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主席颁发命令状，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元帅”由此确立。

第一部分

十大元帅人人都有着非凡的人生经历，他们的入党经历也充满着传奇。

朱德（前排左一）与云南陆军讲武堂部分同学合影

由周恩来介绍入党的朱德

共和国的元帅中，最早入党的是朱德，说起朱老总的入党，真的是颇费了一番周折。

1922年7月初，朱德走出北京前门火车站，他雇了辆人力车，找到宣武门外的方壶斋胡同一所宅院。

朱德的到来，使孙炳文欣喜万分，赶紧将朱德让进屋里。坐定后，孙炳文告诉朱德，他的好朋友李大钊去年参与组织了一个新党——中国共产党。这个党与国民党不同，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代表贫苦大众利益的。孙炳文说，这个党的党纲就是反对封建军阀鱼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华，号召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全国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朱德听后，当即表示，要去见李大钊，要求加入这样的先进政党。

很不巧，他们赶到李大钊那儿，门上挂着锁，李大钊到南方去了。

孙炳文说，我们可以到上海找另一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不久，朱德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大同和张家口旅行后，经过北平返回上海，去找正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

8月下旬，朱德和孙炳文来到靠近公共租界的闸北区，费尽周折，终于找到陈独秀。面对这位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朱德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他思考片刻，把自己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在滇军中担任旅长、参加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的前后经过都讲了出来，明确表示到上海来寻找共产党、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起初，陈独秀十分认真地听朱德讲述少年时期的贫穷生活，但当他得知朱德是滇军中的一名旅长时，脸色骤变，双眉蹙在一起。在一阵难耐的沉默之后，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像你这样的旧军队的高级将领，需要长时间地学习和真诚地申请，要以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为自己的世界观。”

朱德说：“尽管我是一名军阀部队的军官，但我的部队是纪律严明的，是不骚扰百姓的，我愿意加入共产党。”

随后又是沉静，只听到墙上的法式挂钟在嘀嗒嘀嗒地快速走动，陈独秀对他的表态没有作任何正面的鼓励，只是久久沉默。

陈独秀感觉眼前的朱德是一个“难题”，再次上下打量一番这位赫赫有名的将军，心中没有“松动”。中共确实需要发展优秀人士参加进来，但在计划中的中共组织发展之中，确实没有想到要发展军阀队伍中的人，何况是军官，这是个棘手的事。陈独秀看看朱德，狠狠吸了一口烟，顺手摁灭烟头，调整了思绪，问朱德道：“你是国民党员了，共产党与国民党是有区别的，你知道区别在哪里吗？”朱德铿锵有力地回答：“如果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就不会来找共产党了，我可以回到军阀部队中去，可以成就个人的功名利禄，但我正因为要抛弃这些，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所以，我才选择了共产党！”

陈独秀看着朱德，又一次沉默起来。一边是朱德的激情陈述，一边是陈独秀的不置可否。过了一会儿，陈独秀起身，踱到书架前，抽出几本书，交给朱德。他摆摆手说：“共产党是极为严密的组织，与国民党不同，不是申请一下或者经人劝说就可以加入的。我们现在发展党员，都是在一起共事参加革命活动经过考验认为合格才发展的，共产党党员必须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必须经受严峻斗争的考验，而且，这样的考验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而应该是长时间的。我觉得，像你这样的身份，还是回到旧的军队去起积极的作用比较好，站在国民党那儿帮助革命也是一种办法，何必非要参加到中国共产党中来呢？”陈独秀喝了一口茶，示意朱德喝茶，朱德吃了一惊，显然，这是送客的姿态。

朱德告辞出来，他没有失望，当他走出房间时，迎面射来一束耀眼的阳光，他兴奋地抬起头，仰望广阔无垠的蓝天，他觉得自己的革命信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了。

朱德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仔细地翻阅着陈独秀给他的几本革命理论书，这里面包括了陈独秀的几本著作，朱德感觉陈独秀对自己还是寄予希望的。朱德主意已定，他要到欧洲去留学，到革命的发源地去，去接触原汁原味的革命真理。

“呜——”汽笛长鸣。

9月初，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离开上海吴淞口，驶入烟波浩渺的大洋。经过40多天的航行，邮轮终于在法国南部的港口马赛停岸。当天，朱德和孙炳文换乘火车来到巴黎。此时朱德已36岁。

40多天之后，轮船到达法国马赛港，朱德和他们换车来到了巴黎，住进一位中国商人的家里。这个商人很年轻，也健谈。他告诉朱德，一些中国学生组织了一个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团体，闹得很火热，见朱德很感兴趣，他继续说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叫周恩来，可他已去了德国柏林，恐怕一时回不来。见朱德有些失落，商人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说：“不过我这里有他的地址。”

朱德接过纸条，如获至宝。

原来，1920年12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张申府受陈独秀的委托，组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1月，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光荣地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8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也成为党的创建人之一。

随后，周恩来开始酝酿建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为了节省费用，团结进步青年，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德、法之间。

1922年6月，周恩来从德国赶赴法国，与赵世炎等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中开会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任书记。

7月9日，在柏林成立了“中共旅欧总支部”，周恩来是主要负责人之一。

朱德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之火，他和孙炳文决定乘火车前往柏林。

10月22日，他俩到达柏林，朱德和孙炳文在柏林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找到周恩来的住址，心情十分兴奋。朱德叩开了房门，一个面容清秀的年轻人出现在面前。

朱德说明了来意，年轻人热情地把他们引进房间。

“我就是周恩来，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的帮助吗？”周恩来边做自我介绍边沏茶：“坐，快坐下来呀。慢慢说吧！”朱德一愣，有点不信。因为路过上海时，他见过共产党的负责人陈独秀，他以为共产党的负责人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可面前的周恩来只有20多岁。

谈话中，朱德了解到周恩来的确仅仅24岁，比自己小12岁，心底由衷地感到佩服。

很快，谈话转入正题。

朱德把自己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从云南找到上海，再找到欧洲的经历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他传奇般的经历和坚强的意志深深打动了周恩来的心。

