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是怎样“堕落”的?——评失败主义思潮必须批判
汪精卫是怎样“堕落”的?
——评失败主义思潮必须批判
钱昌明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民族危机”出现时,总会冒出一股失败主义思潮。正是这种失败主义思潮,为政治上的妥协、投降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孕育出无数大大小小的汉奸、卖国贼,直至酿成民族悲剧。晚清之痛,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的堕落,均堪称典型。
汪精卫,曾经是一位名声显赫的“爱国者”、“革命党人”,中山先生的亲信。1910年3月,他挺身刺杀清政府摄政王载沣,被捕后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的“狱中诗”。他,一度成为当时所有爱国者心目中的“英雄”,“狱中诗”也成为显示革命者风骨的颂歌,风靡一时!
然而,恰恰正是这样一位“爱国者”、“革命者”,后来居然堕落成为民族罪人,沦落为一名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卖国贼,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
【汪精卫和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
有学者李理、夏潮在《汪精卫评传》中认为,汪精卫所以最终堕落为成为民族败类,除了其个人内在懦弱自卑这一性格上的缺陷和“蒋汪矛盾”因素外;重要的思想根源,实为买办统治阶级丧失民族自信心,受失败主义思潮侵蚀所致:
“它反映了半殖民地当权人物的软骨病。百年来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他们被‘打怕了’,谈虎色变,总是过高地估计了外国人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的力量”。
此言不假。回顾历史,从汪精卫、蒋介石到晚清的李鸿章,哪一个不是失败主义者?
1883——1885年,法国侵略越南,挑起中法战争。1885年3月,法军猛攻广西镇南关,清军广西关外军务帮办、老将冯子材率军奋起抵抗;结果,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进而收复谅山等要地。期间,刘永福的黑旗军又在越南人民的配合下,在越境取得临洮大捷,收复了10多个州县。中越军民抗法战争的胜利,迫使法国茹费里内阁倒台,法政府急着要与清政府议和。
中法战争“中胜法败”的现实,按理,“议和”条件应该有利于中方。然而,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反而又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让法国侵略者拿到了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侵略权益。为什么? 因为李鸿章有一个失败主义的逻辑:
他认为中国人与“洋人”打仗,总是要失败的。现在没失败,其后也是要失败的。与其最后失败、割地赔款,不如“趁胜即收”,减少损失。悲乎,一个失败主义的“趁胜即收”!
【李鸿章代表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左宗棠得知后说了两句话:“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委员长”蒋介石正忙着在江西“剿共”。东北军电询南京请示,获复电:“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挑衅性质,为免事态扩大,绝对不抵抗。”(转引自《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页)
“九•一八”事变不抵抗,蒋介石内心有一个真实的想法:“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看不到中国人民的力量,丧失民族自信心,必然导致对外的失败主义。对此,汪、蒋俩的立足点,其实无异。他们都笃信外力(蒋投靠美英,汪则投靠日本),就是不信中国人自己。
1932年1月,汪精卫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正巧赶上“一•二八”事变。31日,他无视十九路军奋起抗日取得的成果,在对开封百姓演说中就散布对日妥协言论:
“政府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倘使不幸终至发生冲突,亦必使衅自彼开,为天下万国公见之事实。”(转引自李理、夏潮:《汪精卫评传》)一句话,一切寄希望于外力。
2月,汪在行都洛阳发表他的国是主张,提出“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两面论”政策。究其内涵,无非就是“在最低限度以下时,我们决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时,亦不故作强硬”。
什么是汪的“最低限度”? “两面论”中没设标准。结果,所谓的“一面抵抗”,实际上只是放个“空炮”;“一面交涉”,就是实实在在的屈服。随后,蒋汪南京政府派出了郭泰祺,同日本代表重光葵签订了屈服、投降的《淞沪协定》,全部满足了日方的侵略要求。
此后,汪精卫的“恐日”情绪愈来愈盛。据汪的侍卫官许少泉在《我所了解的汪精卫——侍卫官十年杂记》中披露,汪“经常在家大谈‘没有飞机大炮,抗日必败’的悲观论调。”(《汪伪群奸祸国纪实》第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1935年5、6月间,正是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让于日本,引发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大权独揽,汪精卫与蒋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同时,其对抗日战争的悲观失望情绪也与日俱增。时汪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和国民参政会议长,不仅不致力于抗战事业,相反,纠集周佛海、陶希圣等亲日分子,组成“低调俱乐部”,鼓吹“抗日必败”、“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
1938年,汪精卫又派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亲信梅思平等人,先后同日方进行了5次秘密谈判,并于11月20日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成为汪伪集团与日本签订的第一个秘密卖国协定。同年12月18日,汪精卫携周佛海、陶希圣等潜离重庆,奔河内公开投敌。12月29日,配合日方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艳电”,公开打出“和平救国”旗号,要“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终于成为日本天皇傀儡,堕落成为一个万人唾骂、遗臭万年的汉奸卖国贼!
【汪精卫参加日、伪军联合演习】
与丧失了民族自信心,鼓吹失败主义的思潮相反,就在同样的历史环境条件下,共产党人和一切爱国者,都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批判失败主义谬论。
1935年12月,刚取得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共产党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就发出了豪迈的声音,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狠批这股丧失民族自信心的对外失败主义思潮: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慨,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在其后的1938年5月,毛主席又写下了《论持久战》,既批了亲日派散布的“亡国论”;也批了亲英美派的“速胜论”,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毛主席特别分析了中日战争的三大特点:
“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不义我正义”。
“敌强我弱”,说明中日战争不能“速胜”。“敌小我大”,说明日本是小国,战力有限;中国是大国,有无尽的人力物力,有回旋的余地,亡不了。“敌不义我正义”,说明日侵华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进步、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得道多助。结论: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最重要的,毛主席还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据,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从而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指明了胜利的方向。
《论持久战》,一扫民族虚无主义和对外失败主义,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弘扬了革命的爱国主义,也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当今,我们正面临美帝合着“台独”势力不断挑事、肆意践踏我主权底线之际,舆论界突现“台海地区各方都不开第一枪”的言论!更有人“警告”国人:别“示强”,不然会引来“大祸”。“研究历史”的萧功秦,甚至总结出了“中日战争是国民党政府‘虚张声势’示强引来的”“苦果”。(参见寒彻:《萧功秦先生歪曲历史想吓唬谁?》) 目击上述言论,无不让人迷茫。
看来,重温一下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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