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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借《贺新郎》词炮制的开国领袖婚外情的无耻谣言

驳借《贺新郎》词炮制的开国领袖婚外情的无耻谣言

长河红阳

驳借《贺新郎》词炮制的开国领袖婚外情的无耻谣言

长期以来,在内外反动派制造的谣诼中,攻击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占有很大一部分。在这些关于毛泽东的谣言中,对毛主席的私人生活进行黑化、污名化,是它们的一贯手法。敌对势力在制造相关谣言时,为了显得“有凭有据”,往往喜欢从毛主席自己的诗词作品中寻章摘句、掐头去尾、东拼西凑、添油加醋,乍一看还真能唬住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

在关于毛主席婚姻生活的许多无耻谣言中,有一个是关于写于上世纪20年代的词作《贺新郎》的对象的。近些年来,不断有人通过所谓的“考证”“还原真相”试图证明,这首词不是毛泽东写给自己的妻子杨开慧的,对象另有其人。换言之,毛泽东在和杨开慧婚姻期间还有一段婚外情。相关的文章,代表性的至少有两个:《毛泽东的婉约情词<贺新郎>是写给谁的?》http://ah.people.com.cn/n/2015/0602/c358327-25089640.html

《毛泽东和陶斯咏在周南照了张相》http://www.library.hn.cn/wlzz/2007/ttsd/20070716203126.htm

前一个文章,作者是徐焰少将,是军内著名的学问家。后一个文章,作者“非牛”,没什么名声,但是他文章记录的是一位“专家”的口述,此“专家”——彭明道,是“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湖南广播电视厅退休干部”,看上去也是有些“能耐”的。而且呢,在徐焰少将的文章里也在征引这位彭专家的结论,可见,在这段“隐史”上,这位彭专家的研究徐焰将军是信从的。所以,本文的质疑从这位彭“专家”开始。

“专家”看过“年谱”么?

这位彭“专家”这样说:

【经过考证,我认为,毛主席的《贺新郎·别友》不是写给杨开慧的。我查过毛主席年谱,写这首词的时候,毛主席和杨开慧不在一起。毛主席写这首词是1923年12月底,他这个时候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的一大,杨开慧刚生完毛岸青不久,还在板仓坐月子。】

这就是彭“专家”的立论。立论的根据:《毛泽东年谱》。那么,《毛泽东年谱》对这一段历史的记述是什么样的?真如他所说?《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12月版 )第117页上这样写道:

【12月底 奉中央通知[1]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贺新郎·别友》词赠杨开慧: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人有病,
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
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
又恰象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
和云翥。】

从“年谱”上看,毛主席在12月底从长沙前往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不是彭“专家”说的“他这个时候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的一大”!毛泽东主席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的日期在1924年初了!看“年谱”119页:

【1月中旬 和国民党部分代表乘轮船离开上海到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月20日——30日 作为湖南国民党地方组织的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个彭“专家”看过《毛泽东年谱》么?!显然没有!

按着“年谱”的记载:

【9月16日 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长沙,在湖南筹建国民党组织】

也就是说,从1923年9月16日到12月底,毛泽东主席基本上在长沙和妻子杨开慧、儿子毛岸英生活在一起,当年11月13日次子毛岸青在长沙东乡板仓出生。

“毛主席写这首词是1923年12月底,他这个时候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的一大,杨开慧刚生完毛岸青不久,还在板仓坐月子。”,彭“专家”是这么说的,那么这个彭明道的妄说是从哪里来的底气呢?在这个问题上,类似的说辞在徐焰少将的文章里有所显示,稍后在质疑徐焰的部分一并解决。

咬文嚼字显无知!

彭“专家”还这样说:

【另外,毛主席何等英明,他不会分不清妻和友的区别,如果是给杨开慧的,他应该会写“别妻”。】

瞅瞅这个狗屁不通的彭明道,彭“专家”!拿出这个当证据,无知透顶!在毛泽东、杨开慧,周恩来、邓颖超那一代革命家中间以“友”作为夫妻间的互称太正常了!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版的《周恩来传》第四卷1939页上,就有这样的文字:

【从十二日(1976年1月12日)起,首都各界群众四万多人有秩序地陆续前往天安门广场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大厅,沉痛悼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以及其他方面的单位和个人敬献了花圈。邓颖超所送的花圈的缎带上写着:“悼念恩来战友——小超哀献”。】

周总理和邓颖超是夫妻,但是,更是革命战友!他们夫妇就是以“友”相称!这些革命家们的结合,就是先以共同的革命志向相互吸引靠近,再结为生死伴侣的!

