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关”PK“过关”——从国共双方1948年两个重磅会议说起
“过关”PK“过关”
——从国共双方1948年两个重磅会议说起
双 石
要讨论淮海战役,不能不从1948年国共双方最高统帅部两次战略研讨会议说起。
这就是国民党军最高统帅部在1948年8月2日~7日由国防部在南京主持召开的“军事检讨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8年9月8日~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这两个会议都总结和检点战争以来的军事形势和当前态势,各自存在的优点和弱点,以及今后的战略预计、战争指导方针和要完成的战略目标和任务。
研究讨论淮海战役乃至三次大决战,就不能不从战前的这两次重要会议说起。
㈠国民党军统帅部南京军事检讨会议
先说国民党军方面的南京军事检讨会这议。
战争爆发的头一年,蒋介石对“解决共产党”可谓是信心满满:“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那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比匪军丰富十倍”[1],只要3个月至6个月,就可以“击败共军”。他制定的战略方针是“速战速决”:“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2],继而“步步进逼,使之被迫决战,然后一举歼灭。”[3]
找不到南京军事检讨会议的图,这张图是上个世纪30年代常公指挥剿共的图
对人民解放军在战争初期采取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蒋介石更是嗤之以鼻:“古今中外的战事,凡战略取守势者未有不败之理。我们剿匪战争的原则是:‘战略取攻势,战术取守势’。而匪军恰好和我们相反,他们是战略取守势,战术取攻势。而他所谓战术取攻势,亦不过是一面流窜游击,一面退守山地。他们这种守势的战略,自然非失败不可的。”[4]
然而两年来作战的结果,是蒋介石又一次被事实无情地打脸!
两年来,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年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264万人,其中俘虏163万人,缴获步枪近90万支,轻重机枪6.4万挺,小炮8000余门,步兵炮5000余门,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1100余门。解放军总兵力增加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增加到149万人。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和实战锻炼,全军军事政治素质大大提高,武器装备因大量缴获而普遍得到改善。国民党军总兵力虽经不断补充,仍下降至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人。战争之初双方兵力对比是3.4 :1,国民党军占绝对优势,到第二年末,变成1.3 :1,国民党军虽然还稍占优势,但能够在第一线机动作战的兵力反居劣势。解放区面积已达23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1.68亿,占全国总人门的三分之一,在大约1亿人口的区域实行了土地改革,解放军的后方进一步巩固。在长江以南的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粤桂边区,桂滇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浙江东部、南部和海南岛的敌后游击战争,有了迅速发展,分别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游击队共发展到近4万人,威胁着国民党的大后方。国民党军198万正规军的主力174万人被分割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5个战场上,陷于全面被动地位。国统区政治危机加深,经济恶化,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族工商业大量倒闭。人民反饥饿、反迫害、反独裁、反卖国的斗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茶。在这种形势下,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还在持续进行中,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国民党军统帅部当然要力图改变这种颓势,所以决定召开“军事检讨会议”。
史载:
