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伏兆，1929年参加革命，1933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曾任团、旅、军分区、纵队、第67军政委，志愿军军、兵团政委，国家地质部副部长、空军副政委、铁道兵第二政委等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参加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在平津保地区创造性开展平原游击战；解放战争时期，率部参加平津、太原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英勇善战，军政兼优，始终保持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关爱他人的优良品德，为中国革命和军队建设奉献了毕生精力。旷伏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街，1982年和1987年两次当选中顾委委员。

三朵“枪花”，九死一生的长征经历

旷伏兆1914年1月生在江西省永新心田村的农家。1924年，年仅10岁的他被父亲旷回生送到附近村里去学裁缝。1929年10月，在永新县革命事业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他参加了革命活动，并被推选为乡工会委员，先后担任了乡工会副主任、少年先锋队大队长、县支队长和县模范团大队长等职。1933年3月，他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参加红军后，旷伏兆意志坚定，作战勇敢。1934年8月，旷伏兆随红6军团突围西征。1935年1月，他担任红17师51团新兵营营长兼营党总支书记。1935年3月，在攻打湖南大庸县后坪的战斗中，红2、6军团与湘军第10师李觉部遭遇。战斗中，一颗子弹从旷伏兆的右脸颊射进，从左肩胛骨穿透而出。旷伏兆当即晕了过去。当时红军药材奇缺，所幸他自幼体质好，经过医生奋力抢救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1936年3月下旬，在担任红16师46团副政委期间，旷伏兆带领1个营负责全团后卫，为红2、6军团在云南宣威县来宾铺反击战中歼灭大量敌人、最后冲出重围立下了战功。他带领的后卫营与主力失去联系后，便指挥部队隐蔽在山坳里，派出侦察员探知前方没有发现国民党大部队后，才指挥部队前进。行至距宣威不远处，刚要翻过一座大山时，部队同一小股滇军遭遇上了。旷伏兆带领全营战士英勇突围，不幸被一颗流弹击中肩膀。卫生员进行简单包扎后，他强忍剧痛继续指挥部队突围。后卫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没有人员掉队，受到军团首长的表扬。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旷伏兆肩膀里的子弹一直无法取出。

在红军时期，旷伏兆的身上共留下了三朵“枪花”：一朵在右脸颊，右耳听力完全丧失；另两朵分别在两肩上。这三朵“枪花”，也使旷伏兆成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

◆在红军大学学习时期的旷伏兆。

1936年5月初，旷伏兆所在部队开始翻越玉龙雪山。一到山上，天气骤变，风雪交加，寒气袭人。不少战士难以适应，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重伤未愈的旷伏兆冻得瑟瑟发抖，在走到离垭口不到一百米的地方，突然感觉胸口沉重，两眼昏花，呼吸急促。危难之际，师政委晏福生大喊一声:“伏兆，千万不能停下，赶快走！一停下就再也走不了了!”晏福生架起旷伏兆的一只手臂，又叫战士架着旷伏兆的另一只手臂，艰难挪动着下了玉龙雪山。旷伏兆对此永生难忘：“若没有晏政委和同志们的帮助，我下不了玉龙雪山。”

把“蛤蟆蹲”升级为“地道战”

1943年3月，旷伏兆调任晋察冀军区第十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到达第十军分区的翌日，旷伏兆在杨庄与原地委书记杨英交接工作时，突然遭到数百名日伪军的包围。为避免伤亡，旷伏兆决定化整为零，分散突围。他钻进了一个仅能容纳一人的小地洞。因地洞与蛤蟆冬眠的小洞相似，群众称之为“蛤蟆蹲”。在这个毫无辗转余地的狭小洞穴里，旷伏兆精神高度紧张，他手持短枪对准洞口，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多亏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巧妙周旋，才使旷伏兆转危为安。

受“蛤蟆蹲”的启发，旷伏兆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创意。在军分区党委会上，旷伏兆把想法和盘托出：我们可以把各个“蛤蟆蹲”打通连接成为地道，一个村子里的“蛤蟆蹲”可以连接，几个村子里的“蛤蟆蹲”也可以连接。一个村子遭到敌人袭击，完全可以通过地道转移到另外的村子去；敌人发现一个，还有千百个。地道既可藏人，还可屯兵、储藏弹药、作战之用。军分区司令刘秉彦赞同他的想法，大家很快达成共识。

