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鲁迅研究界的众多学者提出，《鲁迅全集》中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两文，因为是冯雪峰的代笔，不能算是鲁迅作品，也不能代表鲁迅的意见，所以应该将两文从《鲁迅全集》中删除。本文依据鲁迅手定、与这两篇文章密切相关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表态，结合冯雪峰、陈早春、胡风、张友松等人的回忆材料，论证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在发表以前得到了鲁迅授权和首肯，在文章发表后得到了鲁迅的公开确认；两篇文章所表述的对托派的看法，与鲁迅本人晚年的思想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是符合鲁迅本意的。

引子

近年的鲁迅研究界有一个热点问题，就是鲁迅与托洛茨基[1]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其中还不乏出色的学位论文和专著。[2]在处理鲁迅和托洛茨基的关系问题时，存在着几大研究重点，重点之一就是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对鲁迅的影响问题；另一个重点，便是原题为“(鲁迅)先生口授，O.V.笔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的问题。在第二个问题上，又以《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署名和著作权问题讨论最激烈。但是在近年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上，实际上形成了一边倒的舆论，就是认为《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是冯雪峰的“越俎代庖”之作，其著作权应该归于冯雪峰，而不能归于鲁迅，[3]这两篇文章不能代表鲁迅的意见，而只能代表拟写人冯雪峰以及冯雪峰背后的中共的意见，而主张将两篇文章从《鲁迅全集》中剔除出去。本文试图根据现有的资料，也来谈谈这两篇文章能否归在鲁迅名下，能否代表鲁迅本意的一己之见。

答托派信的写作与发表背景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发表的背景，是当时在上海由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内部，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大口号之争。“国防文学”这一派以周扬、夏衍等为代表，他们是当时左联的主流派，也占据了左联的主要领导位置；另一派，则是以鲁迅为代表，辅之以陕北派驻上海的代表冯雪峰(1936年4月下旬抵沪)以及胡风、聂绀弩等人。鲁迅等人虽然赞成中共在新的抗日形式下所采取的“联合战线”的方针政策，但是对上海左联的领导层周扬、夏衍等人所倡导的“国防文学”非常反感，认为是周扬等人在文化上采取的一种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有利于国民党的“投降主义”路线，是无原则的和机会主义的。想来，周扬等人受的主要是中共党内王明一派(留苏派)的放弃独立自主、“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思想影响。而鲁迅等人所采取的立场，则接近于中共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本土派的立场。这一派不是对苏联的所有立场都完全接受，在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则更是如此。而周扬等左联领导层对鲁迅的这一立场非常不满，认为这是鲁迅反对中共“联合战线”的方略，甚至是有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表现。在论战中，周扬等人甚至有意无意地暗示鲁迅是“托派”分子。[4]要知道，在当时的共产党舆论内，宣布某某人是“托派”，这是一种后果非常严重的指控。对于周扬等人的这一行径，鲁迅为着左联内部的团结，迟迟隐忍未发。但是，该来的总会来，鲁迅迟早会在周扬等人试图将自己打成“托派”这一点上表明态度，迟早会对无原则的“国防文学”的口号发动猛烈的反击。

当时在上海真正的托派团体，虽然人数很少，但是也在勉力维持着。中国托派团体的一大特点，就是“拳打国民党，脚踢共产党”，尤其致力于针对中共的理论斗争。所以，中共的文艺组织“左联”内部的纷争，他们也一直非常关注。在周扬等人伺机将鲁迅打成“托派”之际，陈独秀的追随者、上海一个托派小团体的负责人之一陈其昌认为有机可乘，在1936年6月3日以陈仲山的化名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试图拉拢鲁迅，同时对左联进行分化瓦解。这封信虽然是一封私信，但里面谈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关于“我们这个团体”即陈其昌为中央委员之一的中国一托派团体的“政治意见”。根据冯雪峰的回忆，收到这封信之后，正在病中的鲁迅非常生气。鲁迅对陈其昌的信，一方面觉得“可恶”和气愤，另一方面也觉得寒心。[5]“可恶”和气愤的原因，可能一方面是出于陈其昌在信中对中共以及在鲁迅心目中总体形象是正面的斯大林的谩骂和攻击，另一方面可能是出于陈其昌对自己进行拉拢，庶几引自己为“同志”的行为。“寒心”则应该是针对周扬等人的，对周扬等人企图将自己打成“托派”，将自己视为政治上的仇雠而感到“寒心”。

冯雪峰主张反击。可是其时鲁迅正在病中，鲁迅这次生病比较厉害，乃至于“艰于起坐”，1936年6月6日到6月30日之间，鲁迅连日记都停了，所以无法亲自操持此事。但是这封信不得不反击。根据冯雪峰的说法，鲁迅把回信的事情交给冯雪峰去全权处理。对此，冯雪峰在1966年8月10日(1972年冯雪峰又再次确认了这一说法)回忆说：

1931年8月鲁迅亲笔题赠给冯雪峰的照片

我回来后，即以“0.V.笔录”形式拟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都是完全按照他的立场、态度和多次谈话中他所表示的意见写的。发表后他自己都看了，认为符合他的立场、态度和意见的；并且从刊物上剪下来，放到他的积稿堆中去，准备将来编进他的文集。[6]

冯雪峰拟写的这两封信中，《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直接驳斥托派陈仲山及其所属的托派团体的“政治意见”，旨在划清鲁迅与托派的界线。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则正面阐述鲁迅关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领导责任的观点，明确地解释了鲁迅所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实际上也是对“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7]反对中共“联合战线”的“新政策”的驳斥。这样来看，《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都可以视为对中国托洛茨基派的公开的政治答复。

一些论者以为，从冯雪峰这段话可以见出，《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不是鲁迅亲自撰写，而是冯雪峰拟写的，所以著作权不能归于鲁迅，也不能代表鲁迅的意见，更不能收进《鲁迅全集》，而只能是冯雪峰自己的作品，代表冯雪峰自己的意见或冯雪峰背后的当时中共的意见。这种意见乍看不无道理。如果一篇文章不是自己撰写，一般不能算在自己名下。但细想起来，如果一篇文章是受自己委托，别人根据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意见”以及相关的“多次谈话”来代笔，自己又认可，同意以自己的名字发表，则这篇文章不能不算成是这个委托人的作品。在政治人物的著作集中，这样的授权别人代写(通常是秘书或友人)而经授权人认可、以授权人名字发表的文章比比皆是，人们并不会由此怀疑此种署名的正当性。《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主要是一种政治表态，前者主要针对中国托派的拉拢，旨在划清与中国托派的政治界限；后者以访谈录形式发表，主要针对左翼内部的两个口号论争，看起来是一个文学问题，但实际上不仅仅是，或者说主要不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关于“联合战线”的“新政策”在文艺界如何运作的大的政治问题。这两篇文章，主要是表达鲁迅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意见，文辞、语气等倒还在其次。按照政治性文章署名的惯例，委托别人(比如秘书，在鲁迅则是自己的多年好友冯雪峰)代笔的文章自然可以不署代笔人，而署委托人的名字。

