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时期为新中国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是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起了共和国的大厦。这条路上，更有一代知青人的奋斗业绩。

那是一段无论何时都不该被忘却的岁月。

53年前，毛主席主席向全国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毛主席是在怎么样的背景下、为什么发出这样的号召？

除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毛主席的用意我们未必都知道，毛主席是否还有其他什么考虑？

当年的“知青”，如今的人们又是如何理解那场运动的？

对那场运动，“有悔”者有之，“无悔”者有之。

短短几年中，全国将近百分之十的城市人口从城市来到了农村，这么大规模的城市人口迁徙在人类现代史上实属罕见，可谓惊天动地。

那个年代的城里人很难忘记，当时国家还没有提倡计划生育，因此，绝大多数城市夫妇都有几个孩子。

许多城市有规定（或者不明文规定，事实上就这么做），除了允许一个孩子留在城市，其余的孩子都得主动（或被动）去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孰去孰留”的问题上，无数个家庭左右为难、纠结犹豫，难以下决定。

可以这么说，几乎所有的城市家庭都与“知青”下乡这件事情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下乡者”或者懵懵懂懂，或者满怀对农村生活的新鲜感，或者悲悲切切、哭哭啼啼。

谈起那段历史，“有悔”者通常以抱怨居多，他们哀叹命运对自己不公，为自己当年的选择和“牺牲”而叹息。

“无悔”者通常以感怀为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当初去农村或许并非出于自愿，或许也曾抱怨过、痛苦过。

但是，他们会以更理性、更积极的态度缅怀那段难忘的岁月。

在他们看来，“上山下乡”是一种无法替代的、不可复制的锻炼和成长方式。

通过“脱胎换骨”的历练，他们更加了解了自己的国家，整整一代人的心智得以加速成熟。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

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青年不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知青”这个名词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代名词。

殊不知，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就有了第一代“知青”。

毛主席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就是中国第一个“知青”。

在延安，毛主席主席首次提出“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理论，并率先付诸实践。

1945年12月初，毛岸英搭乘苏联飞机从莫斯科回到中国。

病中的毛主席执意带病到延安机场迎接多年未见的儿子。

看到身穿苏联陆军上尉军服、脚蹬皮靴的毛岸英走下飞机，毛主席的心绪是矛盾和复杂的。

他知道，除了“毛岸英”这个名字之外，自己的儿子还有过两个苏联名字：“谢廖沙”和“谢尔盖·永福”。

毛主席有三个儿子，毛岸英是长子，次子毛岸青幼年时被上海租界巡捕打伤头颅，一直没能痊愈，幼子毛岸龙在战乱中不幸失散，下落不明。

按理说，毛主席是会把毛岸英留在自己身边的。

所有人都没想到，毛岸英从苏联回来一个多月后，毛主席就把他送去了农村这个“劳动大学”。

是什么原因促使毛主席做出如此安排？

起因有两个。

其一，刚回来时的毛岸英身穿笔挺的苏军军服，和别人交谈的时候，毛岸英还会习惯性地耸耸肩、摆摆手。这让毛主席很不开心；

其二，王家坪大礼堂举办了一场舞会。毛岸英脚蹬马靴，一身笔挺的苏军制服，加上潇洒自如的舞姿，自然成为了舞会上耀眼的“明星”。

第二天早上，毛主席就把毛岸英叫到自己身边，劈头盖脸地说了一句：“我的谢廖沙同志，昨天晚上你很出风头哇！”

毛岸英一时摸不着头脑，呆在那里不知所措。

毛主席接着说：“听说你还骑着朱老总的马在宝塔山下耀武扬威？”

毛岸英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是朱总司令让我……”

“朱总司令让你骑你就能骑？那可是朱老总的战马！”

毛主席说这句话时的表情十分严肃。

毛主席说：“你要从头学起，学习延安的作风，学习了解中国的事情”。

“延安虽然很‘土’，但是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你的老师。”

“你要认识中国，就要从认识中国的农民和土地开始。在苏联，你喝牛奶、吃洋面包，在这里，你要学会吃五谷杂粮”。

1946年春节刚过，毛岸英就穿上父亲穿过的粗布军装，自带行李、口粮和种子去了吴家枣园，住到了一位名叫吴满有的农民家里。

临行前，毛主席给毛岸英定了个规矩：拜吴满有为师，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毛主席还给儿子定了个“结业”标准：

皮肤要像农民一样黑，手上也要有农民手上一样的老茧。

一开始，吴满有认为毛主席的儿子来农村与自己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就是做做样子而已。