朱德介绍过自己后，又指了指孙炳文，表达了他俩要求入党的强烈愿望。

周恩来习惯地侧着脸，仔细听着，不时在小本子上记着，他被朱德和孙炳文不寻常的经历和执着的追求所感动。

朱德全部讲完，周恩来略加思忖后对朱德说：“你们还没有吃饭吧？如果没有，我们先一起吃饭再说。”吃过饭，周恩来问清朱德、孙炳文他们居住的地方，表示有关入党的事，还要继续交流，并最终要征得张申府的同意。

在接下来的6天中，周恩来天天与朱德接触、交谈，终于摸清了朱德的真实想法，知道他是舍弃了所有，一门心思要投入先进政党的怀抱。

通过交流，周恩来发现自己与朱德情趣相投，都喜欢兰花和音乐，他们也交流对贝多芬音乐的感悟。周恩来对朱德、孙炳文说，我们同意你们的入党要求，由我做你们的入党介绍人。

朱德和孙炳文喜出望外，几乎都热泪盈眶：“真的吗？”周恩来说：“真的，你们太激动了！”朱德喜极而泣：“我……朱德闯荡半生，今天终于……终于像唐僧上西天取经一样，得成正果，得遇……得遇知己！谢谢你，恩来同志。”

但周恩来马上叮嘱道：“在没有正式批准之前，我们可以接收你们为候补党员。根据目前的形势，你们不能对任何人说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这事必须保密，不能公开。”这年11月，周恩来就朱德、孙炳文入党之事请示张申府，张申府一听就同意了。张申府认为英雄不问来路，不搞出身论，共产党组织正是需要大量新鲜力量的时候。

同时，朱德按党的指示，仍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进行社会活动，成为第一个秘党员。

1922年11月，周恩来介绍朱德、孙炳文入党。张申府代表旅欧支部接受他们的申请。前左一为张申府，前右一为朱德

关帝庙里入党“定终身”的彭德怀

十大元帅中，最后一个入党的是彭德怀，入党日期为1928年4月。北伐战争时期，彭德怀和段德昌同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一师任职，彭德怀在一团当营长，已是共产党人的段德昌在师政治部当秘书长。两个人志趣相投，成了知心朋友。一日，部队行至湖北玉泉山，两人闲步走进一座关帝庙。段德昌指着庙里供奉的关公像，问彭德怀：“对关云长有何感想？”彭德怀摇着头说：“关是过去的人，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没有意思。”

段德昌有些吃惊，问：“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

彭德怀说得很简单：“我身为穷苦人，当然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

段德昌又问：“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段德昌

“现在每天不都在喊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吗？我认为应当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彭德怀一口气说出自己的意见。

受过马列主义熏陶的段德昌显然不满足这样的回答：“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来斗争的。共产党员就是为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奋斗终身的。”

就在这次谈话不久，彭德怀请求段德昌介绍他加入共产党。一天，张匡到彭德怀家，说：“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也是特委同志集体介绍的。

现在特委已经讨论通过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报告省委批准后，再行通知你。”当时彭德怀内心很高兴，再三感谢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对他的信任和关怀。一天黄昏后，特委为彭德怀举行了入党宣誓。

在两位堂兄引导下入党的林彪

林育南、林育英都是林彪的堂哥，两人都是早期的革命者。1921年秋，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的林育南为培养一批有志革命青年，于6月份写信给在老家浚新小学学习的林彪、林育黎、林春枝等人，动员他们到共进中学读书。此举得到了同在武汉的林育英的支持。林彪在共进中学学习期间，经常接触陈潭秋、董必武、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等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听他们谈论国家大事，并深受他们的影响。

1922年秋天，林彪因家里经济发生困难，便到武昌草席门外的粤汉铁路工人子弟小学当代课教师。不久，林彪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20世纪20年代初，林育南、林育英正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林彪在他们的影响下，对国家大事、民族的前途十分关心，并成为共进中学学生运动的领袖。在此期间，他多次组织共进中学等校学生到武昌阅马场、大东门一带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开展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3月，他被共青团武昌地委指定为共进中学团支部书记。

由于林彪在武汉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1925年夏，他被湖北省学生联合会推选为全国学联七大代表，赴上海出席了学联七大会议。林彪在共进中学的表现，受到武汉党组织及两位堂哥的多次表扬。林育南、林育英认为，如再好好培养一下，林彪将来颇有前途。党组织和两位堂哥的鼓励，使林彪暗下决心：将来要像两位堂哥一样，走革命之路。

1925年秋，林彪经过在武昌共进中学4年的学习（实际是3年半）获准毕业，重返家乡。当时，他的父母亲希望他在附近找一个教书的职业，能照顾家里的生活。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中共组织选送共产党人、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投考黄埔军校。林彪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设法说服了父母，遂经当地中共组织批准于当年冬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总队，并在入校后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弃高官求真理入党的刘伯承

刘伯承是川军名将。1923年秋冬，他一直在成都治伤。后因心烦，躲到犍为县五通桥张仲铭家里静养。闲下来，他看了不少进步书刊。

1924年夏末，因熊克武的第一军势力被逐出四川后，刘湘、杨森等一手控制了政权，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吴玉章在成都不能立足，也辗转来到犍为。吴玉章与刘伯承的交往十分密切。当时，吴玉章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恽代英、杨闇公等人创办《星期日》等刊物，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热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派人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当地具有较大的影响。

吴玉章深知刘伯承的为人，对他的出众学识、高尚情操和忧国忧民的精神十分钦佩；对于他的军事才能，更是格外赏识。吴玉章几乎每隔三五日就要到刘伯承的住处，一面探视病情，一面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通过吴玉章的介绍，刘伯承结识了杨闇公。

