言语掀起轩然大波之时，周总理第一时间站出来指责他。

当周恩来提及旧事时，毛泽东也不断插话说，“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表达对梁漱溟背着共产党而拟定方案的气愤和不满。

一代大儒的反省

从那以后，梁漱溟借故长告病假，深居简出，但仍保留了他全国政协委员之职，薪水照领，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不过却很少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即使参加也是一言不发。

正因如此 ，1957 年开展“反右派”斗争时，他躲过了一劫，没有划为“右派”。但是，他同毛主席几十年的交往，也就从此结束了。

30年后的1983年，90岁高龄的梁漱溟来到韶山参观毛主席的故居，当他看到这几间农房时，眼泪再也无法抑制，情不自禁地往下流淌，深深自责地说，“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毛主席已经故去 几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寞……”梁漱溟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梁漱溟陷入了巨大悲痛之中。

因为梁漱溟与毛主席的争论，致使很多别有用心者想借其手来抨击毛主席。但他异常冷静，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拒绝谈论1953年他与毛主席的那场不愉快的辩论。

直到1988年，95岁高龄的梁漱溟才对来访者意味深长地说，“多年来，我一直不愿意细说这件事，并不是怕把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我所顾忌的是另一位当事人--毛主席。他是一位对国家民族举足轻重的人物，不用说他在世时不宜多讲，即便他去世后的相当一个时期，有人问我，我也粗略说几句，不愿细说。”

字里行间里透露的是对毛主席的敬仰和尊敬，更是深知当年自己的幼稚与无理。如果他不是因为发自内心的敬重，那又何必在95岁之时特意就此事发言呢？垂暮之年的言语，本就是肺腑之言，或者说是最后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