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在这文章里，秦老师说中国人口，做了一回中国人口史学家，说来说去，民国人口繁盛，史上盛世不能比，民国其实很不错；秦老师说经济，从中国到印度，做起了“比较经济学”。用印度与民国相比，拿新中国与印度相比，借印度这个桥板，拐弯抹角比来比去，纸面“指标”民国大胜两家，尤其是大胜新中国，实在威武！其中“学问”很值得拿出来围观学习。此文章《秦晖：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二）》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760.html

一、民国人口增长，归功于所谓国民党发展公共卫生体系？不靠谱！

秦老师先以民国人口开场：

【关于民国的进步，我只讲两个过去人们比较忽略的问题。一是人口模式。如前所述，传统时代人口的增减是王朝兴衰的显示器，而乱世人口大减则是常规。然而民国时期尽管兵燹不断，天灾人祸深重，但与历史上“乱世”人口往往要损失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民国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人口“乱世增长”。复旦大学人口史研究团队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中国人口史》六卷，其中后两卷就集中揭示了这一过去人们未加注意的重大问题。……在1911-1936年间，全国人口从4.1亿增长到5.3亿，年均增长率达到1.03%。侯杨方据此认为：整个“民国时期的全国人口增长速度之快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575页）】

我查了这套《中国人口史》其中的第六卷，这回秦先生没撒谎，这套书第六卷是这样说的，以秦先生的治学品格，能做到这一步也着实不易。清朝最后一次人口普查的数字，经过那本书的作者侯杨方修订后为“约4.1亿”①；1949年的人口数字5.4亿。②

那么，这本书认为民国时期人口照样增长的第一原因是什么？书里回答，“影响中国人口增长的正面因素”为“现代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即西医、西药传入中国，以及西方医疗、卫生制度在中国落户。但是，本书作者也承认，西方医疗、公共卫生体系的基础——医务人员在中国的分布是很不均衡的、人数也极少：

【1929——1934年，登记在册的医师共有6761人，药师81人，助产士2217人，药剂生856人，以上均不包括中医，即全国每7.5万人中才有1个医师，而且50%以上的医生（doctor）集中于江苏和广东两省的大城市中，分布很不平衡。另据不完全统计，30年代中国已拥有仅1000所的现代医院，遍布全国各省市及大部分县。尽管这些现代化医院与医务人员数量有限且分布不平衡，但对于当时中国人口的健康、降低人口死亡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③

但是，我们知道，1949之前，中国的城市化率极低，人口的绝大部分在农村，人口增长的绝对主力也在农村。如果这些西医医务人员与西药，以及医护、卫生制度不深入普及到农村在农村扎根，中国人口的增值就谈不上与“现代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有关系！这些医疗、公共卫生体系只能与中国寥寥可数的大中城市有关系。然而，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寇攻略的重点也是这些城市，这些城市中的人民也是日寇杀戮、凌虐的对象。受惠于“现代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免于疫病死亡的人口抵得上战争中被屠杀、凌虐致死人口数量吗？这要扎实、完整的统计数字证明之，可惜在这本书里看不到令人信服的相关记述。况且，城市居民的人口增殖能使民国时期的人口净增一亿多吗？民国大乱时期，中国人口的增长实际上多归因于农村人口的增长，这恰恰是西方医疗、公共卫生体系力不能及的“角角落落”，民国时期的人口增殖与推行西方医疗、公共卫生体系的民国无关。“第一原因”都经不住推敲，其他原因何足道哉！

二、民国人口增长真实原因，与国民党无关。

民不聊生的民国期间，人口照样增长，不仅仅是这套《中国人口史》的独家，另有路遇、腾泽之著《中国分省区历史人口考》也有同样发现：民国初始人口数44608万人④，1949年人口54439万⑤。

民国有如此人口奇迹，原因有二，第一条在《中国分省区历史人口考》上写着的

【主要是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分布面广，虽然从全国来说，社会动荡，人心不安，不知何日何时祸事来临，但各种事变并不是同时发生在每一个地区，因而在时间上、地域上有极大的互补性，此处有战争，其他地区仍是社会比较安定，发展生产，支援战争。例如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以及江苏、安徽两省的北半部，在民国中期，合计人口不过1.6亿，只及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在日寇侵华期间被屠杀或其他方法致死的约3000多万，占这一地区人口的18%以上。如果放到全国总人口中去计算，只占6%左右，那就容易得到补偿。因为战区外还有更广大的地区，虽然在当时社会形势下，人口增殖率较低，但从一个较长时间来说，汇总起来补偿有余，所以在抗日战争期间全国人口还增长了1900多万。当然在民国期间人口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民国后期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控制了局势，使之一直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是民国末年，即共和国建立之年，全国人口达到54439万。】⑥1337页

