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大年初三，傅作义所率的8个军、25个师全部开出城外，与人民解放军第41军121师的官兵进行了交接。

北平城在这个简单而迅速的敬礼过程中获得新生。

和平解放使这座饱经沧桑的古城再次回到了政治中心。从北平到北京，一字之差，千差万别。在它3000余年的建城史中，虽然历经过无数大事，但这一件，无疑是最受瞩目的一件。

如何让千年帝都变为人民的国都，肩负起崭新使命？翻开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初创历史，我们就能从中得到一些感人的细节和真切的答案。

1949年2月3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广大市民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

1949年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第一号）》。北京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展览展品。图片来源 京报集团数字库

围城惊雷

进入民国，景山上架炮，一共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冯玉祥部将鹿钟麟炮指紫禁城，直接把末代皇帝溥仪吓出了北京；再一次，就是这个时刻：半山腰处，122门大口径榴弹炮四面排开——这一天，是1949年1月15日。

细看炮口方向，有一溜直冲正南。而下令架炮的人，正是蜗居在中南海里面的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他放出消息：如有必要，不惜以身赴死，与这座城市玉石俱焚。

与此同时，在北平城外，更多碗口粗的炮口从四面八方对着北平。1948年12月13日，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随着包围圈不断收紧，华北“剿总”仅剩的25万部队全被压缩在北平城内。

当年被围的北平城，可远没有今天北京的规模，最远也没超过三环。南苑机场已被解放军占领，傅作义在东单和天坛修建了两个临时机场，作为脆弱的生命线。围城这段时间，不少国民党高官从东单机场起飞，飞往天津，然后抵达上海，而天坛机场还没来得及正式启用，就被中共的地下党发现了。

被围一个月以来，城内早已是乱象丛生。别的不讲，单说25万军队和200多万百姓的吃饭问题，就让人头疼不已。国民党的飞机不能着陆，只能采取空投补给，但空投又顾忌地面炮火，不敢低飞，只能高高地往北海的冰面上扔。不少粮草喂了鱼，还砸坏了民房，傅作义嫌添乱，就不让再投了。

军队尚无口粮，老百姓就更可怜了。在国民党统治的三年间，北平的面粉价足足涨了800万倍。国民党为了“扫清射界”，曾在德外关厢拆了6000余间民房，每间房补贴法币300元，而当时猪肉已经涨到400元一斤。也就是说，一间房还换不回一斤猪肉。到1949年1月间，王府井的下水沟和马路上到处可见价值万元的金圆券，任人践踏。

共产党不想给正在遭受苦难的北平百姓雪上加霜，守城一方也不想饥民问题扩大，攻守双方达成默契，每天早晨太阳升起，守方打开北平城的东大门——朝阳门，把菜农放进瓮城，检查过后把外门一关，放老百姓进入瓮城形成菜市。菜价也涨得很厉害，菜农们除了银元，拒收一切纸币。

城内百姓怨声载道，城外还有大兵压境，傅作义本就如热锅上的蚂蚁，天津解放的消息更让他不寒而栗。把大炮推上了景山，可算是他最后的筹码了。

不过，这个炮，他不想打也不敢打，一切只是做样子。城东郊外五里桥，傅作义同共产党的第三次谈判正在进行，次日草签的初步协议，分别报送西柏坡和北平。17日，傅作义召集华北七省参议会，讨论和平解放问题，何思源被推选为北平市和平谈判首席代表，定于18日出城谈判。

何思源在1946至1948年间任北平市市长，后因反对穷兵黩武而被蒋介石就地免职。虽然与蒋有间隙，但他还是没料到，蒋会对他下杀手。

18日凌晨3点，锡拉胡同19号院，何思源宅邸的房顶上，闪过一条黑影。飞贼出身、后被军统收买当了大特务的段云鹏潜入了何府第二进院落，在正房里间和外间屋顶上各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一个小时后，炸弹轰响，何思源的小女儿何鲁美当场身亡，何思源夫妇、两个儿子，以及大女儿何鲁丽五人都被炸伤。

何门血案，一死五伤，震惊全国。同一天，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飞抵北平，正告傅作义，委座很担心北平啊，城中的特勤、监视、法度，还应加强。

傅作义听出了画外音，如果不效忠老蒋，下一个被刺杀的就是自己。赤裸裸的威胁，使得傅作义幡然醒悟，打发走郑介民，他马上下令：“请中共的代表来北平！协议就在我这儿签！”

