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许多外国领导人来中国上海参观游览的时候，他们发现带他们逛街的外贸部长很神奇，别的导游带他们去一个地方，老是说这里多么多么漂亮，历史多么多么悠久。

可这个外贸部长总是给他们介绍上海的各个犄角旮旯，还说什么这个弄堂适合隐藏监视带盯人，那个拐角适合撤退逃跑打黑枪，那些乍一看很不起眼的地方，在他的口中精彩极了，像是把全上海的地形都背下来了，什么导游都没他厉害。

甚至，到了90年代，这个外贸部长都90岁了，依然可以只凭记忆力，就能透过建筑工地的砖瓦断壁，辨认出它们在70年前是什么样子，发生过什么故事。

这个外贸部长，叫做曾培洪。

自从他参加革命，他就有两个无敌的buff：

第一个是无论组织上需要什么东西，他都能自学成才手搓出来，从手榴弹到步枪到迫击炮，仿佛是穿越过来帮助大雄的哆啦A梦。

第二个是无论组织安排他做什么工作，哪怕和他的专业差了十万八千里，他也能整得风生水起，强得一塌糊涂。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传奇的男人——曾培洪。

1

1905年，曾培洪出生在常熟虞山，曾氏在这里是大家族，这家族大到啥程度呢？那个年代很多普通人连饭都吃不饱，什么文艺创作啊那都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可曾培洪有个堂叔，从他出生那年就一直在写一本小说，叫做《孽海花》。

即使到曾培洪父亲这代，家族没落了，他们还依然可以富足殷实，一家人不愁吃喝。

曾培洪从小也很聪明，6岁进私塾，8岁进了中西学堂高等小学。

曾培洪14岁小学毕业的时候，正赶上五四运动，常熟县城里的学生和各路社会团体全都在搞集会游行，呼吁抵制日货。

曾培洪也跟着学长学姐一起去逛街。

上中学的时候，曾培洪又天天看《新青年》，理所应当地变成了一个进步青年。

可是他上的这个中学非常古板，每个星期一早上，宗文中学的全校师生都要列队，朝“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行礼，校园里也处处是旧的封建礼教那一套。

这些东西让曾培洪很不适应。

中学二年级时，国文课老师说，写字的纸是非常神圣的，就算是已经用过了的也不能当废纸随便丢掉，要好好保存，大家今天的作业就以“惜字”为题写一篇作文吧，观点明确、论述清晰，不少于800字。

结果曾培洪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说写过字的纸没啥神圣的，但确实不能随便丢掉，因为太有用了，可以用来糊墙啊，包装啊，擦屁股啊，等等等等。

老师看了他的作文，鼻子都气歪了，还擦屁股？！大逆不道！

好几个老先生说要把他挂热搜上在校园里公开处刑，校长很喜欢他，觉得处分太残忍了，直接把他开除了。

好在曾培洪有个同学在上海读书，同学给他写了推荐信，加上他的成绩单过于优秀，他很快就去了上海南洋路矿学堂附中。

中学毕业的时候，曾培洪同时收到了两份offer，一个是中国高校的，另一个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

在那个年代，留学生的文凭明显更吃香，可曾培洪却一反常态地选择了读本国的高校，把英文证书给另一个同学冒名顶替去美国留学。

就在曾培洪上大学期间，他亲眼见识了当时国共两党是如何携手发起大罢工的，两党的革命热情感染了当时的无数青年，曾培洪也不例外，看见英国人开枪镇压，屠杀中国人，制造了“五卅惨案”后，曾培洪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革命。

当时，党给他的任务是在上海做一些工人运动。1926年，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上海的党部要领导工人起义。

可是起义的工人们没炸药没手榴弹，没家伙怎么打呀？

组织就找到曾培洪，你大学是土木工程的，跟化学四舍五入一下那就是专业对口，那就你来造炸弹吧！

曾培洪去地摊上买了几本书，自学，鼓捣了半个月，还真把炸药和手榴弹给整出来了。

他做的手榴弹和炸药，也就成了我党自制的第一批军火，给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帮了大忙。

从此之后，曾培洪就在成为哆啦A梦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1927年，蒋校长背叛革命，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