在这段话里，民国期间中国人口仍旧增长的原因，与民国根本无关！地域辽阔，人口分布广大，可以避免中国人被天灾人祸“一锅端”，这是历史原因积淀形成的特殊国情；在当时现实的环境中，中共领导的人民战争本质上也是底层百姓必由的自救图存之路。比如从南到北的土改与减租减息，就能让很多人民免于饥寒致死，这些受益于土改、减租减息的人民就是人口繁衍的主力，他们就能繁衍生息，人口自然也就增长了。这条路从未有一个政权领导人民走过，所以，加上这一个从未有的有利因素，民国时期人口才能异乎于往昔大乱世道还能增长。也就是因为走了这条路，中国人口的增长繁衍才有了基础。

所以说，民国期间，人口不为乱世所阻依旧增长，与民国无关！

当然还有重要原因促成自明代中期到民国期间人口的迅猛增长。人口的繁衍，需要充足的食物——粮食。能养活四五亿人口的粮食，首先要从农民的辛劳中来，其次，还要有农业科技的进步做助推。这样的农业科技进步完成于明末，受益于清朝、民国。这一点，史学家朱维铮先生有过论述：

【然而对于已在福建等地引种成功的甘薯，有山芋、地瓜等多种俗名的番薯，徐光启却显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看中这种原产热带的粮食作物的理由，当然不是它的营养价值居一切菜蔬之首，而是它高产，耐旱，耐瘠，耐风雨，抗病害能力强，这类特性都是中国传统粮食作物稻粟麦等不及的，也较诸同样原产美洲的马铃薯、玉米、花生更宜于推广。问题是甘薯不耐霜，能否在中国亚热带边缘成活，还有待实验证明。正如已故的胡道静先生的《徐光启农学著述及（农政全书）》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典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所揭示的，徐光启的农学原创性，就在于通过反复的实验，破除“风土不宜”保守观念，先后在上海、天津引种甘薯成功。他的改良品种，可说是科学认知与农艺技术双重创新的结晶。……但他显然没有料到，成功地解决了推广甘薯等种植难题，却给“人口爆炸”添了助燃物。据研究，从元朝一统前夜到明朝嘉靖中叶，中国本部人口在六千万上下浮动，但到明崇祯六年（1633）徐光启去世后，帝国人口却已增至一亿三千万，比四百年前翻了一倍以上。虽经明清之际极大的动乱，爆炸势头放缓，但康熙重建一统帝国之后，到十八世纪中叶，全国人口便超过三亿。……】⑦

这个论述很明白的告诉我们，中国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功劳在徐光启这样的大科学家，

原创性的改良异域优良粮食作物上！这一切，与民国无关！

相反，民国特产——由“中央政府”发动的旷日持久的内战倒是阻碍了中国人口迅猛增长的势头：无休止的抓壮丁打内战，把创造财富的主力，也是人口繁衍的主力——青壮年拉上战场当炮灰，这是在变相地进行一种很可耻的人口灭绝罪恶。

三、秦晖版的“黄金十年”有多少水分？

为民国吹了人口增长，秦晖又接着为民国的经济吹喇叭：

【事实上，在当时战乱不断的情况下，只要不是碰到“八年抗战”“三年内战”那样的大规模毁灭性战争，民国经济发展应当说是不慢的。中国经济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其年增长率不低于自“反右”到改革前的20年和平时期。横向比较，这个增长率不比同期世界平均值低，也不比大多数西方列强低。当然由于基数很低（这涉及对清代经济的认识，下文还会讨论），这个增长率对于“赶超”西方的意义不大。但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至少不比同一时期完全处在和平中的印度慢，而且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对印度的工业赶超：尽管中国近代工业起步比英国治下的印度晚，清末民初的水平比印度低，但是中国的大多数主要工业产品的总产量乃至人均产量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时，都已经明显超过了印度，印度直到1949年也仍低于这一水平。应该说这是很难得的。尽管这个最高水平未能维持，到民国末年又因毁灭性战争而崩溃到近乎废墟的状态，使1949的印度似乎在中国之上，但以此种战争废墟来抹杀整个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公平的。】