胡风

又有论者暗示说，因为冯雪峰是代表党去的，代表党的意思写的拟稿，作为左翼作家的鲁迅，自然是要接受的。这就是不了解鲁迅的性格了。鲁迅认的是理，认的是他以为正确的立场，而不是任何外在权威。如果鲁迅不认同，就是党的领导人亲自找他谈，都一样是要被驳回的。这样的情形其实也确实发生过。据冯雪峰回忆，左联成立之后，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曾经在1930年5月7日与鲁迅在上海爵禄饭店会谈过。冯雪峰写道：

李立三约鲁迅谈话的目的，据我了解，是希望鲁迅公开发表一篇宣言，表示拥护当时立三路线的各项政治主张。李立三在谈话中曾经提到当时法国作家巴比塞，因为巴比塞不久前曾经发表过宣言(《告知识阶级书》?待查)，意思是希望鲁迅也这样做。鲁迅没有同意，他认为中国革命是不能不长期的，艰巨的，必须“韧战”，持久战。他表示他不赞成赤膊打仗，说在当时那样的时候还应多采用“壕沟战”、“散兵战”、“袭击战”等战术。在我印象中，他们谈话的要点就是这样。谈话的时间约四五十分钟。两人谈话的详细内容我已不记得了，原话也没有一句能够照原样地记得。但上述的要点是记忆得确实的。(如李立三提到希望鲁迅发表一个宣言和提到巴比塞，我是记忆得确实的；鲁迅说中国革命艰巨，不能不长期的，他不赞成赤膊打仗，以及“韧战”、“持久战”、“壕沟战”、“袭击战”等，我也是记得确实的。[8]

在冯雪峰在场的情况下，作为中共高层领导的李立三尚且无法说服鲁迅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那么作为仅仅是中共中央特派员的冯雪峰本人，自然也无法强加给鲁迅自己或者是中共的意思。

胡风的说法

一种意见认为，从冯雪峰1966年8月10日的回忆可以推断，《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这两篇文章送去发表之前，并没有送交鲁迅过目，或者说，鲁迅并不知道两篇文章的具体内容，鲁迅只是在发表后通读一遍而已。这种论断旨在证明，这两篇文章冯雪峰虽有鲁迅事先的授权，但是关于两文具体的内容，冯雪峰是对鲁迅做了隐瞒的，也就是欺骗了鲁迅，冯雪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鲁迅之上。但这种推断也不一定靠得住，因为冯雪峰1966年的回忆录里并没有说，这两篇文章在发表之前，鲁迅不知道两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冯雪峰在1951年的回忆文章《党给鲁迅以力量——片断回忆》中则说，《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先由鲁迅说个大意让冯雪峰笔录的，冯雪峰还说，自己主张早日答复，是认为打击托派固然重要，而同时也实在为了鲁迅可以早日减轻愤怒以免加重他的病。[9]作为这两篇文章的当事人之一的胡风，在1984年2月的回忆录《鲁迅先生》(最初发表于1993年《新文学史料》第1期)中，也否定了鲁迅在文章发表前不知道其内容的说法，胡风说：

他(按指冯雪峰)约我一道拿着拟稿(按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什么，只简单地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10]

这就是说，冯雪峰不仅事先从鲁迅那里获得了拟写(或整理[11])《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全权授权，而且在拟写好之后，特意找胡风一起去，念给病床上的鲁迅听，鲁迅对该信的内容表示了同意。鲁迅的这一同意非同小可，因为信里提到了“毛泽东先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不仅完全认同“毛泽东先生”的“一致抗日论”，而且认为“毛泽东先生”们是“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拟稿中鲁迅将“毛泽东先生”们“引为同志”且“自以为光荣”。根据冯雪峰等人回忆，在平常谈话中，鲁迅也经常说起毛泽东，但是以鲁迅的名义将“毛泽东”这三个字正式行诸文字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恐怕是唯一的一次。如果不是鲁迅对毛泽东有着肯定的看法、有过相应的言谈，冯雪峰断不敢也不应在拟稿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更不会把这种作重大的、公开的、而且是有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政治表态的拟稿念给鲁迅本人听。鲁迅虽然身在病中，但既然能够听读文章，说明他的神志还是清醒的，要不然冯雪峰和胡风也不会去找鲁迅宣读拟稿。如果鲁迅不满意拟信的内容，尤其是不同意点出“毛泽东”的名字，那他是绝对不会认可的。

根据胡风的回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这两篇文章不是同一天写就的，也不是同一天念给鲁迅听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正式发表时署的写作日期是1936年6月9日，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署的写作日期是1936年6月10日。胡风回忆说，他们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拟稿念给病床上的鲁迅听，两人告辞回家后，冯雪峰觉得“对口号问题本身也得提出点理论根据来。于是又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所以第二天晚上两人又一起去，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念给鲁迅听。胡风写道：

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一道出来后，雪峰马上对我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12]

胡风写《鲁迅先生》这一回忆录时，已82岁高龄，回忆的是近50年前的往事。他对当晚细节的回忆(鲁迅“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及冯雪峰拿鲁迅与高尔基比较[13])是否确当姑且不论。但即使鲁迅当晚的不耐烦是真的，也可以做不同的理解。通常的理解，是病人不愿意被打扰，所以鲁迅显露出“略略”的不耐烦的神态。其实这一点，胡风也点到了：“鲁迅病得这样沉重，应该尽一切可能抢救他，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刺激他打扰他。”胡风接着说：“鲁迅在思想问题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时候绝不可能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对病情产生不利的影响。”[14]但是胡风在这里也是马后炮，因为在拟写、刊发这两篇文章的事情上，胡风也是当事人之一。冯雪峰两次向鲁迅宣读拟稿，胡风都在场。在他1984年的回忆录中，胡风并未提到自己是否规劝过冯雪峰，让冯雪峰不要以这样的重大事情去“刺激”和“打扰”鲁迅，来引起鲁迅“精神上的不安”。冯雪峰事后解释说，之所以以回信之事打搅病中的鲁迅，是他觉得，早日回复托派的信实际上有利于减轻鲁迅淤积于心的愤懑情绪，以免加重病情。但是胡风在其82岁时的回忆里作了这样的暗示，就是《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这篇文章(一定程度上可能也包括《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冯雪峰不应该“用鲁迅的名义匆忙地作出断语”。胡风这也就是间接否定了两篇文章是属于鲁迅，因其不是鲁迅“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不能代表鲁迅的意思，只是冯雪峰使用鲁迅名义匆忙下的“断语”。