在吴玉章、杨闇公两人的影响下，刘伯承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这年秋末，刘伯承同吴玉章一道取道贵州、湖南到达上海。第二年年初，他又跟吴玉章赶赴北京。6月下旬，他们又一起来到广州。刘伯承素以“深思断行”为座右铭，爱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

这一路，他觉得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他看到了群众火山爆发般的反帝浪潮，看到了共产党像磁铁般地吸引着有为青年……

1926年5月，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两人介绍，刘伯承如愿以偿，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杨闇公

先接受党的命令后入党的贺龙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共党员周逸群受命到贺龙部队任师政治部主任。贺龙与周逸群一见如故，他们促膝长谈，周逸群向贺龙宣传马列主义，介绍十月革命，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政策，贺龙茅塞顿开。

有一次，贺龙问周逸群：“我经过一番对比，还是觉得共产党好，我想参加共产党，不知行不行？我没有文化，只好口头申请。”周逸群一听连忙说：“党热烈欢迎你，不过要加入我们的党组织，还要经受更严峻的考验，希望我们并肩战斗。”贺龙深深地点了点头。此时，中共虽暂时还没吸收贺龙入党，但已把他当作自己人。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前，周恩来握住贺龙的手：“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就谈行吗？”

贺龙点头示意：“好极了，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说道：“现在，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一听，禁不住离开座椅，少有地结巴起来：“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说：“你看，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不听了？”

贺龙口气完全软了：“好，我服从。”

起义军撤出南昌到达瑞金后，几个重要人物的入党问题被提上了日程。

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瑞金河边的一所小学里，汽灯将教室照得通亮，墙壁上已挂起一面党旗，前委领导们就着课桌椅随便坐下，小声交谈着，等候郭沫若、贺龙进来。郭沫若对教室里布置的一切并不陌生，神态自若，向他熟悉的每一位打着招呼。贺龙则不然，他见过比这大的阵势，那多是设在香堂祠庙里的入帮入会仪式。他曾琢磨，入个小帮小会规矩都很多、气氛森严，要入共产党这个大组织，那还不更加隆重，所以刚进门时不免有些紧张。

周逸群

主持人张国焘也很严肃。按事先的约定，郭沫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贺龙由谭平山和周逸群当入党介绍人。然后请郭沫若、贺龙举起右拳，对着党旗宣誓。张国焘领一句，他俩跟一句，仪式很快结束。

走出会场时，贺龙顿显轻松，从口袋里掏出烟斗点上火。他对走在身边的张国焘浅浅一笑：“这个手续并不复杂嘛，不像加入哥老会那么多规矩。”

认清文学梦无法救国后入党的陈毅

1919年10月，怀揣作家梦的陈毅从免费赴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到法国马赛开始了留学生活。在这里，陈毅认识了蔡和森，开始接触社会主义。

1921年底，陈毅等留法学生因闹学潮被遣送回国，11月到了上海。在上海，已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蔡和森找到陈毅，并和陈毅作了深谈，问陈毅愿不愿意入党或去苏联学习。陈毅没有同意入党，也不想去苏联，他还没有放弃当一个自由作家的梦想。他心目中理想的作家是这样的：既信仰共产主义，支持和参加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又不受组织的约束；凭着个人的努力，独立地为祖国为人民做贡献。

1922年1月下旬，作为四川籍学生代表的陈毅回到了重庆，他想解决在法的川籍学生求学问题。然而，四川的当权者们此时正忙于打仗。陈毅等人在成都又奔走了几个月，毫无结果。这使陈毅又一次看到，依靠个人的努力，推动或迫使任何一个封建政权或资产阶级政权来做有益于人民的事，都是徒劳。

蔡和森

1922年春，陈毅任《新蜀报》主笔。此时，他进一步看到，不是那种新的极其强大的力量，即他已经认识到的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共产党，去摧毁这陈旧的一切，中国是很少有什么希望了。个人奋斗是软弱无力的，只有参加到组织中去，才能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他给蔡和森写了申请信。至此，陈毅的思想已在根本上完成了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1922年秋，蔡和森给陈毅写了回信。“就这样，经蔡和森通信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10月，经陈孟熙介绍，陈毅进入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入学不久，他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国民党叛变之时入党的罗荣桓

1926年夏，罗荣桓到广州投考中山大学本科。没有被录取，他便于1926年农历十月离开广州回到家乡湖南省衡山县南湾，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家乡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使罗荣桓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千百万农民组织起来，才是一条真正的解放道路。他一回家就到县城找到共产党联络员修表匠老赵。经老赵介绍，罗荣桓见到了中共衡山县委和县农协负责人，向他们汇报情况、接受指示。然后他又连夜邀集积极分子召开秘密会议，传达县委和县农民协会的指示，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建立农会，开展斗争，解放自己。

1927年三四月间，蒋介石磨刀霍霍准备反革命政变。当时湖南的各种反革命势力，也在暗中向革命发动有计划有组织地进攻。在紧靠南湾的攸县，一帮劣绅聚众劫狱，将在押的劣豪尽数放出。南湾地主罗凤梧、萧罗仙等也仿效外地的反革命组织“暗杀团”，头一个就准备拿罗荣桓开刀。当时，罗荣桓恰好接到在武汉大学的彭明晶的来信，彭明晶在信中谈到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后的革命形势，谈到毛泽东在武汉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罗荣桓为进一步了解全国的革命形势，探求真理，便决定前往武汉投入更大、更火热的革命浪潮中去。一个深夜，罗荣桓在萧庆云的护送下，从衡山搭轮船到长沙，然后转赴武汉。

罗荣桓到达时，武汉的局势已急转直下，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湖南发生“马日事变”后，武汉也一度遭到鄂军反动军官夏斗寅叛军的袭击。7月15日，国民党武汉政府公开叛变了革命，一时间，腥风血雨遍及全国。在这种严峻时刻，一些对革命艰巨性并无思想准备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以及一些投机分子被吓倒，纷纷脱离革命。但就在这种严重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罗荣桓却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1927年5月，他经彭明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从此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彭明晶

