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祥地：上海老渔阳里2号

徐云根

位于渔阳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在上海市黄浦区（原卢湾区）南昌路和淮海中路之间，有一片旧式石库门里弄建筑，被称作渔阳里。渔阳里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弄堂，一头连着淮海中路（原霞飞路），一头连着南昌路（原环龙路），靠近淮海中路的一段街坊被称为新渔阳里，靠近南昌路的一段街坊被称为老渔阳里。一南一北两个渔阳里在中共革命历史上都不同凡响，蕴藏着重要的史迹。在新渔阳里曾经设有中共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第一所培养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学校—外国学社，中共第一个通讯社—华俄通讯社。本文要说的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这里被誉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祥地。

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陈独秀的寓所 

老渔阳里始建于1912年，内有砖木结构两层石库门楼房8幢，其中的2号楼坐北朝南，为二层砖木结构的旧式石库门住宅，原为辛亥革命时期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私宅，人称“柏公馆”。这个“柏公馆”后来成为陈独秀在上海的住所，也是因为柏、陈二人有过非同一般的历史交往和革命友谊。

陈独秀是安徽安庆人，柏文蔚是安徽寿县人，辛亥革命的大潮将分居安徽一南一北的二人联系了起来。1904年陈独秀在安徽芜湖组建了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并自任总会长，成为安徽地区资产阶级革命领袖。柏文蔚则是岳王会南京分部会长，两人的革命友谊初步形成。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安徽于11月8日宣布光复。由于首任都督朱家宝治皖无方，革命党人孙毓筠取而代之，并电召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辛亥革命失败后，孙毓筠北上投靠袁世凯，时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军司令的柏文蔚接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因陈独秀“学识优长，宗旨纯一”，再度被任命为都督府秘书长。两人合作默契，曾有“武有柏、文有陈”之谓。当袁世凯倒行逆施，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两人迅即响应，宣布安徽独立，组织讨袁军。陈独秀为此以第一要犯之身遭到北洋政府通缉，被迫逃亡上海，且惨遭袁世凯爪牙抄家，被首鼠两端的驻军首领龚振鹏扣押，险些丧命。经此大难，这对志同道合的老友，关系自然更深一层。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成了思想界的明星，同时，也遭到了北大保守势力的憎恨、排挤和北洋军阀政府的逮捕、迫害，被迫于1920年2月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京返沪。2月19日，逃离了北洋政府控制，从北京来到上海后的陈独秀因无处安身，不得已先下榻于惠中旅舍。惊魂未定时，又遭疾病缠身，后被好友汪孟邹接到亚东图书馆养病并暂住。得知曾经患难与共的辛亥老友陈独秀居无定所，柏文蔚恰逢另有重任离沪（一说迁居新渔阳里），便将老渔阳里2号这栋宅邸交由陈独秀一家居住。4月间，素来性格刚强、不轻易接受他人馈赠的陈独秀，迁居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的“柏公馆”，从次开始一段传奇岁月。

据考证，陈独秀从1920年4月正式移居老渔阳里2号，至1922年9月下旬离开上海前往北京转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其间，陈本人曾经四度离开或被迫离开。一是1920年12月至1921年8月应邀赴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二是1921年10月4日至26日被法租界巡捕房首次逮捕；三是1922年8月9日至18日被巡捕房第二次逮捕；四是1922年8月29日至30日曾秘密去浙江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 

▲ 渔阳里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图为上海复刊的《新青年》杂志）

二、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地 

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往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的途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问题。李大钊认为：“凡为一个团体，必须有明确的主义”，“旗帜要举得鲜明”。这时的陈独秀也已经将关注的目光从青年学生转向工人大众，从思想文化的传播转向建立共产党组织。

与此同时，我国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和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东方局的维经斯基以记者身份到中国来了解情况。随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夫人、秘书马迈耶夫和翻译杨明斋等。他们到达北京后，借助苏俄驻中国使馆，找到在北京大学教授俄文的俄侨鲍立维，经他介绍同李大钊会晤。随后，在李大钊主持下，一些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同他们进行过几次座谈。李大钊又介绍这一行人到上海会晤了陈独秀。

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后，陈独秀引荐他们同《新青年》的编辑和撰稿人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邵力子、《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沈玄庐、《时事新报》的编辑张东荪等人，进行多次座谈。据陈望道回忆：“我们（指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要彻底改革旧文化，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维经斯基提出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1920年5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邀请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俞秀松、沈仲九、刘大白等参加，组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酝酿建党的问题。由于当时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人态度并不一致，陈独秀不得不多次组织开会，商讨建党问题。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经过两次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正式成立，选举陈独秀为书记，这是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当时，这个组织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有10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此后不久，围绕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了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以后，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1920年8月，陈独秀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张申府，建议他们在北方发起建立组织。北京的基础较好，早在1920年3月已经成立了以五四运动骨干和积极分子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

之后，又相继推动了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旅日、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中共上海早期组织起到了“临时中央”的作用，所以又被称作“中共上海发起组”。参加过我党早期革命活动的葛萨廖夫在其所著《中国共产党简史》中说：“上海小组为建立全中国性质的共产党打下了真实的基础，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正中心。”

三、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编辑之处 

1920年4月，离开北京的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也迁回上海，编辑部就设在老渔阳里2号的寓所。1920年9月1日，经历过一番思想上的重大转型，陈独秀成了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定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第八卷第一号起，他将自己苦心经营了5年、视为生命的《新青年》正式改组成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领导的社会主义刊物，编辑部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袁振英、沈雁冰等人。改组后的《新青年》，设有新论、通信、随感录等栏目，而且注重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特设“俄罗斯研究”，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引导读者。1921年1月，法租界以《新青年》为“过激派”刊物为由，宣布“不准在上海印刷”。于是，从第八卷第六号起，《新青年》改在广州出版。