周总理就搞了中央特科，和国民党玩情报战，我们中央特科四个科，交通科的科长就交给了曾培洪，负责共产国际和各个苏区之间的联络。

联络得有无线电台，可是我们手上没现成的电台啊，那怎么办呢？

组织又找到了曾培洪，你学的是土木工程，四舍五入一下和无线电是一个专业，那就你来吧！

曾培洪去地摊上买了几本英文书和杂志，找了个电器公司的小楼，有事没事去亚美无线电公司瞟上几眼，还经常找洋人的商店买零件。

缺蜂鸣器，自己造啊；

缺变压器，自己造啊；

缺电键，还是自己造啊；

曾培洪整了一年多，又把收发报机给整出来了，不仅解决了我们没无线电台的问题，顺便还去上海的码头卖了几台赚了点外快。

国民党也很快发现共产党有了电台，他们就和租界巡捕房一起，把定向电台装在车上，每天晚上兜马路，巡回侦察。

曾培洪就让大伙儿断绝社会关系，一两年才给家人写一次信，收发报的时间都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而且电台随拆随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正是因为有着严格的纪律，军阀冯玉祥和阎锡山在上海的电台很快就被抓到了，唯独是共产党的电台，国民党找秃了头都找不到。

电台游击战打得多了，量变引起质变，上海在曾培洪脑子里已经透明了。

哪条街道通到哪里，怎么拐可以绕开追踪，曾培洪是一清二楚，以至于到了建国以后，哪怕街道和房屋都变了，曾培洪还是如数家珍。

从这个时候开始，共产党的秘密电波就在冰冷的夜空中不断地穿梭，把莫斯科的消息和国民党的情报准确地送到苏区，再加上钱壮飞、胡底和李克农卧底卧到了敌人的心脏，结果就是苏区红军获得蒋校长作战情报的速度比国民党军官更快。

曾培洪也就和陈赓、聂荣臻一起，并称为中央特科的“三骑士”。

可惜的是，1931年，顾顺章叛变，我们在上海的情报组织严重受损，大家赶紧转移阵地。

钱壮飞、陈赓等人去了苏区，曾培洪被派去了莫斯科学习，本来是要读东方大学的。

可是在这里，他碰到了一个叫陈绍禹的人，能言善辩，能力很强。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王明。

王明理论是学得好，可他在莫斯科喜欢拉帮结伙，他散步谣言说曾培洪和顾顺章以前关系密切，以后也要背叛革命。

因为他的谗言，曾培洪去不了东方大学，只能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会工作。

曾培洪觉得非常委屈，只能拼命学习来证明自己，为此他还专门改了个名字，叫“李强”。

刻苦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写了一篇论文，叫《发信菱形天线》，论文一发出来就震动了苏联学术界。

苏联无线电水平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非常高的，但他们还是把曾培洪直接升成了苏联通信科学院的7个无线电专家之一，他的成果也被称为“李强公式”，被收入苏联百科词典。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曾培洪很担心自己的祖国，就立刻从苏联回到延安当军工局局长。

在黄土高原上搞军工，还算是有一定的条件，比如陕北的棉花可以拿来做硝化棉；黄土岗里有铁矿和煤矿，可以用来炼铁；羊油可以提炼甘油，做硝化甘油；木头可以用来烧炭，等等等等。

与此同时，来军工局里的也都不是一般人，有在中央苏区造币厂手搓银元的工人，有不用机器就能造驳壳枪的猛男，还有沈阳、太原、重庆兵工厂来的技术骨干。

相对可以的矿产，加上这样一群手工爱好者，还有曾培洪的自带buff，结果就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军工局就像哆啦A梦的口袋一样，一件又一件冒出让敌人都觉得匪夷所思的军工。

比如抗战时期八路一贯是游击作战，那么我们的车床就不能是固定的。

李强有个战友，叫沈鸿，他用半年时间做出了一套只有2.5英尺长的移动机械所，集车床、铣（xi三声）床、刨床、钻床四种机器于一身，只要两头骡子就能运，一头牛就能转动，可以一边游击一边修装备，马背上的工厂，在整个兵工史上都是一个创举。

光有修理的车床不够，我们还得自己造枪。

军工局的大佬们就从商务印书馆的书里琢磨理论，然后自己上手创造。

他们用废材造枪管钻眼机、车子弹芯机；用旧钢轨造“无名氏马步枪”；用硝化棉造手榴弹；用土铁造掷弹筒迫击炮；

自从我们能用钢自己造枪了，鬼子的铁路扒完以后就能废物利用。

到后来这边工厂一缺材料，朱德就跟前线的部队打招呼，哎呀贺老总赶紧安排大伙儿去扒个铁路吧，后方工厂快没钢用啦！

1939年到1943年，李强的延安军工局工厂一共生产了步枪9758支，子弹220万发，手榴弹58万多枚，掷弹筒1500门，82迫击炮3.8万发，地雷上千万枚。

后来军工局产能升级了，还能造民用产品，给纸厂造造纸机；给药厂造制药器械；给医院造血清离心分离器、消毒锅；给广播电台造发电设备；等等等等。

2

到了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局势相对稳定了，开始有人操心起曾培洪的终身大事了。

在参加革命之初，曾培洪曾经结过一次婚，但双方失去联系后，第一任妻子就改嫁了。在苏联工作和学习时，曾培洪和一个德国妹子又结了婚，但因为对方不愿意来艰苦的中国，这段感情也吹了。