由于爆炸事件，何思源推迟一天出城。19日清晨，他带伤出西直门，和其他代表一起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

之前的草案在呈送中共中央后，经毛泽东亲笔修订，增补为18条，附件4条。协议中，详细规定了有关国民党军队放下武器，出城接受整编；国共双方共同组建联合办事机构，保证城市得以顺利接管；金融、外交临时管理办法等诸多内容；甚至连傅作义本人应保留警卫部队都写得清清楚楚。

在平津战役纪念馆中，一份关于《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原国民党军队人员回籍证明书》，将其中细节，展现得一目了然：

XXX，此次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应认为有功，现自愿回籍，另谋生路，其家居我解放区者，应享有人民一般之权利，并应分得一份之土地。过去一切，概不追究，特此证明。

可别小看这薄薄的一张纸，它关系到北平城内20余万国民党官兵的复员。他们安心了，城市稳定的大局才得以基本保障。

北平班底

1949年1月31日，大年初三，北平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天——中午12时30分，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莫文骅部由西直门进城，开始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中国共产党打天下的本领了得，但是进城后，这些“泥腿子”能不能管好一个大城市呢？世人都把眼睛盯向了北平。

此种考验，对中共来说，虽然棘手，却并不是无准备之仗。

据后来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刘涌回忆，早在1948年夏天，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就接到了培训接管干部的任务。他随即命各地遴选100名县团级以上干部，火速到西柏坡接受训练。当时刘涌负责抽调工作，为缩短角色转变的时间，他特别挑选了一些文化程度较高并且有公安和情报保卫工作经历的人员。

训练班开始的时候，李克农特意从北平调来了8名大学生，这样黄泥警校“一百单八将”的名声随即传开。他们学习的教材，除了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谭政文撰写的《审讯学》，还有四本地下党整理的《北平概况》。这“一百单八将”后来成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创业元老，其中还出了两任公安局局长。

解放军势如破竹，以至于培训班的课还没讲完，北平就被围了。围城当晚，培训班提前结业，和同样是提前结业的3000余名华北局党校“南下干部培训班”学员，一起组成了“燕山大队”，星夜北上，参与北平接管工作。

这些学员急行军时，中共北平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班子也定了：叶剑英出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和北平市市长，彭真任市委书记，同样被毛泽东钦点的，还有北平市首任公安局局长谭政文。

党中央派出的这几员大将，都是文武双全、出类拔萃的人物。而初创的北平公安局，正副处长、公安大队大队长均由地旅级干部担任，处以下科长和分局则多配备了县团级干部。如此高配，足见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接管。

七八千接管干部聚到京郊的良乡后，叶剑英和彭真在一座庙里对他们进行了集训。彭真说：“进城后，一是安定社会秩序，二是搞好接管，三是肃清特务，四是解决人民生活问题。”叶剑英则明确告诉大家：“北平将来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接管工作进行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声望，关系到其他尚待解放城市的接管。”

叶剑英讲出定都北平，是有预见性的，因为中央对此尚无定论。

1949年1月，东北局城工部部长王稼祥去西柏坡开会，并看望了毛泽东。交谈中毛泽东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中央虽有几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的答案。”

对这个问题，学者出身的王稼祥早有考虑：“依我看，现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王朝，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缺陷，我们定都最好不选在南京。”

“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因此西安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这样一来，选西安为都也不合适。”

王稼祥再论：“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所能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哪里可以定都？王稼祥直指北平。“北平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邻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于接受。”

毛泽东连声称道，他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1949年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至此，北平被内定为首都，但最后的决定，还要人民来下，得开政协会议，因此定都问题在党外并未公开。接下来的问题是，远离政治中心这么多年，北平还能胜任吗？

为了迎接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和广场都进行了修整。

被封闭的妓院。

六千多名共青团员、青年学生踊跃参加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劳动。

闪电接管

自1928年北京改名降为特别市，至1949年，北平时期共21年。期间，北平“不但不是国都，而且还变了边塞”，相应的，人口、资源都集中在中国南方，北平成了一座闲散的，停留在明清时代的古城。由于没有工业和其他支柱产业，文化教育遂成为这座古城里的重要象征。斯诺不好意思说它残破和落后，只说：“北平是命运将尽的一种奇观，一种中世纪的残余。”