【根据蒋介石的决定,参谋总长顾祝同于1948年6月16日电告各“剿匪”总司令部、绥靖公署、兵团、绥靖区及各整编师:“为加强勘乱起见”,国防部将召开军事检讨会议。会议内容是:㈠剿匪军事之总检讨;㈡对匪军战法之研究及我军战法之检讨;㈢我军机械化装备及后勤之检讨;㈣华中作战之检讨;㈤总体战之检讨;㈥兵员征补之检讨;㈦“提高士气之方法。”电报要求各部进行充分研究,并于6月24日前准备提案完毕。此后,国防部有关厅局分为军政、军令两组,就政略方针、战略方针、指挥机构调整、解放军战法及对策、情报、补给、兵役、编制、装备、训练、政治工作如何与作战配合等问题,先作讨论,后形成提案。
7月16日后,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召开了两次预备会议。形成了政略、战略、战法、指挥、情报、编训与装备、后勤、兵员征补、政工、提高士气等23个决定草案,提交军事检讨会议审议。此外,预备会议还审查通过了涉及各兵种的具体提案248件,责令各主管部门通令实施。
8月2日~7日,军事检讨会议在南京国防部礼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肖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黄百韬和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及军长等,加上国防部厅、署、司、局长,总计参加会议的有120余人。[5]】
这次会议是在极其机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与国民党军方关系密切,消息灵通的《真理社》也被军方多次警告,不得透露有关会议的任何消息。政府发言人董显光佯称,各内战地区的将领的异乎寻常的出现在南京,纯系“凑巧”。
军事检讨会议审议通过了政略方针、战略方针、战法研究等若干个决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一、政略方针
【军事检讨会议认为:共产党有理论、有组织、有根据地,尤其能以党的力量控制政治和军事,可称党政军一元化;而国军“剿匪”,单凭军事的力量,倍感不够,必须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全面动员,发挥总体战的力量。会议审议通过的《政略方针之决定》规定:要在全国深入“实施全面动员,确定勘乱第一,以政治配合军事,强化政府机构组织,提高各级职权”;要“提前缩小省区,长江以北每一个省为一个绥靖区,使政治区分与军事区分密切配合,灵活运用”;要“加强县以下各级组织并提高其职权”,“达到地方自卫自救”。经济方面要“改革财政,促全税收制度,以高度累进税率征收各种直接税”;要“加强金融管制,实行银行国营,黄金白银国有,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币制”;要“全国上下厉行节约,首以各大都市实行配给制度”。[6]】
二、关于战略方针
【会议审议通过的《战略方针之决定》规定:㈠军事上应作久远之计,充分准备。增强军需生产,加强后备军之组训;㈡进剿并进,目前应彻底集中兵力,并用歼灭战与消耗战;㈢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确保华北,以利黄河以南之作战。黄河以南各绥靖区国军配合地方武力堵剿兼施,国军主力则编组成大之“进剿兵团”,“捣毁匪军根据地,猛烈追击使成流寇,然后依各后备兵力之增强,迫匪于绝地而歼灭之”;㈣“西北须计划建立以兰州为中心之独立作战地带,陕西须建立一支骨干部队,支配战场,确保汉中,并于四川及汉中建立一个坚强兵团以应陕甘之急需”;㈤“长江以南成立绥署、绥区,培养地方武力,争取人力物力,“廓清散匪,俾总动员实施有利。”[7]】
南京国防部将上述方针概括为:“军事上在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打匪的主力”。[8]简言之,就是在黄河以北取“守势”,黄河以南取“攻势”。
会议决定:现有的整编师、军、集团军及现行之兵团一律撤销,所有部队“划一编制,等齐战力,并确下以军为战略单位,下辖2~3个师,师辖3个团,辎重装备适宜分配之”;“确定5个军编成一个兵团,为会战单位,并授予兵团司令官以人事、赏罚及督导、补给之全权,俾同一兵内之各军利害与共,休戚相关”[9]。
会议还决定:迅速编练战略预备队。经过两年作战,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下降为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人。各战场指挥官都提出本战区兵力不够用,请求蒋介石增兵。国防部估计,“为应数乱之需要,全军总兵额”要“保持五百万人”。所以这次军事检讨会提出了编练战略预备队150万人,在长江以南、西南、西北编组50个步兵师,10个骑兵师。这500万人中,陆军48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370万人,勤务部队57万人,机关学校28万人,其他25万人。海军3.7万人,空军16.3万人。[10]
三、关于战法研究