没想到，毛岸英踏踏实实地在农村住了下来。

他不仅跟着吴满有一起下地干活，还一起吃小米饭、睡土炕，一点没有“走过场”的样子。

农闲的时候，毛岸英还学会了唱信天游，教村里的娃娃们识字、读书，跟村里的乡亲们拉家常、讲故事。

没过多久，毛岸英的皮肤变黑了，手上也起了茧子，村里的乡亲们也不再把他当成外人。

也许是不放心的缘故，毛主席曾经让他的卫士悄悄“去吴家枣园看看”。

卫士远远地看见了正在地里干活的毛岸英。

回来之后，卫士向毛主席汇报说：“如果不仔细看，我真的认不出岸英，他跟其他农民穿一样的衣服，干一样的农活。”

“岸英的脸晒黑了，身板好像也结实了不少。”

听到这些，毛主席欣慰地笑了。

周副主席曾经对毛主席说：“你对岸英是不是过于严厉了？”

周副主席伤感地说：“这孩子从小就坐过国民党的大牢，在上海当过流浪儿，吃了那么多的苦。”

毛主席若有所思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

同年秋天，毛岸英回到了毛主席身边，毛主席抚摸着儿子长满老茧的双手，欣慰地说：

“你可以从‘劳动大学’结业了，这就是‘劳动大学’发给你的结业证书！”

在同甘共苦的劳动中，毛岸英与吴满有、与吴家枣园的乡亲们结下了浓厚的情谊。

毛岸英初步了解了农村，感受到了农民的质朴和善良，也理解了父亲的用意。

在毛岸英的身上，吴满有和吴家枣园的乡亲们也近距离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

可以这么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一项伟大的实验。

是毛主席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河，他的长子毛岸英便是他的第一个“实验对象”。

因而，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二十多年之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过是上述“实验”的延续。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毛主席便倡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至六十年代才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展开。

1952年，云南昆明的一批青年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如今的橄榄坝地区）开辟了第一个由知识青年主导的农场。

他们过上了一种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知青”群体。

1955年9月4日，毛主席在一篇文章上批示道：“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大跃进”运动之后，全国有2600万人口被精简下放，中央再次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情提上议事日程。

1958年前后，一批北京、天津的中学生来到了河北、山西农村地区，邢燕子、侯隽等人成为当时突出的代表人物，他们（她们）的事迹被广为赞颂与宣传。

对此，社会上曾经出现过“下乡镀金论”等负面评论。

对此，中央领导曾经回应道，知识青年都是有文化的年轻人，到农村锻炼很有必要。

锻炼一个时期之后，他们中的杰出者“还可以到县里、省里和中央去工作嘛”。

显而易见，这个理论的宗旨是“培养一代熟悉人民、并能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接班人”。

客观说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个做法事实上也带着消灭“三大差别”的、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

真正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是在“文革”中开始的。

当时，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政府和全国人民面前：到1968年暑期为止，全国所有的大学仍不招生，绝大多数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届（俗称“老三届”）400多万高中毕业生的去向成为国家和个人都头疼的问题。

其实一些有激情、有创造欲望和政治头脑的年轻人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

通过之前的“大串联”，他们多少知道了一些农村的基本情况，农村地区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状况让他们感到震惊。

他们萌发出一种“到农村去改天换地、大干一场”的豪情壮志。

年轻人的这种激情明显带着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色彩。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醒目位置引述了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请注意毛主席指示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句话。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毛主席强调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只字未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其他作用和意义。

比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可以起到“传播文明与文化”的作用等等。

我想，这是因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更为迫切、更加符合当时的需要。

毛主席或许还有更为深远的考虑。

其实，早在毛主席发出上述指示之前，一些城市的部分中学生已经开始了行动。

1967年，55名北京的中学生就来到了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国营农场。

中国“人大附中”也曾派人去北大荒，筹划在那里成立一所“共产主义战校”，学校的性质为“半农半读”。

另外，一批满腔热血的北京中学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他们跋山涉水，居然步行“串联”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此留在了延安宝塔山下，并与当地的农民融合在了一起。

这些地区后来成为了“知青”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这些“知青”中诞生了不少若干年以后影响中国的杰出人物。

“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一时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全面展开。

在北京，在上海，在天津、重庆、广州、南京等城市（乃至县城），人们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

火车站、汽车站、码头上挤满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还有更多前来为他们送行的亲朋好友。

