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十月革命：定向与变量的一种叙事

吴增礼

1921年，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时指出：“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整个实际经验也就思考得愈深刻。”[注]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3.十月革命，恰如列宁同志指出的这样，时间愈行远，意义愈深刻。对世界如此，对共产主义如此，对毛泽东也是如此。十月革命与毛泽东之关系，众多研究者对此颇为关注，常常以“回溯性追忆”的逻辑来评述“当时”的历史对于当下的“意义”。但是，这种探讨逻辑忽视了历史理解的叙述过程中“当时”的毛泽东，即在十月革命前后作为“他者”的毛泽东，究竟如何进行思考和实践“自我问题”与“走俄国人的道路”的。[注]参见王雪楠.从“俄乱”到“俄式革命”——再论“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参照”作用(1917—1921)[J].中共党史研究,2014(12):51-52.在此，我们可以借助“定向”和“变量”[注]笔者认为，何为“定向”？即确定的方向；何为“变量”？即处在变化过程的因素。两个关键词语，尝试理解十月革命对“当时”的毛泽东的复杂影响，以及他是如何应对此影响的。

一 道路是“定向”，即“求变”，必须改变现状以摆脱困境；“变量”是向何处求

近代以来，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中华民族面临极其严峻的生存危机。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不断发动侵略战争，逐渐控制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促使中国人不得不思考和探索如何救亡图存。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开始注意了解国际形势，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的方法。19世纪60至90年代，张之洞等有识之士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主张，形成洋务派，进行“器物”改革，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图中兴，但是最终失败了。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39.恰如梁启超指出的那样：“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戊戌政变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进行“维新变法”；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学习西方“共和制道路”，实践“三民主义”政治纲领。但是，无论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以失败告终。历史已经证明，西方资本主义方案无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无法拯救中国。

中国道路在何方？这让中国有识之士陷入了深刻的焦虑。如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国渴望走出困境的愿望是多么迫切，什么方法都愿意尝试，如同落水之人抓住稻草一样。他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1469.如此学习西方，可谓百折不挠，但结果如何？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1514.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求革新望图强，手段或平缓或激进，但结果大失所望。更让毛泽东难以接受的是，“为什么先生总是侵略学生呢？”[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1470.此时像毛泽东一样的仁人志士充满了迷茫和不知所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人们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虚伪、自私和贪婪。“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0.西方资本主义的残酷殖民与奴役，不仅造成了被侵略国家和民族的极端贫困与落后，而且使其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发展能力。晚清以来，“西方”在许多中国人眼中，是多么美好的道路和理想的发展方向。但是，现实残酷地教育了他们。此时，对“西方”道路的反省思潮逐渐弥漫中国。[注]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02-203.

深刻反观己身，已然成为求革新求图强的一个思考方向。为什么变革已逾数十载，社会仍然陈旧如故？中国如果要求变求强，出路在何方？方向在哪里？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13.“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毫无疑问，现实需要与时代呼唤，正催生着中国道路的出现。

历史和现实都迫切需要一个关于脱困道路和发展方向的新答案，哪怕是一个新选项也可以。很快，这个“选项”出现了。“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G].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364-365.十月革命如同滔天巨浪，极大地震撼了中国青年。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1918年前后，整个世界发出“炮声”的不是只有俄国。例如，1918年德国爆发革命，迫使德帝逊位。在“当时”的众人看来，“德国革命”具有重大意义，使他们感受到了“德谟克拉西”对“武力迷信”[注]参见高劳.革命后之俄国近情[J].东方杂志,1917，14(12).和“民本主义”对“专制主义”[注]参见俄乱与墨乱[N].晨钟,1917-11-26.的巨大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重大胜利。随后欧洲兴起的“社会党运动”使人们更加确信“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人们逐渐对原有的资本主义政治改革目标越来越失望，进而对“社会改造”产生新的热情和期待。[注]参见王雪楠.从“俄乱”到“俄式革命”——再论“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参照”作用(1917—1921)[J],中共党史研究,2014(12):53.那么，在多种道路选项中，毛泽东为什么对俄国的“炮声”情有独钟？