解放军围城50天后，由于没有充足的物资供应，北平市民衣食无着，社会治安更是糟糕。市民形容那时的北平有“五多”：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抢匪多、小偷多、银元贩子多。

如何把一个近千年的封建帝都变为人民的首都，承担起首都的功能？对当政者也是难题。诚如叶剑英所说，“北平是中共能否管理全国，管理城市以及工商业的测试，接管北平工作的好坏，是中国人民能否在中共领导下管理自己的问题。”

战争年代，接管一座城市首先是接管防务，实行军管。而由四野41军来接管北平防务，大概有两方面考虑：第一，这支军队善守，在塔山阻击战的时候打得非常漂亮；第二，这支部队军纪好，塔山阻击战时，大部队路过老乡果园，全军无一人偷吃一个苹果。

新华社战地记者王健汉回忆，入城前，41军还进行了入城资格大评比。比如，平时说话是否和善，群众关系处理得好不好，服装是否整洁，是否有侮辱妇女的言行等等，凡有一条不合格，就不准先行入城。

北平百姓虽然觉得进城部队挺精神，可和战士们打交道时，总觉得他们太严肃，用幽默朴实的北京话说，有点“傻乎乎”。当然，这怪不得战士，入城之前的教育，让他们不敢越雷池半步。不过，这种情况到了2月3日就有了全然改观。为什么呢？部队首长知情后，专门下发了“关于改变部队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的规定”。正因如此，纪录片里，才有了学生们爬上坦克车，和战士们拥抱的场面。

马句在给彭真当秘书之前，也是接管干部。2月1日一天，他就随队接管了两个单位，一个是国民党第八区的区公所，另一个是北平市旧警察局第八区分局。挂牌的时候，马句特地准备了鞭炮，这样一放，市民都围上前来，趁机可以宣讲毛泽东订的《进京八项注意》。

同一天，马句还收到了北平市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2月3日要举行入城式。为什么31日进城时特别低调，在接管之后，要再办一次盛大的入城式呢？北平警备司令员兼政委程子华在工作总结中写道：“把军队在城内摆一下，展现我们的威力，目的是给人民群众增强信心，同时给反革命分子一个镇压。”

迎接解放军入城，是马句多年来的目标，可事到临头，他却失眠了。你想想，刚接管了区政府，还谁都不认识，就要执行这么重大的安保任务，要是混入了国民党特务，放了冷枪，那可怎么交代。

为了防止特务搞破坏，入城式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并没有在北平城内广泛宣传。在所有经过的街道，安排在前三排的，也几乎都是我们的地下工作者、青年学生。然而，令平津前线指挥部诧异的是，当天虽然有沙尘暴，但老百姓闻讯赶来，不惜在寒风中站立4个多小时，也要一睹解放军的风采。最终，差不多有一半北平市民参加了入城式。

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军队从东交民巷穿过，要知道使馆区可是旧中国的“国中国”。当年北伐军也曾接收过北京，可没敢进东交民巷，解放军走了这一圈，不仅给欧美使馆提了醒，还象征着北京完完全全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2月18日，市公安局在前门公安街原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正式办公，门卫也由旧警换成了公安大队战士。这半个多月来，市公安局共接管国民党警察机关单位32个，特务机构37个，三青团机关单位19个，可谓初战告捷。

值得一提的是，接管过程中，干部们虽然每天都要加班加点，但他们睡的是地铺，吃的是窝头、小米饭、卤咸菜，身上穿的是粗布军装，脚上蹬的是解放区妇女做的“支前”军鞋，过着当时北平最低水平的生活。

肃清特务

新中国在北平定都，良好的社会秩序是基本条件。而在整肃秩序中，肃清特务又是重中之重。

彭真曾对谭政文说：“接管北平，公安局任务最重，公安局里边侦讯处任务最重。我们现在肃清国民党特务，不久的将来，还要进行打击帝国主义间谍的斗争。”市公安局制定的第一份全局性工作计划，也定下方针：在工作初期，侦捕（肃清特务）与治安同时进行，但以侦捕为主。

为什么要以侦捕为主呢？可以说，那时北平特务的数量之多，系统之庞杂，居全国之首。

由于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屡失城池，从东北、华北、西北撤下来的特务，纷纷聚集在北平。据掌握的材料，除保密局、军统、中统三大系统的特务外，还有华北“剿总”“清共先锋队”以及英美间谍等8000余名特务。再加上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河北省党部、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等反动骨干分子，特务总数不下1.6万人。

