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书信和指示背后的往事

董晓彤

1951年1月14日， 毛泽东致徐悲鸿的信

不为向明卿搞特殊

在湖南省平江县向家镇，有位名叫向寿吾的老先生。他为人正直，学识渊博，一生以教育济世，享有很高的声誉。

1913年，向寿吾的女婿杨昌济从欧洲留学归来。当时，湖南省的革命果实已经被立宪派政客谭延闿窃取。杨昌济不愿同流合污，谢绝了谭延闿邀请他出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一职，到第一师范当了一名教书先生。由于仰慕杨昌济的才华，毛泽东经常到恩师家中探讨学问，由此结识了杨开慧。两人最终结为伉俪。从此，毛泽东便与向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毛泽东与杨开慧结为夫妻后，常到杨开慧的外婆家。两人从事革命活动时，向家老少还尽全力给予支持。1920年，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缺少经费，杨开慧的大姨向大贞就将自己靠刺绣积攒的100多块银圆资助给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念念不忘这笔借款，指示当地要安排好向大贞的生活，并按月寄给她一定的生活费，直到老人去世。

向钧是杨开慧五舅向理卿的长子，早年就读于长沙岳云中学。在校期间，他阅读了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等文章，对毛泽东极为敬仰，执意要拜毛泽东为师。1921年冬的一天，向钧在叔父向明卿的家中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同向钧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向他介绍了宣传新思潮的书籍，并对时政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毛泽东的思想和口才深深吸引了向钧。他决定效仿毛泽东去改造社会。此后，他常去清水塘毛泽东的住处，探讨革命道理，交流读书心得。1923年，经毛泽东介绍，向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逐渐成长为湖南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27年冬，由于叛徒告密，向钧在长沙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向钧始终没有屈服，1928年1月24日被杀害于长沙教育会坪。

在向家众人中，还有一位对毛泽东革命事业支持非常大的，他就是杨开慧的六舅向明卿。向明卿早年毕业于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曾任湖南工程局技士、湖南省长公署科员、衡粹女校教员、湖南建设厅技士等职。

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修业学校从事革命活动。一天，向明卿得知有人要抓毛泽东，便赶紧让外甥黄景曾到修业学校通知毛泽东，毛泽东得以顺利脱险。1923年，湖南军阀赵恒惕曾两次捉拿毛泽东，毛泽东均因向明卿从好友处得到消息提前告知而脱险。

1927年马日事变后，毛泽东离开了长沙。杨开慧的保姆陈玉英带着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个孩子回到了向家镇。在向家亲友的掩护下，孩子们得到了很好的照顾。1930年10月，杨开慧在板仓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儿子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向家闻讯后，多方奔走营救。向明卿的夫人严嘉更是不顾个人安危，带着幼女向自治多次前去探监送物，借以传递消息。

在强大的压力下，湖南军阀何键表示，只要杨开慧公开声明同毛泽东断绝关系就放了她。然而，这位外表柔弱但内心无比坚强的女子拒绝了这条唯一可以给她带来生路的选择。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毅然走向刑场，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年仅29岁。

杨开慧就义后，何键迫于压力释放了毛岸英。向明卿立即将这个孩子接到自己家中，不久又将他送回板仓。此后，向家亲属轮流前往板仓照顾杨开慧的几个孩子，接济他们的生活，抚慰他们的心灵。为防止何键加害，向明卿后来又派人将毛岸英兄弟辗转送到了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困难的向明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指示湖南省委为向家发放烈士抚恤款。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复信向明卿。信中说：

明卿先生惠鉴：

去年十月十二日来信早已收到，因事迟复为歉。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的能干的同志，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以上这些，先生可以报告湖南省委。惟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予以体谅。此复，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年四月十九日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向钧光辉的革命一生，但同时也委婉地劝说了向明卿不能搞特殊化。1950年5月，毛泽东派毛岸英回湖南为母亲杨开慧扫墓，同时看望向家诸亲友。毛岸英代表毛泽东对向明卿等人反复致谢，场面十分感人。回京后，毛岸英向毛泽东汇报了向家亲友的生活状况。

1958年，考虑到向明卿生活的确困难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将他和妻子严嘉接到北京，并介绍他到北京文史研究所搞研究工作。1973年2月16日，向明卿病逝于北京。