军分区随即派参谋任子木和熟悉当地状况的高荣到雄县米家务镇米南庄，组织该村党团员、民兵和群众开展挖掘地道的试点工作。旷伏兆亲自设计了地道挖掘图，挖出“凹”字形的地道。往下挖的洞口，用坚实的“预制构件”木匣子制作成盖板，木匣子里装满和地道一样颜色的土作为伪装，游击队员从下面一推，既可以爬出来，也可以让外面的人进入地道；若敌人发现洞口，进入地道，地道内的人可利用内部设置的观测系统，通过枪眼观察敌人的动向，找机会消灭敌人。为解决地道里缺氧、通气和饮水、防水问题，旷伏兆把地道与地面建筑连起来，利用烟囱作为通气孔；用支线与水井相连，既解决饮水和排水问题，又可排气通风。地道里还挖有陷阱，并在日伪军必经之路、堡垒户院里、洞口附近埋设地雷以杀伤之。洞口设在利于战斗的隐蔽处，如交通沟、坟地、炕、灶、井等处。为防止敌人向地道里灌烟、火、毒、水等，他们在地道内设有“翻眼”“断墙”等防御设施。

通过地道实战经验的积累，旷伏兆组织根据地军民不断提升米家务一带地道的作战功能。他们将地道与一些较大的院落连接起来，有的房顶与房顶之间用梯子搭成桥，形成房连房、街连街，地上、空中都可以互相通过、互相支援的立体作战体系。此外，在临街和路口附近的建筑物内，构筑与地道相通的暗火力点，一旦发现敌情，各射击孔可互相策应，组成交叉的火力网。在仅可通行的街口，他们还用砖从左边垒住三分之二，右边靠后一点再垒住三分之二，这样平时人马畅通，战时可转为工事。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旷伏兆等人就在重点村庄修筑了能打、能守、能藏、能攻的战斗地道，并在骨干地道里安装了电话、电台设备，以此成为八路军与日伪军进行斗争的重要依托。

1945年5月23日，6000余名日军向米家务等四个村庄方向集结，进行大“扫荡”，欲消灭十分区所在的领导机关。旷伏兆和刘秉彦进行了周密的战前部署，由司令员刘秉彦带领部队牵制敌人主力，旷伏兆和留下来的少数部队、民兵依托地道坚守阵地。当时敌人白天靠付出惨重的代价占领各个房子的制高点进行扫射，到了晚上就龟缩在东大村东北角的一个大染坊里不敢动。一连七天，每天如此。旷伏兆迅速发现了敌人的活动规律。敌人之所以在夜晚龟缩在一个地方不敢动，就是怕中了我方的埋伏。敌人想不到，在他们藏身的大染坊的下面，就有神出鬼没的地道。旷伏兆和刘秉彦商量后，决定以此为突破点，在地道下面埋炸药。深夜，正当敌人酣睡之际，地下传来一声巨响，睡梦中的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受伤的敌人惊慌失措往外跑。刚跑到门外，埋伏在门口不远处的八路军一声令下，枪林弹雨迅速齐射过来，直打得日军晕头转向，叫苦不堪。这就是著名的米家务反包围战。

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很重视十军分区地道战的经验，向各军分区推广，并组织撰写了《冀中平原的地道斗争》下发各军区，成为冀中地道战的指导性文件。到1944年冬，冀中平原挖掘地道总长度超过1.2万公里，纵横交错，构成了一道独特的“地下长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盛赞：“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是华北人民保家卫国，开展游击战争，在平原地带战胜顽敌的伟大创举。地道战又一次显示出人民战争的无穷威力。”

◆1942年，旷伏兆在冀中的一次战斗途中对前方部队下达命令。

1947年12月，旷伏兆调任晋察冀军区补训兵团政治部主任。1948年5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军区合并组成华北军区。同月，旷伏兆调任华北军区第2兵团第6纵队副政委。8月，旷伏兆调任华北军区第1纵队政委。1949年2月，按照中央军委关于人民解放军实行统一整编的命令，华北军区3个兵团依次改为第18、19、20兵团，第3兵团3个纵队依次改称第20兵团第66、67、68军。旷伏兆任第67军政委，韩伟任军长。

三天歼敌一万七千，朝鲜战场扬军威

1951年2月初，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杨成武任兵团司令员。第67军受领赴朝作战任务后，旷伏兆除协同代军长李湘抓好部队战备训练、更换装备、补充兵员、入朝作战动员教育等工作外，还着重抓了对营以上干部的考核和干部调配、补充及储备工作，并对参谋、文化教员和卫生干部苗子进行了挑选和培养，从组织上保证了作战的需要。副军长刘儒林原是傅作义部第92军代军长，精通炮兵指挥。入朝后，旷伏兆从多方面关照和支持刘儒林的工作。凡研究作战的会议，旷伏兆都通知刘儒林参加；凡有关打仗的电报，旷伏兆都批示让刘儒林阅；生活中，旷伏兆尽量给刘儒林以照顾，两人经常谈心，交流意见。刘儒林感慨地说：“从旷伏兆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人忠厚坦荡的胸怀。”