苦苦思索数月后加入党组织的徐向前

1924年4月，徐向前被黄埔军校录取，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在黄埔，他除了刻苦学习军事外，还大量阅读了进步书籍和报刊。他积极参加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组织的各种活动，并成了其中的一名活跃分子。

1926年11月底，徐向前来到了北伐军占领的武汉，被分派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学兵队少校队长。武汉分校号称第二黄埔，当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兼任武汉分校校长，政治总教官为恽代英，教官中有施存统、萧楚女等共产党员。陈毅等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先后到这个学校工作或学习过，所以，这所学校的进步力量占了优势。

徐向前周围聚集了一批共产党员，如樊炳星、杨德魁、李楚白、贺昌、程子华等。他们时常会聚一堂，谈论理想，有时也发生争论。徐向前言语不多，他认真地倾听着，反复地比较着，苦苦地思考着：共产党和国民党，到底谁是真正的革命党？谁在真正为人民谋利益？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到底哪种主义更能拯救中国？

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徐向前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及其他进步报刊，以及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一些小册子。瞿秋白、鲁迅的一些文章，也吸引着他。他终于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经过两三个月的思索、比较、学习和同志的帮助，我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决心走共产主义道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美好、最壮丽的事业。”

1926年下半年以后，蒋介石加紧了分裂活动，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1927年初，蒋介石已经公开表示反对共产党。徐向前面临着一生最重要的考验，他经过慎重思考，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1927年3月，经樊炳星、杨德魁介绍，徐向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徐向前入党后才知道，武汉军校中共组织的负责人是陈毅。

从立志实业救国拐向革命的聂荣臻

1919年12月9日，年方20岁的聂荣臻，心怀实业救国的雄心大志，在上海登上法国游轮“凤凰”号，与其他72名热血青年结伴，去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10月，聂荣臻从法国来到比利时，进了费用比较低廉的沙洛瓦劳动大学。此时的他，思想上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他越来越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他开始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实在是不现实。

他翻来覆去地想：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正在这时，他接触马列主义的机会也又多起来。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影响很大，此外，他还能经常看到国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如《向导》周报。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中国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1922年6月3日，他在给父母亲的信中表达的就是这一观点。

赵世炎

1922年8月，由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味耕两人介绍，聂荣臻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为了保密，他使用了化名“向上”。1923年初，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革命低潮时选择入党的叶剑英

叶剑英是粤军名将，在旧军队中有很多老关系，想升官不愁没门路，但他却想的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当时形势错综复杂，有些公开的共产党人他并不熟悉，熟悉的又多隐蔽起来，一时难以找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通电反对蒋介石，遭到蒋介石的通缉。叶剑英逃至武汉，住进武昌朝阳旅馆。朝阳旅馆是广东人开的，常有广东籍的客人来往和住宿。说来也巧，正在他心神不定时，遇到了梅县同乡李世安。李世安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在广州时就与叶剑英见过面，后来转到武汉，在市公安局当主任秘书。他以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这次与叶剑英相见，两人彻夜长谈，都有一种他乡遇故知之感。

叶剑英把自己入党的渴望和几年来在这个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全都倒了出来。李世安了解叶剑英的过去，便将此事一口应承下来，表示将向上级反映此事。

李世安这个老党员当然知道党内的规定。像叶剑英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即便是已经通电反蒋，但要在基层组织里讨论他入党的问题，还是可能会产生波折。于是，他带着叶剑英的期盼，秘密找到周恩来。

周恩来听完李世安的汇报，回想了一下他在黄埔军校时与叶剑英的接触，坦然说道：“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1927年7月上旬，在武汉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汪精卫“分共”前夜，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接纳了叶剑英这个特殊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周恩来要叶剑英不要和其他党员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叶剑英秘密党员的身份，为保护南昌起义将领，提供敌人高层决策情报起了重要作用。

实际上朱德、贺龙、刘伯承、叶剑英这几位元帅的入党历程，之所以如此曲折，自然还有其他原因，详见第二部分！

此部分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尹家民

第二部分

长期以来，人们大多认为大革命时期中共片面注重民众运动，忽视了军事工作，从而丧失了军队领导权。

但此说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中共当时其实相当重视军事工作。它之所以未能掌握军队领导权，是与其缺乏经费和武器，以及来自共产国际的干预和国民党的抵制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在勉力维持的党内合作框架内，要想掌握军权，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学术界长期以来流传一种观点，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中共在指导思想上过分重视民众运动而忽视军事工作，不懂得掌握武装的重要性，从而丧失了对军队的领导权。

如有论者强调：“在这一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特别是武装斗争问题上，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严重错误”，“工作中心都是发动和争取群众……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军权都被放弃了”。

虽然这一论断从总体上说不无道理，但其中对当时中共的军事工作完全抹煞，则显然有失偏颇，而且将中共未掌握军队领导权的责任仅归咎于几位主要领导人，亦未免失之简单。实际上，这种状况的出现是有十分复杂的客观背景的，单纯从主观认识失误来解释或许稍嫌片面。关于此问题，近年来已有学者尝试予以澄清。

不过从材料发掘和论证逻辑来看，似乎仍有进一步辨析的空间。

1、中共在创建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对军事工作已经相当重视。

早在1922年，周恩来就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蔡和森也说：“假使能够鼓起人民武装的自卫和抵抗，使各大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装或工人全副武装，那么，民主革命没有不成功，封建的武人政治，没有不崩倒的。”

1924年，邓中夏亦有感于“现在海丰衡山的农民，气势何尝不雄且壮，终于因为徒手，被陈炯明赵恒惕打得烟消灰灭了”，因而提出：“在国民群众革命思潮和革命行动已到极剧烈极汹涌的时候，军事活动不特不可废，而且是重要工作之一。”

