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在即，毛泽东穿补丁衣服见贤达，谈的却是千秋大计

王  毅

1948年，在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中国革命进入新高潮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郑重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迅速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随后，中共中央自8月起，开始邀请并护送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并就筹备召开首届全国政协事宜同他们进行了广泛的协商与讨论。图为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期间，周恩来与民盟部分代表合影。

1949年，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柳亚子。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

李济深记录其北上参加新政协经历的日记一页。

1949年，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修改稿（部分）。

北平各界群众在中南海新华门前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新政协筹备会征求国旗国徽国歌。

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邀请民主人士进行商谈，共筹建立新中国大计。

毛泽东邀请民主人士到香山商谈，一个主要议题就是新政治协商会议

笔者阅读《毛泽东年谱》时，粗略梳理了一下毛泽东1949年入住香山期间与柳亚子的交往，记录在册的有4次：4月29日作《七律•和柳亚子先生》；5月1日前往颐和园柳亚子住处益寿堂访柳亚子；5月5日上午派秘书田家英去颐和园接柳亚子到香山寓所叙谈；5月21日复信柳亚子，商谈设立国史馆等事宜。其实，毛泽东在入住香山期间交往的民主人士不止柳亚子，他还曾先后接待了张澜、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等人。对这些民主人士，毛泽东十分尊敬，亲切相待。每次老先生到了，毛泽东都出门相迎，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每次会见这些老先生，毛泽东都高度重视，精心准备。一次见张澜前，毛泽东专门吩咐李银桥，为了尊重张先生，要找件好衣服换换。李银桥找遍了毛泽东的衣服，都是有补丁的衣服，觉得实在不妥，也有些委屈。他跟毛泽东诉苦：“主席，咱们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安慰他：“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李银桥接着向主席请示：“现在做衣服来不及了，要不先借一件穿？”毛泽东淡定地说：“不要借，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人士，不会怪我们的。”毛泽东就穿着补丁衣服会见了张澜。

毛泽东多次邀请民主人士到香山商谈，一个主要的议题就是新政治协商会议。他常与他们讨论新政协怎么开，新中国怎么发展。毛泽东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积极采纳他们的建议。协商建国是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有谋定并一直积极落实的工作之一。一年前的4月30日，鉴于中国战争形势的快速发展，中共中央发表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协商建国。“五一口号”一提出，便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无党派民主人士迅速响应，公开表示，中共中央的上述号召“适合人民时势的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并在随后发起了新政协运动。中国共产党方面也积极回应，致电致函民主人士，并积极行动，将远在香港的各党派民主人士安全送到解放区，并设法将分散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民主人士转移到中共中央驻地河北省西柏坡附近。后又随着中共中央进驻北平香山，这些民主人士也相继来到北平，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国计，积极推进新政协的召开。

之所以重视民主人士，希望他们建言献策，一是因为民主是时代大势，也是共产党人孜孜不倦的追求，中国共产党人将之视为自己构想的新中国题中应有之义；二是这些民主人士是各方之翘楚，战争年代他们奔走呼号，贡献巨大，建设年代更需要这些既有赤子之心又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毛泽东毫不隐讳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民主人士的期许。毛泽东入香山第二天就邀请黄炎培到家共进晚餐。二人相谈甚欢之时，毛泽东表示，中国不同于苏联，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诚恳请求黄炎培来牵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头儿。相似的情形还发生于沈钧儒和毛泽东对话间。毛泽东邀请沈钧儒到自己所在的双清别墅做客，同样真诚地恳请沈钧儒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多出力、多做贡献。3月底4月初，毛泽东专程进城拜见自己昔日师友汤璪真、黎锦熙、黄国璋等人，建议这些有九三学社背景并准备解散学社的民主人士，保留九三学社，希望他们能更多地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周恩来、刘少奇、李维汉等领导人也与民主人士积极商谈