从毛泽东写给徐悲鸿的两封信说起

新中国成立伊始，不少名望不是太高的文化人士因生活窘困，便通过他们熟悉的名人给毛泽东写信，请求照顾或安排工作。对这类信，毛泽东大多会亲自处理，根据情况酌定安排。1951年12月22日，毛泽东就曾致信章士钊，说有个叫江子愚的人“从成都来信，附所作清平乐一言，颇觉不恶，寄上一观，请予掷还。先生如知此人生平，祈示一二”。后来，江子愚当上了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不只是名气不高的文化人士生活境况不佳，因为种种原因，一些名气很大的文化人士也有潦倒之时。著名的写意花鸟画家李苦禅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北平艺专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当时，少数人受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中国画是落后的画种，不能登大雅之堂。于是，中央美术学院干脆取消了中国画系，代之以彩墨系。李苦禅被人嗤笑为“吃饱了饭帮助消化的”，被学校安排到陶瓷系画茶壶、茶碗。

后来，还被剥夺了教授职务，调离教学岗位，干起了与绘画毫无关系的看大门、为职工买戏票的工作。没有了正式岗位，李苦禅每月只有12元的生活费，寒暑假还分文没有。由于生活贫困，李苦禅一度以变卖家产为生。情急之下，这位师从徐悲鸿、齐白石的著名画家用怀素大草写满了五张宣纸，然后又粘成一封一丈长的大信给毛泽东，一抒心中苦闷之情。信中不乏“如今我的事蒋介石不管，只好找你……”，“余乃堂堂教授却被剥夺讲课之权利”，“共产党理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类的激烈言论。

对李苦禅反映的情况，毛泽东非常重视。1950年8月26日，他给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悲鸿先生：

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

顺颂教祺

毛泽东

八月二十六日

为进一步了解李苦禅的情况，毛泽东还派秘书田家英来到李苦禅家中，传达他的话。田家英说：“目前国家初建，正忙于结束战争和恢复生产，对文化事业还有一时顾不到的地方。我来时毛主席说了，您的写意画还要坚持画下去，子孙后代还是会需要的。”

对于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徐悲鸿苦于形势所迫一直无法帮助他。这次有了毛泽东给的“尚方宝剑”，事情的解决也就顺理成章了。很快，李苦禅恢复了教授职务，还被安排到中央美术学院附设的民族艺术研究所当研究员，工资升到62元，全家人的生活有了保障。

有感于毛泽东体恤文化人士的拳拳之心，徐悲鸿在1950年10月13日致信毛泽东，向他举荐了一人，请求予以关照。1951年1月14日，毛泽东复信徐悲鸿。信中说：

悲鸿先生：

一月十三日给我的信并附石永懋先生所为书二本均已收到。同意先生的意见应对石先生予以照顾。最好在先生所办的学校予以位置，如不可能则请持此信向中央文教委员会接洽酌定解决办法。此复。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信中提到的石永懋，就是徐悲鸿向毛泽东举荐之人。中国古代以书简作书，书都是用绳子将一块块竹简连接而成。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竹简次序颠倒的问题，这样就混淆了原书的含意。石永懋便把《论语》一书中他觉得不甚得体之处重新订正，在不增减原文的基础上使之更近乎情理，写就了《论语正》一书。解放前，徐悲鸿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便购来《论语正》阅读，十分钦佩石永懋的才华，约来相见。几番往来，二人也就成了好友。解放后，石永懋因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参加过青年党，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失业在家。徐悲鸿将此事反映给毛泽东，一并呈送了石永懋的《论语正》上、下册。最终，石永懋的问题因为毛泽东的关注也很快得到解决。

毛泽东写给徐悲鸿的两封信，都是他关心文化人士生活的生动体现。但他认为，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绝非长久之计，必须建立一个机构，在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人生活问题的同时，又能发挥他们的特长。在他的关心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于1951年7月29日正式挂牌成立。第一批聘请的26位馆员中，都是饱学的文化名士。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在开馆仪式讲话中说：“诸先生皆耆年硕学，或为全国知名，或是一方之望。这比之前人，可说毫无逊色。但大都是生活清贫，不愿自暇自逸，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精神鼓舞下，大家皆有为人民服务的心意，毛主席体念到这一点，特命政务院邀集诸先生来组织文史研究馆。”