他还强调：“兵士运动确与其他国民运动有并行不悖之可能与必要”。

与此同时，彭湃也看到农民“尤以武装之要求为最切”，从而断言：“当此镇压反革命之时，农民非有武装不成，而且农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有武装不成”，“不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他还有针对性地指出：“光有宣传鼓动而无武器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传统观点常常把恽代英视为忽视军事的典型，并引其一些言论为证，如他曾说，对工农民众的“宣传，组织，训练，究竟是比军事运动十百倍重要的事”，甚至还说过：“我们不靠练几队精兵去打天下……我们靠宣传的工作；靠一张嘴、一支笔，宣传那些应当要求改造世界的人起来学我们一同改造世界。”

但事实上，恽代英后来曾澄清：“我原说的军事运动，本有些是指着想利用反动势力（如反直系与一派帝国主义的帮助），以图急效；想在军队中站重要位置以左右军队行动的人而说的”。

这说明他反对的只是那种专门笼络军官的做法，并不反对在兵士中宣传革命。

他还主张军事与宣传并举，并坦承道：“革命是不能绝对脱离武力战斗的手段的”，“民主革命要假军队与群众之力……革命未有非由军队赞助，使群众勃发之感情得以增长而能成功者”。

1925年，他又在《学生军与军事运动问题》一文中写道：“自然我们不赞成只知重视武力，把民众的宣传与组织置之脑后的态度，我们相信只有民众已经有了相当的宣传组织之后，才谈得上武装暴动……但是在有了相当的宣传组织的工作以后，或者便在学生军运动中间我们可利用以进行我们的宣传组织的工作，我们亦赞成进行学生军之组织与军事运动”。

他还说：“我以为加入军队中为兵士，自然是结纳兵士发生组织最好之一法……文字宣传对于反动军阀下之兵士是无甚裨益的”。

由此可见，恽代英并未完全否定军事工作。

1925年的五卅运动、两次东征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等斗争实践，使中共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又产生了一个飞跃。

如瞿秋白便指出：五卅运动之所以不能取得完全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真正人民的武力”，因此应“武装平民，成立全国统一国民革命军”。

1926年，他又专门撰写《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提出：中国民众过去以示威、抵制、罢工等方式进行斗争，如今“已经到了武装直接决战的准备时期，已经到了将近决死战争的时机”，“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

他还特别强调：“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从事于革命的作战……而后中国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

总之，在瞿秋白看来，“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

在此期间，瞿秋白还针对个别人（如彭述之）主张革命的武装暴动要等到有了“充分的武装准备”和“胜利的保障”之后才能进行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先宣传，再组织，然后武装暴动’的老公式之新形式，而且更加死板了一层”，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使群众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并领导之；却不是主张‘绝对抛弃军事行动’而专来练习书生式的杜撰的‘科学的革命方法’”。

因此，“革命发展到现时的阶段，工人阶级争取革命军队是尤其紧急而重要的责任了”。他还明确提出掌握军事领导权的任务，认为无产阶级争取革命及其武装之领导权是“万分必要”的。

此外，以往人们在述及大革命时，一般都会指责陈独秀忽视了军事。这显然过分夸大了其在党内的影响。

据王若飞回忆：

“此时中国党的领导有三个中心：

上海——陈独秀、述之、秋白、C.Y的弼时、国际代表魏金斯基。

北京——李大钊、世炎、乔年、国际代表加拉罕。

广东——陈延年、恩来、国焘、国际代表鲍罗廷、军事加伦。

形式上各地都受中央领导，中央当时还作了些工作，但许多问题各地是独立做主的。许多意见中央主张是不能到各地的，如陈独秀反对北伐，但并未影响到广东。北方大钊同志的意见是主要的。”

可见陈独秀的影响力并不像过去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另一方面，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忽略了陈独秀思想的复杂性。1925年7月，他针对五卅运动的失败提出：“急须武装学生、工人、商人、农民，到处组织农民自卫团，以抵抗军阀之压迫。”1926年11月，他又在《革命与武力》一文中公开声明：“反对‘革命要有武力’，这种人不是糊涂蛋便是反革命者。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

这说明陈独秀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也并非视而不见。

即使是被瞿秋白批评的彭述之，虽曾提出革命是有一定步骤的，第一步是宣传，第二步是组织，第三步则为武装暴动或军事行动，但他亦表示：“自然宣传与组织绝不是死板板地划分某一期只作宣传某一期专作组织，而是要同时并进的，即是武装暴动也是时常要准备的。”

就中央决策而言，此时对军事工作重要性也是十分强调的。

1923年，中共三大通过的《宣言》曾批评国民党“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并表示，“一个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因而希望它今后“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勿失去一个宣传的机会，以造成国民革命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

这段话过去常被误解为中共主张“宣传重于军事”，但仔细分析，它其实是针砭国民党“专力军事”的片面倾向，旨在告诫其必须兼顾二者，并不包含中共自身可以置军事工作于不顾的指示。

实际上，随着民众运动的发展，中共已经开始考虑武装工农的问题。1924年5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提出：“农民和佃农之间都可以宣传组织乡团，武装农民以防匪祸。”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也号召：“宣传并扩大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土豪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这种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之下。”

同年10月，中央又讨论了武装工人的问题，提出应当“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应当继续扩大工人自卫军的组织，不但在铁路上矿山里，而且在稍大些的工厂里也要进行这种工作，要组织青年工人的武装十人队百人队等，因此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

同时发表的《告农民书》也提出：“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各级执行委员会均得指定若干人组织特殊团体，办理自卫军”。

1926年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更指出：“自‘五卅’以后，中国的潮流已经由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而近于开始武装群众的时期……因此中国C.P.的军事工作，目前已到要准备武装群众……军事工作，目前在C.P.里已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C.P.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为执行以上的工作，C.P.中央应建一强有力的军委”。

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进一步认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

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议决案》再次强调：“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

这次会议还明确提出了“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的重要论断，这是中共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阐述对武装斗争的认识。

大革命时期，中共不仅在思想认识上前所未有地重视武装斗争，而且还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工作的实践。