但这也就是胡风在近50年后的一种事后推测，而据他自己的同一个回忆，胡风提到：

到病情好转，恢复了常态生活和工作的时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地笑了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15]

在这里，不管是当时的胡风，还是鲁迅本人，都没有对两篇文章的内容提出质疑，都没有表示过这两篇文章的主旨不符合鲁迅本人的意思；分歧仅仅在于，鲁迅认为文章的语气与自己不相符合，而胡风认为文章语气和鲁迅平日文章的语气很像。至于胡风提出的文章是否“深思熟虑”的问题，这倒是一个问题，但“深思熟虑”似乎也很难界定。作为论战性的文章，尤其是要在短期内(三日左右)作复的文章，到什么程度才算“深思熟虑”呢?胡风认为鲁迅在病中，所以对冯雪峰的拟稿不太可能“深思熟虑”地加以评判；但是如果冯雪峰所说是对的话，那么这两篇文章是“完全按照他(鲁迅)的立场、态度和多次谈话中他所表示的意见写的”，则又似乎不能完全算是没有经过鲁迅的“深思熟虑”，因为冯雪峰依据的是鲁迅的“多次谈话”，在文章中表达的是鲁迅其时的一贯立场。实际上，一般作为即时论辩性的杂文文章，即使对健康人而言，也是很难做到完全“深思熟虑”的。鲁迅本人一向是把这种杂文当成“匕首”和“投枪”来看待，就是说，文章的目的不在于以严密的逻辑和充分的论证来争取对手，而在于消灭敌人，在于鼓舞同侪的士气，这样的杂文，能够做到“深思熟虑”当然更好，不能做到也不太要紧。冯雪峰提到了鲁迅的类似态度：

“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一句里面的“大概”和“罢”三个字，在措辞上就不够妥当和肯定；发表后我也对鲁迅说到过这一点，鲁迅却说：“这也不要紧！”[16]

这就是说，只要主旨不违鲁迅本人的意思，鲁迅是不会计较文章之个别字词、语气等枝节问题的。从现存的资料来看，鲁迅一直到逝世前，从没有对任何人表示过这两篇不是自己的文章，不能代表自己的意见。

根据冯雪峰的回忆，两篇文章首先通过王学文在1936年6月15日之前送到洪深、沈起予主编，夏衍直接领导的《光明》半月刊，希望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但两稿均被退回。[17]既然稿子在1936年6月15日前尚未有杂志正式接纳，那么鲁迅仍有机会对此进行“深思熟虑”，提出修改的意见。实际上，在发表前，鲁迅有许多机会收回和否定这两篇文章。第一次机会，是冯雪峰和胡风在次晚一起去鲁迅病床前宣读《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时候，鲁迅完全可以对前一晚听读到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表示不同意见，尤其是可以收回对“毛泽东先生们”的高度赞扬和对托洛茨基“用敌人金钱”的讽刺和挖苦。但是第二天晚上，鲁迅没有对冯雪峰拟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表示过需要再加斟酌的任何意见。鲁迅这晚没有表达反对的意见，或许还可理解，因为根据鲁迅1936年6月19日亲手撰写的《致邵文熔》的书信中所言，自己此次害病，“其间数日，颇虞淹忽，直至约十日前始脱险境，今则已能暂时危坐，作百余字矣。”[18]这就是说，1936年6月9日左右是鲁迅生病最厉害的时候；害病之烈，当然也不排除有托派陈其昌来信，企图引为同调，使得鲁迅急火攻心所致的因素。(不过鲁迅对自己病情的描述，也有其不一致之处。1936年7月6日在给自己母亲的信中，鲁迅称：“男自五月十六日起，突然发热，加以气喘，从此日见沈重，至月底，颇近危险，幸一二日后，即见转机，而发热终不退。”[19]就是说病情最重的时候是5月底，到6月初已见转机，只是发烧不退)但是至迟至6月19日，鲁迅病体稍好，能够自己阅读友人邵文熔来信，并不需要许广平笔录而亲自复信，而这时前述二文并未发表，鲁迅完全可以提出修改意见或者全然收回。

1936年6月份，对于病中的鲁迅来说，是很不平静的。6月7日，以茅盾为首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在上海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茅盾起草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20]6月10日该宣言在《光明》半月刊创刊号上发表。[21]由于鲁迅认为中国文艺家协会实行关门主义路线，且不满意协会所倡导的“国防文学”口号，所以他此前就拒绝加入该协会。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发表后，巴金、黎烈文等不愿意入会的人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个与此相区别的宣言，这就是由巴金和黎烈文起草、包括鲁迅在内数十人联名在《作家》、《译文》、《文学丛报》等刊物发表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其中《作家》月刊刊发鲁迅等人宣言的时间是1936年6月15日(载《作家》第1卷第3号)。[22]根据宣言起草人之一巴金回忆，病中的鲁迅参与了该宣言的最后定夺工作。巴金说：

《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是我和黎烈文起草的。当时《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已经发表，鲁迅、黎烈文、黄源和我都没有签名。我和黎烈文都认为我们也应该发一个宣言，表示我们的态度。这样，就由我和黎烈文分头起草宣言，第二天见面时我把自己起草的那份交给黎烈文。鲁迅当时在病中，黎烈文带着两份宣言草稿去征求鲁迅的意见，在鲁迅家中把它们合并成一份，鲁迅在宣言定稿上签了名。因此，正式发表的《宣言》很可能经过鲁迅的修改，但鲁迅到底怎样修改的，我就不清楚了。[23]

如果巴金的回忆是准确的话，那么1936年6月10日至6月15日之间的某天，黎烈文探访了病中的鲁迅，鲁迅审定了他带来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两份草稿，并在宣言定稿上签了字。前面说到，这时《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这两篇文章仍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鲁迅此时既然有精力审定巴金和黎烈文起草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假如他认为冯雪峰拟写的文章不能表达自己本意的话，那么应该也可以对其进行修订或全然收回，然而事实上，鲁迅没有。

