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好就好在“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

——纪念遵义会议85周年

常与共

遵义会议85周年，“学术界”在“高屋建瓴”或是“长篇累牍”地纪念，是好事情。但纪念需要从核心要义出发，又回到“中心思想”，不能洋洋洒洒、离题万里、“言不及义”。

“转折”就是从毁灭到生存。红军战士为什么想念毛主席？“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歌曲里的表达还是太过隐晦，敞开了说就是到了不知道向何处去、不知道尽头在哪里，已经到了跟着这帮人、照着现在的路线走，就是自蹈死路。在建党六十周年之际，吴黎平同志发表过一篇《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关于遵义会议之前的片段回忆）》（见附后）的文章，提供了不少材料，很值得仔细研究。用吴黎平同志的话说，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心里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王明路线领导者的指挥下，红军不是在走向毁灭吗？”

从1932年1月开始，“左”倾机会主义者先后以军事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来“运筹全局”，结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赶到了马背上，英勇红军将士数十万鲜血白流，更有相对应的更多数量级的留守南方的共产党人、革命战士（包括瞿秋白）和红区群众的无辜就戮。从瑞金到湘江，成建制的损失可能为人们注意得较多，但实际上红军长征到达贵州之后，“由于行军和多次作战，红军人员减少更多”（吴黎平）。而且前路未卜、生死攸关。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什么叫“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才开始成规模地集体“怀念以前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和杰出指挥,都希望毛泽东同志在危难之际来重新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吴黎平）。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路线错了，那就会南辕北辙，千百万人头落地。而这一切的一切完全是因为决策者“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和“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教训之惨痛虽历经80多年依然让人感到揪心。也正因此，我们今天以纪念的名义去回顾这段历史，更应该深切领会毛主席的教导：

【“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都解决了，革命事业就“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历史不是拍玄幻剧，莫忘了，就是在遵义会议会场上，有人公开向毛主席发难：“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多看了些《孙子兵法》！”（《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页）。据毛主席1963年10月26日谈话，他当时“哪里看过《孙子兵法》，是到延安后写战略问题时才看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凯丰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孙子兵法》”（《毛泽东年谱（1949——1976）》5卷272页）。但必须指出的是，从遵义会议开始，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为当代世界最伟大的马列主义领袖，其创造性的无产阶级解放道路和共产主义建设理论的建树真正跃升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党有幸、红军有幸、劳苦大众有幸，在命运的转折点上找回了自己的大救星。

【“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

这个论断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几十年来的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发展的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真理。

转折就是希望。而希望是穷苦人唯一剩下的东西，而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就是他们心中仅有的希望所在，应该没有人会愚蠢到要试图夺去人们心中这不灭的火炬吧。这也是全世界“社会底层”的草根们那样“想念毛主席”，总要找好多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来“回望毛主席”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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