【军事检讨会议根据蒋介石:“取匪之长、补我之短”的训示。通过了《战法之研究决定》,内容有部队行动,兵力部署,阵法与战法,工事构筑,作战指挥等共29条。如,加强国军行动速度,以达以速制速目的;国军不善夜战、不注意警戒、忽视联络,应行改进;指挥作战应避免牺牲;加强射击技能并没法节省弹药;加强防御工事俾求发挥威力;战术指导宜多用奇兵;部队行动力求快进;应彻底集中兵力,选“匪”要害予以歼灭打击;战略战术应采绝对攻势;对“匪”作战应采用包围、迂回攻击及追击、捕捉主力歼灭战法;加强“剿匪”经验教训之即时利用,以提高“剿匪”实效等等。[11]】
这个《战法研究决定》的各条目大多流于“正确”的泛泛之言,很不给力也难以把控。如“加强国军行动速度,以达以速制速目的”、“战术指导宜多用奇兵”、“作战指挥应避免牺牲”;“加强谢击技能并设法节省弹药”等等。正如时任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将军所言,由于与会将领对各次主要战役很少从战略、战役法,战术、战斗法及各方面去找经验教训,对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又极少研究。所以“这些对策,都是未经慎重而深入的研究,仅凭小参谋意想,不管行得通行不通,有效无效,对不对头,逐条写几句话应答就是。这就是蒋军动辄就成千成万的人被俘的原因,所以最后失败比预料快得多。”[12]
四、关于改进指挥机构
军事检讨会议审议通过的《改进指挥机构决定》应该是会议最重要也是废话相对较少的决定,该决定针列举了8条针对国民党军指挥弊端的改进措施:
【1.大本营以下为“剿匪”总部,其次动的为兵团,静的为绥区,再其次是战略单位(军)。
2.明确规定各级指挥机构之职责,授以便宜行事之全权,发扬自动主动独断三精神,一扫干涉细部及遇事请示、推诿责任之作风,指挥时须切实考虑部队实力。
3.检讨国军半年来每次失败,固有其他因系,而大率因将领间意见不合,致指挥行动发生隔阂错误(如宜川战役有豫东战役),以致作战经过中协同未臻密切而失利,今后须严格整饬作战纪律。
4.对方面军之作战命令,仅予以任务、协同及概略时限即是,忌作划定阶段、限时到达之类规定。尤忌越级指示,以免下级无所遵从。
5.依当前情势,“匪”之争取目标已由农村向都市,明确划下必守之要点,“筹拨经费,责成有关剿匪总部、绥署构成坚固工事“,长期驻守,成为战场之坚固支撑点。同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个机动兵团,加强应援力量。
6.根据现拟作战计划,长江以北地带应分为两战区,各置统帅一人节制之。其中,一区包括长江、黄河间之地域,另一区则包括华北及东北。每一区仍可由其统帅划分为若干作战区。
7.应迅速成立西北“剿匪”总部,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剿匪”军事。
8.切实注意作战与后勤之配合。[13]】
该决定中特别强调要“课重各级指挥机构之权责”、“授以便宜行事之全权”、“尤忌越级指示”、“避免大本营遥制”。
这是会议最有意义也最靠谱的检讨成果,所列8项,都还算是有针对性的改进措置——特别是其中第4、第6、第7条,尤为重要的是第6条,即:华北东北划为一战区,徐州、华中划为一战区,统一事权及指挥。站在国民党军整体利益的立场,这不失为一个颇具战略眼光的谋划。
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颇具战略眼光的谋划”,到了也落不了实!
五、关于增加作战意志
军事检讨会议审议通过的《增强作战意志之决定》列举了8条改进措施:
【1.严肃军纪,爱护士卒,为增强作战意志之先声。平时须使之畏威怀德,战时始能赴汤蹈火。高级将领尤应以身作则,率先躬行。
2.部队组织复杂,中饱浪费等现象半由生活不安半由官兵学识低下所致。宜提高官兵公忠体国之热忱,改良风气。高级军官生活尤应以身作则,树立良好楷模;部队与学校特别注意管理教训,下上一致,奉公守法。人皆于作战,物皆管理有方,力矫以往积习。部队、机关、学校均以此为考核成法之标准,明下赏罚,丝毫不苟。
3.调整人事为军队整训必要之条件。凡不能作战之部队须毅然加以调整,决不顾虑封建关系。选择将领尤须注重作战、教育及处理经济、人事能力与操守。各级指挥官亦须根据作战及工作成绩调整,遮可依优胜劣败、新陈代谢之原则改造军队。
4.高级指挥官动辄坐镇后方,致与战地隔绝,不能捕捉战机,应尽量接近战地。战役指挥官应在战场。
5.以往会战除少数高级将领明悉情况下,各级官兵俱茫然无知,如战况不利,则全般陷入混乱。应于战前使各级官兵明悉其作战目的。
6.保持部队人事之传统关系,增强作战精神。
7.部队与士兵应具备言语习惯生活相同之条件,平时减少逃亡、战时加强团结。
8.学习“共军”实行军事民主,不但经理公开,赏罚公断,并应于每次行军作战以后由官兵分别对所担负之任务作详尽之检讨,改正错误,砥砺未来;对控制良好之士兵并支详为战略战术之意见征询。依据多数之主张举行誓师及组织敢死队等,以激励士气。[14]】
会议决定,要“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并提出三项措施:一是“阐明剿匪截乱的目的,确立必胜信念”;二是“坚定对元首之信仰”,在蒋介石指挥下“勘乱”必能成功;三是“发扬不成功便成仁之精神”。
这些条款,不能说言之不成理,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对症,但都囿于将帅品行和带兵方法的道义说教,且为泛泛之言,空洞乏力,严重缺乏可操作性,根本化解不了也应对不了“作战意志衰退”的根本缘由,治标已属勉强,遑论治本!