答托派文章发表之后，鲁迅的公开确认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最终于1936年7月1日由《文学丛报》月刊[24]第四期登出，同时也登载在《现实文学》月刊的创刊号上。《现实文学》由尹庚、白曙编辑，经理林秩成以出版者代表人身份负责具名。出版时间也选在1936年7月1日，是因为编辑部同仁一致主张在中共建立15周年之日出版第一期杂志，以志纪念。《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也同时刊登在创刊号的《现实文学》上，但是没能登载在《文学丛报》月刊第四期上。冯雪峰还将两文通过茅盾送到“文艺家协会”的机关杂志、由周扬主持的《文学界》月刊去，但《文学界》在其第一卷第二号(7月10日出刊)只刊登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却在后面附了茅盾的一篇评论文章和一篇千把字的编者附记。茅盾的《关于〈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给本刊的信》一文，试图在两个口号之间和稀泥，实际上仍然偏于“国防文学”的主张。编者附记则认为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太笼统，不如“国防文学”的口号具体，鲁迅口号中的“大众”一词因“向来是被解释作‘工农大众’的”，所以不堪用，这就实际上否定了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25]《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文学界》则拒绝刊登，理由是“环境关系”[26]，意思是担心登载这篇文章会引发国民党当局查封杂志。从茅盾的评论文章写于6月26日来看，《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文不迟于6月26日送达《文学界》。但在6月23日，鲁迅口授了许广平《〈苏联版画集〉序》一文。可见在此之前，鲁迅仍不乏修正冯雪峰拟稿的精力和时间。1936年7月1日，鲁迅恢复记日记。在7月5日的日记中，鲁迅“得文学丛报社信并稿费廿”，[27]似指《文学丛报》第四期刊登《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的稿费，在鲁迅的日记中和冯雪峰的回忆中，没有鲁迅将此稿费交给冯雪峰的记录。也就是说，鲁迅一方面对署名“鲁迅”的文章“文责自负”，另一方面也享受领取稿费的权利。

周扬亲自领导的《文学界》以“环境关系”为理由拒绝登载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对左翼知识人出版和传播进步读物的行为，国民党政权大肆进行迫害。以当时的进步书店、出版过《鲁迅自选集》的天马书店为例，其首任编辑楼适夷和第二任编辑叶以群，甚至一些书店的营业员都曾被捕入狱。书店经理韩振业因为出版发行了鲁迅鼎力支持的《天马丛书》二十多种，国民党当局竟然使他突然“暴卒”。[28]在国民党的政治和文化高压之下，要公开登载左翼文坛领袖鲁迅赞成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高度评价毛泽东的文字，在当时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实际上，刊载《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现实文学》杂志的出版者代表人林秩成，就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两篇文章7月份刊出，8月份他就被国民党特务不明不白地暗杀身死。[29]在这种严酷的、鲁迅深有体会的血腥政治环境之下，鲁迅授权和首肯以公开署名文字赞扬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绝对不能说是没有经过思虑的。鉴于仅在几个月之后，鲁迅就溘然长逝，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政治宣言的这两篇文字可视为鲁迅之决绝的“政治遗嘱”。

实际上，冯雪峰为鲁迅代笔，也不是第一次了。1930年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演《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事先并没有文字稿，而是即席的讲演。因为会议的秘密性，所以也没有安排会议记录。一些与会者，尤其是原创造社、太阳社中的一些人对鲁迅的演讲很不以为然，认为鲁迅是“老调重弹”。基于此，组织者在会后也没有安排专人整理鲁迅此次的讲演。但是参会的冯雪峰却认为鲁迅的发言非常可贵，是“空谷足音”。所以过了三四天后凭记忆追记、为鲁迅整理和代写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其中有些话在大会上未说过，是他平日谈话时说的”。鲁迅对冯雪峰的代笔作了审阅和修改，比如加上了“汉官威仪”、“峨冠博带”这样的冯雪峰当时不会用的文语。[30]可以说，正因为鲁迅和冯雪峰之间有过这样的文字合作，在1936年6月鲁迅病重期间，鲁迅才可能放心地授权冯雪峰去处理拟写答复托派的公开信这种重要的事情。1930年冯雪峰为鲁迅代写《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时，加入了不少鲁迅平日谈话的内容；1936年冯雪峰在代写《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时，也强调自己是“完全按照他(鲁迅)的立场、态度和多次谈话中他所表示的意见写的”。如果此说属实，那么这两篇文章实际上带有记录的性质，可以算成是一种记录稿。从这个意义出发，冯雪峰在二文文末注明“先生口授，O.V.笔写”，也不为大过。何况根据胡风的回忆，这两篇文章实际上在发表之前给鲁迅听读过，获得了鲁迅首肯。而根据冯雪峰的回忆，文章发表后，鲁迅“认为符合他的立场、态度和意见的”，也就是进行了再次的确认。

鲁迅在文章发表之后，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场合，都没有对文章署自己的名字有过任何的否定性的暗示，而肯定性的说法，也就是有意无意地承认两篇文章属于自己的作品的说法则不乏其例。举其著者，则属1936年8月初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草拟，由鲁迅补充、修改后定稿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因其经过鲁迅的仔细审阅和修改，这篇文章被公认为是鲁迅作品(冯雪峰回忆说鲁迅大约修改和加写了一两天时间；而鲁迅与他人如姚克、曹白的谈话中，则说自己共写了(也就是修订了)四天[31])；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人主张把它从《鲁迅全集》中删除。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提到：“但现在文坛上仿佛已有‘国防文学’牌与‘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牌的两家，这责任应该徐懋庸他们来负，我在病中答访问者的一文里是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两家的。”这里无疑是鲁迅确认了自己对《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的冠名权。在反驳徐懋庸说鲁迅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试图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统一战争的总口号时”，鲁迅认为这是“胡说”，他驳斥说：

我问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没有?人们如果看过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们解释“国防文学”的那一套来解释这口号，如聂绀弩等所致的错误，那么这口号和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是并不相干的。这里的“大众”，即照一向的“群众”，“民众”的意思解释也可以，何况在现在，当然有“人民大众”这意思呢。[32]

现存这篇文章的手稿显示，鲁迅对冯雪峰草稿中的上述这段文字作了特别的订正，把原稿中的“我问徐懋庸究竟读过我的文章没有?徐懋庸如果读过我的文章”这一表述改成了“我问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没有?人们如果看过我的文章”。在这里，鲁迅明确肯定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是“我的”文章。这里对“大众”一词的解释，应该主要是反驳《文学界》在刊发《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时所加的编者附记，附记中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中的“大众”一词不能用，因为“大众”只能指“工农大众”，不利于“联合战线”的“新政策”。这就是说，鲁迅在改定《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的8月3日至6日，对6月初由冯雪峰拟就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是公开认账的，担负一切文责。而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后半部，也就是鲁迅重写和加写较多的部分，鲁迅着重提到当时的小报对他和胡风的造谣：

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最近的则如《现实文学》发表了OV笔录的我的主张以后，《社会日报》就说OV是胡风，笔录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远的则如周文向傅东华抗议删改他的小说时，同报也说背后是我和胡风。[33]

