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基辛格1971年密谈中的台湾问题及日本因素

——基于美国解密档案的考察

张  静

摘要：1971年7月中美北京密谈的主要目的是筹备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及就包括台湾在内的双边、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中国领导人在会谈之初订立“互惠”原则，迫使美方为实现总统访华而必须在台湾问题上作明确表态。美方在先军事后政治的“两步走”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遭到中方否决后，又试图以“日本军国主义复兴”相威胁，实现延长在台驻军、维持美台军事防御关系的目的。但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以高超的外交智慧，最终迫使美方进一步作出反对日本军事实力进驻台湾、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承诺。 

为筹备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事宜，1971年夏，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秘密晤谈。台湾问题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痼疾，也是这次北京密谈中最艰难的议题，双方都在密谈之前就政策内容、谈判原则及策略做了充分的准备。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和谈判策略是什么？其中，日本作为中国近邻、美国盟友、东亚强国，在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谈判上又被赋予了什么样的角色？美国解密档案资料中关于中美密谈的详细记录，为今天追根溯源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一切事情都必须按照互惠的方式来”

1971年7月9日中午，基辛格一行秘密抵达北京。首日会谈于当日下午4点半在钓鱼台5号楼举行，双方分坐在一张铺着绿色台布的桌子两旁。周恩来的两边是叶剑英、黄华、章文晋，基辛格的身旁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霍尔德里奇、洛德和斯迈泽。

以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周恩来请基辛格首先发言。孰料，基辛格便开始从“哲学”层面上大谈对中国的认识：“我们认为，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传统、意识形态和实力，需要它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到影响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所有事务中来。”（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9， 1971， 4：35-11：20 p.m.，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1.） 这样的开场白在起初让中方代表颇为不惯，尽管如此，中方并没打断基辛格的“演说”。接着，他表示此行的主要目的有两个，首要的是议定尼克松访华事宜，其次还将讨论中美间共同关心的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亚洲和国际问题。（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62.）

听完基辛格的宣读，周恩来首先针对基辛格所言“平等”的关系回应道：“首要问题就是平等，换言之，互惠的原则。一切事情都必须按照互惠的方式来。”（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4.）周恩来以犀利的语言为此次北京密谈定下了原则，也给未来的中美关系定下了基调。

既然基辛格在发言中提到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历史，周恩来就给基辛格补起了历史课：“中美人民友谊的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被讨论了。”他回忆道，早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他就对美国记者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页。）随后不久，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于1955年8月1日正式开始。然而，这场持续15年的会谈没能解决中美关系中的实质问题。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基辛格博士所认为的会谈的“官方”性质，“而是在于是否有解决问题的意愿。这是关键”（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5.）。 周恩来的一番话意在提醒基辛格，长久以来中美关系的僵持、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拖沓不决，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没有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

他接着对基辛格此次来华的两个目标评论道：“你的第一个目标同你的第二个目标相连，因为你的第二个目标是进行预备性的会谈，以拉近我们的基本立场，使问题更易于解决。”（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65.） 尽管中方在会谈中始终强调不会为尼克松总统的访华设定前提条件，但这句话不难让基辛格掂量出周恩来前言后语之意：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交待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是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必要成果，即“互惠原则”的真意。

“只有首先解决根本性问题，才能最终解决所有问题”

周恩来接着指出：在十几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国大使总是说愿意先一步步解决小问题，双方再逐渐达成共识。而我们则不断强调，只有首先解决根本性问题，才能最终解决所有问题。因此，我们的立场总是有分歧”。他于是提出：既然尼克松总统自就任以来就不断表达出愿意同中方解决根本问题的意愿，那么双方何不首先谈谈台湾问题呢。（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65.）

“对于台湾问题，我们不得不指责你们政府。”周恩来从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承认台湾为中国内部事务并无意干涉谈起，指责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政策嬗变，提出“台湾地位未定”：“即便到今天，你们的国务院发言人仍在说着这一立场。这是问题所在。如果这个关键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整个问题都很难解决。”（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366—367.）而周恩来在会谈中屡次细数中美关系的历史，目的是在向美方表明：台湾问题的责任在美方，美国人前允后否，立场反复，模糊台湾主权归属，是整个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明确台湾的政治地位问题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

周恩来又述及《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报》中有关日本投降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他对基辛格坚定地指出：

要承认中国，美国必须无条件地这么做。它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毫无例外。这就如同我们承认美国是唯一合法政府，不认为最后一个州夏威夷或者长岛是你们领土的例外。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已经归还中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就让我们谈谈第二个问题：美国必须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全部的军事力量、拆除所有军事设施。这是自然的事情。