这次会议还议定了“关于组训战略预备队和加强军工生产的措施”。
从会议议定的上述主要内容的来看,大多是中规中矩和程式化的内容,真正有价值能落实且能发挥效用的内容不多。这当间当然有更深层面更本质而他们又愿且不敢面对的根本缘由!这就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容纳得下的了。
然而蒋介石本人不这么着认为,他在检讨会上说,这次检讨会“意义十分重大”,“是今后剿匪成功的关键”,他还告诫他的将领们,只要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实施,“即可使剿匪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15]国防部事后也发表谈话说:“过去国军与匪为三与一之比,今天也许快成二与一之比例。但国军有空军,装备补给干部都比匪优良,以国军的实力剿匪仍有绝大把握,得到胜利。”[16]
不光是蒋介石,就连一直密切注视中国战局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会后的8月24日给国务院的报告里也写道:“共产党的军事供应现在似乎尚未达到己能支持大规模的、持续的、有足够力量和持久性的攻击,夺取国民党任何一个防守较强的城市中心的程度。”报告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必须严守他们的包围、消耗和有限制的进攻的战略。[17]
后来发生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他们又一次自己打了自己的脸——而且很快!
图1~图4:11948年8月2日蒋介石在军事检讨会议训辞要点
图5~图6:1948年8月28日顾祝同呈蒋介石军事检讨会议作战指导方面议决三案及办理情形
㈡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
一个月后的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这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自抗战胜利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聂荣臻、陈毅、徐向前、饶漱石、曾山、邓小平、薄一波、邓颖超、廖承志、滕代远、叶剑英、张鼎丞、贺龙、刘澜涛。列席会议的重要工作人员有杨尚昆、李维汉、胡耀邦、傅钟、胡乔木、安子文、李涛、冯文彬、黄敬、李克农等。
会议的任务是总结检查过去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今后时期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
中心议题:“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后来改成四言句——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九月会议会址
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大常委”都在会议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18];刘少奇的发言着重谈了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在谈到战争问题时提出了“过两关”问题:“……第一、第二两年的困难我们已经克服了。(邓小平插话:真正的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还没有过。)还有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没有过,大的会战,一次消灭其两三个兵团这一关也没有过,带决战性的攻坚和大的会战常常是联系着的。现在我们正在准备,锦州、济南的会战,如果敌以大兵来援,那于我是最有利的。(朱德插话:将来在徐州有最大的可能。)”[19];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坚决以武装消灭反动派,争取五年胜利。一、“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二、“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使“攻坚与野战互相结合”。三、增强各战场的战役上的协同与配合。四、做到后勤供应统一计划与相互配合。五、“军队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20];朱德发言指出:“一年来我们的部队大有进步,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不能满足于现状。要不断提高部队的技术装备,加强人员和物资的补充,搞好军工生产,统一兵路运输,统一医疗卫生工作,使部队能连续作战”,继而还指出:“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21];任弼时发言指出:“据财经研究者谈,负担最好不超过收人的百分之二十(除间接负担外),否则生产长一寸就很成问题。故亟需军队向前进,把这批负担加在敌人身上,即夺下群众向敌人缴纳之负担。我们须知,农民现在确实是忍耐负担着,但忍耐是有限度的,而且一旦农民向我们兑现期票时,那就很成问题了。不能使负担无限加上去,否则农民将向我们兑期票了。这只有军队向前进,推向南去”,“我们从乡村走向城市,更须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加强纪律性的条件,一是全党要有五百个懂马列的干部,保障政策的统一执行;二是要建立制度、制订法令条例。[22]
会议还明确提出了两个“500”计划目标:五年内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500个旅(师),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完成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任务。计划还从各大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规定军师编制人数分大中小三种。东北一个师1.2万人,一个军为4.2万人;西北一个师为8000人,一个军为2.5万人;华北、中原、华东一个师为9000人,一个军为3万人。
