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仲光年轻时的照片。

1969年，我到部队当兵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

这年，刚过完“八一”节我们就听说了，为纪念建国20周年，上海市准备“国庆节”那天，在市人民广场举行一次规模空前的集会检阅活动，我们团承担受阅部队方队的任务。

消息传来，整个部队都沸腾了，战士们纷纷写了请战书，要求参加这次活动。果然，没过几天，我们连集中在饭厅里进行了动员，会上指导员讲了这次大型检阅活动的政治意义和任务，我们的任务是，组成60×60的陆军方队，通过主席台接受检阅。最后，指导员要求我们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

军令如山倒！会议一结束，大家就开始行动起来了，有的忙着整理行装，有的忙着写决心书和日记，有的则偷偷给父母写起了家信。

可是几天过去了，我们连火热的气氛却渐渐淡了下来。外面已经传来一、二、三营相继出发的消息，后来亲眼看到炮营的车队开走了。没多久，机炮连的老乡也背着背包在我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出发了，还学着《南征北战》小胖子的腔调，说我们再不走，“仗”早打光啦。

可我们仍按兵不动，没有一点动静，偌大的营房只剩下稀稀拉拉没几个兵了。真急煞人！正当大家快按捺不住时，连队又在饭厅里集中了，连长向大家宣布了团司令部的命令：防化连原地待命，执行机动任务。

当年的防化连战士

什么叫机动呀，战士们的情绪一下子跌进了低谷，郁闷的气氛笼罩着整个连队。不知什么时候，我脱口而出说了一句：“机动，机动，到时候是机而不动。”很快传到了指导员的耳朵里，成了他进行思想教育的典型材料。指导员在后来的大会上说到，有的同志思想不稳定，对上级的命令理解不深，执行不坚决。说得我恨不得挖个坑钻下去，但指导员最后一句“这种求战心切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总算让我松了口气。

就在“方队”即将合练的前一个晚上，连部突然接到团部命令，让我们连立即抽调身高在一米七以上，正步走得好的50名战士，到上海人民广场参加集训。

第二天天才蒙蒙亮，我与战友们背着背包登上了早在路口等候的军用车队，朝着上海市人民广场进发了。此时，抑郁很深的心情如开闸的潮水，一下子得到了释放，战友们相互拥抱在一起，我还发现有人流下了热泪。

我们心里都明白，担负的任务是光荣的，更明白要完成的任务是艰巨的。出发前曾看过影像资料片，北京天安门广场那威风凛凛，英姿飒爽，走出了军威，走出了国威的军人风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虽说，我们在上海，但要求是一样的。

我们连驻扎在西藏路上“一品香”招待所，离广场很近。每天的训练十分辛苦，一天10多个小时，有人说“眼睛一睁，练到熄灯”。开始大家还有点新鲜，一二一，正步走，天天这样机械、单调地重复，几天下来，个个腰酸背痛，两腿红肿，站立不稳，直打哆嗦，到后来连睡觉骨头也像散了架似的。满怀的信心大打折扣，实在太苦了！

资料图

“训练场就是战场”，“给上海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的大幅标语高高悬挂在广场上空，“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参军当兵为了谁！”的口号此起彼伏。

关键时刻，阅兵部队指挥部号召各连利用训练空隙，组织开展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摆正30天与3分钟”的辩证关系，即训练一个月（9月初到9月底）与从人民广场东侧入场经过主席台3分钟时间的关系。战士们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有的战士双腿肿得像馒头没掉一滴泪，有的战士晕倒在训练场上没叫过一声苦，一位安徽籍战士咬破手指，写了血书……

指导员叫了几个有文化的战士，把这些好人好事编成了文艺节目，在训练间隙给大家演出。经过近一月的艰苦训练，连队的正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每次全团合练时都会得到团首长的表扬。

接受考验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国庆节那天，我们凌晨两点半起了床，拿出了最新的军装、军帽，佩上鲜红的领章、帽徽，穿戴一新早早来到了集结地。

这天，广场上红旗如林，人如潮，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上午10时，在简短的会议仪式之后，检阅活动就开始了，在红旗方队的引导下，工、农、商、学、兵的方队依次进入会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音乐伴随下，我们挺着胸迈着正步，高呼“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主席台接受了检阅，整个方队动作规范划一，干脆利落，一气呵成，赢得了主席台首长和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我们无疑是成功了。

当天，我们回到了营房，一切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晚上，我背着冲锋枪，站在哨所里，遥望着空中绽放的一串串礼花，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虽说，已经50年过去了，但这段经历仿佛还在眼前。

胡仲光与战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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