几乎在同一时期，为了推动和加快建党的思想舆论准备工作，更直接更全面地向进步知识青年进行社会主义和党建理论教育，1920年11月7日，李达主持创办了半公开的大型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编辑部就设在他所住的老渔阳里2号，后来随李达搬往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号）。1920年8月，李达为“找同志干社会革命”，从日本回国投奔陈独秀，陈独秀就留他住了下来，还为李达和王会悟操办了婚礼，二人的新房随后就成了《共产党》月刊的编辑部所在地。李达担任主编的《共产党》月刊，适应了各地建党的迫切需要，受到热烈欢迎，将其视作必读刊物，甚至远在海外勤工俭学的游子们也争相传阅。从1920年11月7日创刊至1921年7月（党的“一大”后停刊），虽然仅仅出版了六期，但它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进行了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从思想上统一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认识，进而达到组织上的统一，为正式创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同志曾经用“旗帜鲜明”四个大字高度赞扬过《共产党》月刊。由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共产党》月刊和《新青年》在内容上有所重复，建议两刊合并，代之以一份新的周报。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在老渔阳里2号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刊物—《劳动界》。该刊仍由陈独秀担任主编，用通俗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1921年1月停刊。此外，就在创办《共产党》月刊的那些日子里，由陈独秀执笔，“小组”的笔杆子们参加讨论，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这篇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没有公开发表过。它的中文稿原件，迄今不知下落。1956年，当苏共中央向中国共产党中央移交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内中存有这篇宣言的中文稿。但这一中文稿不是原件，是根据英译稿还原译成的。

四、中共第一个中央局机关办公场所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7月30日会议遭租界巡捕干扰，最后一次会议被迫转移至浙江嘉兴举行。会上通过了我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了中央局领导机构，尽管陈独秀当时在广东忙于筹备办校，没能出席中共一大，但是由于他的威望和资历还是被推选担任党的总书记，此外，北京代表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上海代表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

中共一大后，因陈独秀尚在广州，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1921年8月，陈独秀返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中共中央工作部就设在他的家里。李达曾经回忆说“九月间，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厅长，回到上海来任中央局书记，他住在老渔阳里二号（他家住楼上的）。中央三人的集会，是在老渔阳里二号的楼下客堂，或厢房举行的。”

1920年10月4日，法租界巡捕闯入陈独秀寓所，以出售《新青年》和“公然煽动他人”两罪逮捕了陈独秀，同时被捕的还有陈的妻子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人。后经由马林等营救获释。1921年11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第一次以“中央局书记”（英文署名为T.S.Chen）的名义，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对党的组织、宣传工作作了部署。要求各区全力组织铁路工会，特别强调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明年七月前发展党员至30人；成立执行委员会；同时发展青年团组织，在1922年7月前团员超过2000名；建立铁路工会，注意开展青年及妇女运动等，以便1922年7月召开二大时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

除了主持开展中央日常工作外，主要就是筹备召开中共二大。陈独秀是中共二大各种文件的主要起草人，他被中共二大推举为起草委员会负责人，与张国焘、蔡和森共同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决议案。中共二大的宣言和决议，既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陈独秀对中国革命与党的纲领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的集中体现。中共二大是陈独秀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仅是他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期间主持召开的唯一一次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列席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共产国际存续24年（1919—1943年）间，唯一一次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列席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二大被认为是中共创建过程真正完成的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

1921年10月和次年8月陈独秀连续两次在老渔阳里2号被捕，引起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注意，决定让陈独秀单独隐蔽起来，其地址不告诉任何人。

1922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迁往北京，陈独秀本人也奉命前往苏俄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老渔阳里2号作为陈独秀住所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历史使命就此结束。

五、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在此确立信仰 

陈独秀入住老渔阳里2号以后，这里很快成为中国第一批共产党人聚会、学习和交流马克思主义，从而孕育发起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场所。同时，在陈独秀的影响下，很多早期的共产党人都是在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走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道路。

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上海找到陈独秀后，在老渔阳里组织过几次座谈。由于多次的座谈，一些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俄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1920年5月，陈独秀计划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首先找了《星期评论》社的李汉俊、由浙江来的陈望道、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邵力子，还有星期评论社的施存统、俞秀松、刘大白、沈仲九等，经常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和改造中国的问题。陈望道回忆说：“大家住的近，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那时候，我们时常在环龙路渔阳里开会，陈独秀住在这里，我后来也搬到这里来住。”

1920年6月，第二次从北京来上海的毛泽东前往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和马列书籍。毛泽东回忆说：“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张国焘回忆：“1920年7月他从北京来到上海，前往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陈独秀大为高兴，表示正要找我商谈共产主义运动的事情，热忱邀请我住在他家里，以便从长计议。”

林伯渠也回忆说：“1920年12月，我到了上海会见陈独秀，遂加入当时的上海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国文部编辑沈雁冰，他的才干、思想和文学主张，一直颇受陈独秀等人的关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上海成立时陈独秀即邀请他参加，并嘱其为《新青年》等刊物撰稿。后经李达、李汉俊介绍，沈雁冰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了中共最早党员之一。

来自湖南的李中也是在陈独秀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热心从事工人运动，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做工期间，通过同乡和知心朋友的工友，广泛联络工人群众。陈独秀对李中非常赏识，随后邀请他搬到自己家里居住。正是在老渔阳里2号，李中结识了李达、陈望道、李汉俊、李启汉、俞秀松等同志，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思想理论水平不断提高，1920年8月，李中首批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入中共上海早期组织。

如此说来，老渔阳里2号真正是一处了不起的历史遗迹。

（作者单位：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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