根据九月会议关于要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的精神,中央军委于11月1日对全军的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部队的纵队改称为军,师、旅统一称师。军以上设兵团、野战军两级,军以下各级一般按三三制编组。地方部队以旅为最高单位,隶属各军区。军区分为一级军区口二级军区、三级军区和军分区。游击部队仍称纵队、支队。
关于兵员补充,计划要求各战略区、各部队除有计划地谨慎地从解放区动员人民参军外,必须大量争取补充俘虏兵。[23]
出席九月会议的土鳖大佬们(不知对不对,找不到更清楚的图了)
中央军委还根据周恩来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三年度军事计划》,规定了全军在战争第三年应完成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15个旅(不久扩大为I28个旅)左右的任务,并根据各个野战军和野战兵团实力大小,作战地区情况,分别分配了歼敌指标:西北野战军歼敌12个旅,牵制西安胡宗南集团,使之无法以更大兵力增援中原战场;华北第一兵团歼灭太原阎锡山集团14个旅,攻克太原;中原野战军歼灭武汉白崇禧集团14个旅,攻克鄂豫皖三省若干城市;华东野战军歼灭徐州刘峙集团40个旅,攻克济南和苏北、像东、皖北若干大中小城市;华北第2、第3兵团歼灭北平傅作义集团12个旅,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东北野战军在华北第二、第三兵团配合下,歼灭沈阳卫立煌集团及华北傅作义集团共35个旅,攻克北宁、平绥、平承、平保铁路线除北平、天津、沈阳3点以外的一切城市。[24]
——这也就是说,人民解放军每3~4天,就要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旅)!
多年后有行家点评了这个“下达歼敌指标”:
【“解放战争开始后,毛泽东按照预计的战争进程,给各大战略区下达了歼敌任务,要求每个战略区每年消灭敌人多少个师旅。这在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25]】
除了在军事上规定并下达了每年必须歼敌正规军100个旅(师)左右,5年共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的指标外——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这次会议还讨论规定了有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具体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政治上,提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4万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在经济上: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任务,指出这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26]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为了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还必须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团结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党的周围,并为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好准备。[27]
会议还议定了人民解放军在第三年度的战略方针,“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28]——也就是说,要力争把国民党军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地区。
这个极其重大的战略方针中,南线作战显然是个重头。
军委为南线战场拟定的计划为:
南线以中原战场为中心,敌人在此集中了七十五万人,共中正规部队有八十四个旅,一年内我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如能全歼卅个旅(七月份已歼的五个旅在内),即使敌人不可避免地要从其他战场抽调援兵,但我东北西北两战场如能控制和消灭多数敌人,敌人必将逐渐失去共在中原战场上的机动。
南线的华东战场有敌三十六万人,共中正规部队卅五个,一年内我如能攻占济南,山东兵团南下机动,连同苏北兵团华东至少可以达到歼敌十二个整旅的要求(七月份已歼的两个整旅在内)。[29]
朱德总司令在会前的总部作战局战况会议和这次会议上还明确指出:“现在敌人在中原组织许多大兵团,企图同我们决战,我们则不同他们决战,因为时机还未到,过早决战对我们不利。所以目前还只是同他们在中原进行一些机动作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准备物质条件(主要是炮弹、炸药),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那时“啃不动”的也要啃动,“拔不掉”的也要拔掉”[30],“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31]
这已经是在对即将发生的南线大决战前景作出粗略勾勒了。
1948年8月~9日间,国民党军统帅部和人民解放军统帅部召开的这两个重磅会议,在各自对头两年战争作出全面检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的作战任务与计划:两个数字相同的建军计划——两个500万:国民党要维持军队500万人,共产党要建设军队500万人;两个相对的战略总目标:国民党要“转败为胜”完成“勘乱”,共产党要再用三年时间从根本推翻国民党的统治。
对国民党军来说,1948年 是能否挽回颓势,“获得剿匪成功”关键的一年!
