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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从古田开始,又不止从古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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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址动车站站前广场主题雕塑。资料图古田会址动车站站前广场主题雕塑。资料图

成功从古田开始。

这是镌刻在福建古田会址动车站站前广场主题雕塑下的一句话。来到古田,稍稍留心,这7个字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成功,是那段历史赋予古田的一个注脚。现在读来,依旧余音袅袅。

90多年前,古田只是闽西上杭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这里和闽西其他地区一样,正经受着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在闽西的长汀,一条用石灰水刷写的标语醒目地印在了城头,“革命者来”:这是1927年的9月,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径闽西长汀、上杭、永定等地时,播撒下的革命火种。

在闽西的蛟洋,一则“新闻”刊登在国民党反动刊物《狂涛》上,“大土劣傅柏翠……煽动农民联络十八乡图谋不轨,封仓收米,焚契灭据,无恶不作”:这是1928年6月,出身蛟洋第一大地主家庭的共产党员傅柏翠,将自家土地全部交给农会进行重新分配,引发的一场农民运动。

在闽西的漳平,一个群众家里的墙壁上留下这样一段文字,“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了二十九斤,大洋贰元,大洋在观泗老板手礼(里)。”:这是1929年8月,红四军由闽西向闽中行军作战途中,战士们买米找不到卖主,主动写给群众的一封留款信。

1929年的闽西,风雷激荡,红旗跃过汀江。从井冈山入闽,红四军攻克了400年来无人攻破的上杭城,夺取了有着闽西“小上海”之称的长汀城,全歼盘踞在龙岩城的国民党军阀陈国辉部队,从农村到城市,战地黄花分外香。

如果单单以当年的闽西来看,革命的烈火的确是越烧越旺。但闽西之于闽省,始终是一个局部;闽西之于中国,更是一个小小的局部。放眼于当时中国,白色恐怖依旧牢牢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也造成当时的共产党和红军中,有的人犯了革命急性病,也有人产生了悲观的念头。

一旦认知脱离了实际,往往会导致错误思想的产生。只看到局部的胜利,而不关注全局走势,就可能做出“会师武汉 饮马长江”式的决断来;只拘泥于眼前的困境,而看不到浩浩汤汤的潮流,也许会得出“红旗究竟还能打多久”式的疑问来。

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中国革命就是在不断对标国情和形势中,校正着自己的航线,最终抵达胜利的彼岸。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曾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出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5个条件。其中,第5个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如何能让组织有力量,政策不错误,成为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亟需解答的历史考题。

(一)

1929年3月,在红四军攻下长汀城当晚,毛泽东就让人找来《汀州府志》《长汀县志》进行查阅,了解当地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和经济状况。但志书上的记载毕竟不够全面和具体,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变化,为此,毛泽东特意把长汀县委宣传委员黄亚光找来,决定要开老佃农、老裁缝师傅、老教书先生、老钱粮师爷、老衙役和流氓头子6种人的调查会,而且特意要求他们都要在各自行当干了20年以上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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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耕别墅。资料图

没几天,黄亚光就把6种人找来了。在红四军前委驻地辛耕别墅,经过毛泽东一番循循善诱的引导,他们七嘴八舌地讲开了。老佃农饱受地主豪绅的压迫和剥削,讲的是地主豪绅占有的田地和剥削情况;老裁缝师傅有机会为市民商贾做衣服,对这些人的生活状况说的头头是道;老教书先生对当地的社会风气和民情风俗了如指掌信手拈来;老钱粮师爷肚子里装的是旧政府纳税完粮的一本账;老衙役和盘托出了豪绅地主与官府衙门勾结的底细;流氓头子则最明了当地社会各种势力的状况,把是非纠葛介绍得绘声绘色……毛泽东一边仔细地听,一边认真地作笔记,还不时问问这问问那。