当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看来，美国和蒋介石之间，由杜勒斯在1954年签订的条约是非法的，我们不承认。就台湾问题来说，这是关键。（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7.）

在早先筹备基辛格访华的过程中，周恩来曾于1971年5月26日主持商讨中美会谈方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送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这番话，就是按照这份报告的要点阐发的。

对于尼克松和基辛格而言，尽管早已料到，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台湾问题是一个不得不接过的烫手山芋。然而，让他们始料不及的却是，这个热山芋竟然被抛出得如此之早、如此之有力。通过早前中美大使级会谈以及幕后联络渠道与中方的沟通，基辛格曾笃定：中国之所以接受美国对华主动的政策并且做出积极回应，目的不在于从根本上解决大使级会谈中的痼疾“台湾问题”，而在于同美国建立一种对抗苏联威胁的国际态势，解决中国的安全问题。他主观断定：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将会相当灵活。在1971年6月2日接到周恩来邀请他访华的正式邀请函后，基辛格仍按照自己的思路认为：“周恩来再次以最容易获得解决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轮廓：撤走美国军队。”（﹝美﹞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第2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3、886—887、900、933页。）

 显然，周恩来提出的三项条件，包括关于台湾问题的政治地位、美台防御条约及美国在台驻军等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而非简单的撤军，这比基辛格所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美方“挂钩”和“两步走”策略的破产

面对中方提出的要求，基辛格坦承自己有些措手不及：“我注意到，总理的评论超出了我们先前联络中交换的意见。”周恩来回答说：“这是因为，如果要交换看法，每一方就必须把对问题的全部看法都说出来。”（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8.）

那么，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策略究竟如何呢？在基辛格来华之前，尼克松亲自审查了基辛格及其助手准备的资料汇编，令他最为不满的就是对台湾问题的表述，认为立场“不够强硬”：“不到迫不得已，不要表达我们放弃支持台湾的意愿。……与中国人的会谈，不能让人看起来是在出卖台湾。”此外，不要在开篇就直白地谈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已经做了什么或是不再需要在台驻军，而是要强调“尼克松主义”的原则，表明美国没有必要在某个地区永久驻军。总之，应当让中国人感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的意愿是“捉摸不定”的，不能看起来像是“抛弃了老朋友”。此外，尼克松还向基辛格提出了“挂钩”策略：“我们在台湾驻扎的6000名士兵，直接与我们在南越的作战行动相连。所以，如果越战问题解决了，那些军队也就不再需要了。”（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355—357.）言外之意，如果中国想要美国从台湾撤军，那么中国领导人则不得不做北越领导人的工作，协助美国尽快“体面地”结束越战。美国从台湾撤军虽是迟早之事，但若能借此邀得中国对美国结束越战的协助，何乐而不为呢？

基辛格很准确地理解了尼克松的意思。于是，他在会谈中巧妙地向周恩来提出：关于台湾问题，可以分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军事问题，以及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关系演进”两个部分。闻此，周恩来立刻觉察出其中隐藏的内涵，直截了当地表示：“这不同于我们的看法。我们坚持，我们同台湾的关系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并重申中方根本立场：“如果要在中美两国间建立关系，美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回归中国大陆。在这些前提下，美蒋条约将不复存在。”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368—369.）

既然周恩来强调的是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条件，这就给基辛格的反击留下了空档。他说：“我明白您说的关于建交的问题。但是先让我谈谈在我们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台湾在我们关系中的状况。”这就把周恩来的底线条件推延到中美谈判建交时再去解决。按照军事与政治“两步走”的方式，基辛格解释说：美国在削减驻台军力方面已经做出了积极的主动。美国从台湾的撤军计划是：在越战结束后的一个明确的、较短的时间内，撤出与对台防御无关、与美国对越作战相关的三分之二军队；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将逐步减少其余三分之一负责台湾防御的驻台军队。（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9.）

至于台湾问题的政治方面，基辛格接着说：“我们不支持‘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或‘一中一台’的方案。”至于中美建交的问题，他表示：“我们不应当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被迫正式宣布（建交），这么做本身没有实际意义。但是，只要你们和我们达成了基本的共识，我们也不会阻挠双边关系向着这个方向发展。”（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369—370.）这就等于把发展中美两国政治关系的责任推给了中国，迫使中方在建交的政治条件上做出妥协。