围城期间，国民党特务机关边撤退边“埋雷”，提出了“整退零进”的应变策略，布置了多层多线的潜伏网，专等着伺机破坏。

特务人数众多，而北平市公安局进城的全体人员仅有公安干部539人，公安大队728人。他们不但要接管警察局，要肃清特务，还要维护社会治安，可谓千头万绪，而其中负责侦讯的也就250人左右。

虽然人手上捉襟见肘，但侦讯处处长冯基平早有安排。进城后，他直捣中枢，先查封了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总发报台、保密局北平站的北平支台、国防部二厅通讯总所直属第一组、华北“剿总”电监科。没了电台，特务们和组织失去联系，也就成了散兵游勇。与此同时，各个缉捕小组按照已拉出的名单，仅2月2日、3日两天就搜捕、审查、处理了特务108名。

要说真正吹响肃特号角的，还要算张荫梧这一仗。

张荫梧，军人出身，曾任北平市长、北平警备司令。围城期间，他成立华北民众自救会，召集人马，企图与共产党继续周旋。侦讯处曾多次利用内线，敦促张荫梧交出全部武器，但张一直置若罔闻。更令人不安的是，张荫梧的藏身之所是“四存中学”，就在中南海边上。

这个人非抓不可，但他的真面目一般人还不了解，连傅作义对张的情况也不甚清楚。考虑到公开逮捕张荫梧对稳定大局不利，侦讯处决定智擒。

冯基平派常真以叶剑英代表的身份求见张荫梧。

常真客气地说:“我军刚刚入城，对各方面的情况不太熟悉，今邀请张先生去谈谈教育界的情况，不知张先生今晚能不能同我一起去见见叶主任，有车子在外面等候。”张还以为这是共产党请他“出山了”，就满口应允。

等张觉察到汽车并未驶向市军管会所在地——东交民巷，知道自己的预判有误，又见常真对自己怒目而视不说话，自知大势已去，便无可奈何地低下了头。

消息披露后，居住在府右街附近的居民说:“解放军真是天兵天将，没有听到动静就把张荫梧一伙逮捕了。”此次共缴获轻机枪3挺、卡宾枪2支、长枪229支、弹筒1个、手榴弹2箱和电台1部。

张荫梧被捕后，特务人人自危，市公安局顺势放他们一条生路，让他们秘密自首。首先被策动的，是几个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的“大特务”，包括华北“剿总”商庆升，警察局的聂士庆，警备司令部的英绳厚、李大章，平津铁路局警务处的陈冠儒等。他们秘密自首后，又出面说服底下的人，仅聂士庆策动的军统特务就有102名。

对于那些小特务，市公安局采取张贴公告，自行登记的办法。截至6月底，共有3533名特务进行了登记。之后，在全市进行查对户口工作中又发现1800余名特务，在反动党团登记中又有1000多名特务进行了登记。从搜捕、秘密自首、公开登记、查对户口到反动党团登记，共查出了近万名特务。

即便如此，放冷枪搞破坏的事仍时有发生，叶剑英在一次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谈到，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杀洋人并嫁祸我党，军管会派了一个连，专门守在东交民巷，那个连的连长，半夜起来，几乎被特务暗杀。

越是剩下的漏网之鱼，也就越是狡猾。新中国成立前后，市公安局破获多起大案，个个惊心动魄。

 民生为先

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有个情节：蒋介石准备把国库金都运到台湾，毛泽东指示了一句话：让他们把黄金带走，把民心留下。这句话在史料中无从考证，但共产党在北平的确用真金白银换取了民心。

刚刚解放的北平，200多万居民缺衣少食，很多人已经断炊。彭真说，安定民生的工作主要有两件事：一是金融，二是粮煤供应和物价。其实这两件事，都是为了百姓有饭吃，这是一切工作的前提。

关于粮、油、煤、盐的准备工作，在良乡时就积极着手做了。当时部队的供给，按中央指示，由东北供应3/5，华北供应2/5。在解放区人民负担已经不轻的情况下，再增加供应城市的任务，是相当吃力的。因此，市政府只能先筹集4000万斤粮，160万斤食油，7万吨煤，加上进城后可能接管的一部分，预计能够一个月的需要，然后再陆续从农村调粮油进城，保证供应。