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逝世后，他的夫人廖静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寄来徐悲鸿生前所绘的一幅《奔马图》。12月13日，毛泽东在回信中说：“十月间的信和徐先生所绘奔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兹派田家英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如有困难，请告知为盼！”然后，他又给田家英写信说：“请你持此信去访问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看其有无困难，是否需要帮助（政府是否已有帮助），告我为盼！”对于毛泽东的关心，廖静文回忆说：“读着毛主席的信，泪水簌簌地沿着我的面颊流下，我被这个不敢奢望的殷切关怀深深感动。”

1954年，中央批准在徐悲鸿故居处建立徐悲鸿纪念馆。1966年北京环线地铁施工时，徐悲鸿纪念馆被拆迁。1972年，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负责落实徐悲鸿纪念馆的恢复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项工作直到1982年底才最终完成。

复信钟学坤解答疑问

1959年6月30日，毛泽东来到庐山脚下的九江，准备在庐山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纠正“左”倾错误。为了保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与会同志的身体健康，庐山疗养院抽调了一批医务工作者参与到大会的医务工作中去。钟学坤就是其中之一。

在庐山期间，毛泽东曾做《七律·登庐山》一首：“一山飞峙大江边，欲上逶迤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飞雨洒南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庐山会议结束前，钟学坤请求毛泽东手书《登庐山》一份送给自己留做纪念。毛泽东对钟学坤在会议期间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非常满意，当即提笔写了一份送给了她。

毛泽东离开庐山后，钟学坤时常拿出这首诗诵读，十分怀念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日子。但她对诗中“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中的“九派”和“三吴”有些不理解，便在当年9月下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问候身体，同时请教这两个词的含义。12月29日，毛泽东复信钟学坤。信中说：

学坤同志：

信收到了，谢谢你。九派，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三吴，古称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我甚好，谢谢你的关心。你的工作和学习如何？尽心工作，业余学习，真正钻进去，学一点真才实学，为人民服务，是为至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九”作为单数中的最大数，一般用来虚指。《十三经注疏》中《尚书·禹贡》“九江”注：“江于此州界分为九道。”唐代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有：“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明代李攀龙《怀明卿》云：“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其中，都是以“九”虚指。毛泽东在写于1927年春的《菩萨蛮·黄鹤楼》词中，有“茫茫九派流中国”一句。其中也是以“九派”一词指代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均非确数。“三吴”的说法也是争论颇多。《水经注》中称吴郡、吴兴郡、会稽郡为“三吴”。《通典》《元和郡县志》中则称吴郡、吴兴、丹阳为“三吴”。宋代地图学家税安礼在《历代地理指掌图》中，以苏（东吴苏州）、常（中吴常州）、湖（西吴湖州）三州为三吴。毛泽东这里显然是以税安礼的说法为准。

对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来信询问诗词解读的问题，毛泽东郑重其事地回信予以答复，充分说明了他对自己诗词创作的严谨和对钟学坤的尊重。遵照毛泽东指示，钟学坤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非常努力，于1960年秋被组织保送江西医学院学习。1962年寒假，通过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的联系，钟学坤在上海锦江饭店再次见到了毛泽东，并索要了《清平乐·蒋桂战争》一份。

从毛泽东对李云仲一封信的批示说开去

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盲目追求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作用，社会主义建设背离了经济发展规律，出现了一系列问题。1959年6月9日，刚刚从国家计委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李云仲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了党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李云仲认为目前经济生活中主要存在六方面问题：一、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在思想战线上忽略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袭。二、主观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蔓延。主观主义在一些工作领域畅行无阻的主要原因，是未能够在党内形成一种坚持原则的气氛，在有些场合下，以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迎合情绪却很浓厚，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潮能够滋长的思想根源。三、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抽调了大量劳动力，对1959年的农业生产产生了极大影响。四、计划工作中缺少检查和调研。当前计划工作中另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必须尽快编制长期计划，否则许多重大的问题不能解决。五、产供销的脱节对市场和生产影响很大。六、浪费现象在一定程度有所抬头。具体表现在：第一，豪华的高级宾馆、饭店建得太多；第二，会议伙食标准太高；第三，领导干部生活上过分特殊的风气，有些地方仍未改变。

