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洲坝老百姓“吃水不忘挖井人”看毛主席的初心
小学语文课文里提到的这口井,是1933年4月搬迁到瑞金的教员带领自己的警卫员和老乡们一起开挖的一口井,这口井解决了当地老百姓的吃水问题。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时候的教员日子并不好过,可在他遭受到严重排挤的时候,他心里装着的,仍然是人民和革命,装着国家和民族,而不是他自己。
在打好了这口井之后的一年左右,远在万里之外的苏联,收到了一封经上海转来的秘密电报: “[中共]中央报告说,教员已长时间患病,请求派他去莫斯科。他已停止工作。您是否认为可以派他去作为出席代表大会上的代表?您的代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认为,他的旅行安全难以保证。此外,应该考虑政治后果。” 这份电报的原件存在俄罗斯,其中有两个非常醒目的地方:1、教员已长时间患病,2、他已停止工作。
在很多人眼里,教员不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吗?他为什么会被停止工作?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当时又是谁在领导中国的革命?关于这些问题,教员在解放后曾经和人谈及:“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的中央,正陷入“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之中,教员虽然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但已经被排挤出了党和军队的指挥核心,当时的中央,听命于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的王明,而在当地实际负责工作的是博古。王明这个人私心很重,博古又机械的听从命令,以至于把当时的中国革命几乎拖入深渊,直接造成中央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
在1932年之前,全国有很多块根据地,教员所在的中央根据地,只是其中最大的一块,所有的根据地都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因为中央远离各个根据地,所以不能事必躬亲的管理,只能给出大方向,具体每个根据地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就要看地方领导人自己的能力了。1931年,由于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只能陆续撤退到中央根据地。当时上海中央的这些领导人,一个个都是书生,没有干过实际工作,却又盛气凌人,一到根据地就拿走了领导权,于是一切都开始陷入了混乱。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教员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也是“毛主席”这个词在党史上第一次出现。但是,一个月后,在上海无法立足的中央人员陆续来到江西,并开始了不断地从教员手里夺取权力。与此同时,就是教员的不断“生病”。有时候是真生病,有时候是被生病。
在此之前的1929年7月末,教员就因疟疾病倒了,那次是真的生病,而且病得很重;1932年1月中旬,教员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在会上,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批评他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致使教员无法主持会议,不久后请病假去休息。这次是“被生病”。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解除了教员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会后,批准教员“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这又是一次“被生病”。
这段时间,博古等人要求攻打大城市,但那时的红军攻坚能力不足,攻打赣州用了一个多月,损失了两千多人,但是没有丝毫效果。在此期间,教员多次提出过反对意见,但是他的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还遭到了以博古为首的大多数领导层的批判,甚至执意要削去教员的军事指挥权。博古等人虽然强行要拿到指挥权,但却既无能力又无胆量。
教员在宁都会议上受到了错误批判,被调离红军指挥岗位,召回后方做政府工作,实际上被剥夺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当时的中央苏区,正是在他的指挥下,才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建立了稳固的中央根据地。然而,在教员被剥夺了军事领导权之后仅仅一年,这一切都失去了。但教员不计个人荣辱,作出了两点表示: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仍然愿意积极对待党的工作,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他对在宁都会议上据理力争,不赞成把他调离红军指挥岗位的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又对为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曾在中央苏区时期与教员一道工作过的李维汉,目睹了当时教员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就教员对待不公正待遇的态度作出过概括性的描述:“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教员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李维汉说的这三条,是教员正确对待不公正待遇思想的集中概括和体现,也是教员能够在人生逆境中愈挫愈奋,最终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李维汉