显而易见，鲁迅在此明确表达了同时发表在《现实文学》上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是他本人主张的意见，坚决否认了《社会日报》[34]所称O.V.也即冯雪峰的笔录与自己的本意不符的指称。1936年6月份冯雪峰的两篇代笔与鲁迅的原意基本相符，这从冯雪峰的回忆中也能找到更多的线索。在谈到为鲁迅拟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缘由时，冯雪峰说：

当时鲁迅在大病之后，我看他身体确实远没有恢复健康；又因为六月间我曾以“O.V.笔录”形式，代他处理过两件事情，还符合他的意思，于是我看完徐信后就说：“还是由我按照先生的意思去起一个稿子吧。”但鲁迅说：“不要了，你已经给我抢替过两次了。这回，我可以自己动手。”(意思是说，他身体已经可以写文章。)[35]

这段话经常被论者引为“铁证”，说是鲁迅因为不满意冯雪峰为自己代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所以不再信任冯雪峰，从而婉拒了冯雪峰再次为自己代写答徐懋庸信的请求。可是明明冯雪峰在这里说鲁迅觉得自己代写的两篇文章“还符合他的意思”。而且从常理推断，如果鲁迅对冯雪峰6月份为自己代写的两篇文章表示过不满的话，那么冯雪峰是绝无胆量再次提出为鲁迅拟写文章的。鲁迅在回答冯雪峰使用的“抢替”一词，也明明白白地表达了鲁迅对冯雪峰关爱自己身体的感谢之情，哪里有半点不满的意思?！冯雪峰还回忆说，《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发表后，“他(鲁迅)翻着那杂志的时候是高兴的；可是，过几天我去看他时，他笑着说：‘我们还是便宜了托派！他们的来信没有比我的回信低两格排，这样，我们就把来信和回信平等看待了。我们当时没有注意，便宜了他们！’”[36]在另一篇关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回忆中，冯雪峰的回忆与此稍有不同：“鲁迅看了，面带笑容地说，‘这次便宜他们了，来信也用同一字号，没加区别，太便宜他们了。’”[37]但是两处回忆的主要精神都是一致的，就是鲁迅没有对信的主旨(是否符合他的初衷)有所质疑，而只是挑了一些形式上的小毛病。如果鲁迅认为6月份冯雪峰拟写的两篇稿子不忠实于自己本意的话，那么，8月份冯雪峰重操旧伎，试图再次代笔《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时候，鲁迅一定会断然拒绝的。但是鲁迅没有，而是认为冯雪峰的稿子基本可用。冯雪峰回忆说：

大概第三天，我(把草稿)拿到鲁迅家去，说都是按他谈过的话写的，也许可以给他参考；不料他看了后说：“就用这个做一个架子也可以，我来修改、添加吧。”又说：“前面部分都可用。后面部分，有些事情你不清楚，我来弄吧。”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因为那些话都是他自己说过的，同“口授”的差不多。所以，这件事，关系很小。重要的是他原来要写这篇文章。[38]

可以说，由于稿子基本上都是“按他(鲁迅)谈过的话写的”，冯雪峰再次拟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是基本符合鲁迅本人的意思的。从冯雪峰忠实地依据鲁迅的意思，拟写约7000字《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篇文字来看，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根据鲁迅平日的言论，而拟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是不忠实于鲁迅本意的。

经过鲁迅审阅和订正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和前此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相比，在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一致性。《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方面不相信中国托派“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认为这应该算是谣言，另一方面，对中国托派不遗余力地猛烈攻击“史太林(即斯大林)党”的政治路线，以及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政策的做法，无可讳言，也隐隐流露出些许怀疑，怀疑这种行径是否为日伪敌特所主使。而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39]

“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一句，草稿作“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是敌人派遣来的”，鲁迅作了现在的修正。[40]怀疑归怀疑，在答徐懋庸的信中，鲁迅对论敌的诬陷和无端攻击，并不主张“以其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鲁迅在该文定稿中，把草稿中的“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则要×以此道还敬于其人的”订正为“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41]这句话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下述一段话，内在精神相当一致：

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42]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说得很清楚，不能因为某些中国托派跟在自由派知识分子后面诬陷鲁迅拿苏联的“卢布”，鲁迅自己就反过来也要诬陷托派拿帝国主义的钱。这封公开信明确表示，鲁迅“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如果没有证据而造谣，那鲁迅无疑是自甘“下流”了。这个精神，与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申明的，即便对方诬陷自己为拿苏联的“卢布”，如果没有真凭实据的话，自己也不能凿空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卑劣”的意思是高度一致的。

鲁迅托洛茨基观的转变

一些鲁迅研究者之所以否认《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出自鲁迅的本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1920年代末以前的鲁迅对托洛茨基还是很有好感的。鲁迅不仅仔细研究了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一书，深受托洛茨基“同路人”、“革命人”和“革命文学”论等的影响，1926年还翻译了《文学与革命》中关于俄苏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的第三章，作为胡敩译、北新书局出版的勃洛克长诗《十二个》的序言出版。既然如此，为什么到了1936年6月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两篇文章中，鲁迅会对托洛茨基本人如此地讽刺挖苦，而对“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如此声色俱厉呢?毕竟，从1928年到1936年间，鲁迅似乎没有对托洛茨基作过系统的、严厉的批判。

其实，从鲁迅现存的文字我们即可看出，到1920年代末之后，鲁迅的托洛茨基观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1928年8月10日，在回复读者恺良就韩侍桁所译林癸未夫的文章《文学上之个人性与阶级性》时，鲁迅提到了脱罗兹基(即托洛茨基)，认为脱罗兹基以对于“死之恐怖”这种人的生物性为古今人所共同，来说明文学中有不带阶级性的因素，其论证方法过于简单，类似于“讲笑话”，[43]不能令人信服。1928年8月11日，在《奔流》编校后记(三)中，鲁迅评价托洛茨基说：“托罗兹基是博学的，又以雄辩著名，所以他的演说，恰如狂涛，声势浩大，喷沫四飞。但那结末的豫想，其实是太过于理想底的。”[44]这段话寓贬于褒，一方面赞扬了托洛茨基的博学和雄辩，另一方面以“喷沫四飞”这样的用语，暗示了托洛茨基的夸夸其谈和华而不实，所以托洛茨基的理论在鲁迅看来，总体上是“过于理想”而缺乏现实性的一种空谈；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的用语来说，托派理论无异于是一种过于“高超”的理论。1932年9月19日，鲁迅在其《〈一天的工作〉后记》中附带提到了托罗兹基的名字，但是对于他没有任何臧否。1932年12月10鲁迅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中批评了该刊编发的芸生的诗《汉奸的供状》，这首诗是对苏联诗人别德纳衣讽刺托洛茨基的长诗《没工夫唾骂》[45]的模仿。鲁迅认为这一模仿是非常拙劣的，如果说别德纳衣的诗是“笑骂”的话，那么。芸生的诗则是“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46]但是鲁迅在这封信中，并没有对别德纳衣所描绘的托洛茨基有所评价。鉴于别德纳衣的诗是其时与鲁迅来往相当密切，鲁迅又深受其影响的瞿秋白翻译的，想来鲁迅会比较认同这首诗对托洛茨基的负面评价。而且鲁迅对这首诗相当感兴趣，这也是可以肯定的，因为鲁迅在1933年2月9日《致曹靖华》(编号330209)的信中询问曹靖华：“前回曾发一信(忘记月日)，托兄再买别德纳衣诗(骂托罗茨基的)之有图者一本，又《文学家像》第一本(第二本我已有)一本，未知已收到否，能得否?”[47]此处体现鲁迅不仅感兴趣别德纳衣讽刺托洛茨基的长诗《没工夫唾骂》本身，还对书中讽刺托洛茨基的插画很感兴趣。从鲁迅亲自编辑，并自费为亡友瞿秋白出版的瞿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下卷)之《没工夫唾骂》中所配的台尼插画来看，鲁迅在此试图找寻的，可能就是台尼(Deni)所作的托洛茨基讽刺画，[48]他需要将瞿秋白的精彩译文配上台尼的精彩讽刺画。