当时延安来了个叫魏环图的妹子，才刚刚18岁，和曾培洪差距不小。

就像我们以为理工男木讷不解风情一样，同志们也觉得曾培洪一个技术宅，书呆子，肯定不会撩妹。

但其实，曾培洪在苏联读了很久的书，思想前卫得很。有一天，曾培洪扛着借来的猎枪找到魏环图说：“走，我们打猎去！”

等妹子一脸懵逼地进了林子后，曾培洪就熟练地拉开枪栓，百发百中，把魏环图都看傻了。

后来魏环图跟别人回忆说，自己当时觉得这个大叔好英武、好帅啊！两人就这么在一起了。

那个年代大家恋爱都很保守，但是曾培洪恋爱以后，却经常拉着妻子的手大大方方地外出散步，一脸宠爱，丝毫不在意外人的眼光。

与此同时，曾培洪还在负责新闻传播工作，他给新华社造出了短波电台，被称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人”。

1949年，新中国正式宣告成立，在开国大典上，教员就是用曾培洪设计的广播电台，说出了那段经典台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放原声）

建国以后，一开始，曾培洪觉得，无线电自己研究这么久了，以后应该也是继续干这个吧？

可组织又找到他，咱们现在需要和苏联搞外贸，你学土木工程的，四舍五入一下跟外贸一样，这个外贸副部长就你来当吧。

其实，当时咱们的外贸主要是引进苏联156个援助项目，当时中国和苏联的贸易在全国至关重要，中国占苏联总贸易额的25%，苏联占我国总贸易额的52%；

所以外贸负责人主要是和苏联打交道，需要懂俄语、技术和军工，而且因为经常出席中苏外交场合，还必须有情报工作经验。

那看来看去，曾培洪是最符合条件的。

曾培洪一到莫斯科，就发现这摊子着实难搞，因为当时驻苏使馆人手奇缺，很多经办员别说不懂俄语，有的汉字还会写错，以至于曾培洪除了正常的工作，天天还得拿着《人民日报》登的扫盲和语法给他们补课。

而且，当时苏联援助的许多项目虽然说是援助，但并不是无偿的，你得会跟人家砍价，拼一刀。

曾培洪自己在苏联搞过科研，所以他就让大家挨个把收费项目全都单列出来，对比世界均价，还靠着自己在苏联学习时的关系摸清了对方的底线。

底牌摸清那就好办了。

一到了谈判场上，曾培洪都会先亮自己的身份，一听说他是写过《发信菱形天线》的大神，苏方的气势就矮了一头，再加上曾培洪搜集的情报很多，每次谈判的价格，都让曾培洪死死拿捏了，精准砍价，决不多花钱。

虽然每天的工作是外贸，但是曾培洪手艺人的爱好又丢不掉，他就在业余时候给自己找乐子。

比如曾培洪办公室里放中苏军火贸易订单保险柜，锁和钥匙都是他自己上自己弄的，有一次秘书把钥匙弄丢了，他愣是自己把保险柜锁给开了，比你打电话叫的专业开锁还快。

平时大家喜欢唱歌，曾培洪就喜欢冲照片玩，他冲的彩色照片，都是自己亲手配药自己洗印的。

平时大家爱跳舞，曾培洪就自己摆弄无线电，一进他的房间，就会看到密密麻麻的电灯开关和电源插口。

甚至，他还时不时兼任一下翻译。有次，苏联和咱们签了一个技术条款，俄文稿拟出来以后，中国翻译有几个专业名词翻不出来，还是曾培洪自己给翻译的。

（曾培洪在莫斯科）

在外贸工作之外，他还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兼任所长。顺便在1955年当了个中科院院士。

正是因为他长期和苏联打交道，曾培洪清醒地意识到，靠山山倒，他一边积极关注西方的产品市场，一边呼吁国内加快自主研发。

果然，中苏合作关系并没有持续太久，1960年7月16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纷纷从中国撤走。在酒泉导弹基地，来宣布撤离命令的苏军巴托夫大将，是曾培洪在谈判桌上的老对手，他酒后对苏联专家用俄语说：“你们不能让中国超过了我们，要让他们只能永远跟着我们后面！”

