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鹏:他们为什么“背叛”国民党?
他们为什么“背叛”国民党?
申 鹏
最近有个电视剧,叫做《叛逆者》。
讲的是一个优秀的爱国青年,在加入国民党军统之后,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一心报国,但理想却不断破灭的故事,他亲眼目睹了这个组织的腐败、无能、残暴,他崇拜的上级,最终在抗战中成了汉奸.....故事虽然还没有播完,但我们都知道结局——他一定会投共的。
因为他接触到的共产党,无不是意志坚定、善良、政治、有原则、有手腕的人物,从组织的严密性、纪律性、执行力,到个人党员的品质、意志、能力,再到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心,共产党和国民党简直是天壤之别、云泥之判。
一个正直善良有能力的人,在国民党的大环境中,往往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有心杀敌,无力回天;但到了共产党那边,就会迅速融入到救国救民的燎原烈火中,发光发热,实现自己的理想。
有道是:“投共一念起,刹那天地宽”。
电视剧毕竟有艺术加工的成分,我们不谈电视剧,我们来谈真实的历史。
(一)
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一天,国民党军统南京站站长周镐奉命去“接收南京”,此前,他已经潜伏在南京两年多了,不断和日军和汪伪政权作斗争。
周镐很受戴笠的重用,而且他作风廉洁,烟酒不沾,虽然他掌握着军统大量的军费,但却从未挪用过.....周镐能力也非常出色,在南京期间,他不但争取到了汪伪政权大量高官、将领的信任,还和共产党、新四军交往密切,对抗日统一战线有着相当大的贡献。
8月16日,长期潜伏在汪伪首都的军统南京站站长、陆军中将周镐,公开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市中心新街口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
周镐派人强行接管了电台和主要报纸《中央日报》,宣布全面接管汪伪政权,派人占领伪政权的各个重要机构,又派出财政部卫队控制车站、码头及交通要道,同时抓捕汉奸,南京市民人心大快,却引起大汉奸们的激烈反抗。
而此时的蒋介石重庆政府为了拉拢在华日军和汪伪,不让他们向新四军投降,居然私下与冈村宁次沟通,把“激进”的周镐一脚踢开,继续让日军和汪伪维持南京秩序,日军甚至派飞机直接盘旋在周镐的指挥部上空威胁他。
8月18日下午,冈村宁次派参谋小笠原中佐到指挥部请周镐到日军司令部商谈,周镐一到日本军司令部就被软禁起来。日本人将被抓的汉奸全部释放,宣布解散南京指挥部,指挥部里的人员被迫迁往三元巷的警员训练所。接着传来蒋委员长的命令,南京治安再次由日伪军维持。南京汪伪报纸为此登出了“一日皇帝周镐昨日被日军缴械”“南京指挥部鸟兽散”等大标题新闻,周镐主持领导的接管南京日伪政权的行动宣告流产。作为战胜国的中国首都南京,维持治安的部队仍是已宣布投降的日伪军。
这位军统南京站站长,在“接受”南京的时候,因为“过分爱国”、“过分抗日”,居然被已经投降的日伪军缴了械,这是只有在中华民国才能看到的奇景。
抗战胜利了,日本投降了,但是战犯冈村宁次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宾,许多大汉奸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政府的大员,但是周镐却坐牢了。
在他“接收”南京的时候,日本人曾向重庆方面核实,重庆方面竟回答:国民政府丝毫不知道这支胡作非为的部队,也不认识周镐这个人。日军把他转交给国民党,还给他扣了个“贪污”罪名。后来周镐看到报纸上国民党大小官员复员还乡,大发接收财,鱼肉百姓,他感到自己已被愚弄了。他愤怒地说:“国民党和戴笠这帮人,是既要做婊子,还要立贞洁牌坊”。
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失事,周镐才被放出,他这才知道,原来针对他的不是别人,正是老上司戴笠。他怀疑周镐“通共”,理由有三:1、1945年的时候,周镐与吴雪亚结婚,而吴雪亚被怀疑是共产党;2、周镐在“接收”南京,抓捕汉奸的时候,手段“激烈”,疑似受“共产党和新四军指使”;3、最重要的一点,周镐身居重庆政府、军统和日伪谈判的关键位置,知道太多的“隐秘”,本来就“留不得”。戴笠死去,他才能获得自由。
周镐在家赋闲期间,思考了自己前半生的“革命道路”,回想了与国共两党交往的种种过往,他大彻大悟,认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46年,周镐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全中国尽一份力,经徐楚光介绍,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军区负责人邓子恢、谭震林亲自签署,委任周镐为京(南京)、沪(上海)、徐(徐州)、杭(杭州)特派员,并批准他为中共特别党员。徐楚光将这一消息告知了周镐夫妇,并说:“你们将过一种新的生活,高兴吗?”周镐妻子吴雪亚抢着说:“高兴极了。”
