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的历史应该从东北义勇军说起

张卓亚（李兆麟之女）：我父亲李兆麟是中共北满省委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我个人看的历史书中记载，义勇军有40多万人，为早期抗击日寇侵略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打了两年以后，有将近六七万人过界到苏联，其中一些高级将领辗转通过欧洲由上海或香港又回到了国内。一些中下级军官被铁皮车送到了新疆，他们中有的留在了新疆，结局很惨。还有一部分队伍留在东北，放下枪回家务农了。但也有一批人坚持了下来。义勇军的范畴就是所有爱国的抗日部队。九一八事变以后，有的军史上说中国共产党派了500人派到了东北战场，有的说是200多人。他们开始组织共产党的队伍，也有很多人打入了义勇军。包括我的父亲，1931年的11月就被派遣到东北组织义勇军，这些队伍逐渐演变坚持到最后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这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

周保中将军日记里曾经说，到了1934年以后，一下减员减了10万人，变成了二三十万人，有很多打散了，或者解体了。到了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逐渐形成。义勇军的其中一些将领最后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有些人把义勇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割裂，我是坚决不赞同的。毛泽东曾经讲过一段话：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开始的。东北三省的人民，东北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协助下，违反了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北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着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规模，中间经历了许多的困难和挫折，但是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很简短的一段话就概括了东北整个抗日14年的艰苦历程，到底有哪些人参与，就是有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我要强调，在东北抗日联军形成以后，仍旧不能否认部分的抗日义勇军有些还在单独打，在东北抗联打回来以后，还有零星的部队在继续战斗。

所以东北义勇军应该是抗日爱国军队的一个统称，涵盖很多抗日的部队在里面。在外族侵略的情况下，我们东北人民和东北的爱国抗日军队那是功不可没的。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共同讲一部历史。把这部历史讲精彩，就是14年的抗战史。

《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我们的国歌，因为它把我们中国人民的苦难用几段话讲清楚了。在挖掘历史过程中，我们要把这部义勇军的历史展现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义勇军就是在侵华战争打响以后，各路的爱国军人在老百姓的簇拥下，干柴烈火地起来抗击日寇，非常英勇，非常值得我们记述。所以这个历史不能割断，必须完整讲述下来。这也彰显了，在东北地区，包括爱国军人和所有民众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

最先奋起抗日的就是东北义勇军

吴大海（吴诚之子）：我父亲吴诚是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人之一。在整个抗日过程中，抗战最为艰辛、最为严酷的肯定是东北地区的抗日战争，那是国民政府让人民赤手空拳去抵抗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因为东北驻扎的是日本最为精锐的关东军，而且东北沦陷得比较早，日本人建立了伪满洲政府，对于东北的群众统治相对于其他地区要稳固得多，从他们本土增兵也相对便捷。这些原因致使东北成为抗日形势最为严峻的一个地区。不管环境多么恶劣，形势有多么严峻，东北地区的抗日组织依然咬着牙在坚持，尤其是堪称抗日传奇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一个政府如果让义勇军一度成为抵抗侵略者的主体，无疑是这个政府永远的耻辱。可是在中国国民党执政期间，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东北义勇军在1931年9月至1933年9月间，却真真实实地成为了东北战场抗击日寇的主体力量。尽管我们说东北义勇军组成成份复杂，政令难以上下贯彻，但是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单凭这一点，东北抗日义勇军就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抗日传奇部队。可能很多人会把东北义勇军和日后的东北抗联混淆。当然，大家都是打鬼子的，东北义勇军是东北各界人民自发的抗战，抗联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的抗战。但当我们对共产党领导的赵尚志、杨靖宇耳熟能详时，又有没有想过那些曾抛头颅洒热血的义勇军将士埋骨何处呢？因此，我们最大的希望是今后每当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响起，都能想起那些在家国沦丧之时誓不解甲的30万东北男儿！而他们是最先起来抗日的武装力量。

空前的灾难降临，必须起来反抗

赵战生（赵毅敏之子）：我父亲赵毅敏1928年底在东北绥芬河共产国际地下交通站工作，以刘老板的身份在当地开设小店，专门负责接送来往苏联的中共干部。1930年赴沈阳出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1931年9月18日深夜，他和满洲省委的战友，从广播中得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明目张胆地侵占奉天等地，他们立刻意识到：空前的民族灾难已经降临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父亲代表省委连夜起草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武装占领，史称《9·19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号召中国民众进行抗日斗争的第一份宣言。