物资有了，可市民用什么钱来买呢？

2月2日，军管会发布的1号命令就宣布废止伪金圆券，以人民币为本位币。鉴于郊区解放后，各个解放区发行的货币都来这里使用，共有8种之多，影响市场物价稳定。为了统一货币，命令还规定：除冀南币、东北币可作为辅币流通外，其它解放区货币一律不得进北平。

对于金圆券，政府的收兑比价为1：10，但是劳动人民可以按1：3的优待比价兑换，每人限额500元。用彭真的话说：国民党发的金圆券应由国民党负责，我们不能负责；我们兑换金圆券是向人民群众负责，因为人民群众手中有金圆券，为了不使他们吃亏才决定兑换的，而且对劳动人民还要给予优待。

北平市人民银行在市内设立了247处兑换点，组织了5000多人做收兑工作，结果仅用18天即顺利完成了，共收兑金圆券8亿多元。有99.2万人得到1.1524亿元（人民币）的优待好处，平均每人多得人民币116元。按当时粮价，可买小米11.6斤。

在兑换期内，大批粮食、食油、煤炭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北平，使广大人民可以用兑换到的人民币购买生活必需品，一下子就树立了人民币的信誉。

也许有人问，解放军进城时缴获了不少金圆券，又收兑了8亿多元，这些钱最终怎么处理了呢？这在当时可是机密。原来，为了加快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崩溃，叶剑英亲自指挥，把一部分金圆券运到江南，交给地下党去花掉了。这也让国民政府滥发货币最终受到惩罚，国统区的物价暴涨，民怨沸腾，国民政府财政金融陷于全面崩溃。

共产党打金融战，国民党自然也不罢休。1948年6月，经毛人凤特批，保密局设立了一个“特种组”，专门仿制人民币，扰乱金融秩序。从成立到北平解放的8个月中，他们共印制推销假币10亿多元。市公安局从华北“剿总”特务张振海家，就查获印制假钞的钢板2块、石板5块。

还有一些敌特，利用金银黑市扰乱市场。王府井、前门、朝阳门等通衢要道都形成了半公开的银元买卖市场，严重影响了人民币的稳固地位。3月4日，北平市军管会查缉银元黑市，在3天内就拘捕银元贩子380人。

说起来轻描淡写，当年却是刀尖见血。戎子和时任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他曾接到金银贩子匿名恐吓信，内附一粒子弹，并在信后画一把刀刺进一个心脏，以红墨水显示流血。

以往的货币更替，都是政府赚差价，可共产党却主动补贴老百姓，这让见多识广的北平人一下子就服气了：共产党是给人民办事的。

天下归心，是北京定都最重要的基础。

故宫新风

北平是座古老的、文化的、国际的城市。同政府和物资的接管不一样，文化和外交的接管，不能用霹雳手段，而要春风化雨，慢慢来。这“两急两缓”，也是在进城前就定好的方针。

在各文化单位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于1925年在明清两代皇宫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可以说，接管故宫的成功与否，事关整个文物接管工作的成败。

2月11日，于坚等三位干部陆续进驻故宫。多年后，于坚回忆说，在考虑接管会议应该在哪里举行时，文物部的领导尹达提出，接管故宫标志着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中国进行，也是故宫真正地回到人民手里，所以这个会议应该在太和殿里开。

于是，在明清两朝皇帝的宝座前，尹达宣布了接管故宫的具体政策：职工原职原薪，院长还是由马衡担任，各处各部的负责人也都不变。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是，当时所有故宫工作人员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发薪水了，政府承诺马上想办法，并且很快就照数补发给了大家。这让故宫员工有了个共同印象：共产党人也是普通人，做事很通情达理。

为了做到与原故宫人员“打成一片”，于坚等三位干部还特意组织了好几次文娱活动，包括扭秧歌、跳舞和唱京戏等。记得最深刻的，是有几次在故宫神武门上举行的京剧晚会。“姜有鑫是我党过去在故宫里唯一的地下党，他唱花脸。而另外一位老故宫纪中锐唱老生的诸葛亮，他们都唱得很有水平。”

战争期间，故宫禁止参观，一派萧索。2月11日至3月5日，故宫特地招待野战军参观。恢复对外开放后，于坚也与故宫结下不解之缘，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除了故宫，其他古迹也得到了精心保护。负责守卫北海、故宫、景山、太庙的部队，团首长几乎每天都在执勤点检查，多了一个钉子眼都要查清是谁钉的。守卫在中南海的战士想捡些松枝生火取暖，也被部队首长制止。