6月，第20兵团入朝参战。22日，第67军机关及直属队快速通过鸭绿江大桥时，突然遭到数架美军飞机轰炸，部队发生拥挤。这时，旷伏兆正站在桥头指挥部队，军务科科长侯广德见状，立即跑过去，请他快隐蔽。旷伏兆说：“你快到前面去指挥部队尽快通过，脱离危险区。”指战员看到旷伏兆站在桥头上指挥，很快恢复了行军队形，井然有序地迅速跨过鸭绿江。第20兵团入朝后，在东线元山以西地区集结，准备参加夏秋季防御作战。

8月2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命令第20兵团派1个军接替第27军金城前线防务，反击“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在兵团召开会议研究作战部署时，旷伏兆与李湘交换意见后，主动请缨担负金城前线防务并获得批准。旷伏兆抓紧接防准备工作，于9月10日顺利接替西起上甘岭附近，东至北汉江，正面27公里，纵深21公里的防务。

9月12日，美军和南朝鲜军以5个营兵力，在10余架飞机、63辆坦克及大量炮兵配合下，向第599团正面多次发起试探性进攻，均被击退，被歼近千人，损失坦克4辆。21日，美军和南朝鲜军以8个步兵营、75辆坦克、百余门火炮和大量航空兵，向第67军正面12个阵地发起所谓“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进攻。经过一天的激战，67军歼美军和南朝鲜军1140余人，击毁坦克17辆。为总结入朝作战经验教训，9月下旬，旷伏兆主持召开军党委扩大会。会前，旷伏兆先后召开3次师、团、营、连干部座谈会，请他们谈体会，提意见，从而对扩大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做到了心中有数，为下一步的作战奠定了思想基础。

10月初，旷伏兆与李湘根据对美军情况的判断，组织部队抓紧时间挖修坑道工事，修整堑壕、交通壕，重新构筑防坦克阵地；结合构筑工事，组成由连、营、团、师指挥的4层火力网；抢修道路、桥梁，调集人员、车辆、骡马分段接力，突击抢运弹药、粮食、冬装等作战物资。6日，“联合国军”发动秋季攻势第二阶段进攻。13日至15日，美军第7师、第24师又1个团，南朝鲜军2个师，哥伦比亚营和14个榴炮营，先后在近百辆坦克、20余架战斗轰炸机支援下，向第67军24公里正面阵地发起轮番进攻。旷伏兆与李湘指挥部队在“英雄阵地英雄守，英雄阵地出英雄”口号鼓舞下，顶住了“联合国军”飞机、炮火的疯狂轰击，击退其全面进攻，重创美军第7师，3天歼美军和南朝鲜军1.7万余人，创朝鲜战场日歼“联合国军”最高纪录，受到志愿军司令部、兵团表扬。18日，新华社播发题为《我军三天歼敌一万七千人》的消息。1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重大胜利。

◆旷伏兆（右二）在朝鲜前线指挥所部署夏季反击战任务。

1955年9月，旷伏兆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7月，旷伏兆任第19兵团代政委，10月任政委。1958年4月，旷伏兆从朝鲜回国，奉命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学习。

指挥找矿大会战的“总指挥”

1960年4月，旷伏兆提前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任地质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分管石油地质工作，后来又分管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后勤装备、探矿工程、科学技术和政治部等工作。旷伏兆认为自己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对地质工作完全是个门外汉，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努力学习。为解决松辽平原出油后下一步石油地质工作怎么办的问题，他遵照毛泽东关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教导，带领以著名石油地质学家朱夏、关士聪为主要成员的工作组，前往松辽地区进行调查研究。

旷伏兆率工作组先到长春听取地质部基层地质、物探工作者的意见，接着又到哈尔滨听取石油部基层工作者的意见，深入工作现场进行详细考察，最后同石油部领导和黑龙江省领导交换看法，形成了对松辽地区下一步工作思路，并对松花江南北勘探任务作了具体分工。旷伏兆此次调查得出两个结论性意见：松辽地区要尽快形成石油生产能力，必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通过会战加速普查勘探；今后石油地质普查力量的重点应由松辽向下辽河、渤海及华北地区转移。这些意见得到地质部党组的赞同，为地质部9月天津石油地质工作会议做了很好的准备，为下一步石油普查战略部署调整打下了基础。