十月革命之所以对中国革命具有更为直接的借鉴意义，俄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模范国”，[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G].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454.是因为中俄国情“近似”和“相同”。对此，毛泽东当时有过深刻论述。他说：“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69.事实确如毛泽东所言。那时的沙皇俄国是一个带有浓厚军事封建色彩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外侵略扩张，对内残酷压迫，阶级矛盾异常尖锐。虽然十月革命前，俄国已经逐渐迈向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但受封建主义的限制，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步履蹒跚，其现代化之路可谓困难重重。对此，列宁就指出，尽管同以前的农奴俄国时代相比，俄国在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发展是快速的，但“如果把这一发展速度与现代一般技术与文化水平之下所能有的发展速度作比较，那就确实应该承认俄国当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缓慢的。”[注]列宁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552.此时，俄国“先进的人们”，不甘屈服，为国家富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随着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战争中不断失利，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致出现了俄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二月革命”。“二月革命”虽然推翻了沙皇统治，但却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于是列宁等“先进的人们”又继续探索和奋斗，领导了十月革命，不仅彻底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使俄国脱离了战争泥潭，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列宁在评价十月革命时指出：“我们比谁都更彻底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完全是自觉地、坚定地和勇往直前地向着社会主义迈进，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注]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1.恩格斯也指出：“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都一筹莫展和委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终究要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0.十月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处境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推翻了封建地主沙皇统治，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注]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9.尤为重要的是，还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民主的苏维埃政权。

当时的中国，其国情与俄国也极为相似。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外国资本主义蜂拥而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此，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0.毛泽东对这种水深火热的灾难性国情有着深刻认识。1916年，还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在给肖子升的信中写道：“此约(即《日俄协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日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今所明布者犹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见人也。……大偎阁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G].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51.毛泽东认为中国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步步深入的侵略，但国人没有清醒认识到中国面临的巨大危机。一言以蔽之，就是“国家坏到了极点，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G].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34.可以说，那时的毛泽东，已经清醒认识到了中国国情，看到了摆在中国面前的历史方向就是进行彻底变革，以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地主剥削和帝国主义压迫。毛泽东在总结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教训的基础上，认为“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0.。于是他继续思考与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变革方向。对国情的深刻把握，让毛泽东“从这时起，我就决心为全中国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106.

二 “走俄国人的路”是定向，是中国的必然之方向；“变量”是如何走“俄国人的路”

十月革命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走俄国人的路”可以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十月革命爆发前，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辛探索，但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最大问题。十月革命为中国变革指出了一个新方向。毛泽东说：“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中获得了中国发展的指引。什么样的指引呢？即如毛泽东明确指出的那样，“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固然毛泽东认为中国需要一条新道路，中国的国情与俄国也极为相似，但在多元选项中，选择“走俄国人的路”，这并不寻常，其中有着深刻的优劣比较。那一时期，思潮涌动，西方的各种主义、救国学说被积极引进中国，以至于出现了多元化的文化价值标准和多样化的救国“良方”。这些“良方”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以胡适、陈序经及吴稚晖为代表，主张以西方文明彻底代替中国文化传统；二是以梁启超、梁漱溟等为代表，力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传统儒学作为基础，吸收西方“器物”精神，重建中国传统儒家文明体系，试图走出一条二者结合的近代化道路；三是以李大钊等为代表，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使广大工农群众成为思想启蒙的主体，推行学用结合。[注]参见张雪,金鸣娟.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启示[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7(4):41.在诸多“良方”中，就国别而言，德国、法国、俄国的方案尤具吸引力和可比性。德国革命虽有社会主义理论优势，却未能实行“平民主义”之革命；法国革命砍了路易十六的头，搞空想社会主义，意欲实现国家政治转型却难以成功；十月革命不仅成功建立苏维埃政权，更高举“社会革命”旗帜，实行“民众运动”，并在俄国实现革命式的彻底的社会变革。[注]山川菊荣.战后世界思潮之方向(一)(二)[N].汉俊节,译.民国日报,1919-09-05(06).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后来，毛泽东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还接触了诸如无政府主义、罗素主义等思想，并进行反复比较以寻找真正的救国良方。

与西欧资本主义革命相比，十月革命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注]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M].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229.，是俄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新方案。毛泽东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发展的光明大道，与中国又是什么关系呢？“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来说，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注]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他在1921年就指出：“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G].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2.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了成功，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典范使国人对资本主义道路的科学性产生了质疑，进而对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强烈期盼，“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注]李大钊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9.。所以中国“宜取以为法”。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逐步受到重视。毛泽东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19-720.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俄国人的路”，被认为是“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注]参见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G]//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88.