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李维汉等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也与民主人士积极商谈，充分交换意见，其中周恩来最为费心。周恩来经常地、广泛地同各方面人士接触。周恩来经常走访民主人士，召集民主人士进行座谈，并举行了多次报告会，向这些民主人士介绍情况，分析形势，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并对他们提出的疑惑和问题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剖析和解答。尤其在1949年4月初国共北平谈判期间，周恩来在短短20天内先后5次邀集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会面，向他们报告谈判的进展，听取他们的意见，开诚布公地向他们报告了和谈破裂的经过。信息的公开与真诚的态度，赢得了与会民主人士的理解，这些民主人士也在对谈判事态的充分了解中，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政治选择。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民主人士都坚持“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对政策问题，均予以正确解答，不加回避。除党的秘密和某些具体策略外，一切可以公开谈的都可以谈。对政策实行的情况亦应据实相告，在强调说明各种重大成就时，并应指出困难和缺点……同时请他们充分发表并提出意见和批评以加强共同努力的精神”。用民盟前辈叶笃义的话来说：“民主党派之所以逐步拥护共产党，完全是出于对当时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及行动，以及共产党员的伟大献身精神所感染和折服。”

新政协筹备会共商国是

●新政协筹备会是如何揭幕的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准备中，在团结于“正确政策及行动”之下的民主人士的推动下，新政协筹备会终于在6月15日正式揭幕。揭幕当天，23个单位130多位代表从五湖四海汇聚于中南海勤政殿。工人、农民、军人、妇女与学术、产业各界人士……各个革命阶层的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伟大历史时刻。在毛主席、朱总司令讲话后，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等五位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也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五位先生的讲话都指向了中国革命胜利之源——人民的努力、中共的领导、解放军的作战。大会在团结、祥和、热烈的氛围中进行，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用当时天津《进步日报》的话来说：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和团体很多，又有全国各区域的代表，有少数民族的代表，有海外华侨的代表，其普遍性不下于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由此应可产生一个代表全国的联合政府，我们希望并相信这个联合政府可以很快地成立。一个崭新的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足音跫然，走到全国人民的面前，全世界都看见了。

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进行了五天，会议一致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并据此展开工作。筹备会上议定，筹备会下设六个小组，各负其责。第一组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第二组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第三组起草共同纲领；第四组拟定新中国政府方案；第五组起草宣言；第六组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

●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名册时，毛泽东风趣地说这是一本“天书”

第一组负责的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是一项繁重的工作。经过组织或个人推荐、本人申请等程序，筹备会反复协商，征求意见，历时三个月，终于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名额和名单，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计662人。中央统战部把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编印成册，送至中央。毛泽东看了厚厚册子后，风趣地说这是一本“天书”。这些代表来源于各行各业，广泛罗致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其中宋庆龄、章士钊、张治中、陶孟和、梁思成、周信芳、邵力子等名字尤为耀眼，他们出身、行业、年龄、派别各异，但在中国革命进程中都曾发挥过积极作用，都曾为人民做过好事，都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当然，由于时间仓促，虽全力以赴，但难免疏漏，“天书”中政协代表就少了满族代表。北平一些满族人看到名单后，黯然落泪。毛泽东知道后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于是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召开时，专门对此作了补救。

●社会主义前途为何未被写入《共同纲领》

草拟《共同纲领》是筹备会另一项重要工作。周恩来担任第三组组长亲抓此事。草案出炉后，多方征求意见，开会讨论修改，并在9月初将邀集到京的400多名代表分成20个小组广泛讨论。讨论《共同纲领》时，一个重要问题被提了出来，要不要把社会主义前途写入《共同纲领》。一些代表建议，虽然现在新中国不能立刻实行社会主义，还有一个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但是迟早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所以有必要将社会主义前途写入《共同纲领》。经过讨论，最后还是以《共同纲领》不写社会主义为准。当时周恩来专门出来解释：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认它，而是更加郑重地对待它。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是各方人士集智集力、民主协商的结果