毛泽东对这封信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

1959年7月26日，他写下了一段2000多字的批语，并拟了个题目：《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毛泽东的批语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对李云仲写信的做法和提及的问题发表观点；二、针对党内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潮提出解决办法。

在谈及第一个问题时，毛泽东首先对李云仲信中只提缺点不讲成绩、对党自1958年以来的经济工作进行全盘否定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否定一切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说：“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

同时，毛泽东肯定了李云仲把自己的想法全盘托出、无所保留的博大情怀，对他写信给中央领导希望采取措施克服眼前困难的做法表示赞赏。认为李云仲是十年以来，第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对他信中提及的一些现实问题表示认可。同时，毛泽东也批评了那些虽然看到了缺点但不愿讲出想法或者保留一点的人。这里，他摘用“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这句古语来形象地表现了他们畏首畏尾、躲躲闪闪的政治态度。为此，毛泽东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讨论，并且展开讨论，将1958年、1959年自己所做工作的长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写作时善于摘用古语并赋予新意。“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典出唐代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这篇序文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是年34岁的韩愈，离开徐州幕府到京城谋求发展。至此，韩愈已经为仕途奔走了近十个春秋，却始终未得到重用，壮志难酬，心情抑郁。于是，韩愈借送友人李愿归盘谷隐居之机，作序相赠，一吐胸中愤懑之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这句话原本是对阿谀奉承的小人谨小慎微、奴相十足的形象描绘。趑趄，想前进又不敢前进的样子；嗫嚅，想说话又吞吞吐吐不敢说的样子。这里被毛泽东用作形容那些有意见但又有顾虑不敢提，或者提意见时保留一部分的人的谨慎姿态，生动形象、入木三分。在委婉提出批评的同时，也以幽默、含蓄的方式鼓励这些人在工作中不要忌讳，要学习李云仲敢于发表观点的做法。

实际上，对于错误，毛泽东从来都不避讳。他认为，犯错误并不可怕，关键是要能改正。所以，他在党内一直以来倡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方针。对李云仲提到的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早有意识并相继召开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郑州会议和庐山会议来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他在批语的最后，专门提及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纠“左”是必需的，但同时也会使一些干部泄气，产生副作用，出现右的倾向。更有甚者，会出现一些“得失相当”论的中间派，摇摆不定。对这些思想上还存在一定问题的党内同志，我们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帮助和团结他们，更好地克服困难、争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这就是毛泽东对第二个问题的论述，也可以看作毛泽东对李云仲所提及问题的一个反馈。从这个批语中，我们也能领略到毛泽东辩证看问题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工作特点。

对李宗仁回国问题的三次批示

 

 

1965年7月2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李宗仁（前排左二）夫妇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大部分被歼灭，国民党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一片质疑声中被迫宣布下野。次日，时任国民政府副总统的李宗仁就任代总统。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在大陆再无继续统治的军事基础。李宗仁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不愿与他共赴台湾，便在当年11月远走美国，开始了长达12年的异国流亡生涯。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恢复“总统”职务。1954年3月，他正式罢免了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此后，李宗仁成为一介平民。

客居海外的寂寞与孤独，让李宗仁萌生了回国之情。他向寓居香港的、自己当年的秘书程思远表达了这一想法，希望他探听一下中共方面的意见。1955年5月，程思远随港澳代表团来北京访问时，向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谈了李宗仁在国外的情况以及想归国的打算。李克农立即向周恩来做了汇报。但考虑到当时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问题，中央认为，对待李宗仁回国问题不能操之过急，应谨慎行事。

为了表达归国的诚意，1955年8月，李宗仁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建议》，提出了台湾应与大陆和谈，中国人解决自家事的主张。此举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评价。1959年，李宗仁又委托程思远将自己收藏的书画作品捐赠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次表达了渴望回国的拳拳之心。

李宗仁回国一事虽然没有立即成行，但一直在稳步推进之中。从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周恩来曾先后五次接见程思远，就李宗仁回国一事进行磋商。