首先，在大力开展民众运动的同时也开始注意武装工农，相继建立了一些工农自卫武装组织。如省港工人在大罢工中组织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在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在广州举办的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尤注重于军事训练”，把军事训练作为重要内容，列入教育大纲，“全体学生准军事编组”，通过正规军事训练，“养成有组织有纪律之农民运动干员，同时为武装农民之准备”。

其次，向黄埔军校派出许多党、团员任教官和学员，向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及其军事学校派遣军事干部，担任中下级领导职务，并在其中做政治工作，发展优秀分子加入共产党。

据1926年12月5日的《中央局报告》，“全国在军中工作同志有一千五百人左右”。中共还在一些部队中建立支部，从而直接掌握了部分武装力量，这些部队成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进行武装起义、创建人民军队的基干力量。

对此，朱德后来曾说：“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党的军委当时也曾选派干部到黄埔军校学习，好些人后来成了红军的骨干。”

总之，无论是从思想认识还是具体实践来看，中共在大革命时期都没有忽视军事工作，而是呈现出一种越来越重视的趋向。

关于这一点，蔡和森曾有过一个较为公允的判断：“我们的党对于军事运动也有注意，且有好的结果，促进了军阀的分化，使一部分军阀倾向于革命”。

毛泽东更是详细描述说：从1921年至1924年的三四年中，中共还“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

2、缺乏经费与武器

虽然大革命时期中共相当重视军事工作，却未能掌握军队领导权，这具体表现在没有建立自己的强大武装和无法争取到更多的国民党军队两个方面。在独立建军的问题上，尽管“我们帮助了国民党建军，开始认识了军队的重要，但不是自己搞，而是帮助人搞”。应该说，中共在这方面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胆识和魄力，结果贻误了大力发展的时机。

1927年1月，张国焘曾提到：“有些同志提出了建立新的工农军队的问题，可是没有指出建军的具体办法……我们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很快就会得到解决。”但这一问题始终未得到妥善解决。对此，八七会议曾指出：“虽然军事问题很重要，然而第五次大会没有特别去讨论，而中央军委讨论了四个月军队中工作的问题，仍旧是没有决定。”王若飞后来也说：“我认为五大之错，不在于未没收土地，而是未直接去搞政权军队……中心问题是没有注意搞武装。”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状况又是如何造成的？

中共为何对独立建军表现得如此迟疑犹豫和瞻前顾后呢？

首先，这与其缺乏经费和武器来源有关。由于中共并非执政党，不占有行政和财政资源，因此很难获得经费和武器。

当时，长沙县农民协会决定训练500名农民自卫军，“业有200余农民正在日夜训练，但是经费无着，进行很感困难，单就每天伙食而论，即已难于维持”。而汝城县甚至在农军干部训练班的招生简章中要求学员自带枪弹，无枪弹者不收，“该乡没有枪支，便向他乡团体和个人借用均可”，由此可见其武器之匮乏。马日事变发生后，中共方面也总结：“工农纠察队，在过去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他们的枪弹，一部分是政府发给的，一部分是接收团防局的，政府发的多半是旧的或者是锈坏了的，接收团防局的多半是没有子弹的九响枪，所以总数虽有二百余枝，实际上能作用的不过六七十枝”。

1927年7月，国共两党联合召开的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曾通过议决案：“为巩固农民政权起见，应一方面建设农民本身之武装，一方面消灭农村中非农民之武装，并请中央下令，国民政府所属之兵器制造厂，应以5％至10％的出品，供给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委员会，于军事委员会指导之下，分配军械于农民。”

但此案并未获得国民党中央批准，根本无法实现。而夏斗寅叛变后，中共中央“决定乘机扩大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中央要求发枪及月费，汪精卫等也曾口头应允发枪2000支及月费若干；但后来他们又故意推延不发”。当时还恰逢湖北省政府改组，同情工农运动的邓演达希望能自兼军事厅长，建立一支有力的工农部队，亦未获蒋介石允准。邓演达此时仍受蒋介石信任，并官居总政治部主任兼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之职，其欲建立一支工农武装尚不可得，更遑论中共了。

面对这种缺乏经费和武器的困境，陈独秀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事实上，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对此看得也很清楚。1927年1月，维经斯基向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报告：“关于武装城市工人的问题情况很不好，因为没有武器，也无从获得武器。汉口的纠察队（名称不确切，更应称之为近卫军）几乎没有武装……几乎没有希望从政府手中得到武器”。

5月，赫梅廖夫亦向苏军参谋部报告：因为缺乏开展军事工作的经费，工人纠察队和农民武装的武器问题难以解决，“农民游击队在多数情况下有武器而没有子弹”，有时弄到了黄色炸药，却没有机器对其进行必要的加工，“所做的一切都是一小批中国同志用最原始的方法，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发明创造出来的”。

时至6月，鲍罗廷也说：“现在武装工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汉阳兵工厂每天生产200支枪，都被军阀拿走了……因此，现在武装工农的口号没有实际意义，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直到大革命失败后回莫斯科汇报时，他仍然坚持说：“当你们没有任何可能从任何地方弄到一支步枪的时候，根本就谈不上武装真正能够同正规军作战的群众问题……请你们相信，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到处去搞武器装备，但是搞到的实在太少太少。”

3、来自共产国际的干预

当然，此时中共还有一个潜在的武器来源，那就是苏联和共产国际。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同志受到了很大的精神打击。

1927年2月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驻华代表阿尔布列赫特在给莫斯科的信中说：目前革命的“前景非常好。群情振奋。现在的愿望和决心前所未有”，但是“没有钱。急需钱。有5万元就可以买到武器、手榴弹等，可是没有钱”，“几乎没有武器。这更糟”。