第四组对新中国国名的确定贡献最大。第四组在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时，对国家名称再三斟酌，广泛听取意见。开始许多人都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则提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去掉“共和”。但这时又有不同的声音，张奚若不同意这两种意见。他认为，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因为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新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因此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两字。大家商量后，觉得张奚若言之有理，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也是各方人士集智集力、民主协商的结果。

●国旗、国歌的斟酌与确定，以及国徽的推后确定，都体现了时人的慎重与庄肃，也凝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方人士协商的智慧

确定国旗、国歌和国徽，是第六组的主要任务。在筹备会结束后的一个月左右，《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就刊登了向全国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的启事。当时应者如云，启事登出后的一个月，筹备组就收到了大量的应征稿件，其中国旗1920件，图案2992幅；国徽112件，图案900幅；国歌632件，歌词694首，还有意见书24封。投稿者既有小学生，也有老先生；既有工人、农民、机关职员，还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作家甚至自由职业者；既有来自老解放区的投稿，还有来自新解放区的投稿。这些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应征者的应征稿，表达了全国人民对新政权的热烈拥护和期许。

在这些众多的应征稿中，审查小组挑出38件关于国旗的图案汇编成册，发给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们讨论。在毛泽东、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协商座谈会上，与会的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等民主人士在“黄河图案”还是“五星红旗”两个设计之间摇摆不定。“黄河图案”红色做底，象征革命；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中间三横杠分别代表长江、黄河、珠江。另一个设计则是“五星红旗”。当时倾向于“黄河图案”的人比较多，但张治中却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杠子不能代表河流，中间三横杠反而可以视作一种分裂，容易被人误解为国家的分裂、革命的分裂。而且三道横杠，也可以看成是金箍棒，三根金箍棒摆在国旗当中显然不妥。大家听后也觉得在理，便把目光集中到“五星红旗”图案上。毛泽东向代表们解释了它的含义，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枚小星代表建国时包括的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小星围绕着大星，意味着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同时，四颗小星也可以代表中华民族40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和灿烂文明。大家听了毛泽东的建议，再次热烈讨论后，一致同意了采用五星红旗为中国的国旗。

与此同时紧锣密鼓进行的还有国歌的征集工作。筹备组收到应征稿件600多首，歌词将近700件。在征集国歌的评选讨论中，民主人士马叙伦提议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之所以有这种考虑，是源于国际经验，很多国家在没有正式国歌前，都是把一首能够激励民族精神的歌曲作为代国歌，比如法国的《马赛曲》，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也曾以《国际歌》作为代国歌。很多代表和应征稿件都倾向于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但也有一部分代表和应征稿件认为，应该修改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座谈会上讨论热烈之时，周恩来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不用修改歌词，用原来的歌更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失去了情感。居安思危，安不忘危，有这么一句，就可以时刻提醒，警钟长鸣。最后，毛泽东拍板，歌词不改。与会者听后又经过激烈的讨论，最后同意《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并交政协会议表决。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确定了五星红旗为国旗，并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为新中国的代国歌。几天后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按下电钮，五星红旗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中、在万众瞩目中冉冉升起，标志着新中国的诞生。

国旗国歌在中国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协商中敲定，但是国徽的选定并没有这么顺利，因为当时人们对应征稿并不满意，于是毛泽东就提议：国旗决定了，国徽可以往后推一推，留待将来政府决定。与会者均表赞成，政协会议也接受了这一建议。可以说，无论是国旗、国歌的斟酌与确定，还是国徽的推后确定，都体现了时人的慎重与庄肃，也凝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方人士协商的智慧。

香山议国计，政协商国是。回望70年前的历史，我们依然能感受协商的力量；观照当下，我们亦能体会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风雨同舟的精神力量的延续，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磅礴的奋斗伟力。【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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