鉴于鲁迅此前几年对托洛茨基的大力推介，除非形势所迫，进入1930年代的鲁迅似乎不太愿意出来公开地、明确地撰文批判托洛茨基及中国托派的思想，但是在私下的谈话中，情形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知道，虽然鲁迅1936年6月前没有公开的文字系统地批判托洛茨基的理论，但是在小范围谈话的场合，他对托洛茨基的理论尤其是其政治理论，是深不以为然的。冯雪峰说自己1936年6月为鲁迅拟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完全按照他的立场、态度和多次谈话中他所表示的意见写的”，这是完全可能的。另外，当时与鲁迅有着密切交往的青年出版人、当时有托派倾向的张友松[49]也有一段重要的回忆。1928年，在鲁迅的大力支持下，张友松在上海与人创办了春潮书店，在1928年至1930年间，由于业务等的关系，张友松与鲁迅交往很多，常常与鲁迅一起吃饭、聊天。春潮书店及其刊行的《春潮月刊》也经常发表和出版鲁迅或鲁迅推荐的作品。在回忆当年与鲁迅的交往时，张友松说：

我在大姐牺牲后，译过一部托洛茨基的《大英帝国的前途》，后来由“春潮”出版了。我在思想上受过两个托派分子的影响，对托洛茨基曾经颇为崇拜，夏康农和党家斌当时也有同样的倾向。有一次我们同鲁迅谈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时，说这是权力之争。鲁迅当即斩钉截铁地说，不是这么回事，并拿出一份地下党组织揭露托洛茨基叛徒嘴脸和罪恶活动的小册子给我们，说道：“看看这个就明白了。”后来我读了这份材料，还半信半疑。直到几年以后，大量事实说明了这场斗争的性质，我才醒悟过来，深感鲁迅对人对事判断是非真伪的眼力远非一般人所及。[50]

张友松没有明确这次谈话的具体时间，从他因办春潮书局而与鲁迅直接交往的年限来看，时间当在1928至1930年的某天。鲁迅日记有一百多处提到张友松，日记里首次提到张友松，是在1928年8月4日，当晚，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宴请，同席11人，中间就有张友松。想来此前张友松和鲁迅来往不多，两人并不熟悉，鲁迅不会贸然与他谈论托派这样的敏感话题。所以谈话的具体时间不会早于1928年8月4日。从张友松的行文来推测，鲁迅与张友松等人谈论托洛茨基的时间似在1930年某天。此时鲁迅有没有可能得到中共地下党揭批托洛茨基及托派的材料呢?从他当时与诸多左翼人士密切交往的情况来看，这是极有可能的。当时确实也出现过这样的材料，例如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报刊《红旗》[51]在1930年4月9日(总第91期)就登载了两篇揭批托派的文章，一篇是署名“立三”(即李立三)的《回答托洛茨基的问题》，对托洛茨基的《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一文进行了批判，并指出“陈独秀们竟与国民党改组派豪绅资产阶级一样的骂红军为土匪，可见陈独秀们走到甚么地方去了”。另一篇是署名“问友”的《反对取消派：托洛茨基之取消中国革命的理论》。此外，当时中共领导人之一、其时公开发表过反托政论的李立三1930年5月7日也跟鲁迅举行过秘密会谈。从张友松的回忆可以见出，至迟从1930年开始，鲁迅对托洛茨基尤其是中国托派的看法有了急剧变化。此外，鲁迅在1932年夏秋之交与瞿秋白见面之后，深受瞿秋白的托洛茨基观影响。众所周知，鲁迅1932年后与瞿秋白展开了密切交往和合作，以至于瞿秋白经常以鲁迅的笔名发表文章，而鲁迅也把瞿秋白以自己笔名发表的文章收入自己文集之中，达14篇之多。瞿秋白本来也跟鲁迅一样，对托洛茨基有着比较积极的看法，但是到了1930年代，在苏联官方和共产国际的托洛茨基观的影响下，瞿秋白对托洛茨基越来越持否定的态度，以至于在1932年10月翻译发表了前文所述的苏联诗人别德纳衣讽刺托洛茨基的长诗。推想起来，这应该会深深影响到鲁迅的托洛茨基观。[52]所有这些因素，无疑建构了鲁迅认可由冯雪峰拟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的坚实思想基础。

从答托派文的结集情况，不能推定鲁迅否定自己是其著作权人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两文在《现实文学》等杂志发表后，初次结集，是在鲁迅去世之后、由鲁迅夫人许广平编辑的《且介亭杂文末编》之中。《且介亭杂文末编》由正集和附集两部分构成，其中正集14篇，附集21篇。对于《且介亭杂文末编》如此处理的原因，许广平在后记中说：

《且介亭杂文》共三集，一九三四和三五年的两本，由先生自己于三五年最末的两天编好了，只差未有重看一遍和标明格式。这，或者因为那时总不大健康，所以没有能够做到。

一九三六年作的《末编》，先生自己把存稿放在一起的，是自第一篇至《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似乎同属姊妹篇，虽然当时因是未完稿而另外搁开，此刻也把它放在一起了。

《附集》的文章，收自《海燕》，《作家》，《现实文学》，《中流》等。《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先生另外保存的，但都是这一年的文章，也就附在《末编》一起了。[53]