这简直是果粉们“黄金十年”的翻版（只要不是碰到“八年抗战”“三年内战”那样的大规模毁灭性战争，民国经济发展应当说是不慢的）。不过，秦晖版的“黄金十年”，拉出了印度做对比模板，颇新颖。然而这段话里，秦晖是耍了心眼子的：因为他的论说里，没有说“年增长率”是按着什么衡量的。是臭名昭著的GDP?还是正大堂皇的“GNP”？因为在中国当时半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下，外资在华的投资规模大于中国本土资本的规模，而且还把所有高利润的行业全部垄断，GDP的光鲜漂亮实际上对中国来讲是个大悲剧：

【1936年，外国产业资本占中国产业资本的57.2%，其中在东北占84.6%。它们垄断和控制了中国生铁产量的96.8%，煤产量的65.7%，发电量的77.1%，棉花产量的64%，卷烟产量的58%（1935），铁路里程的90.7%。】⑧

就这么样一个民国时期的“经济地图”看，中国财富的大头全被掠夺到了外国，这时，以GDP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增速，那么，增速越高，中国财富的向外流失越严重，中国越倒霉。如果以“GNP”来衡量，中国民族资本一直处在帝国主义资本的压制中，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排挤下，说什么增速，决不会有乐观数字。

这段话里的诡道地方还在如下这句话：

【“中国的大多数主要工业产品的总产量乃至人均产量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时，都已经明显超过了印度”】

民国的最高水平出现在哪一年？中国怎么回事，印度怎么回事，数据呢？图表对比呢？给人讲说事情、道理，该有的图标、数据怎么不出示？老实讲，秦晖这句话的真实性可以存疑！以最基本的历史常识看，这样的最高水平，决不会出现在九·一八之后，因为，东三省被侵略，中国重要的产煤基地、最要紧的钢铁基地、重要的产粮基地之一就拱手给了日寇了，这对中国经济绝对是个重击。所谓的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应该就是1928年-1931年9月之前。可是呢，秦晖说的明白：

【“只要不是碰到‘八年抗战’、‘三年内战’那样的大规模毁灭性战争，民国经济发展应当说是不慢的”】

言下之意，九·一八对中国经济的戕害不算个事儿。可是失去了东北，煤、钢、粮食这三个最要紧的指标你拿什么和印度比？而且，还应追问的是：“大多数主要工业产品的总产量乃至人均产量”，指的是与中国民族资本的相关？还是与外国资本的相关？亦或是二者的总和？如果不是第一项，那么，这样的“总产量”、“人均产量”不过是年猪身上的肉，就等着洋人一刀杀，没什么可自傲的！

四、拉印度做绿叶衬托民国？这是以“比惨”做遮羞布！

接下来，秦晖又有这样一句话：

【“尽管这个最高水平未能维持，到民国末年又因毁灭性战争而崩溃到近乎废墟的状态，使1949的印度似乎在中国之上，但以此种战争废墟来抹杀整个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公平的”】

这是拿长期战争做噱头“卖惨”，反衬民国经济的不俗。如果这样的“卖惨”可以言之成理的话，印度的凄凄惶惶我们也应当正视。固然，印度免于两次世界大战战火的蹂躏，但是作为英国最大一块财源，也是最大、最富饶的殖民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印度为英国背包袱、搬砖多多：

【一战前，被英国统治的印度有印籍士兵23万以上，大战开始，英国又从印度征募新兵116万，派出海外作战125.5万，死伤10.1万。每年印度为此向英国输送军费3000万英镑，到1918年3月，已经向英国输血1.278亿英镑。不光这样，在农产品上，英国对印度进行竭泽而渔式地掠夺，包括粮食、茶叶、原麻、生丝、植物油、毛皮、棉花等。小麦干脆实行统购。从1915年开始到战争结束，从印度掠夺300万吨小麦，其他粮食500万吨，植物油250万吨，原麻200万吨；除此而外，锰矿石掠夺200万吨，硝石9万吨、云母6000吨；绝大部分的军需品也都要印度包办，仅麻袋就提供30亿条，麻布40亿码以上，总价值1.37亿英镑；印度塔塔钢铁公司提供钢材30万吨，铁轨1500英里。就整个印度来讲，战时有1800英里铁路的铁轨从印度输出到英国，13000英尺的桥梁结构、200台机车、6000套机车车辆被英国掠取。⑨】