我们有一次在夏威夷看展览的时候，赶上一位美国海军将军的签名售书活动，书名叫《太平洋战争》，有中文版也有英文版的，他的观点就是说抗战绝非是从1937年才开始，而是从1931年就开始了，说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哨战，这个前哨战是中国人首先打起来的。我们也通过我父亲参加共产国际七大时作的报告中了解到，当时八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开七大，他们本来对中国的抗战不甚了解。后来我姐姐找到那篇报告，当时是在苏联的一本文集里找回来以后又翻译出来的。我父亲在那次会议上讲的许多事情，中国的抗战形势是什么情形，斗争是多么艰苦，中国共产党人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报告里都讲清楚了。现在看起来就是一篇记录当时史实的文章，所以我们把它收到我们自己家庭的纪念文集里面。从他所作的报告里面可以了解到这样的观点和事实，就是因为首先是在东北，日本鬼子抢了我们的地，第一批起来反抗的就是义勇军。

为抗日义勇军建立的生死情报线

张刚（张锦春之孙）：我的爷爷张锦春，别名孙均，是东北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1922年，他经李大钊的学生张昭德介绍在哈尔滨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入党的还有陈为人（陈涛）、骆森（又名李震赢）等。他们在哈尔滨（当时属吉林省）建立了名为“哈尔滨通讯社”的组织，成立了一个短期的青年学院，吸收进步知识青年，学习和宣传革命思想。以后又创办《东北早报》《哈尔滨日报》，专门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和张锦春在一起工作过的还有赵尚志、卫坚、安贫、李铁军、杜继曾等人。1924年8月，张锦春受中共哈尔滨组的派遣来到长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成为长春的第一位共产党人。他在吉黑邮务管理局二道沟邮政支局任拣信生，后任支局长，以此为掩护，建立了党的通讯站，以“弓长之”为代号，负责中共中央与哈尔滨组织之间的联系，传递党的文件和接送地下交通员。期间，曾护送过任弼时、瞿秋白、杨明斋、赵世炎等去苏联。1927年，张锦春考入中东铁路专科学校，一年后毕业，被派到中东铁路沿线，做党的组织宣传工作。1928年至1931年在帽儿山、珠河（即乌吉密河）等站工作时，和赵尚志及朝鲜族同志联系，组织成立了抗日义勇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根据党的指示，哈尔滨党组织号召爱国青年参加义勇军与日寇作斗争。在爷爷的回忆文章里记载说，当时的参加者有赵尚志、李延禄、杨靖宇等，而他由卜润舟、王光录两名同志介绍参加了苏联远东军做秘密工作。

在苏联哈巴洛夫斯克（伯力）远东军参谋本部伊利亚贤克中将领导下，我党在哈尔滨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沿线建立无线电网，爷爷专门侦察日寇军队的活动，包括军队番号、数量、装备等情况。同时把日寇军火列车通过各站的时刻表通报给我们的义勇军，以便给日寇致命打击。当时炸毁日寇军火事件频频出现，报纸经常登出相关新闻，日寇十分恐慌。1935年8月，爷爷被日寇怀疑，羁押在道里日本警察署，受尽酷刑，坐牢9天，但因日寇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而且由他负责的货运站的货物无法运走，使货物大量积压，所以让家里出钱和找铺保把他赎出。但爷爷已被视为危险人物，经常有宪兵、特务到家审讯，随时还有再被捕的可能。至1936年3月，设在一面坡的无线电台被日本人发现。幸好负责那里电台的是爷爷的兄长和侄儿，他们把消息通报给了爷爷，爷爷经上级指示批准连夜携家眷逃到山东。因为哈尔滨通缉他，爷爷不能再回去。这时全面抗战爆发，苏联志愿军帮助中国抗日，并运送大批军火至西北，急需俄文翻译人员，经挚友孙慕周和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彭嘉隆、伍修权、谢觉哉等同志介绍，爷爷在苏联空军招待所和苏联领事馆对外贸易委员会担任翻译工作，直至1940年苏联领事馆撤回。通过爷爷的故事，我们感受到当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生存是多么不易。

抗日义勇军的历史传奇

王化义（梁元善之孙）：我姥爷梁德堂（梁元善）是国民救国军的领导人之一。今天我带来一本很珍贵的史书—《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以下略称《血战史》）。这本书的封面上印有“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部宣传处编印”，并体现出1933年11月在上海出版，由此证实了《血战史》是国民救国军的珍贵抗日史志。目前已被国家图书馆列为民国文献资料《抗日战争史料丛编（第一辑）》首篇史料，并列入抢救再版。现在，它是被党史、军史、国史等多部史册引用的重要文献。《血战史》严格以时间为顺序，以国民救国军抗日战事为主线，记述了国民救国军的发展壮大历程和该军经历的主要战事。后来国民救国军中的许多部队，都被编入了东北抗日联军，他们中有六位成长为抗日联军的军长，还有不少将领在后来担任了抗日联军的师长、团长。其中，高俊凤、姚振山率领的国民救国军部队，被编入东北抗日联军二路军，仍然保持了义勇军称号。所以，在我看来，如果人们不了解义勇军的这段历史，是历史教学中一个很大的缺失。