杨开慧和毛主席的是夫妻,但是,这样的夫妻可不是寻常的饮食夫妻,是有共同远大革命志向的革命伉俪。在当时,共产主义被统治中国的所有旧势力视作洪水猛兽,践行共产主义、干革命就是战斗,是要有付出牺牲的准备的。这样的夫妻,亦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以“友”字为词冠名送给妻子有什么不可以的?!中共的革命家们,先为战友后为夫妻者多得很,以“友”字互称的夫妻很有!

这个彭明道,这个彭“专家”,在“妻”与“友”上咬文嚼字,不过蜀犬吠日!乃是浅薄低下至极的无耻之徒!

无凭无据的老革命证言

这位彭“专家”还有话:

【(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易礼容回到长沙,我去采访过他。讲起毛主席的诗,易老说,这个可能是写给陶斯咏的。另外,我也问过肖永毅。肖永毅的母亲和杨开智(杨开慧的哥哥)的夫人是亲姐妹,另外,肖永毅的父亲肖道五也是新民学会会员,肖永毅讲,这个《贺新郎·别友》也很有可能是写给陶斯咏的。】

文字里的这位易礼容(1898—1997),字润生,号韵珊,是新民学会会员、共产党早期党员,曾经和毛泽东一起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和毛泽东相识很早、交情不浅。从这位革命老人口中是能采访出一些历史隐史的。但是,这样的采访是在何年何月何日?你这个采访者应该能记得吧?你怎么不说说呢?精确不到日子,年月总该有么!可是,这个彭“专家”却含混一句“80年代”,糊弄谁呢?再者,放下日期不讲,在什么地方易礼容发证言的?在场的还有些谁?这个也忘记了?这些能给证言添分量的要素一个都没有,居然就把干干净净的毛泽东往事“考证”出“香艳”味道,你这份“功夫”实在惊世骇俗!

还有文字里提到的肖永毅这个人的证言,这位彭“专家”同样没给出采访、问询的准确时间和采访地点以及见证人!非如此,不足以信口胡诌!

耐人寻味的是彭“专家”的这句话:

【我大概是1996年就写了篇万把字的《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写给谁的》,一直没地方发,后来,周实的《书屋》杂志,在2001年的第二期,把我这篇文章发出来了。好家伙,文章发出来后,好多人批评我。】

呵呵,“批评”你?该不是骂你吧?就你那蜀犬吠日的一点点“学问”,该骂!

依着上面的文字,1996年——2001年前,这个彭“专家”的“大作”一直被埋没,凑巧的是易礼容老人在1997年3月28日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99岁。有玄机哦。我很怀疑1996年彭明道是不是有这个“大作”,因为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谁知道这个“大作”是不是在易礼容老人去世数年之后编出来的?窃以为,就算他1996年有这个大作了,在易礼容老人在世的1996年他也是不敢发表的!被活着的易礼容老人追究造谣之责怎么办?一个对着《毛泽东年谱》大放厥词:“我查过毛主席年谱,写这首词的时候,毛主席和杨开慧不在一起”的无耻无行之辈,一个连采访易礼容老人的时间、地点、在场见证者都说不清楚的“专家”,无论写什么都是在造谣!

干干净净的历史与无中生有的攀咬

接着看彭明道/彭“专家”的发现:

【因为研究毛泽东诗词,我对陶斯咏有点了解。但了解不是很多,长沙和湘潭的党史办和史志办,周南中学,省档案馆,都查到了,但没查到什么,她的资料少得可怜。……1920年吧,易礼容(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他们在长沙大公报上登广告,发起成立文化书社。文化书社是做什么的,卖书的。主要是卖一些进步书籍。
陶斯咏加入了这个书社,她拿了10块光洋出来。拿10块光洋的只有3个。姜济寰一个,毛泽东一个,再一个就是陶斯咏。姜济寰是长沙县的县长(知事)。其他,周士钊拿了2块,易礼容拿了一块。
文化书社成立后,易礼容是经理,毛泽东是特别交涉员。进货、和外界打交道基本上是毛泽东。陶斯咏只是普通会员。
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的成员到周南聚会。这一天落雪,毛泽东、陶斯咏他们在周南照了张相。这张相现在还在周南中学。】

就这么点少的可怜的陶斯咏的材料就能让彭明道杜撰出一个毛泽东的“婚外情”。这段干干净净的历史,我怎么也看不出开国领袖和这个陶斯咏能有什么“感情”纠葛,难道只因为这二人一男一女?都是新民学会的成员?嚯,这个编故事造谣的能耐比吸血的蚂蟥厉害万倍。蚂蟥吸血,那是要有人下水才能办到,可是这位彭“专家”看到了水中人的影子就能跃出水面咬人吸血,这个彭“专家”,更像是一个编小黄书的变态老汉!