在一些影视作品中，在描写或拍摄“知青”离开城市和家人这段情节的时候，创作者普遍着重强调了“凝重”二字。

事实上，据当年的亲历者回忆，当时的情形并不完全是那样的。

据说，各地区欢送“知青”的场面大都是这样的：

欢送现场锣鼓喧天、红旗飘飘，嘹亮的口号此起彼伏，响彻天。

绝大多数“知青”慷慨激昂、豪情满怀。

当然，也有的“知青”神情漠然，暗自伤神，不过，这类“知青”的人数只占很小比例。

可以这么理解，在还没有踏上农村的土地之前，“知青”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农村的情况，有的人甚至从来没有到过农村。

对于即将开始的农村生活，他们既陌生，又新奇，甚至有些许期待。

直到实实在在地过上了农村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生产劳动），“知青”们才算真正体会到了当农民的滋味。

这里的生活与城市的反差可以说有“天壤之别”，远远超出了“知青”们的想象。

“知青”在农村的日子究竟有多么艰苦？

当年的“知青”大都不愿意谈这个话题，也许是“不堪回首”，也或许是词汇贫乏，找不到合适的字句去形容那种“苦涩”。

与“知青”们经受巨大考验的同时，他们的家人也与他们的亲人一起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我们无从得知，这场本世纪最大的城市人口迁徙运动究竟波及到了多少个家庭。

我们只知道，但凡有一个以上青年（学生）的家庭都与这场运动有关。

即便是独生子女家庭，即便是高级领导干部家庭，也都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将子女送去农村。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也有不少人曾参加了上山下乡，做了光荣的知识青年。

毋庸讳言，当年确有一小部分领导干部千方百计开后门、找关系，送子女去部队当兵，以逃避“上山下乡”。

他们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他们的所作所为至今仍被人们鄙视、唾弃。

可以这么说，在那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浪潮中，“特权”基本丧失。

1978年10月，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要求各地妥善安置知青回城、就业。

1979年后，“知青”中的绝大多数人陆续返回了城市。

也有数十万“知青”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在了农村边疆，选择永远留在了农村。

更有一些有型的、无形的东西永久留在了农村。

在不少农村、山区等偏远地区，因为“知青”，那里的孩子第一次知道了飞机、火车和电话；

选拔培养“赤脚医生”，大部分地方都视“知青”为最佳人选，数以万计有“知青”背景的“赤脚医生”成为农民最欢迎的人；

不少留在农村的“知青”充实到了农村地区的银行、工厂、政府部门，成为一支有文化、能吃苦、有能力的生力军；

“知青”对普及农村教育、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开办乡镇企业等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大幅度改变了农村的面貌。

与生活在城市的同龄人相比，他们的生存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明显高出一截。

他们当中涌现出了不少著名人物。

比如，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敬一丹：

1972年的时候，敬一丹是黑龙江省通河县清河镇清河林业局的一名普通“知青”。

1976年，敬一丹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

毕业后，她先后在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当播音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当教师，最后于1988年进入中央电视台，逐渐成为著名的记者、节目主持人；

著名演员葛优：

1976年，葛优来到北京昌平县兴寿公社插队，因为身体单薄，葛优被分去养猪。

1979年，葛优请假回城参加全国艺术院校招生考试，结果惨遭失败。

后来，葛优报考了“全总文工团”，面试时，他表演了小品《喂猪》。

因为有养猪的实践经验，葛优的表演真实、生动，引得考官大声叫好，拍案称绝，当场决定录用其加入“全总文工团”。

另外，著名演员潘虹、电影导演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等也都有过“知青”经历。

我们还欣喜地发现，不少当年的“知青”已经成长为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才。

毋庸置疑，“知青”的经历磨砺了他们的性格，锻造了他们的平民情怀和务实风格，同时也使他们有更加坚定的改革开放的信念。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几乎都有过基层锻炼经历，执政经验丰富，处变不惊，克难而进，应对危机能力出众，兼具务实与开明两种特质，这些特质无疑将会影响中国的未来。

如今，国家再次号召大学生要积极到基层去锻炼，也有了“大学生村官”。

到基层去锻炼，接触人民群众，扑下身子，静下心来，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不脱离群众，不背离人民的意愿，不凌驾于群众之上，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如今，“知青”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当年的“知青”也都不再年轻。

但是，那段历史却永久镌刻在所有当事人的记忆之中，难以忘怀。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

不可否认，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

然而，这条路上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

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是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起了共和国的大厦。

对于“无悔”者来说，“知青”二字已经不再只是个名词，而是那个特殊年代赋予他们的一种特殊的“资格”。

（本文来源于《北京知青网》，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知青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