1933年初,张闻天首先出现在红都瑞金,不几日,博古、陈云也到达瑞金。他们是沿着周恩来进入苏区走过的秘密通道,由上海来到瑞金的。博古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随着他进入苏区,中共临时中央也就迁入瑞金。到了1933年6月,26岁的博古成为了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博古的到来,使得中共中央再也不必借助无线电报机“遥控”中央根据地,他开始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教员的处境更加艰难。
张闻天
离开了教员指挥的中央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仍然胜利了,但是胜利之下,隐患重重。苏区的经济、人力资源都逐渐枯竭,御敌的压力却不断在增加。
博古来到中央苏区,在放了第一把火排挤教员身边的干部后,便依靠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开始全面夺取党政军的权力,他欺骗大家,把原来共产国际的交通员、德国人李德(奥托•布劳恩)说成军事顾问,获得了军事指挥权,指派张闻天接管了政府领导权,教员只剩下“查田”这一项无足轻重的工作。所谓“查田”,其实就是丈量土地,对人员的身份进行查证的工作,这个工作完全没有必要让苏维埃主席去做。教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来到了沙洲坝。
教员就是这样一个人,前途黑暗的时候,他努力寻找光明;别人灰心黯淡的时候,他斗志昂扬;别人走到错误道路上的时候,他努力纠正;别人排挤他到无职无权时,他尽力做好能做的事;别人的作为几乎要葬送党和红军的时候,他又临危出山,拯救了一切。
沙洲坝很穷,吃水尤其困难。一个原因是缺乏打井的能力,但主要的原因是当地人民迷信,不敢打井。当时的沙洲坝,农民还是很迷信的。千百年来,当地传说沙洲坝地底下有条“旱龙”,动不得,挖井会得罪旱龙爷,殃及四邻,祸及子孙,因而人们宁可喝脏塘水过日,又不敢打井。这件事上如果不跟着老师的说的话走的话,你可以看到,在苏维埃的首都附近,破除迷信的工作基本没怎么做,民生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人去操心。有人会说为啥总理不管这些,周公当时分管的是军事,他也不可能管到这么基层的事情,这些需要一个官僚体系来做。
大概这就是旱龙王吧
教员了解这一情况后,笑着对大家说:“挖井是为了大伙有干净的水喝,真要是有旱龙爷来找麻烦,就让他找我教员好了!” 在教员的耐心讲解与积极鼓动下,村民们终于同意挖口井。教员立即带领村里的群众、红军战士、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一起,很快就挖好了一口井,沙洲坝的百姓们终于喝上了干净的水,他们更是把带领他们喝上井水的人牢牢记在心里。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教员一直认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农民,中国的希望在于农民,要想改变中国的命运,必须扎根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胜利的路线。但是当时王明、博古掌控下的党中央,却把重点放在城市,要求武装夺取大城市,不去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会背书本和抄袭别人的经验,导致红军在前线损失惨重,后方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附近的小村子,就有农民喝不上干净的水,更何况还要种地浇水收粮食养活那么多人呢?共产党人的初心,必须要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根本,背离了这个初心,也就背离了党的宗旨,就会失去民心,变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从村民的角度来说,喝池塘里的脏水,确实有害健康,但也不是喝下去就会死,所以世世代代就这样被迷信压迫勉强的活着。村民有没有喝上井水的能力呢,从后来打井的情况看,当然有,他们最大的阻碍来自于迷信,害怕“旱龙”给他们带来祸害。现在有人愿意替他们挡住危险,他们的动力才会迸发出来,才会发现自己原来拥有自己都不知道的强大的能力。共产党人都是无神论者,不怕这些妖魔鬼怪,但是破除人民群众心中的迷信,远不是坐在办公室发发文件写写文章就能做到的,而是要深入群众,和他们交心,通过破除迷信,解决实际困难,才是正确的做事方法。
吃水不忘挖井人,共产党要做带头人。人民为什么在被压迫的日子怀念红军,是因为党和红军曾经为了人民利益奋斗过、牺牲过。今天,中国共产党人要做到不忘初心,就是要继承这种优良传统,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处处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着想,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那么,我们的党,就一定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昂首疾奔!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本文内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立场。
请支持独立网站红色文化网,转载请注明文章链接----- //www.syxtk.com/wzzx/llyd/ls/2022-02-05/73718.html-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