1948年淮海战役时,周镐奉命策反国民党军刘汝明部起义,不幸被刘汝明、孙良诚出卖而被捕,1949年1月在南京牺牲,倒在了黎明之前。
(二)
其实在那个岁月,中国真正的有志青年,就算身在黑暗,也心向光明。
1949年,张治中将军起义后,看到周恩来身边有个熟人,大惊失色,说:“这不是熊老弟么?你也起义了”?周公笑着说:“他不是起义,他是归队。”
张治中将军的这个“熟人”,叫做熊向晖,曾是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国民党真正的“青年才俊”、“后起之秀”,也被称为“后龙潭三杰之首”,他深受胡宗南、蒋经国器重,堪称“党国未来的栋梁”。胡宗南把他视为心腹兄弟,蒋经国把他视为知己好友,就连他的婚礼,都是蒋经国一手操办的。
可以说,熊向晖在当时的国民党内是青云直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但谁都没有想到,这个能力超群、前途无量的“党国栋梁”,居然也是共产党。
熊向晖是山东掖县人,1919年出生于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是当时掖县的县长,因而小时候,熊向晖接受了很不错的教育,17岁时,他考入清华大学,当时全国的学生爱国运动很是激烈,熊向晖也深受震动,成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知名骨干,不久,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12月,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要到胡宗南部进行工作,周恩来得知,命令时任全国学联党团书记的蒋南翔,要他派一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战地服务团,周恩来说:“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熊向晖被选中,他成为了红色特工中的“闲冷棋子”。
从1937年至1947年,熊向晖潜伏在胡宗南身边整整11年,他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
熊向晖担任胡宗南秘书不久,就得到胡宗南的器重。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而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起草。起草胡宗南的讲演稿更是熊向晖的“拿手好戏”,这个“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深谙胡宗南的脾气,写出的讲演稿“激情和说理兼有”,完全符合胡宗南的口味,胡宗南把他当作了真正的心腹臂膀。
1943年3月,胡宗南对熊向晖说:“前天总裁急电召我来南京,说美苏英法四国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即3月10日发起攻击。”说完,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让熊根据包里文件的内容画一幅草图给他,并叮嘱熊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熊向晖打开文件包,看到两份绝密文件: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
熊向晖将文件内容默记在心。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就将情报送到了新华巷1号,西安《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的家,通过地下室里的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而当时为了保密,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对计划还一无所知。
国民政府“闪击延安”的计划破产。毛泽东大赞熊向晖,说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也称赞:“我党打入国军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国共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
后来,在胡宗南的资助下,熊向晖前往美国留学,等他回来时,已经是1949年7月,他胜利的完成了自己的潜伏任务,成功“归队”。
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长期在外交部工作,作为周总理的助手,熊向晖曾参加了中美重大外交活动,后来他任我国驻墨西哥大使,统战部副部长等职。2005年,熊向晖去世,享年86岁。
熊向晖的女儿曾经问过父亲一个问题:“周恩来对你有知遇之恩,而胡宗南也对你不薄,你为什么对共产党始终忠诚不二,难道就没有想到一直追随胡宗南,平步青云吗?”