最后，他补充说，这些原则是尼克松政府提出来的，中方可以凭信。但是，实施政治步骤的时间还需要双方再做进一步的讨论。他强调：就台湾问题而言，“实施军事步骤比实施其他需要更长时间完成的步骤更为容易”。（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70.） 　基辛格把从台湾撤军一事同越南停战相挂钩，还威胁如果越南难以实现和平，则印支战火将“可能再次打断我们关系的改善，损害我们的利益”。尽管美国在柬埔寨、老挝的军事行动和在其他地区可能发生的行动并不是针对中国的，“但这不可避免地将对我们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基辛格这番话意在向中国领导人施加压力，迫使中方协助促成美越和谈。（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73.）

针对基辛格的表态，周恩来首先重申中方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再对基辛格所言美国政府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态度表示赞赏，认为这显示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很有希望。但话锋一转，他巧妙地以美国国内选举政治为突破点，击破了基辛格以时间为借口、以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为条件向中方施压的意图。周恩来说：“我明白需要一段时间，但是留给尼克松总统的时间并不多了。”尼克松的任期还剩一年半，如果连任，则是五年半，那就到了美国建国200年的时候。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机已经到来，“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就成为影响他能否连任的因素之一”。

尼克松若能成功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毫无疑问，将会有力地推动他成功连任。这一点，基辛格当然心知肚明。但为了不让中方握住要价的砝码，他立刻否认说：“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与总统的连任没有关系。世界和平不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与，这是他毕生的信念。这些决定是基于美国的永久利益而做出的，并非是尼克松总统的个人利益。” 但听闻周恩来屡次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政策立场和中美建交的问题，使得熟谙“挂钩”策略的基辛格内心再次揣测，这是否是中国人在给尼克松的访华设置前提条件。他于是问道：“总理是否将总统与毛泽东主席的会面，同实现建立外交关系相联？或者，两者是否可以分开？”周恩来回答说：“并不是绝对的。……（建交）可以让他们的会谈更轻松。但是，如果你们需要一些时间，我们也能理解。”看到中国领导人并非咄咄逼人，基辛格也坦陈：“我把我个人的推测告诉总理。如果东南亚的战争结束，我们能够在这一届总统任期基本解决涉及台湾的军事问题。我们肯定能在总统第二任期的初期阶段解决政治方面的问题。”（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p370—371.）这样一来，基辛格向中方交出了美方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

但是，基辛格的承诺并没有让周恩来放心。周恩来追问道：“贵国政府对于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是什么态度？美国政府的一些人，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是否给予了支持？”闻此，基辛格似乎有些意外。他回答说：“台湾人？我们不会支持。在世界上很多人的头脑中，中央情报局的能力都被夸大了。”他再次向周恩来保证，他会努力“管好”美国政府的情报部门，美国不会支持“台独”。（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72.）

谴责美国“巩固日本”的企图

7月9日晚饭过后，周恩来和基辛格再次返回谈判桌，双方就世界局势和东亚格局问题进行会谈。针对尼克松于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说中关于中国在未来将同美、欧、苏、日成为世界五个“强大的超级经济力量”的论断，周恩来首先拒绝了“超级大国”的称号：“我们的国家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是相对不发达。所以，目前我们只能表达意见。但是，毛主席在很多场合都说过，我们绝不做超级大国。我们努力奋斗的（国际秩序），是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接着说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真正实现国际局势的缓和，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待彼此。这并不容易实现。”这是因为美国在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度支那以及泰国、台湾，都驻有军队。“如果我们不讨论这些问题，怎么可能平等地相处呢？”他随即将话题转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驻军问题，试图借美国缓和对华关系的势头与美国从印支地区撤军的契机，迫使尼克松政府逐步实现从东亚地区撤军。（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389—390.）

基辛格解释说，美国“插手世界”的状况是历史造成的，是尼克松的前任总统们留下的烂摊子。而“尼克松主义”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形成这样一种原则，即对远离美国的那些国家的防御，不应该成为美国的主要责任。这些防御首先应是他们自己的事务，其次是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责任。只有在超级大国威胁要建立霸权、并且该地区国家自身无力抵抗的时候，美国才应当干预。”（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392—393.）

那么，美国在从东亚抽身时，是否会扶植其东亚盟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呢？这才是周恩来的担忧：二战结束后，美国为日本提供防御保障，使得日本在压缩军费开支的同时，能够大力发展经济，经济实力迅速壮大。但是，“如果你们现在从远东撤出所有外国军队，你们的目的必然是巩固日本，使它成为你们在远东控制亚洲国家的先锋队。我们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谴责你们”。（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90.）