12月6日，旷伏兆在地质部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地质局（厅）长会议上再次强调，必须集中力量争取在一两年内将华北石油地质情况搞清楚，并突破出油关。天津会议后，旷伏兆多次深入到会议决定的勘探现场，为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的勘探开发奠定了基础。

◆1961年，旷伏兆在河北省沧州黄骅地质勘探队讲话。

1963年秋，旷伏兆带工作组到浙江省地质局检查工作。地质局领导在旷伏兆下榻的宾馆准备了两桌丰盛的酒席，有茅台、五粮液。旷伏兆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国家还不富裕，即便将来富裕了，大吃大喝、奢侈浪费之风也不可长。”他让地质局领导立即把酒席退掉，按正常标准吃饭。宾馆已把饭菜做好，无法退掉。旷伏兆说：“既然不能退，那就谁吃谁付钱。”包括旷伏兆在内，所有人都如数付了款。

1964年，为落实毛泽东关于西南三线建设的指示，由国家计委牵头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和渡口会战总指挥部。地质部承担攀枝花钢铁厂、宝鼎煤田、成（都）昆（明）铁路等工程的地质勘探工作，分工旷伏兆负责。根据攀钢初期对炼焦用煤的急需，煤炭部要求地质部在一年内拿出宝鼎7个井田中3个井田的建井资料，其余4个井田的建井资料在3年内交齐。旷伏兆根据任务和云南省勘探力量的实际情况，提出调省外队伍到宝鼎会战的设想；针对成昆铁路地质勘探任务，建议专门组建南江队和北江队。旷伏兆的建议很快得到地质部党组的批准。在旷伏兆的组织指挥下，从湖南、广东、浙江、福建和部直属水文、石油局成建制或非成建制调动9个普查勘探队和7个水文工程地质队承担任务，总人数达5500多人。在对云南地质局人员讲话中，旷伏兆提出“要保证队伍进得来，站得住，打得响！”的号召。在他的精心指挥下，完成了地质部建部以来的最大一次队伍调动任务。为保证地质勘探工作的顺利完成，旷伏兆深入到施工现场和广大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对地质设计进行具体的研究部署。11月上旬，他对涉及全局的储量规范和储量报告审批中的不合理规定，积极与有关部门商定解决办法，避免了人财物的浪费。根据旷伏兆关于西南三线煤矿高级储量的比例照原规定各降低10%的建议，仅云南永仁煤矿的摩沙河营盘山、太平场、灰加所和宝鼎4个井田，钻探工作量就节约2. 5万米，节约勘探费500万元，时间提前一年多。攀枝花铁矿地质报告，采纳旷伏兆关于地质报告的审查，各有关部门联合深入重点矿区进行现场审查的建议，节约了100万元的勘探费，还提前一年多完成勘探任务。

1983年5月，旷伏兆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1988年7月，旷伏兆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随着年纪逐渐大了，旷伏兆开始考虑自己的后事。1989年，旷伏兆与中顾委26名委员、常委联名向中央建议，坚决要求身后不搞遗体告别仪式。早在1943年，旷伏兆就作出了百年后安葬在米家务的决定。1943年冬季的一天，冀中军区十分区平南支队参谋长任子木在战斗中腹部受伤，时任分区政委的旷伏兆获悉后，立即派人将其接到分区司令部所在地雄县米家务治疗。晚上，他安排任子木与自己及十分区司令员刘秉彦同睡一炕。夜里，刘秉彦醒来，发现任子木身体冰凉并停止了呼吸。旷伏兆、刘秉彦心情十分沉重。天亮后，他们找了几块木板，请村里的木匠为任子木做了口棺材入殓下葬。两人约定，死后也一定再回冀中，陪伴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的战友，永远为人民“站岗”。1996年6月4日，旷伏兆突发心脏病离世。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的刘秉彦，立即从石家庄赶回北京，告诉老战友的家人：“把老旷的骨灰安葬到冀中吧，我们早有约定。”旷伏兆的家人尊重两位老战友的约定和旷伏兆的遗愿，在遗体火化后把骨灰埋到了原冀中十分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雄县米家务。1998年，刘秉彦逝世后，家人又如约将其骨灰与旷伏兆安葬到一起。自此，两位将军实现了他们的生死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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