也只是在这样的“耗竭”式的灾难背景下，身处一战之外的民国时期的中国才有赶超印度的机会。固然，不能否认有塔塔这样的印度大财团在战争中因为军需订单发了大财，把印度的经济数字“提振”上去，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无论是英国的掠夺，还是塔塔们的战争横财，全部来自印度底层百姓的血汗。非正义的战争从来就是消耗与破坏，决没有建设与创造！一战，就整个印度来讲，那就是一场大劫难！因为有这样的大劫难，民国时候的中国算是在经济指标上对印度做了纸面上的赶超，可是，这样的赶超是真的赶超么？至于秦晖所说“进入大规模战争时代后，中国经济滑坡”，还是要为民国后期经济崩溃找遮羞布，用“比惨”的把戏给民国的经济颓势找借口。

这个“大规模战争时代”当是指全面抗战与解放战争，然而，在中国全面抗战之后两年，二战也全面爆发，印度作为英国的财源、与兵源基地同样也饱受战争摧残。印度也很惨！战争期间英国对印度的掠夺比一战时期更有过之。印度军队在战前18.2万人，战争开始后逐年扩军以供英国驱策，到1945年，军队人数猛增至200万以上。100万以上被派出海外作战，另有印度王公出兵37.5万人，战争期间死伤18万人；军费开支，1938/1938年度军费开支战预算40%，1944/1945猛增到79%。战争期间，印度为英国支出的军费高达12.75亿英镑。加上其它零零总总的“贡献”，印度为英国输血15亿英镑。须知，2亿美元的苏联援助，可以帮蒋记民国节节抵抗，把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从江浙西迁进川，那么，15亿英镑的巨额财富会办多大的事情？英镑一直比美元值钱！

为了足额的粮食供应英国，英国像强盗一样在印度劫掠粮食，造成印度连年饥荒不断：

【最严重的1946-1944年的饥荒时期，全印度挨饿的人口多达1.2亿，在孟加拉的一个省，饿死者340万人。⑩】

这段时候，固然有印度资本家们发战争财，发展、壮大了印度的民族资本，可是，这样的发展、壮大是以印度底层百姓的苦难为垫脚石的。所以，就整个印度经济来讲，还是一场被英国“耗竭”式的大掠夺、大破坏！民国经济固然因为战争受创，但是，印度经济也绝不会排除战争影响独善其身！

【在战后，英国无力再以铁腕控制印度，于是炮制出了“印巴分治”的恶毒阴招，这一招使印度两大宗教的对立与敌视达到顶峰，以千万计的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穆斯林要从分治之后的印度迁往东、西两个巴基斯坦；印度教徒要从东、西两个巴基斯坦迁往分治之后印度，一路上对立的教派冲突，在数月年时间内就使60万人死亡，各有550万人逃离家园前往对方的国家。原本统一的大印度市场被人为撕裂，相互依存的工业与农业区被人为分割，这样的巨大社会动荡对印度经济的打击更大更持久，还直接埋下了现在印巴冲突的“原子弹”。若讲比惨，印度未必就差过了秦晖为之涂脂抹粉的民国！⑪】

不过，就算是有印巴分治的重击，印度经济也有“长进”，在1949年，主要工业品产量实现了对中国的超越

⑫

图中，除了卷烟、原盐、纯碱、烧碱，印度不如中国外，其余主要工业品全面超越中国。而超越的原因，不是印度有多优秀，而是三年内战，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划时代”的大倒退！秦晖把民国时候中国经济的向下走，归因于长期的战争，那么八年抗战日寇是祸首躲不过不可免，但是三年内战分明能避免的，但是，最后的战争还是爆发了，这要归因于谁？！这个罪责谁来担当？！蒋记民国发动内战，毁了经济，你这位秦晖先生却拿蒋记民国政府发动的战争为它的经济衰退“卖惨”喊冤？

五、遮遮掩掩的“麦迪森数据”到底咋回事？

再看秦晖的高论：

【近年来国人经常提到“麦迪森数据”，……按照他的描述，中国经济总量自清代、民国以迄新中国二百年来一直大于印度，但其比值颇有波动。而这一比值相对最低之时不在清末也不在民国，甚至不在战后废墟上的1950年（当年中国GDP为印度的156.6%），而是在三年饥荒之后的1962年（当年仅为印度的139.9%）。只是在改革后，这个比值才持续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达到三倍于印度。但由于中国人口更多，人均产值与印度相比优势要小许多。麦迪森数据显示清代中国的人均产值略少于印度，清末民初则开始追赶，1936年中国已经比印度要高出26.3%。进入大规模战争时代后，中国经济滑坡，但根据麦迪森的计算，即使在百废待兴的1950年，中国人均GDP仍略高于印度，而到1956年，中国在人均GDP方面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然而很快中国经济又陷于混乱，到1962年人均GDP一度低于印度，甚至低于清代的中印比值，是两百年间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而言最糟的时期。以后中国经济复苏，人均GDP自然又超过了印度。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0年代中期，中印之间的这项比值才达到与超过1936年水平。而进入改革时代后，中印的距离才明显拉开，到1990年代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印度一倍以上。】