以上提到的鲁迅作品，都是鲁迅生前尚未来得及结集出版的文章。其中的手稿部分，鲁迅生前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初步选定要入选《且介亭杂文末编》的存稿(共14篇手稿，其中一篇是鲁迅没有归到为编集《末编》而准备的存稿堆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而许广平以为应该编入《末编》的)。另一部分是鲁迅另外保存的《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等四篇文章，根据冯雪峰回忆，这是鲁迅打算撰写十来篇类似的诗体散文，以后单独结为一集用的(类似《朝花夕拾》风格)。其他剩下的17篇，有的有手稿存世，如《立此存照》第一篇至第五篇；有的只有残稿存世，如《我的第一个师父》；有的无手稿存世，[54]估计是许广平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剪报，如《文人比较学》、《大小奇迹》、《难答的问题》、《登错的文章》四篇；有的因是冯雪峰拟写(《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两篇)或许广平笔录(《〈苏联版画集〉序》)，所以原无鲁迅手迹。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许广平的记述是正确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两篇没有被鲁迅本人归入为编集《末编》而准备的存稿堆，那么能如不少论者所断定的那样，就表明鲁迅不把这两篇视为自己的文章，不认为这两篇代表自己的本意吗?恐怕很难。鲁迅编集《且介亭杂文》和《且介亭杂文二集》的时间是在1935年最后两天，按此推定，编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的时间当在1936年末，可是他不幸于1936年10月19日去世，《且介亭杂文末编》最后未能亲自编成。假如鲁迅能活过1936年末，《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两文未必不会被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即便鲁迅不把两文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也未必不会被鲁迅编入到自己别的文集中去。总不能说，未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正集、也不在鲁迅所规划的新的诗体散文集的17篇(21减4篇)文章，都是鲁迅不愿意承认为自己的作品，都是不能代表鲁迅本人思想的作品吧。

实际上，根据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发表之后，特意“从刊物上剪下来，放到他的积稿堆中去，准备将来编进他的文集”。许广平说手稿堆中没有这两篇，也许是鲁迅将这两篇文章堆到自己文章的剪报堆里去了?因为根据许广平的记述，鲁迅初步选定要入选《且介亭杂文末编》的存稿13篇全部是鲁迅的手稿。采自四本期刊的《附集》的文章，许广平也未明确到底是鲁迅自己生前从期刊上剪下来的，还是鲁迅去世后由许广平剪下来的，或者部分由鲁迅，部分由许广平剪下来的。冯雪峰的回忆也许是准确的，就是鲁迅确实把《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这两篇文章从杂志上剪下来，但是并没有放到手稿堆中，而是和《文人比较学》等文章的剪报稿堆放到一起，因为这些文章的手稿很可能被鲁迅自己毁弃了。当然另一种可能性是，鲁迅也许认为《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同《〈苏联版画集〉序》一样，没有经过自己笔头润色，文字上可能稍有欠缺，措辞上可能稍欠严谨，如何处理这两篇文稿，编入何种文集，他还要再仔细斟酌。但是从现有材料看，鲁迅从未有过否认自己是这三篇文章的责任人和著作权人的任何表示。实际上，《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造成了如此大的社会影响，鲁迅是不可能否认自己是作者的。如果鲁迅泉下有知，对于当下一些论者主张将这两篇文章从他的全集中驱逐出去的言论，会感到哭笑不得吧。

当然，虽然《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迎头痛击”了中国托派，但是对于托洛茨基本人的一些思想尤其是文学思想，不管是冯雪峰，还是鲁迅，恐怕并没有全盘否定。比如，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第8章《革命的与社会主义的艺术》中将两种艺术视为“革命艺术”，一种是“主题反映革命的作品，和那些主题并不与革命相连，但却澈底地为革命所煊染，而且被由革命而生的新意识着了色的作品。这些十分显然是，或可以是属于完全不同的种类的现象。”[55]托洛茨基的这一思想，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仍然有所体现：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最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懂得这一点，则作家观察生活，处理材料，就如理丝有绪；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无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56]

这就是说，鲁迅等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一定非要写战争，但只要作家有着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意识，则作品一定会为其所感染，为由民族革命战争而生的新意识所“着色”。这种思想，与鲁迅接受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一书的影响，在1926年以后反复在其《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革命时代的文学》、《革命文学》等文章和讲演中所提出和强调的“革命人”的理念是高度一致的。如在1927年10月21日发表的《革命文学》一文中，鲁迅提到“我认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57]从《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这篇文章中表达的鲁迅所认可的此种托洛茨基文学思想来看，代笔者冯雪峰可谓深得鲁迅文学思想之神髓。的确，对托洛茨基的某些文学观点，鲁迅是不会以人废言的。仅以此点而论，也不能排除冯雪峰确实是根据鲁迅平日谈话的内容，或者是根据病中鲁迅口授的大意来拟写这两篇文章的。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发表之后，深深震动了中国的托派分子，给鲁迅写信的陈其昌受到了其同侪的严厉批评，认为他事先不应该抱有幻想，给鲁迅写这么一封意在拉拢的信。压力之下，陈其昌1936年7月3日又给鲁迅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长信，鲁迅1936年7月7日收到陈其昌的信，但在日记中只简单地记述道：“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58]观陈其昌信，其对《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反驳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这一句反驳不可谓不力：“托洛斯基在欧洲贫病交加，靠版税维持生活，因出版他的著作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书店，造谣者就指着说，他‘用敌人的金钱’。鲁迅先生，你拿版税稿费的地方，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59]鲁迅对这第二封信没有再作答复，我们无从知道鲁迅会否接受陈其昌的某些反驳，会否修正对托派的某些批判。如果真的如某些论者所言，鲁迅不愿遽然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中去的话，那么这也许可以从陈其昌的反驳信中找到某种线索，但绝不能由此推论说鲁迅不承认这是自己的作品，不能表达鲁迅的本意。另一方面，鲁迅对陈其昌第二封来信的置之不理，也正说明了他认为《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没有大的问题，也达到了自己与托派划清界限的主要目的，所以没有再次作复的必要。

余言

2010年，针对有人刊文说，《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是冯雪峰假冒鲁迅名义硬塞给鲁迅的私货，建议从《鲁迅全集》中删除掉，老出版人，曾经与晚年冯雪峰一起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放过鸭子的陈早春评论说：“凭我多年来的所见所闻，类似的问题其实是个政治问题，即鲁迅不应该受冯雪峰的‘蒙蔽’，跟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搞得那么热乎，这就使我更不敢涉及这类问题了。”陈先生又说：“很难想象，在鲁迅眼睁睁看着一切的时候，居然敢假冒鲁迅的名义去发表自己的作品。”陈先生此论是否公允，是否诛心之论，恐怕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陈先生“就事论事”，在他的《为鲁迅代笔——近四十年前听冯雪峰闲聊(一)》[60]一文中，提供了解决真相的宝贵材料。我以上的文字，也算是响应陈先生“就事论事”的号召，为展开进一步的论争添一把柴吧。