面对中共的如此窘境，联共（布）政治局曾决定“拨给在上海的同志10万卢布”，但不到十天，旋即又撤销了这个决定。

后来，张国焘还曾向鲍罗廷提议：苏俄政府既可以将大量军火供应不可靠的蒋介石，为何不直接供应一些给中国工农？如果苏俄政府愿意这样做的话，中共可以经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所控制的港口，协助解决运输上的困难。

鲍罗廷拒绝了他的提议，认为目前绝不可能，等时机成熟，再作计议。

直至1927年5月，中共才得到联共（布）中央提供的每月区区1000美元的军事组织经费。

言及至此，就要提到中共未能掌握军队领导权的另一原因了，即

来自共产国际的干预！

毋庸置疑，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给予了中共军事工作许多帮助，但不可否认也存在着不少失误。

这尤其体现在：

没有帮助中共建立自己的独立武装，而是要求其全力协助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上。

大革命初期，莫斯科对建立由中共掌握的革命军队似乎也有所考虑，但始终未做决断。1925年7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在中国组建“红色部队”的问题，会议决定：“关于红色部队的问题眼下仍不作决定，将来不放弃加以实现。”

9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又决定“补充拨款1.5万卢布为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军政训练班”。

可是后来由于中国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莫斯科看到利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更快见效，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共的军事工作，特别是组建由党自己掌握的革命军队，未予以应有的重视，转而实行大力加强对国民党军事援助的方针，令中共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保持领导”。

斯大林便曾说：“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而“中国共产党应该极力加紧军队中政治的工作，使他成为中国革命意志的真正的模范的领导者”。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共产国际不仅反对中共建立自己的武装，而且反对在国民革命军中去争取领导权。1925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专门制定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明确指出，“近期应当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组建国民党军队和人民军部队上”，并要求中共党员以国民党的名义在革命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共产党的所有军事人员在形式上一般都应按国民党的组织系统调动（在个别情况下隐瞒自己的共产党身份）。共产党军事部的工作同国民党有关部的协调应当通过国民党军事部机关党的工作人员来实现”。

同年9月，共产国际东方部政治书记瓦西里耶夫又指责中共有“产生左倾的危险，而且我们的军事人员尤其会患这种病症”。

因此，他要求：“中共中央应赶紧重新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非常谨慎地进行。党团无论如何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当要求一定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位，相反，它应当竭力广泛吸引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员参加负责工作”。

他还特别强调：“我们的军事人员应当专门在这方面接受指导”。

这一时期，鲍罗廷还曾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培植蒋介石的第1军作为中心力量，认为目前不宜大张旗鼓地发展中共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因为那会招致国民党将领的疑虑，对统一战线发生不利影响，不利于北伐战争。

他认为中共党员可以以国民党员身份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各级党代表，在军队和黄埔军校中展开工作，只要我们把政治工作做好，便可控制军队。

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回到广州，又“极力的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

当时正好有一批苏联援助军火到达，陈独秀要求从中匀出5000枝枪武装广东农民。

鲍罗廷坚决不给，认为这将“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

在此期间，苏联布勃诺夫使团甚至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归咎于中共“热衷于搞军事工作，而且将这项工作几乎完全集中在广州的国民革命军中。

与此同时，党对发展党内教育工作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对广州政府的国家机关工作也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因而主张，今后“要把党从事军事工作的一定力量转移到其他工作领域，首先转移到党内教育工作中去”。

参与处理事件的国际代表穆辛在报告中也说：“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任务应该是通过按国民党系统开展政治工作来巩固和加强军队。”

他甚至主张：“应该准备取消军队中独立的共产党支部，如果这些支部的存在是军队中发生激烈斗争的原因，因而不是有助于军队的巩固而相反却是加速它的瓦解的话。共产党人的任务是遵循国共两党共同指示在军队内的共同的国民党支部中做工作。同中国将领一起工作时，我们的同志需要特别有分寸。决不允许突出共产党人，让共产党人占据太重要的职位，试图取代最高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

毫无疑问，共产国际的这种干预极大地制约了中共独立发展武装。

1927年，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曾批评中共：“过去的根本错误是，从来没有尝试过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此话虽然切中弊端，却未能揭示背后原因。

实际上，恰恰是共产国际的限制造成了这一局面，以至于北伐时中共虽在几个军都派有党代表和政工干部，但他们指挥不了部队，“因为情况一变，政治工作人员就没有立足的余地了”，“可见掌握部队只有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行的，必须有从上到下的军事指挥员”。

对此，维经斯基后来有所认识，他向莫斯科报告：“在军队中我们占据的指挥职位非常少。有政治委员即政治部门负责人。需要注意的是，这跟我们军队中的情况完全不同。政治工作人员的影响不能与我们这里的影响相比。”尽管“政工人员的影响不能低估”，但“现在随着革命的深入，政工人员的作用虽跟以前一样，但已缩小到最低限度，只靠宣传、只靠在军队的政治影响，我们不可能把军队拉到自己一边”。

4、国民党的抵制

大革命时期中共未能掌握军队领导权，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原因，即来自国民党的抵制，使之无法争取到更多的国民党军队。

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很早就体会到：“我们在那里（指广州——引者注）什么事情也不能做。那里有孙，有党（指国民党——引者注），但不让我们到任何一个部队中去。当时我们为了争取让我们下军队，整整一年都碰钉子。”

后来尽管孙中山改变了看法，主张利用中共党员开展军队政治工作，但国民党内仍有不少人心存疑虑。

共产国际当时便发现：“近来可以看到国民党人企图把共产党员排除在军事领导岗位之外”，“他们对共产党员抱有毫不掩饰的恐惧心理”。例如黄埔军校与第1军的关键岗位，蒋介石均选派国民党员担任。

如前所述，共产国际曾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归咎于中共在军队政治工作的激进。倘若换个角度来看，此说也并非毫无道理，中共当时对军队的渗透确实使一些国民党将领的利益受损，引起其嫉恨和不满。