而对人民解放军来说,这一年是“过关的一年”[32],是“决定胜负的一年”[33]。
——双方统帅部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场战争的命运,将在这一年,见分晓!
真可谓无独有偶,针锋相对!
在南线战局中担负领导责任的中原局书记邓小平被党中央赋予重托——他于1948年7月25日离开中原局,8月上旬赶到西柏坡参加九月会议,并在会上多次发言。会议结束后,又在西柏坡逗留了十余天,直到9月24日后才离开西柏坡,踏上返回中原之路。[34]
其间,他与中共中央和中居军委领导人们交流的最重要话题,一定是南线战局!
九月会议结束不到半个月,人民解放军就闯过了第一道关!
注释
[1]《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1947年6月1日在军官训练团第3期训话)》,《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136页,秦孝仪主编,[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10月刊印。
[2]《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在军官训练团第2期训话)》,《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113页,秦孝仪主编,[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10月刊印。
[3]《高级将领精神心理之改变与剿匪战略之研究(1947年2月26日在南京对高级将领训话)》,《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32页,秦孝仪主编,[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10月刊印。
[4]《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年4月15日在军官训练团第1期训话)》,《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68~第69页,秦孝仪主编,[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10月刊印。
[5]《军事检讨会议预备会议记录(1948年7月16日)》、《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第972页,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19~第2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6]《政略方针之决定》,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3~第2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7]《战略方针之决定》,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8]《各线国军改变战略,歼匪主力成就颇大,检讨半年战局已获证明,国际第五纵队必被打垮(中央社讯:国防部顷发表本年来战局总检讨)》,《中央日报》1948年8月8日第2版。
[9]《顾祝同呈蒋介石军事检讨会议作战指导方面议决三案及办理情形(1948年8月28日)》,[台]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典藏号:002-080200-00332-056-001。
[10]《国防部民国37年下半年度计划纲要》,转引自《震撼世界的大决战》第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
[11]《战法研究决定》,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12]《改进指挥机构决议》,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5~第2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13]《改进指挥机构决定》,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14]《增强作战意志之决定》,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2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15]《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1948年8月3日主持军事检讨会议开幕典礼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489页,秦孝仪主编,[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10月刊印。
[16]《大公报(天津版)》1948年8月9日,转引自《震撼世界的大决战》第13~第1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
[17]《南京美国大使馆致国务院关于一般大事纪要报告(1948年8月24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928~第92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18]《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19]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1948年9月13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8年)》第459~第4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20]《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86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
[21]《朱德年谱(中)》第1300~第13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22]《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5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23]《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周恩来军事文选㈢》第429~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24]《军委关于战争第三年歼敌任务的指示(1948年9月27日申时)》,《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8年)》第509~第5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25]李际均:《不确定性与战略战役主动权》,《论战略》第149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26]《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年10月10日)》,《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7~第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27]《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毛泽东文集㈤》第136~第137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28]《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年10月10日)》,《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29]《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周恩来军事文选㈢》第429~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30]《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讲话(1948年8月23日)》,《朱德选集》第24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朱德年谱(中)》第13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31]《朱德年谱(中)》第13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32]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8年9月13日)》《任弼时选集》第458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
[33]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四次讲话》,《朱德选集》第24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34]《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册第755~第76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邓回到中原局的时间是1948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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