对于为什么中国“走俄国人的路”是正确的，毛泽东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其一，这符合世界发展潮流。毛泽东认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59.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的世界性交替的开始”[注]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08.。十月革命使俄国实现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它的影响不再局限于俄国，而是使“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变化，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从这时起，资本主义倒霉了，走下坡路了，社会主义走的是上坡路。”[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80.十月革命重大的政治价值和社会意义，在于向世界展示了新制度的确立和新政权的建立，这就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现实的“模范国”[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G].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454.，所以能够对中国革命产生极强的示范作用。[注]参见陈金龙.十月革命与毛泽东革命话语的建构[J].现代哲学,2012(3):42.其二，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实践上验证了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虽然马克思曾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6.。但是，列宁发现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注]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22.，这一理论是极为契合我国国情的。后来毛泽东就指出，“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1.，这就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有识之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斗志，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其三，指出了中国“走俄国人的路”的可行性。如发挥党组织重要作用。列宁在总结经验时指出，布尔什维克党是组织严密和纪律严格的党组织，“一个能把政治上的反政府态度、抗议和义愤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汇合成一个总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注]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95.1920年，毛泽东谈及俄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在于“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应斯响。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G].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507-508.毛泽东在总结十月革命胜利原因时，就十分肯定布尔什维克党和团结民众的伟大意义。其四，提出革命道路的可延展性，强调取得胜利离不开国际联合。1919年列宁指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这是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注]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3.对这种国际联合，毛泽东十分欣赏，他指出：“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就是能够建立“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57.如果建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那么中国革命将不再孤立，就有可能获得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后来这一可能变成了现实。1948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取得重大成就时说：“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帝国主义制度存在的时代，没有国际援助，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61.由此可见，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是多元的，除了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直接提供援助，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提供了广阔舞台。

三 采用俄国的革命方法是“定向”，是保证中国胜利的必然之方向；“变量”是如何“最宜采用”

对于俄国十月革命为何选择这样的道路，毛泽东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独立的判断。1921年1月1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对于如何解决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有人主张“社会政策”，有人采用“社会民主主义”，还有人欣赏“罗素主义”。那么，对于毛泽东而言，他认为中国革命“最宜”的方式是什么呢？十月革命使他对中国革命“最宜”方式的认识产生了什么改变？

1917年末，也就是十月革命发生后不久，这种猛烈的社会遽变使一些人对俄国充满疑惧。对此当时的《大公报》记载：“俄之过激派欲窃一国之政柄，不惜通敌而弃友私为之也。以是观之，私也者直世界穷极凶恶之恶魔，可以乱全球害国家戕无数无辜人民之生命财产。”[注]冷观.送民国六年[N].大公报,1917-12-31.俄国革命，政权更迭，政潮涌动，使“吾人怵目惊心”。由此可见，以列宁为首的起义者，被国人视为“急进党”或“过激党”[注]参见克伦斯基胜利[N].大公报,1917-11-16;俄京消息之两歧[N].大公报,1917-11-22.。这种激烈为时人所反对，认为理想的社会革命应该像德国“建筑于五十年训练之上，酝酿于四年战事之中，有国民为之后盾，无一革再革之反覆”，民意成熟，自然水到渠成。十月革命虽然功莫大焉，但难以仿效，因为俄国革命缺乏“全俄民意”，虽然成功了，但是“手段流毒”，杀伐太重，终是大失误，不值得提倡。[注]参见君劢.《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第一封信[J].解放与改造,1920,2(14).

但是，也有人意识到，俄国十月革命虽然杀伐手段过于激烈，但其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彻底破除陋规陈习，成效卓著，足以彪炳千古。因此，以列宁为首的先进分子实践新制度，也获得诸多赞誉。[注]参见东荪.论过激派之思想[N].时事新报,1919-04-13.如：对于当时一些社会媒体没有如实报道十月革命，或者任意地错误批判起义者，毛泽东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认为不能主观臆断，而是要对“过激党”进行深入研究。他指出：“过激党这么利害！各位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个甚么东西？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等的空话。”[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G].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310.毛泽东热情赞颂“过激党”的革命行为。“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G].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390.

由此开始，毛泽东对待“革命”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革命方式上，毛泽东最先主张“无血革命”。他指出，关于“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一)我们应有一番选择。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致张起大搅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G].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293-294.。初始，毛泽东认为“急烈”的方法有三个不足：其一，伤害同类，可能导致生灵涂炭；其二，为实现一我之目的滥用强权是封建遗毒；其三，以强权夺取强权，性质一样，不值得提倡。因此毛泽东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反对“炸弹革命”“有血革命”，认为只要如此就可以不致引起大混乱，也就是要采取“温和”革命的方式。为什么有如此态度，这与毛泽东早期的社会思想有关。毛泽东曾主张变革中国应该从改造伦理学和哲学寻求出路。他说：“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家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G].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639.他还指出：“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G].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86.受此思想影响，1918年在毛泽东等倡议下成立的新民学会就是以“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因此，十月革命前，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就谈到，改变中国要“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G].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85-86.。