事件发生后，苏联顾问斯切潘诺夫即曾报告：“中国共产党于党务之工作及军队中之宣传亦铸成许多错误，彼等不知尽力于组织国民党默为转移，只知以显明的扩充共产党为工作之总方针，欲在各处完全把持一切指挥之权，致使国民党因嫉忌而解体。”

共产国际代表穆辛也认为：“蒋介石的3月20日行动是由广州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总的局势引起的；但它无疑由于俄国同志即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以及在军队中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而加速和激化了。军队集中管理进程的加快、政委制的过快推行、过于粗暴的政委制条款和对这一条款的粗暴运用、对中国将领的过多监督、共产党人的过于突出、他们过多地占据重要职位，以及对中国将领，包括对蒋介石本人，常常采取没有分寸的‘同志式的’无礼行为，所有这一切加快了3月20日行动的到来并使之更加激化了。”

今天看来，这些报告对中共的指责显然过于颟顸，但其中所提及的国民党的“嫉忌”心理则是事实。

如果说上述共产国际代表的言论是片面批评中共，那么对国共两党均有深入了解的鲍罗廷，则对中共不无同情，并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其间的微妙关系。

他说：“在军队中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关系也不是很好。问题在于，共产党人一直是军队中最优秀最忠诚的工作人员，在各次战役中，并且不只是在军队中，而且在其他地方都表现得最勇敢。这种情况不能不在指挥官当中引起某种忌妒、某种对立”，特别是“最近几个月，在军队中的共产党人相当多，正因为如此，很难避免某些共产党人犯错误，没有分寸。共产党人看到一些指挥官的盗窃、玩忽职守行为，而他们工作出色、诚实，他们不能保持沉默……所以也产生一些误会”。

鲍罗廷这段话既称赞了中共党员的优秀品质，同时又批评其缺乏与国民党军官搞好关系的经验，可以说是深刻地揭示了国共两党在军队中产生摩擦的原因。

他还曾直接指出：“指挥官一直讨厌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和一切其他‘人手’，他们非常高兴蒋介石采取反对党的行动。”

除了由于利益受损引起的嫉恨心理外，国民党将领之所以排斥中共，还由于对其在军队内部的组织心存芥蒂。当时，东征军第1师师长何应钦曾非法查获第1师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侠公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李侠公向上级汇报：“我已随第一师到达石滩三日，尚未填具报告者，以四围都非同志，而又同居一室（师长参谋长等）。政治部虽自成一处，亦因杂有外人，遂使我无有机会填具报告。”信中还说：“军官方面如何，师长对政治工作颇能认识其必要与价值，故我们尚无妨碍，可暗中畅行，及藉机会宣传我们的主张。”

不难想见，这必然引起国民党的惊恐不安。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便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革命军第1军，如果不退出就提交名单。国民党代表邵力子也奉命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共产党人在军队中的派别组织从工作人员调动角度来说有时妨碍军事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也产生一些误会和敌视。国民党希望共产党人不要在军队中建立秘密组织。”这些都反映了国民党方面的疑惧和戒备心理。

包括后世评价甚高的党代表制度，因为大多由中共党员充任，所以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一些国民党将领的抵制与排拒，引发了一系列矛盾。

1926年9月，中共湖南区委报告：国民革命军第6军党代表林伯渠与军长程潜“已有冲突”，“特委派林去时对六军希望过高（成为真正的国民革命军并设法培植我们一部分势力），林本此意去做，不免操之过急；同时林之工作超出政治工作以外，对程之经济的分配不均（程本人不要钱）及师、团长之吞肥过于干涉（政治工作人员任临时军法裁判，监督发饷、点验枪支，在军事会议席上无顾忌的发言）。论理党代表可以如此，但根本国民党军队不应有党代表，引起一部分团长及唐蟒、李隆建等之不满；程本人虽欲把军队弄好，但事实上没人去更换坏的师、团长（程欲更换二个师长），为维持他的统一起见，当然不愿林之过于干涉”。

有鉴于此，1926年11月，中共中央给在西北军开展工作的刘伯坚写信指出：“现在中国还离不了以军治党现象，各将领对于党的命令并不十分尊重……党在军队中也只是侧重政治宣传工作，而没有可能指挥军队。广东过去实行党代表制的结果是党代表在军中名尊而无实权，或附属于军官，或与军官冲突，一面破坏了军中指挥的统一，同时又弄出许多纠纷。所以此后西北军可不再走此错路，万一此制因别的关系不能废免，则其作用亦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

中央同时还制定了《国民军中工作方针》强调：“我们在冯军中工作，态度上宜十分小心，务要使他们（冯也在内）敬爱，不可使他们畏惧，尤不可占面子使他们嫉妒。如伯坚同志教他们学习开会，不使冯作主席而伯坚自作主席，这是非常的错误。”

其中流露出来的小心翼翼和如履薄冰的心态，也印证了军队政治工作的不易。即便如此，中共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的效果仍不理想，特别是第2军岳维峻“非常不相信我们，因而我们就不能在第二军全军内做工作”，而冯玉祥“基本上是惧怕共产党人的”，“事实上并不相信我们的政治工作，因而没能开展重大的工作”。

总之，由于缺乏经费和武器，以及来自共产国际的干预和国民党的抵制，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不仅严重制约了中共独立建军的空间，而且使其无法掌握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只能退而求其次，专注于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为他人作嫁衣。

即便如此，在从事政治工作时，中共亦须十分谨慎。

1926年7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军事运动议决案》强调：“对于国民党革命军和国民军，如果我们派人去做政治工作，便须取‘少而好’的主义，如果有人去当军官，其责任必须是使这个军队愈渐团结和愈渐革命化，极力避免革命军队的过早分化。”

过去这句话常常为人所诟病，但事非经过不知难，如果考虑到当时逼仄的客观环境，如此行事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无奈之举。

平心而论，中共在大革命时期对军事工作是相当重视的，然终因掣肘太多，尤其是在勉力维持的党内合作框架内，要想掌握军队领导权，无异于与虎谋皮，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此部分来源：

《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