再看彭“专家”的说辞:

【也就是1921年,陶斯咏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去进修过一年。这年7月,毛泽东收到共产国际寄来的200块光洋,喊老大哥何叔衡一起去上海开会,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一大开完,每人又发了50块光洋。陈公博带着他的老婆杭州玩去了,别的也个干个的事去了。毛泽东返回长沙途中,特意绕道南京看了下陶斯咏。】

看到了么,“毛泽东返回长沙途中,特意绕道南京看了下陶斯咏。”不一般哦!

可是在《毛泽东年谱》,我翻到的这段历史是这样的:

【8月上旬(按:1921年) 到杭州、南京一带游历。在南京,看望周世钊以及在东南大学暑假补习班学习的陶毅(陶斯咏)、吴钊等六人。(83页)】

从哪里能看到毛泽东是专程看望陶毅(陶斯咏)的?

更像是阴谋中的“污点证人”在胡乱攀咬!

专著与“考证”,信哪个?

彭“专家”的垃圾文我就切割到这里。不过这个谣言,从彭明道后有了接棒手,这个接棒人乃是我国军内学问家徐焰少将,他的文章《毛泽东的婉约情词<贺新郎>是写给谁的?》,就从彭明道这里“取经”不少,其中与彭“专家”的《毛泽东和陶斯咏在周南照了张相》的雷同处我不重复了,只说徐焰文章的不同处。在这篇文章的“手书赠丁玲的《贺新郎》原本,更体现昔日情感”一节中这样写道:

【《贺新郎·别友》被认定是写给陶斯咏的,还有一个佐证,那便是1937年毛泽东曾抄录此词赠给女作家丁玲。这个于1928年在文坛上以“沙菲女士的日记”一举闻名于全国的共产党员作家在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脱险后在1936年11月赴陕北。毛泽东不仅写了一首《临江仙》称赞她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在丁玲自我介绍曾是陶斯咏的学生后还手书了《贺新郎》一词相赠。这首词是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稿本,比后两个版本更有婉约之气且情柔更深,全文是: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惨然无绪。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翻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
曾不记:倚楼处?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根缕。
我自精禽填恨海,愿君为翠鸟剿珠树。
重感慨,泪如雨!
应该说,这首《贺新郎》可能是最早版本,在目前看到三个版本中最符合作者当年的创作意境。这首词略有悲凉之气,而且像“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以及“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一类的词句,可谓情诗的佳作。
毛泽东平时将自己的诗词赠人时,往往都含有深意。他知道丁玲曾是陶斯咏的学生,便手书这首情词相送,很有可能是触发了年轻时那段难忘情感而发。】

徐少将的断语虽然说的是“很可能是触发了年轻时的那段难忘情感而发”,但是言之凿凿要传达的是“不容置疑”。

在一篇《丁玲在延安最美好的一段岁月》http://book.ifeng.com/a/20150723/16468_1.shtml里对此事有详细的说明,文章的作者是李向东、王增如,这两位先生是《丁玲传》的作者。

【有时毛泽东一边谈话,一边用毛笔抄几首他自己填的词或者他喜欢的词,有几首就给了丁玲,其中有1925年作的《沁园春·长沙》,1927年的《菩萨蛮·黄鹤楼》,1935年的《念奴娇·昆仑》和《清平乐·六盘山》,1936年的《沁园春·雪》等,都写在毛边纸上。笔者见过丁玲收藏的毛泽东诗词手迹的复印件,与官方的权威版本稍有不同。《沁园春·长沙》的最后两句是:“向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菩萨蛮·黄鹤楼》最后两句是:“举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念奴娇·昆仑》的开头是“试问昆仑:为谁来装点许多银物?”末尾“安得倚天挥宝剑”一句,将“挥”字改为“抽”,接下来是:“把你挥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遗美,一截留中国。太平世界,环球一样凉热。”“一样凉热”原为“同此凉热”,又将“同此”改为“一样”。《清平乐·六盘山》末两句是:“今日长缨在手,他年缚住苍龙。”《沁园春·雪》中是“绝代姿容,成吉思汗”。各首只写了词牌,无题目,《黄鹤楼》一首连词牌也没有。另有一首词为:“洋场十里明如画/灯前走笔难成话/也得一长篇/风来听我宣// 繁花三月暮/人在春深处/不要问繁花/单单送彼家”。不知出自谁手?
朱正明记得,在丁玲“一本普通纸张装订好的小册子”里,“有许多人的题词。毛泽东亲笔写着一首很长的诗词,是他以前写给亡妻杨开慧在生前的一首旧词。我只记得那是一首美丽的而且是充满着革命的雄壮情绪的诗……”】