那时的毛泽东还不懂得暴力等激烈手段对社会变革的重要性，还没有明白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指出：“至若军营里的兵士，就是他们的儿子，或是他们的哥哥，或者是他们的丈夫。当拿着机关枪对着他们射击的时候，他们便大声地唤。这一阵唤声，早使他们的枪弹，化成软泥。不觉得携手同归，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G].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340.毛泽东认为，反动派的军队是由“平民”的儿子哥哥或丈夫组成的，只要平民们大声呼唤，使他们良心发现，进而临阵反戈。他甚至认为：“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乃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G].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341.只要“呼声革命”一实践，所有的“奸人”都会充满恐惧地落荒而逃，这样革命的胜利就会唾手可得。

十月革命后，毛泽东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入研究，深刻理解了推翻沙俄政府，主要是依靠俄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恰如毛泽东所言，十月革命“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如何观察国家命运，如何考虑自己的问题，那就需要比较。毛泽东指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毛泽东先后比较了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列宁主义、罗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最终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是最好的，因为此种方法最有效果。俄国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然后对社会进行剧烈的革命性改造。对于这种方式，毛泽东认为，“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为此，毛泽东曾经多次与蔡和森讨论，最终相信，“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49.1920年12月，毛泽东明确告诉蔡和森：“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注]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4.尽管毛泽东认为暴力革命的方法“恐怖”，但依然赞成十月革命的方法。俄国为什么要进行毛泽东所谓的“恐怖”方法？那是因为，“资本家阶级所采取的策略就是迫使我们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因而我们对旧关系的破坏比原来设想的要彻底得多”。[注]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23.列宁指出：“认为不用强迫手段，不用专政手段，便可以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那就是极其愚蠢和最荒唐的空想主义。”[注]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15.这非常符合马克思的观点，“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用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此后，毛泽东对于革命方式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放弃“呼声革命”的主张，思考“有血革命”。对于十月革命如何给中国带来影响，毛泽东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一声炮响”，就是指彼得保罗要塞炮轰冬宫，是起义士兵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高度概括。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与暴力的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对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一，开始重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核心内容，“谁不懂得任何一个革命阶级为了取得胜利必须实行专政，谁就对革命史一无所知”[注]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67.。1920年，毛泽东在北京期间“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8-389.。特别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三本书，对毛泽东影响特别大。直到1941年，毛泽东还记忆犹新，他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1-22.由此，十月革命更是用实践证明了阶级斗争理论的科学与伟大，这让毛泽东找到了革命的“钥匙”，逐渐认同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其二，是群众的阶级斗争。列宁在革命过程中，充分肯定群众力量的作用，认为革命需要“群众的自发的破坏力量同革命家组织的自觉的破坏力量接近起来并融为一体”[注]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1.。革命离不开大量的群众及其激情的迸发。他指出：“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体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高度和集中地调动起来的时刻，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发的人们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3.他还进一步分析了“革命形势”理论，指出：“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活动(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注]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3.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就是如此，千百万群众受到压迫，逐渐觉醒过来并渴望参与政治。那时的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人民群众。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于1917年夏同肖子升到长沙、浏阳、安化等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随后，创办了工人夜学。在《夜学招学广告》中，毛泽东交代了办校初衷：“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甚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各个写得、算得。”[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G].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94.通过夜学，毛泽东与劳动人民密切了联系，真切地了解了他们的疾苦。但此时，毛泽东如此重视民众，只是因为他认为：“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G].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96.要移风易俗，变化国民气质，必须重视民众。但是受十月革命启发，毛泽东认为十月革命“推翻资本家政府，成功了劳工专政，使世界上另开了一条光明之路”[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实行专政的“劳工”，让毛泽东找到了“一条光明之路”。具体而言，就是民众的大联合。1919年7月，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G].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339.次年，他又指出：“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G].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390.至此，毛泽东对民众及其力量有了全新的认识，即工农只有联合起来，通过阶级斗争的专政，才能建立苏维埃政府，才能形成对抗统治者的力量，才能赢得革命的胜利。甚至，毛泽东还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9.是否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成为划分革命者与反革命者的一个标准。

总之，十月革命对中国而言，提供了发展的新道路；对毛泽东而言，也是为他解决了“确定中的未知”。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指出：“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注]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6.对于十月革命“道路”的意义，列宁也是颇为自豪的。中国革命，就是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就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9149):第26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19-720.毛泽东此时的思想也被“唤醒”，并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既是十月革命非凡影响力的体现，也是毛泽东积极探求和应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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