在场的许多中国专家是懂俄语的，听到这话都愤然离席。

中苏关系僵了之后，很多关键的设备到不了位，我们不少厂子都开不了工，从冶金部到化工部到一机部到文化部的机器都是。

曾培洪就找西方国家买点补充，然后督促国内的厂子赶紧自己生产。

首先，西方对中国的禁运也不是铁板一块，西德、日本还有英国私下里都很愿意卖东西给咱们赚钱。其次，就算是禁运，我们还可以利用当时的东西德关系偷偷运一些关键的设备。

不过，和西方交易必须用外币，而咱们当时最缺的就是各种外币。

组织又找到曾培洪，你是学土木工程的，四舍五入一下金融也是小能手，搞外币的工作就交给你吧！

曾培洪又双叒叕被迫跨界，搞起了金融。

当时美国的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仗着黄金储备多，美国把美元和黄金挂钩，向世界承诺“拿着美元能换等价黄金”。

在曾培洪的安排下，中联部不断搜集有关美元的公开新闻资料。

从浩如烟海的资料里，曾培洪敏锐地发现了美国货币体系似乎有问题。

首先，美国操纵的黄金互助基金，开始在伦敦贵金属交易所大量抛售黄金。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连续9次质询财长，气氛弄得剑拔弩张的。

美国不是说黄金储备很多吗？这么着急上火，肯定有情况。

曾培洪再一调查就发现，法国、英国都在拼命拿着美元找美国买黄金，而且买完后会有节奏地拿出一小部分突然抛售，引发黄金市场动荡压低金价，然后继续进货。

自学金融的曾培洪综合了所有信息之后，做了一个极为大胆的预测——布雷顿森林体系，吃枣药丸呐！

在美元被称为“纸黄金”的60年代末，这个结论听上去就像巴西足球被中国男足踢了个6:0一样，让人完全无法相信，可曾培洪却认认真真给周总理上了一份报告，说：中国必须抄底黄金！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在逐步把持有的各种外汇换成黄金。

果然，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金价突然暴涨。

成功抄底黄金的曾培洪，就把之前低价屯的黄金拿出了一小部分，换成外币到国际市场各种买买买，替咱们的生产发展凑设备。

曾培洪这波抄底，给咱们国家赚了30多亿美元，而前一年我们外贸出口的总规模才36亿美元，华尔街顶级投行的金融家也不如他。

在动荡年代，有人不理解曾培洪的许多举动，把他采购外国设备说成是“崇洋媚外”，曾培洪也懒得和他们斗，就把教员给他的题的字“坚持到底”压在桌子的玻璃下，吓得那些捣乱的人不敢乱来。

到了晚年，曾培洪虽然还在忙工作，但工作的内容总算轻松了许多。

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曾培洪发现，美国有一款酸酸甜甜、带气泡的饮料味道不错，卖得很好，要是咱们国内有这种饮料的生产线，能打开国内市场，以后就不需要人家供货了。

这款饮料的名字，后来被翻译为“可口可乐”。

这么多年来，因为有中国的生产线在，它的价格始终没有出现剧烈的波动，成了无数肥宅们的快乐源泉。

1996年9月29日，91岁高龄的曾培洪在北京的家中去世。

在他的葬礼上，后人播出了他生前最喜欢唱的《国际歌》。

他的一生转战过N个领域，情报、无线电、化工、军工、广播、外贸、金融，纵横驰骋，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强得一塌糊涂，他的成绩单随便拎出一个，都够一个普通人骄傲一辈子了，可他偏偏十项全能。

所以不少人说，曾培洪一定是个穿越者。

可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原本也只是一个和我们大家都一样的普通人。

曾培洪的妻子身体不好，经常得住院治疗，母亲、孩子也需要照顾，可是他一忙起来根本就没空管家里的事。

等到有次曾培洪出差回家看到三个孩子时，他都愣住了：怎么当初好好的大女儿，现在变成一瘸一拐了？

保姆告诉他，是因为医疗条件太差，医生错把孩子脱臼当成了结核病，害得孩子落下了残疾，而他这个做父亲的竟然到现在才知道。听到这里，曾培洪当场就落下了眼泪。

曾培洪不是不爱自己的家人，只是他对中国人民太忠诚，奉献得太多了，以至于连自己最爱的家人们都顾不上了。

这个从革命战斗到解放，再到助力中国经济腾飞的人，不是哆啦A梦，没有超能力，也没有时光机，他只是在每一次都站在了祖国和人民需要他的地方，献出了自己的全部。

他的一生，就像马克思那段经典的话所说的那样：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

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

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

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