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毛泽东主席与基辛格鲜为人知的“隔空交火”
毛泽东主席与基辛格鲜为人知的“隔空交火”
——浅谈“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来龙去脉
鹿 野
日前,笔者《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入联问题上说谎了吗?》一文指出,毛泽东主席在得知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利时的原话是“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对此,有的朋友提出了一个疑惑,就是毛泽东主席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在1974年提出的,那么为什么在1971年还没有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就已经强调第三世界的作用了呢?这是不是不太可能呢?笔者在这里就简单的谈一谈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顺便也澄清一下当前流行的“毛主席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是针对苏联”、“毛主席很赞成基辛格的美苏中大三角理论”等错误说法。
一
毛泽东主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的确是在1974年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时候,但是世界上最早的三个世界划分则是法国人口学家、经济历史学家阿尔佛来德·索威1952年在《三个世界,一个星球》一书中首先使用的。他写道:“我们常说有两个对抗世界(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却常常忘记还有一个第三世界。”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的境遇类似于当年法国第三等级那样“遭到忽视、剥削和鄙视”。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这个西方学者对于第一和第二世界的划分是严重不合理的。因为无论是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铁板一块,特别是西方国家之间美国与西欧和日本更是有着明显的地位等级差别。不过其对于第三世界的划分,还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实际的。因此1955年亚非会议后,“第三世界”这个概念逐渐被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所接受。同年,联合国正式使用“第三世界”术语指代这些国家。
针对这种情况,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同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美籍专家柯弗兰、爱德乐和中国籍专家爱泼斯坦谈话时提出,当时有“两个第三世界”。第一个“第三世界”和过去“第三世界”术语指代的国家基本相同。第二个“第三世界”则是指除美国外以西欧为主的其他西方国家,强调其也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一样受美国压迫。这不仅改变了过去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把西方国家视为铁板一块的错误看法,有利于全世界团结起来反对美国的霸权,也为十年后正式作出全新的三个世界划分奠定了基础:
【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第一个“第三世界”中,有一个地方叫南越,美国就是没有办法把那里的人民压下去。而且这样的事以后还会不断地出现。不能设想,美国只在两个“第三世界”遇到抵抗,而独独在苏联和东欧会不遇到抵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下卷(一九五九年一月-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01,第215页】
不过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对外宣传当中还没有把自己视作第三世界的一部分,仍然强调自己和苏联东欧国家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在当时解读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关系时,沿用的是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上提出的“中国和第三世界一道前进”这一提法。既强调了要重视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又保留了传统的社会主义阵营理论。
二
但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国际形势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主要是1969年发生的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中苏在珍宝岛和新疆先后发生边境冲突,第二件事是苏联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召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会议,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等国和中国一起抵制了这次会议。这两件事情表明社会主义阵营正式不复存在。
在这两件事发生之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基辛格等人极力鼓吹中国已经成为美苏之外的又一个超级大国,形成了美苏中大三角这样的一种新型国际关系。这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挑拨中苏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捧杀中国。一时间,“大三角”理论在国际上甚嚣尘上。(“大三角”这一理论最早的提出者有争议,不过多数人认为是基辛格,至少其在当时影响最大,苏联则对这一理论持强烈反对态度。相关情况可参见[苏]弗·彼·卢金、甄·阿·纳戈尔内,《苏美中“三角”概念与世界政治中的新现实》,北京师大史学选译编辑部,史学选译1989总第15期,北京师大印刷厂,1989年08月)
毛泽东主席则对于基辛格等人的这种险恶用心洞若观火,在1970年6月19日同索马里政府代表团会见时公开批判了西方媒体炒作的“大三角”理论,并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即“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对此,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原始档案记录编写的《毛泽东年谱》当中是这样记载的:
【6月1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最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艾南希率领的索马里政府代表团,林彪、董必武、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先念在座。关于中国的情况,毛泽东说:中国讲落后也可以,讲有进步也可以,是中间状态的国家,你们看一看就知道。讲进步嘛,就是在政策这方面。所谓经济,也有一部分发展,但大部分有待于将来努力。比如你们提出的打井问题,在我们这个国家并没有解决,有些地方井多一些,有些地方井少一些,有些地方还没有打。至于实现农业机械化,包括半机械化的井在内,还要多少年。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现在报纸上经常吹美国、苏联、中国叫做大三角,我就不承认。他们去搞他们的大三角、大四角、大两角好了。我们另外一个三角,叫做亚、非、拉。执行进步的政策有前途,问题还是政策。在艾南希说我们痛恨外国干涉别国的内政时,毛泽东说:那些想控制人家的国家,讲平等、讲自由,就不跟你们和平等,就不肯让你们自由、让我们自由。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陈晋,李捷,熊华源,吴正裕,张素华副主编,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2,第303页】
通过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事实。一个是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论断并不是像今天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主要是针对苏联,更多的是在针对当时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基辛格等人挑拨和捧杀中国的“大三角”理论。至于现在流行的“毛主席很赞成基辛格的美苏中大三角理论,以此为依据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等说法则更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另一个则是这种提法出现在对三个世界作出新的划分之前,也出现在新中国入联之前。因此新中国入联时,毛泽东主席重点强调第三世界的作用是完全可能的。
三
当然,最能够表明毛泽东主席对于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利态度的还是1971年乔冠华出席联合国大会时的讲话。这个讲话不仅是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起草的,还经过了毛泽东主席的反复审定。其不仅当时第一时间就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而且在当时的很多宣传材料中都可以查到。
而乔冠华这个讲话当中在谈到新中国入联的时候一方面感谢了支持入联,包括投弃权票同情中国的所有国家,另一方面重点感谢了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牵头的23个第三世界提案国,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举了出来。同时,该讲话也再度强调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原文如下: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缅甸、锡兰、古巴、赤道几内亚、几内亚、伊拉克、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泊尔、巴基斯坦、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刚果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塞拉勒窝内、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南斯拉夫、赞比亚等23个提案国,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进行了不懈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支持这一提案的许多友好国家,也都为此作出了贡献。还有一些国家也以不同方式对我国表示了同情。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联合国成立到现在,已经26年了。在人类历史上,26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这个期间,世界局势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联合国成立之初,成员国只有51个,现在已经增加到131个。在新增加的80个成员国中,绝大多数是二次大战后取得独立的国家。20多年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和压迫,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是不完全的。亚、非、拉国家在经济上的落后,是帝国主义的掠夺造成的。反时经济掠夺,保护国家资源,是独立国家不可剥夺的主权。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也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中国与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一样,是属于第三世界的。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带头兴起的捍卫二百海里领海权、保护本国资源的斗争;坚决支持亚、非、拉石油输出国以及其他各种区域性和专业性组织展开的维护民族权益、反对经济掠夺的斗争。
原载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通过梳理以上史实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主席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虽然是在1974年才正式提出的,但是早在1970年就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基辛格等人的挑拨和捧杀提出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论断。在1971年新中国入联的时候,也是新中国重点宣传这一论断的时期。因此,毛泽东主席在得知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利时表示“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带有必然性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更深入的理解一些其他常见的疑惑。比如说,有人问“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当中的“抬”字是否不妥,是否忽略了自身的影响?其实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自身没有影响别人是不可能“抬”的。而毛泽东主席使用这个“抬”字便强调了第三世界兄弟是积极主动的支持中国,和美国靠霸权手段拉票的行径是完全不同的。这不仅恰到好处,也是对基辛格等人捧杀中国的“大三角”等理论的一种批判。
今天,西方国家仍然沿用了当时的挑拨与捧杀手段,企图借拔高中国的发展水平和国际影响来使中国成为众矢之的。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宣称中国是“帝国主义”,另一方面自称“美国也是发展中国家”,远比当年基辛格等人的“大三角”理论走得更远。因此,我们重温毛泽东主席当年与基辛格的“隔空交火”,不仅能够真切体会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睿智,也对今天把握对外关系的方向和自身的定位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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