关于美国从东亚撤军以及日本威胁的问题，基辛格也是有备而来。利用中国领导人对日本军国主义威胁的担忧，强调美国在亚洲驻军的必要性，是基辛格行前尼克松叮嘱基辛格的策略之一：“要清楚地向中国人强调日本未来发展的威胁性。要让中国人意识到，许多国家都很关心亚洲局势，特别是在美国撤出后日本的角色。就日本而言，很明显，他们拥有迅速重建军事实力的能力、资源和知识。美国的完全撤军或在这一地区错用武力，都会重新点燃日本的好战性，给我们所有人带来极大的危险。”（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55.）这自然成为基辛格面对周恩来要求美国从东亚撤军的辩解之词：“我们同日本的防御关系，可以使日本不实行侵略政策。如果日本觉得被美国抛弃，发展自己的军工业，或者如果制造核武器——这对他们来说很简单——那么我认为，您所表达的担忧确实有必要。”（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94.） 由于已近夜深，周恩来并没有在日本问题上继续深究下去。

周恩来与基辛格在北京的第一次会谈，持续了将近7个小时。晚11时20分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等人连夜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当周恩来讲到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军队时，毛泽东表示：“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当汇报到日本问题时，毛泽东指示：“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2页。）接下来的会谈，中方正是按照毛泽东这番指示，继续展开的。

美方承诺“只要在我们能够控制日本的程度之内，我们将反对它这么做”

7月10日至11日，周恩来和基辛格在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又进行了三次会谈。7月10日下午的会谈中，周恩来首先针对前一天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两步走”策略指出：台湾问题的解决，不能将军事方面的撤军同台湾的政治地位及归属问题分开，军事与政治两方面应同时、同步。若要实现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政府需要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以下表态：

它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它必须承认台湾属于中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经归还中国。

正如你昨天所说，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并且不支持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

此外，你昨天已经明确指出，你们的国务院发言人不再重复他所说的台湾地位未定。

周恩来接着质问道：“如果这些问题不在贵国总统访华期间得到解决，那么他访问的成果是什么呢？”不等基辛格回答，他便坚定地说：“如果总统的访问已经决定并得到确认，就应当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他重申：“当然，我们并不将此作为总统访华的前提，但是……如果这些问题被搁置，那么存在于我们双方的紧张关系将会持续下去。”（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 401.）

在前一天的会谈中，基辛格将台湾问题分为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并且把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责任推到中方。而周恩来的这一表态，是对美方试图以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诱使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做让步的反击，表明中方不害怕中美关系再次陷入紧张僵化的状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着重向基辛格谈了中国关于世界大乱的看法，又击中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以“苏联威胁”迫使中国领导人就范策略的要害：

过去25年的历史中，火药桶到处爆炸。按照我们的哲学，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昨天的会谈，大多是外交辞令。今天，我想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告诉你……中国最差的打算，就是再次被瓜分。你们可能会合起伙来，苏联占领整个黄河以北，你们占领整个长江以南，两河之间的东部留给日本。

“如果发生这样的天下大乱，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准备怎么办呢？”周恩来自问自答：我们将会准备打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通过长期的战斗，夺取最终的胜利。……我们将以此来教育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下一代，并且确保胜利之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真正发展起来。

他还举毛泽东1959年阔别32年后回家乡韶山时所写“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词，来说明中国人为巩固新中国随时准备作出更大牺牲。（FRUS， 1969—1976，Volume XVII，pp 403—404.）

接着，针对前一天的会谈中美方提出要将从台湾撤军同越战进展相“挂钩”的策略，周恩来尖锐地指出：这是美国的“拖延”战略，想“走一步看一步”。而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在你解决问题之前，把它搞得如此复杂，以至于无力阻止事情的发生”。他更加具体地说：如果美国还没有决定采取哪些政策、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计划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而是走一步看一步，那么结果很可能使日本势力插手台湾。“这是因为，一旦美国先从台湾撤出部分军队，再观望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那么蒋介石就会明白你们在做什么，就要另寻他途了。……如果他觉得美国靠不住，他就会找日本，而日本自己也想卷进台湾，并且已经认为台湾在它的安全范围之内。”因此，周恩来坚定指出：“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相联系，还同其他所有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相联系。如果你们的总统要来中国却对这个问题不表明一个清楚的态度，那么这会给世界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呢？在我看来，这是难以想象的。”（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405—406.）