我姥爷梁元善是当时义勇军驻抗日后援会全权代表，他主管驻北平、驻沪、驻粤、驻抗日后援会办事处对外联络、宣传、后援、史志编撰工作。所以，他是《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这本史志的编撰组织者。当时参加这本《血战史》编纂的人就是国民救国军驻北京的抗日后援会的工作人员，以及驻上海工作办事处工作人员和驻广州的办事处工作人员。书中将1933年1月国民救国军主力部队退到了苏联，后来领导人又取道南方回来的经历，全部都作了记载。

此书原件能保存至今，有一段传奇故事，与书中记录的第一位烈士—成庆龙将军有关。成将军当时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却遇到两个困难，一是缺乏枪械弹药，二是孤军作战势单力薄的困难。1931年9月，东北爱国人士在北平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民众抗日后援会。1932年三四月间，成将军到北平抗日后援会求援。东北义勇军全权代表梁元善热情接待了成庆龙将军，经请示将其部队编入了吉林国民救国军第十二路军，成庆龙将军任该路军的总指挥。此后，在艰苦的抗日斗争中，两位有共同革命志向的“山东同乡”，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1932年9月16日，成将军被汉奸告密遇害，壮烈牺牲于吉林长春大荒地屯子。我姥爷梁元善派人将一册《血战史》送到了成将军家，向遗属们表达了对成将军的沉痛悼念。将军家人保存了这本记载了成庆龙事迹的史志，一直铭记着国民救国军这支部队名称，铭记着派人送书的梁元善是该史志的主持编纂人，铭记着这本史志的编撰人员是办事处工作人员和在上海出版的史实。日寇入侵山东后，成将军的夫人将《血战史》珍藏瓷坛、深埋地下，历尽艰辛、保存近八十年。2013年成将军之子成皓然、孙女成军将此珍贵史志原件捐献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国家研究东北早期抗日斗争历史，提供了史证；为缅怀义勇军抗日英烈提供了战地纪实的有力资料。通过对此书的研究，我深深地为抗日义勇军、为国民救国军这一英雄群体感到骄傲，义勇军的伟绩和精神，绝不会被后人忘记。

父亲曾联络义勇军要把溥仪绑架出去

王民（王效明之子）：我父亲王效明曾是东北抗日联军五军领导人。他1927年考入沈阳陆军军士教导队，第二年转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东北陆军讲武堂于1906年建于盛京奉天府，又称奉天讲武堂，与天津讲武堂、昆明讲武堂并称当时的三大“讲武堂”。在陆军讲武堂期间，年少的父亲曾在少帅张学良麾下学习，是军校高材生。1931年9月18日当天，我父亲王效明在沈阳的父母双双被日本人炸死。背负国恨家仇的父亲自此立下“不当亡国奴”的誓言。他在东北军内部与志同道合的青年军官一起成立了“反日救国小组”，自发开展抗日活动。1932年，日本策动建立伪满洲国，并为溥仪组建禁卫步兵团。九一八事变后，部分东北军将领向日寇投降，利用这个条件，我父亲成功“卧底”进入禁卫步兵团。他计划做一件惊天大事—绑架伪满洲国执政溥仪。

不久之后，机会来了。经过日本人的训练，新组建的禁卫步兵团调入新京（今长春），驻扎在掌管溥仪宫内事务的宫内府。此时我父亲已升任该团第三营副营长。利用这个身份，他秘密活动，暗中联络反日义勇军，准备绑架溥仪作人质，推翻伪满政权。不料，计划被敌人察觉，并开始抓捕我父亲。幸而他借机脱身。随后不得不返回哈尔滨。绑架溥仪的失败让父亲意识到，空有爱国热情无法真正成功，必须有周密的组织和正确的领导。返回哈尔滨后，他四处奔走，开始寻找共产党。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与中共满洲省委取得了联系。从此，父亲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投身革命事业。他的一生是很传奇的，穿过六种军装，抗联的，苏军的，东北军的，满洲国的，解放军的，后来是海军，真正是戎马一生。

（笔谈以发言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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