保护和发展文化，可说是接管和建设北平的一大亮点。当时的文化接管委员会，下设教育、文艺、文物、新闻出版四大部。在这个委员会，有很多在文化界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如钱俊瑞、沙可夫、艾青、范长江、田汉、胡愈之、吴晗、翦伯赞、周建人等。

由于对知识分子采取了礼贤下士的态度，对清华、北大、戏剧学校、电影制片厂、北平图书馆、新闻出版等30多个文化部门的接管，均比想象中顺利。这些单位原有的数万名知识分子被保留下来，继续工作。

共产党抢救《赵城金藏》的故事，也在当时传为佳话。

这部珍贵的大藏经经书一直被太行行署藏在一座天主教堂中，4月30日，《赵城金藏》4330卷分9大包运至北平，正式移交北平图书馆，“共产党不要文化”的谬论就不攻自破了。

清洁古城

怎么能让普通人也体会到新社会的新气象？怎么给百姓展现共产党的制度优越性？清洁古城起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北平城的垃圾从日本人占领起，就一直靠着城墙堆积，最后一直堆到天安门，有人估计，当时市内的垃圾不少于60万吨。60万吨是个什么概念？简单来说，能堆八座景山。

即使是天安门广场，也是坑坑洼洼，杂草丛生，有些地方的草长得比人还高。正阳门内的顺城街一带，垃圾堆得和城墙一样高。

2月12日，北平各界在天安门集会，欢庆解放。这一天恰逢农历正月十五，应该是“到处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但实话说，此时的天安门城楼，气味的确很浓，但绝不是什么好闻的气息。北平市领导班子的脚下，就是积存了几十年无人打扫的鸽子粪。

在城楼之上，叶剑英慷慨激昂，誓言将“消灭一切混乱现象”。随着叶剑英的呐喊，北平向垃圾宣战了，这成了市政府进城后在市政建设上干的第一件事。

1949年3月24日，就在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前一天，轰轰烈烈的垃圾清运行动正式开始。叶剑英在“清运委员会”召开的动员大会上讲话：“假如清洁运动能够获得成绩，那么经过这一运动之后，人民群众会认识到人民政府真正是人民自己的政权，而且也能发现各街各闾中的进步的积极分子，从而联系到以后区街政权的建立更容易巩固。”

这次清运历时91天，发动群众7万多人，共运走垃圾201638吨，此后又经1949年11月和1951年3月的两次清洁大扫除，多年陈积在北京城内的60多万吨垃圾终于被清运一空；1949年8月，市政府又颁布了《城市存晒粪便处理办法》，用5个月的时间把城区粪场、粪坑内积存的61万吨粪便搬出了城。

虽然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开国大典将在北平举行，定都北京的决议也没有公布，但被垃圾折磨了好几代的北平市民，都自发加入清运队伍。当时，举凡汽车、人力手车、兽力车、排子车等等，无论公私，要出城，都会协助捎走垃圾。

清出城的垃圾又到哪去了？原来，围城时，双方都挖了不少战壕，壕沟里能跑汽车坦克，面积极大，四通八达。如今北平解放了，用这些壕沟来消纳垃圾，不正是变废为宝嘛！

当年就是用这些垃圾，不仅填平了城里城外的坑坑洼洼，战壕沟道，还垫出了一条从北平通顺义的公路来。

当开国大典最终确定在天安门举行时，留给北平的准备时间只有一个月了，但天安门地区却还连个干净的广场都没有。因此，在北平大清扫之后，天安门仍然一片忙碌。

9月18日，天安门的整修工作圆满结束。一个可容纳16万人，面积达到54000平方米的广场，已经平整碾压完毕；天安门城楼,连同太庙到中山公园的城墙，粉刷修缮一新，主席台布置完毕；广场上的电动旗杆傲然竖立；专供受检阅部队和群众游行通过的路面，铺好了柏油；广场周边树木葱郁，绿草如茵。

直到这个时候，用焕然一新来形容解放后的北平市容，恐怕才不会为过。

人民政府

9月27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出席会议代表623人,一致举手通过定都北平，并自当天起正式改北平为北京。