熊向晖回答,因为他早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从未动摇过。
熊向晖这个名字,是他在1937年初刚接到任务时受组织要求改的,直到解放后,他才道出这个名字的寓意:“向晖”,取意当时形容隐蔽战线工作境地的一句话——“身在黑暗,心向光明”。
(三)
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被围困在双堆集,走投无路。
110师师长廖运周向黄维建议:“4个师齐头并进,在狭小的地带展不开兵力,不如用一个师打前锋,其他3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进展得手,后面的3个师迅速跟上,以扩大战果。”并且表示:“如果司令官信得过我,110师愿为开路先锋打头阵。”黄维听了十分感动。
黄维决定在第二天晚上突围,并且选中110师做突击先锋队,黄维握着师长廖运周的手说:“看在党国的份上,努力突围。你需要什么武器装备,随你挑,只要110师能背动。”
廖运周没有客气,选了大量重型武器和高端装备,保证不辜负黄长官的厚望。
11月27日早晨,廖运周带着110师突围,边走边向黄维报告:“前方没有共军,一路顺畅。”(实际上,跟着110师的国军部队,刚好被带进了解放军的口袋阵,正在被迎头痛击)。
结果,廖师长就这么一路走一路走,直接走到解放军的阵地上起义了,转头就把枪口对准了国民党军队,他早就是“老地下党”了,他的110师中,早已建立了严密的“党组织”,这不是“投共”,这也是“归队”。
廖运周是在1927年的老党员了,他是经孙一中、靖任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遵照党对兵运工作的指示,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步军官中积极发展党员,后因为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他奉命长期隐蔽,只与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兼军事部书记朱瑞单线联系。
此后,廖运周以“党国忠臣”的面目出现,努力取得敌军首脑的信任,因而职务也不断地得以晋升。但每当部队开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都通过北方局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向党组织输送有关的情报。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因为110师的干部大多是共产党,平时军纪严明,严禁骚扰百姓,入城下乡秋毫无犯,简直是一只“模范部队”,但是居然遭到了上级的批判,说“你们这样不像国民党,有暴露的风险”。
廖运周师长和110党组织没办法,就命令军队装出一副“军纪败坏”的样子,不欺负普通百姓,拿了普通百姓的东西事后要给钱,但是对地主豪绅则“放开手脚”......
(四)
还是淮海战场,但这回是两位“起义将军”。
1948年11月,部署在贾汪、台儿庄等运河沿岸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59军和77军,挡住了我军南下之路。就在这关键时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59军和77军2.3万余人,在何基沣、张克侠两位将军的率领下,突然宣告起义……
在淮海战役中,张克侠收到组织指示,准备带着自己的部队投奔解放军。为了保密,张克侠一直提防着身边的何基沣,生怕被他发现。没想到,何基沣全程异常配合,不光没有揭发他,还全程主动替张克侠准备好了武器、粮草。一问才知道,原来大家是同志,何基沣是1939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张克侠则是1929年就秘密入党的老党员了。
张克侠是蒋介石的“爱将”,也是抗战名将,他曾在台儿庄大战中协助张自忠指挥59军痛击板垣师团,自此声名鹊起。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还给张克侠颁赠了一柄“中正剑”,人称“佩剑将军”。但蒋介石没有想到,当他把剑赏赐给他时,他早在5年前就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克侠早在1929年就被周恩来批准为与中央直接联系的"特别党员",他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聪颖过人,既能带兵打仗,还能运筹帷幄,参赞戎机。是非常出色的军事人才。
何基沣同样是国民党的“名将”,他1923年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投身于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曾参加过“首都革命”和五原誓师,是真正的“老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他带兵进入故宫,驱逐废帝溥仪;喜峰口战役中,他带领29军队员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然而使他闻名全国的,是七七事变时他下令部队奋起抗击日军,打响了全国抗战的第一枪;大名府失守后曾以自杀谢罪,幸得部属及时抢救方得脱险。
1938年何基沣离军养伤期间,认真思考探索救国之路,终于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于是,他想要去延安。同年,何基沣于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然后由周的安排于同年2月秘密到达延安并在延安考察了一个多月,毛泽东、朱德多次和何基沣交谈,使他深受教益,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
离开延安前夕,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39年1月,何基沣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于是,淮海战场上,国民党“第三绥靖区防区”的两个副司令都是共产党.....
还是那句话,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一个正直、坚强、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的朋友,如果他们身在国民党阵营,那么他们早晚都是要“投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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