冯雪峰代为拟稿，由鲁迅补充修改后定稿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

注释：

[1]托洛斯基(LeoTrotsky)，现在通译为托洛茨基。鲁迅笔下多作托罗兹基，亦作讬罗茨基(如《〈竖琴〉前记》，1932年)或脱罗兹基(如《文学的阶级性》，1928年)。

[2]学位论文有张广海《革命与阶级视野中的鲁迅文学观--以鲁迅对托洛茨基文艺理论的接受为例》(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刘晓静《鲁迅与“托派”关系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专著有长堀祐造著『鲁迅とトロッキー』(平凡社，2011年)。长堀祐造有关托洛茨基与鲁迅关系的不少文章也在中国杂志上发表过。

[3]持此论的代表性学者，有朱正、长堀祐造、田刚等。

[4]冯雪峰：《1928至1936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29、230、234、237、265、282页；胡风：《胡风全集》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

[5]冯雪峰：《1928至1936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第235页。

[6]同上。

[7]《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用语。

[8]冯雪峰：《1928至1936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第253页。

[9]同上，第217页。

[10]胡风：《胡风全集》第七卷，第106页。

[11]如果冯雪峰1951年的回忆是准确的话，那么两篇文章实际上是由鲁迅口述，冯雪峰笔写的整理稿。实际上冯雪峰1966年和1972年的回忆中也说到两文是“完全按照他(鲁迅)的立场、态度和多次谈话中他所表示的意见写的”，也就是说，两文都有对鲁迅口述的整理稿的性质。但是为了下文行文的方便，我们一律把《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文称为冯雪峰的“拟写”或“代笔”。

[12]胡风：《胡风全集》第七卷，第106-107页。

[13]前文说到，冯雪峰1930年5月7日参加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与鲁迅的会谈，会谈以鲁迅不赞成李立三的意见而无果而终。这充分体现了鲁迅不盲目服从外在权威，不会因为领导人意愿而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的个性。对于参加过那天的会谈，亲身领教过鲁迅这一刚性特点的冯雪峰，是否会发牢骚，说鲁迅不如高尔基盲从共产党?胡风在此的说法，姑且存疑。

[14]胡风：《胡风全集》第七卷，第107页。

[15]同上。

[16]冯雪峰：《1928至1936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第236页。

[17]同上。

[18]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鲁迅大全集》第10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49页。

[19]同上，第152页。

[20]茅盾：《茅盾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42页。

[21]载上海《光明》半月刊(每月10日、25日发行)，1936年第1卷第1期，第68页。

[22]《鲁迅大词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

[23]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访问巴金同志：谈〈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经过及其他》，载《新文学史料》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74页。

[24]《文学丛报》：月刊。1936年4月在上海创刊，王元亨等编辑，出至第5期停刊。根据该杂志每期的标识，《文学丛报》每月1日出版。

[25]《文学界》第1卷第2号第12页，1936年7月10日，上海出版。

[26]《文学界》第1卷第2号第12、16页。

[27]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鲁迅大全集》第10卷，第151页。

[28]尹庚：《鲁迅先生与〈天马丛书〉和〈现实文学〉》，载《鲁迅研究资料6》，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2-94页。

[29]同上，第99-100页。

[30]陈早春：《为鲁迅代笔--近四十年前听冯雪峰闲聊(一)》，载《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2期，第80页。除为鲁迅整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外，陈文尚记录了鲁迅和冯雪峰之间更多的文字合作；冯雪峰：《1928至1936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第304页。

[31]武德运编：《鲁迅谈话辑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51-52页。

[32]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鲁迅大全集》第10卷，第173页。

[33]同上，第175页。

[34]这份上海小报在1936年9月1日也摘要发表了陈其昌7月3日给鲁迅的第二封信，署名“肖蓬”。见陈根生：《鲁迅名篇问世之后》，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54页。

[35]冯雪峰：《1928至1936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第238页。

[36]同上，第217-218页。

[37]陈早春：《为鲁迅代笔--近四十年前听冯雪峰闲聊(一)》，第80页。

[38]冯雪峰：《1928至1936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第238-239页。

[39]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鲁迅大全集》第10卷，第171页。

[40]相关影印件见朱正：《跟鲁迅学改文章》，岳麓书社，2005年，第176页。

[41]同上，第196页。

[42]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鲁迅大全集》第10卷，第299页。

[43]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鲁迅大全集》第4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348页。

[44]同上，第350-351页。

[45]瞿秋白译，载1932年10月《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

[46]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鲁迅大全集》第6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61页。

[47]同上，第231页。

[48]台尼的托洛茨基讽刺画见鲁迅编瞿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40页。

[49]张友松(1903-1995)，著名翻译家。湖南醴陵人。北京大学肄业。曾任上海北新书局编辑。1928年在鲁迅帮助下创办春潮书局，任经理兼编辑。《鲁迅日记》中114处提到张友松。其中，仅1929年便有89处，主要记载张友松帮他打官司的事情。日记记载，鲁迅孩子出生第五天，鲁迅就带张友松去医院看望自己的夫人和孩子。张“赠毛线一包”，并送鲁迅“仙果牌烟卷四盒”。日记还记载，张友松结婚的前一天下午，鲁迅同他的三弟周建人一道上街，亲自“买铝制什器八件”，托人次日送去张家“贺其结婚”。1954年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专业翻译，反右运动后被划为右派。晚年定居成都，贫病而死。

[50]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全三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228页。

[51]《红旗》为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机关报刊，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刊，共出版126期，前23期为周刊，后103期为三日刊。

[52]关于瞿秋白托洛茨基观的转变，详见长堀祐造著『鲁迅とトロッキー』的第5章《试论鲁迅托洛茨基观的转变--鲁迅与瞿秋白》。

[53]鲁迅著，许广平编：《且介亭杂文末编》之《后记》，三闲书屋1937年初版。

[54]我们从许广平和其他人的回忆录中可以得知，鲁迅不甚爱惜自己的手稿，文稿一经发表之后，手稿可能被鲁迅随意处置，或流失到油条铺包油条，或用来给客人擦手、擦桌子，甚或用于“特殊用处”即如厕。见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第22页；萧军著《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金城出版社，2011年，第184页。

[55]托洛茨基著，韦素园、李霁野译：《文学与革命》，未名社，1928年，第301页。

[56]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鲁迅大全集》第10卷，第300-301页。

[57]同上，第203页。

[58]同上，第153页。

[59]张杰编：《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河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463页。

[60]文载《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2期第77-82页。此处所引陈早春的文字，均见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