在周恩来的施压下，基辛格不得不对中方在台湾问题上所提五点要求表明态度。中方的五点要求是：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三、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四、不支持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五、不再提“台湾地位未定”。基辛格表示：“其中四点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并且保证尼克松在访华时会向毛泽东重申：“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不支持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不支持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而“台湾属于中国”一条，基辛格认为其他三点满足之后，这一点自然就实现了。“因此，只有一点，我们要等到大选之后，这就是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FRUS， 1969—1976，Volume XVII，pp411—412.）

随后在周恩来的追问下，基辛格再次重申美国政府对于台湾独立运动的态度：“我们不会给予任何支持，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我们不能为没有美国参与、没有美国支持的事情负责，因此，我们不会以任何形式支持它。我重申，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美国支持它的情报，请告诉我，我会立即制止。”（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415.）不仅如此，基辛格还表示，尼克松政府不仅不会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而且绝不会支持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大陆的进攻。（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433.）

对于基辛格在第一天会谈中提出的美国在日驻军可以防止日本重整军备、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论点，周恩来的回应“严厉而精准”，目的也是要迫使美方明确表达政策态度。他指出，在中方看来，“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兴”，而始作俑者便是美国：“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受到你们两国在1969年声明的鼓励和支持。”“日本第四防御计划的总开支，是前三个计划的1.5倍。第四个计划超过160亿美元，而前三项计划只100亿多一点。”而第四防御计划远远超过了日本自身的防务需求。按照目前日本的经济实力，日本可能不需要五年就能完成这项计划。（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406—407.） 对此，基辛格承认，日本拥有自我防御的能力。他承诺：“我们不会鼓励、并且事实上我们反对日本的军事扩张。”（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422.）

在7月11日基辛格临行前的会谈中，周恩来又再次提到了台湾问题。在前两天中方提出的五点要求之外，又提出两点：第一，中美建交时，美国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必须废除；第二，针对日本，美国需承诺，美军撤离台湾之前，不让日本军队进驻台湾；控制日本不参与“台湾独立运动”。对于第一点，基辛格表示，美国政府非常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对于美台“废约”的要求，在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中国政府坚持的中美建交的必要前提。而对于日本，基辛格承诺：“只要在我们能够控制日本的程度之内，我们将反对它这么做。”（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446—447.）

结 语

在基辛格来华之前，尼克松和基辛格定制了一整套谈判策略。他们认为，中国改善对美关系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抗衡苏联威胁的迫切之需，因此中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将呈现灵活姿态。那么，华盛顿就可以通过增加北京对于苏联威胁和日本在东亚发展趋势及“军国主义复兴”的担忧，以实现三方面的目的：其一，利用北京对苏联威胁的担忧，促使北京同意暂时搁置台湾问题或做出妥协。其二，将台湾问题分为从台湾撤军和从政治上承认“一个中国”两步走，在军事方面，将美国从台湾撤军同结束越战相“挂钩”，迫使中国人为缓和中美关系并解决美军驻台问题，向北越领导人施加与美停战和谈压力；在政治方面，将“一个中国”的政治表态推延至讨论中美建交时再解决，迫使中方进一步主动缓和中美政治关系。其三，利用中国领导人对日本“军国主义复兴”的担忧，强调美军驻台的必要性，延迟从台湾撤军。（Department of State， U.S. Strategy in Current Sino-U.S. Talks， Secret， Strategy Paper， January 21， 1970. DNSA， Item Number： CH00120， pp7—8； Memorandumfor the President's File， Subject：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Dr. Kissinger and General Haig， Thursday， July 1， Oval Office， Washington， July 1， 1971，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p354—357.）

 然而，中国领导人在谈判桌上一一打破了美方的谈判策略。周恩来先发制人地提出“互惠”的谈判原则，这就戳破了以“和平”、“平等”等措词伪饰其现实主义外交原则的基辛格的“道德”外衣，为解决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中的障碍、也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订立了基本的原则。按照互惠的原则，周恩来巧妙地利用尼克松访华的希望，尽管并不为尼克松的访华铺设任何前提条件，但提出尼克松访华的成果之一应当是中美双方就解决台湾问题达成一致方案。这就使美方设计的分军事和政治两步走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破产，并将缓和双边关系的责任分担给美方。

关于与苏联和日本的关系，与基辛格的料想完全不同，中国领导人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并没有表示出担忧，更没有乞求美国援助之意。周恩来更为关心的是日本未来的发展趋向及其对台湾的意图。按照毛泽东有关“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指示，中国领导人向基辛格展现了中国人不怕牺牲、不怕恫吓、不怕侵略的勇气和立场，从而反制美方承诺将压制日本觊觎台湾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