调查会开得很成功。陪同毛泽东进行调查的黄亚光对这位红四军前委书记也心生敬意:自己虽然是本地人,又在本地生活工作了多年,但是掌握的情况,还不如毛泽东这次调查得来的材料多。

其实,终其一生,毛泽东对调查研究都极为重视,也是这方面的行家和高手。从这些调查活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作调查,目的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因此,调查也往往作为“决定政策的基础”。

在结束调查工作的当晚,对长汀城各方面情况都已熟稔在心的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起草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其中写道:

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大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

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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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复制件)。中国军网记者李景璇

这个文告,鲜明地阐述了红四军对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对争取商人和知识分子站在革命的一面取得了很大作用。作为红四军入闽后的“首次重要亮相”,这个文告不仅稳定了当地民心,也为红四军争取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文告发出后,红四军及长汀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各项工作也井然有序地开展起来。

长汀城在革命军队到来后,依旧正常运转,依旧繁荣似锦,继而红军被服厂、中华织布厂、红军斗笠厂等也建立起来,支撑起了红色政权的骨干工业体系,成为了党领导下的红色“小上海”。这其中重要的缘由,是毛泽东对这座城市社会经济状况身体力行的调查研究,和对各阶层民众生活处境细致入微的认知了解。

(二)

1929年6月,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由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军队作风作祟,如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导致会议开得很不成功。大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毛泽东在闽西地方工作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但依旧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给时任闽西临时特委书记的邓子恢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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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闽西一大召开地文昌阁。资料图

在中共闽西一大召开前夕,各地代表陆续来到了文昌阁,毛泽东与他们进行了交流。在交谈中,毛泽东发现很多代表对闽西的革命形势、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甚了解,便和邓子恢建议推迟大会开幕时间,要求代表们赶回去再花些时间就土地、政治、党务、物价等项目进行全面的社会调查。毛泽东本人也深入到当地合作社详细询问物价、生产等情况,掌握了开会所需的第一手资料。

闽西一大的推迟,在闽西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毛泽东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对于这一点,他曾明确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经过一个星期的调查研究,代表们熟悉了各地区的情况,为大会讨论制定纲领、决议做好了准备。在大会召开后,代表们畅所欲言,毛泽东也作了重要报告,提出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6个有利条件和建立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3条基本方针。通过热烈的讨论,大会通过了《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及关于苏维埃政权、土地问题、妇女问题等多项决议案。

这些决议案是由邓子恢等执笔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邓子恢在后来的回忆中讲到,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毛泽东对闽西革命形势和任务能够做出如此精辟的分析,是与他高度重视并且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分不开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根据闽西一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闽西有600多个乡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在龙岩、永定、上杭等县农村的83个乡、14.6万人口的地区,约有20万亩的土地始终保留在农民手中,直至全国解放。这也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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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溪南八坊乡土地调查表、分田清册(复制件)。中国军网记者李景璇

闽西一大结束后,毛泽东又先后到上杭、永定、合溪等广大农村,一边搞调查研究,一边直接指导地方工作。

有一次在苏家坡,与邓子恢的聊天中,毛泽东给这位特委书记出了一道题:领导者的责任是什么?

邓子恢一时语塞,答不上来。

毛泽东说:“依我看,领导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任务就在于替群众当传递员,就是把大多的贫苦工农的意见和要求带到党的领导机关,党政领导同志就应当根据这些意见和要求,进行分析研究,做出切合实际的决定,然后再把党的决定传送到群众中去执行。”

概括地说,调查研究就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让邓子恢听了很受启发。后来,他在中共闽西特委会议上,特意把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传达给大家,并针对这个精神发出了《特委通告第十四号》,要求党员在实际工作中按照这一思想努力实践。

(三)

1929年11月底,在中央“九月来信”指示下,毛泽东恢复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由于9月下旬召开的红四军党的八大仍然没能统一认识,许多官兵对军中现状不满,人心浮动。在长汀,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九月来信”精神,决定开展军政训练,以彻底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全面提高部队的综合素质。