毛泽东对李宗仁回国一事也非常重视，曾先后三次做出批示。

1965年2月3日，毛泽东收到了中共中央调查部1月31日印发的关于廖行健（李宗仁的桂林同乡）在香港谈李宗仁动态给毛泽东等的一份报告。报告说：“程思远1月25日报告，廖行健在香港对他说，李宗仁准备从美国经香港回到祖国。为表示离美回国的决心，李宗仁已登广告出卖其新泽西州的房子，预定四五月间赴欧洲。他对去年在纽约《先驱前锋论坛报》投函事，非常追悔，惜已补救无及。现在回国是李唯一可行之路。可否先指示方针，俾李有所遵循。”

毛泽东阅后在这份报告上写下批语：

总理：

似应欢迎李宗仁回国。去年向美报投书问题，无关大局，不加批评，因他已自己认错了。

毛泽东

二月三日上午

报告中说的“投函事”和毛泽东批语中提到的“向美报投书问题”，指的是同一件事。李宗仁回国一事在1963年11月时条件基本成熟。但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此事再起波澜。1964年2月，李宗仁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关系到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误解，在国际上引起了不良影响。这违背了中共中央当初与李宗仁已经谈妥的“四不可”（不可介入中美关系、不可介入美台关系、不可介入国共关系、不可介入第三方势力）原则。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李宗仁回国一事。后来，李宗仁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对此悔恨不已，并请程思远向中共方面表达歉意。

毛泽东做出同意李宗仁回国的批语后，周恩来立即部署相关事宜。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离开美国前往欧洲，从那里取道归国。6月19日，程思远受周恩来委托飞往瑞士，到那里护送李宗仁顺利归国。

7月9日，中共中央调查部形成了一份关于李宗仁回国有关问题的意见报告。报告说：“程思远于6月28日抵达瑞士，向李宗仁转达了在京所谈各节。国内建议，为了李宗仁的安全，回国前不要在欧洲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声明，可在回国后再考虑。

李宗仁同意这个意见，并表示将在7月20日偕妻子郭德洁同程思远一起经巴基斯坦回国。但程思远建议，李宗仁一进国门就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并接见记者，说明回国原因和反帝爱国立场。我们意见，对此可考虑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李宗仁不必一进国门就发表声明，待回国商量后再发表声明；第二个方案，同意李宗仁一进国门就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并接见记者，但声明稿应事先同国内商妥，我们倾向采用第一方案。”

7月12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写下批语：

总理：

似以第二方案为较好，稿子（指报告中提到的李宗仁的书面声明稿）事前商好，并无坏处。请再酌。

毛泽东

七月十二日

接到毛泽东批语的当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李宗仁旧部和故交开会，向他们讲明了李宗仁自愿回国与对其政策，并商定迎接李宗仁事宜。中共中央的诚意和宽大为怀让在座者无不为之感动。

7月13日午后2时，李宗仁一行由瑞士起飞前往巴基斯坦。14日凌晨4时顺利降落在卡拉奇机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将李宗仁一行接到大使馆后，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调查部，询问李宗仁到北京后拟发声明稿的起草问题和举行中外记者会一事。

7月15日，中共中央调查部复电丁国钰指出：李回国后简短声明请李拟定告国内；如李认为需抵沪商量后再拟稿亦可；同意李回国后举行记者招待会，范围问题待抵京后面商。这一天，周恩来要陪同乌干达总理奥博特一起到上海。毛泽东希望周恩来能多留几天，以便到机场迎接李宗仁。在审阅这份电报时，毛泽东写下批语：

总理：

你去上海是否多留几天，同李面商声明稿，并同机回北京。李回国，你似应到机场欢迎。

毛泽东

十五日早

写毕，毛泽东又补充了一句：

可在上海住几天，商量好简短声明后，再来北京。

7月18日，李宗仁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到上海虹桥机场迎接李宗仁一行。当晚，中共中央在上海文化俱乐部设宴招待李宗仁一行。7月19日，周恩来同李宗仁进行了一次长谈，向他说明了中央在他回国一事上的政策与要求。

7月20日，李宗仁飞抵北京。周恩来在机场为其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李宗仁以前的部属等100多人前往机场迎接。在北京机场大厅里，李宗仁宣读了他的声明，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表达了回国后报效国家的赤子之心，同时规劝留守台湾的国民党人回到祖国怀抱，为完成祖国的最终统一做出应有的贡献。

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这年国庆节，毛泽东邀请李宗仁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让他目睹了新中国的崭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