两个月后，北京市的第一届人民政府诞生了。

从某种角度说，这本不是第一届市政府。1949年元旦，北平市军管会和政府正式宣告成立，那才是中共领导下的北平的第一届政府。

但这也的确是北京市的第一届政府，从北平到北京，一字之差，千差万别。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意味着人民政府代替了军政府。彭真说：“从此，北京市的各界人民就直接管理自己的政权了。”

谁来建设新北京，新一届市政府领导班子备受关注：聂荣臻当选为市长，张友渔和吴晗为副市长。

早在当选市长前，聂荣臻就为北平的顺利接管做了很多工作。入城式后，聂荣臻兼任平津卫戍司令。1949年7月，叶剑英率大军南下，聂荣臻接替他出任北平市长。此后，聂荣臻还挑起了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的重任。

当选为副市长的张友渔，是叶剑英推荐的，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非常熟悉北平情况。另一位副市长吴晗，则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党外人士。当时，他本人并未到会，正在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32周年纪念活动的途中。

《吴晗画传》记录了这一段心路变化：

在一列驶往莫斯科的列车上，播音室正播出当日的新闻：“吴晗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本人坐在软席车厢里，这消息使他震惊，他不愿当官，早就想在新中国成立后，专心从事明史研究；同时，他也觉得副市长的责任太重，自己可能担当不了。所以，他听了广播之后，就立即打电报给周总理，希望不要让他当副市长。回国以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找吴晗谈了一整夜，吴晗才欣然接受任命。

这届新政府不负众望，上任头一天，就干脆利落地干了件大事。

11月21日下午5时，在市领导班子诞生的人代会上，市妇联筹委会主任张晓梅宣读了封闭妓院的议案：“……兹特根据全市人民之意志，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

张晓梅还没念完，会场上就响起长时间的掌声。当大会一致通过封闭妓院的决议时，又是掌声雷动。新任市长聂荣臻当场郑重宣布：立刻执行这项决议！

下午5时30分，市公安局就接到了此项命令。封闭妓院的总指挥是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总局局长罗瑞卿，他立即组织了2400余名干部和民警，分成27个行动小组，定于晚上8点统一行动。

在6点的时候，警方还策略性地把妓院的老板、老鸨们都叫到了公安局开会。开会这种事情过去也常有，所以妓院老板和老鸨们照例去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就是最后一次了。

与此同时， 37辆大卡车载着2000多名干部民警，直奔分布有妓院的5个城区及东郊、西郊。卫生部的一个消毒组带了消毒药水和药品，也同时出动。各行动组在妓院房上及附近的胡同口都布置了便衣和武装民警，开始了戒严。每个妓院门口都有民警把守，胡同里有民警巡逻，以防止有人破坏和捣乱。

8点一到，干部按分工冲入指定的妓院，首先集中嫖客、妓女，然后把伙计、茶房、跟妈也集中起来。少数一等妓院的妓女习惯了金丝雀般的生活，哭哭啼啼，撒泼打滚；多数妓女平时多受老板、老鸨的恫吓，怕被“配给煤黑子”“配给伤兵”或“去种地开荒”，这会儿听到政府把她们当人看，考虑了她们的今后生路，情绪很快就稳定下来了，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深夜12点，各行动小组按计划把集中起来的妓女，统一送到了设在外二区韩家潭胡同的妇女生产教养院，将她们分别安置到8个教养所；对嫖客逐一进行了检查、登记，经过教育后予以释放；茶房、伙计、跟妈等也由干部进行教育，令其登记，次日取保释放。

到第二天凌晨5点多，一夜之间，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完成封闭。整个过程中，行动指挥部先后共下达了6次命令，对统一行动的时间、分工、政策等都做了详细而明确的指示。

头一天下午刚通过的决议，第二天早上就已经在汇报执行结果了——11月22日上午，总指挥罗瑞卿向代表们报告：集中拘留了424名老板和领家，收容了1268名妓女，“集中工作很顺利，秩序良好”。

消息传出，首都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这件事说起来不算大，但它更像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新中国新首都的新面貌。

1950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聂荣臻撰写的《纪念北京解放一周年》。他在文章中写道：一年来，我们建立了北京市人民政府，恢复了生产及教育文化事业；收容散兵游勇，消灭了妓院，解救妓女1200多人，逮捕抢劫犯370多人，捕获与改造小偷2100多人，维护了社会治安；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在郊区土改中，4.6万农民分得了土地。但是，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困难还很多，有待努力。

这个总结，简明，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