12月初,红四军进驻连城新泉。毛泽东、朱德、陈毅分别主持了为期十天的政治军事整训,这就是著名的“新泉整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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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新泉进行连队调查(油画)。资料图

冬季的新泉山村,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住处望云草室,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多次调查会。这些调查会由各纵队、支队、大队的负责同志以及连队的支部书记和一些红军战士参加,每次大约10来人。在会议开始前,毛泽东都会先说明开会的目的,真诚地请参会人员提意见,并根据各自掌握的情况,如实反映官兵的思想和问题。

在一次调查会上,有战士反映三纵队副大队长郭天民,性格暴烈,爱动手打人。三纵队副官赖毅给毛泽东介绍说,郭天民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参加过广州起义,打仗很勇敢也有办法,就是军阀作风严重。挨过他打的战士,背地里还给他起了个“郭铁匠”的绰号。毛泽东听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于是就把郭天民找来。

其实,郭天民也有自己的一套“带兵之道”。在他看来,部队成立不久,人员成分复杂,军政素质差,游击习气重。要想在短时间内提高部队战斗力,带兵、训练就得狠,“不打不成兵”。

通过深入的交谈,毛泽东发现郭天民的出发点并不坏,只是方式方法上还是在延续着旧军队的那一套陋习。毛泽东告诉他,红军士兵是奔苏维埃分田地来的,他们是为土地革命而战,跟拉夫的旧军队不同。要用爱护和启发教育的方法来带兵,要身体力行做爱兵模范,只有这样,士兵才会真正服你。经过毛泽东的说服教育,郭天民心悦诚服,从此再也不打士兵了。

为进一步摸清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问题的种类、性质和根源,毛泽东还步行到离新泉五里外的官庄召开农民座谈会,收集农民对红军的意见。通过详尽的调查研究,为解决这些问题获取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据跟随毛泽东身边做会议和谈话记录的欧阳毅回忆,在新泉整训中,“会上,毛泽东不断发问,自作记录,同与会同志进行热烈讨论,共同分析产生这些错误思想的原因,研究纠正的方法,并帮助大家分清哪些是无产阶级思想,哪些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把这种调查方法称之为‘请进来’。不仅如此,他还同陈毅一块冒着山涧凛冽的寒风,深入到部队的各个驻地,从这个大队步行到那个大队,分别召开士兵调查会,鼓励广大红军战士起来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同时,他还主动征询老乡对红军的意见和要求。他又把这种调查方法称之为‘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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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起草《古田会议决议》(雕塑)。资料图

十天的军政整训,多次的深入调查,在望云草室厢房的一间斗室里,标注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草案)》的草稿堆满了整整一个方桌。在这些凝结着毛泽东心血的纸张上,彰显着共产党人的思想作风,闪耀着真理的光芒,积蓄着胜利的力量。

新泉整训结束后,面貌一新的红四军入驻古田。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120多位会议代表齐聚古田廖氏宗祠,一致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份2万余字的决议,浓缩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精华,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成功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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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永放光芒。资料图

成功,从古田开始。

成功,不止从古田开始。

在古田会议旧址,8个大字历久弥新:古田会议永放光芒。90年前,红四军在这里拨开思想和认识上的迷雾,筑牢了根和魂,重振了精神,从而迸发出磅礴的力量。这是人民军队真正走向成功的重要起点。

回溯过去,为的是从历史的光芒中找寻真理的原点。作为红四军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同志从1927年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始,先后进行了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调查、大桥调查、李家坊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众多调查研究,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在极其繁重的工作中,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做过或组织过无数次深入细致的调查。这一份份调查报告,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走向胜利。《古田会议决议》作为这些理论成果中,直接付诸于革命紧要关头斗争实践的光辉篇章,其中蕴含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工作作风,成为最璀璨也最经久的时代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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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明娥 更新时间:2019-12-29 关键字:历史  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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