果粉套路：给民国吹喇叭一定要贬低新中国。你看，秦晖也是这么做的：1962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与印度经济总量的比值仅仅是139.9%，还不如1950年的比值156.6%。言下之意，民国留下的烂摊子也比新中国立国10年后强。是也不是我们来看一幅图表：

⑬

图表上说的明白，从满清中晚期开始到民国完蛋，中国的GNP年平均复合增长率（绿圈中的两个数字）是低于印度的！也只是到了新中国，中国在这个方面的指标才挽回了颜面（红圈中的两个数字中国为大）。

我们再看一幅图表：

⑭

这幅图标中的绿圈数字代表民国时期，中印两国人均GNP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两家都是负值，都是越活越回线，越活越没出息，越活越抽抽！红圈里的数字代表新中国“统计元年（1952年）”开始的人均GNP年均复合增长率，这两个数字看得出，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越活越带劲儿，越活越滋润，而且中国强于印度。何以如此？印度独立，没有英国这个吸血鬼吸血；中国建国之后的前三十年，没有若干的“友邦”对我们敲骨吸髓！而社会主义的中国的财富创造力要强于资本主义的印度！

秦晖在文章里言之凿凿“麦迪森数据”，可是，这样的“麦迪森数据”在秦晖的文章里见不到！他巴不得把新中国贬的一塌糊涂，把朽烂的民国打扮成“十八的姑娘一朵花”。

六、“前三十年”是“后三十年”永远割舍不断的基础！

同时，秦晖更要用后三十年来贬低前三十年，比如红字部分。

不可否认，后三十年的经济是比前三十年在数字上漂亮许多。但是，后三十年的光鲜漂亮是在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得到极大改善的大前提下，把巨量的军费开支用于经济建设，埋头经济的结果。这个国家安全形势极大改善，还就是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没有抗美援朝的浴血奋战，没有对越南倾力援助，就不可能阻遏美国军事力量紧贴中国边疆生根扎营，中国到现在每年还不知要耗费多少财富进行战备；没有对美、蒋挑衅窜犯一次次的迎头痛击，半月形的中国沿海，不可能有超大的城市群，与吸收众多劳动力的“世界工厂”！这些战备，都要消耗巨量的国民财富，中国前三十年不那么好看的经济数字，要从这里多考虑！没有那些年的艰苦，没有那些年的“难看”经济数字，从哪里来现在光鲜漂亮的经济数字？这是常识！难看的“前三十年”，是漂亮的“后三十年”永远割舍不断的基础。

秦晖先生用长期战争为民国“卖惨”，粉饰民国的经济奇迹；但是，新中国建国之初的艰难与奋斗他倒没有半句好话。秦晖论说经济的部分，用了不少“麦迪森数据”，但是不给出处，让人很难鉴别他究竟说了几句真话。我毫不容易（很不容易）地在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翻来翻去，大概齐，大部分是这两本书上有影子的数字。不过呢，安迪森先生很要紧的一段话被他刻意不提：

【在毛泽东时代……但无论如何，经济建设同过去相比仍取得了很大进展。1952年至1978年间，国民总产值翻了三倍，人均净产值增长了80%，劳动生产率增长了60%。经济结构发生转型，1952年工业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是农业的四分之一，到1978年就超过了农业。】15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83页

以上提到的数字是工业化的标志！中国由农业国迈进工业国的标志！产业转型的有力证据！对这些成就视而不见，拿着满清、民国时候落后的农业国底色，与同样落后的印度作比较，呵呵，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一在一起耍，在一起比，越耍越没长进，越比越没出息！

①侯杨方著《中国人口史》六卷248页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1月

②上书281页

③上书卷587-601页

④路遇 腾泽之《中国分省区历史人口考》1335页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6年6月

⑤上书1339页

⑥上书1337页

⑦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115-116页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

⑧董志凯 《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 中国社科出版社 1996年，24页、23页；转引自 张文木 《印度及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10-11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1月

⑨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251-252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

⑩上书 424-425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

11上书486-487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

12张文木 《印度以及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13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1月

13安格斯·麦迪森 著 楚序平 吴湘松 译《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58页  新华出版社 1999年1月

14上书89页

15上书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