在这段文字里,毛泽东主席赠给丁玲的有名目词的中,是找不到徐焰少将说的那个《贺新郎·别友》词的。当然,也就没有那个由丁玲想起陶斯咏,并把写给陶斯咏的词再赠给丁玲的桥段。而且呢,当时一个叫朱正明的左翼文学青年还见到毛泽东主席把写给亡妻杨开慧的一首词赠与丁玲。这个词是什么?文章没说,是公认的《虞美人·枕上》?不过这个词里可不是朱正明说的:

【一首美丽的而且是充满着革命的雄壮情绪的诗】

从朱正明的描述中,符合这样意思的倒应该是《贺新郎·别友》。

我该信《丁玲传》的论断呢?还是新徐焰少将讲说的故事?从徐少将对蜀犬吠日的彭明道、彭“专家”的热捧来看,还是信从《丁玲传》比较好。

什么是“知己”,分得清么?

徐焰将军的文章还有这样一处不同:

【毛泽东珍视同陶斯咏的情感,反而能体现出当年这位“润之先生”志向高远。若论才华,陶斯咏在长沙曾有“江南第一才女”之称,据说又是才貌双全,家中更是省内富豪。陶本人对毛泽东充满敬慕,后来又一直未嫁,至1931年不幸病逝,年仅35岁。毛泽东当初若想追求荣华安逸,同陶斯咏结合是最好选择。但他最终却选择了一条不惜舍家舍命的革命道路。面对“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的旧情人,尽管心碎到“重感慨,泪如雨”的程度,以政治理念为择偶标准的毛泽东还是毅然斩断旧情。杨开慧在政治上完全跟随毛泽东,于1921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并甘当斗争中的助手,自然被选择为妻子。
今天的人可以试想一下,像陶斯咏这样一个习惯于富裕生活只想“教育救国”的小姐,能跟随毛泽东下乡搞农民运动吗?能上井冈山过穿草鞋、过吃红米饭、喝南瓜汤的日子吗?显然这是很难办到的。只有像杨开慧、贺子珍这样的女性,才能跟随毛泽东历尽革命斗争和战火中的艰辛。】

徐将军的考证中我们看得到,毛主席和陶斯咏是不同的两类人!一个是“不惜舍家舍命”干革命,一个是“只想‘教育救国’”的小姐,这样的不同,能说明二人是知己么?当然不能!可是毛泽东主席的词中有这样的语句: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

“知己吾与汝”,就是走共同的革命道路!那这样的女性知己只能是主席和杨开慧,没有陶斯咏的份儿!对照词句看人生,看历史,无论如何陶斯咏和毛主席不是“知己”!这个“知己”,“婉约词”——《贺新郎·别友》里的“知己”,就是杨开慧!毛主席的妻、友!

派头不小的徐焰少将,你怎么就看不出来???

革命老人的证言所出何据?

徐少将还这样写道:

【1978年9月发表词作《贺新郎》之时,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过去神化领袖的习惯还存在。当时按照传统理解,已婚两年的毛泽东写下的男女告别情词自然被解释为赠给杨开慧。
但有些历史当事人如易礼容就不以为然。
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易礼容,曾同毛泽东、陶斯咏一起参加新民学会并且相互熟悉,在1921年还参加创建了共产党长沙小组。看到这首《贺新郎·别友》后,他便对该词是赠给杨开慧的一说提出异议,认为可能是写给陶毅的。】

这里又有易礼容。那么,徐少将文章里的易礼容是用什么方式发表他的“不以为然”的?是与人谈话的方式?那么对谈者为谁?时间呢?地点呢?有其他见证人么?倘若是发表在什么刊物上,那么,是什么刊物,哪年哪一期?都没有个交代!这个徐少将有点街头闲汉侃大山的意思。况且,易礼容不是填词的毛主席,他的话能有几成信服度,存疑!

也用“年谱”诡辩

再看看徐少将的考证文字:

【毛泽东何时又离开长沙,不见于文献记载,却大体可判断在1923年11月下旬之前。因为此时杨开慧在板仓老家(距长沙还有40华里)分娩生下次子毛岸青,毛泽东并没有在她的身边。至于毛泽东为何未等到妻子分娩便离开长沙,原因是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主要讨论如何进行国共合作和参加改组的国民党召开一大的事。此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自然要参加这次全会并担负重要工作,并在会后赴广州。
从时间表看,毛泽东离开长沙时,分娩期的杨开慧不可能前去码头相送(当时板仓到长沙连公路都没有)。何况毛泽东标定写《贺新郎·别友》的时间是1923年12月,那时他又是从上海启程去广州,杨开慧此刻还在长沙“坐月子”,更不会有码头上“凄清如许”的离别一幕。此时陶斯咏到底在哪儿,虽找不到明确记载,不过她经常在长沙和上海之间活动,前往送别倒是很有可能的。】

徐少将的考证中,就有彭明道的诡辩内容在内:毛泽东主席是在11月下旬前离开长沙去上海开中共中央的三届一中全会,之后就一直在上海没有回长沙,可是,我这个离不得《毛泽东年谱》的草民却找到一条“年谱”记录,这条记录是排在“11月24日、11月25日”条文之后的:

【11月下旬 在水口山铅锌矿准备庆祝工人俱乐部成立一周年前夕,从长沙致信夏曦和水口山党支部,指出:不要只管庆祝,要摸清敌人,敌人已经开枪了,你们一定要慎重,要掌握情况,要防止敌人万一袭击。】

这一条记录说明,11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就在长沙。那么,这就与他11月24-25日在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冲突了,这一“冲突”也是彭明道诡辩的地方:据彭明道的诡辩,这封写给夏曦的信是找不到原件的。那么,问一句,找不到原件就证明没这回事?1920年,这样的信在战乱中遗失那是极可能的事情,凭这个否认这封信,再推论出毛泽东主席不在长沙?不放你把新的内容也证伪了更彻底,无论彭明道、无论徐焰,都下下功夫拿出证据?

在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年 4月版《毛泽东传》第一卷94-95页上,是没有毛主席去上海参加这次会议的记录的。有一种可能:毛主席确实应该出席会议,但是因为湖南党的工作的原因实际上并没有到会。这个可能是有的。

之后就是上文引用过的“12月底”条文:

【12月底 奉中央通知[1]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贺新郎·别友》词赠杨开慧……(117页)】

这样的情况是说得通的。

即便我们退一万步讲,我们不顾“11月中旬”给夏曦去信的条目,就认定毛主席在11月24-25间在上海开会,那么,这就能说明开完“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后,主席就一直在上海没回长沙?如果是这样,证据呢?!

对比如上条文,1923年12月底,毛泽东主席就在长沙。他在12月底接到中央通知离开长沙去上海。固然杨开慧不可能送到长沙码头,但是,谁说离别的诗词就一定要在码头触景生情写就?如果说这首词就是写给陶斯咏的,不妨拿出着实的证据证明陶斯咏的送别!有么?!

尤其可恶的是,徐少将如此恶毒地污蔑、抹黑毛主席的做法,却别有用心地以还原历史真相、把毛泽东从神还原成人、讲述一个有七情六欲的真实的“人”的笔调写出来,似乎自己没有恶意,只是想向读者讲述一个更真实的毛泽东而已。比如:

【逝者如斯夫!毛泽东及他的诗友们虽然已先后魂上重霄九,然而他给后人留下的那些瑰丽诗词,仍是激励亿万人奋进的心曲。我们研究毛泽东的诗词,从中可以看到的是人而不是神的毛泽东,同时能够品味到中华文明中的传统文学所带来的艺术享受。】
【从毛泽东在80岁时还修改《贺新郎》并专门注明是“别友”来看,他在晚年可能也追忆起那位红颜薄命的陶斯咏。……通过对早年情感的追思表露出对自己后来婚姻的遗憾。】

廓清迷雾,击碎谣言,打击历史虚无主义,路还很远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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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18-11-09 关键字:历史  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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