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后期真实的国军

梁  孝

现在，在网络媒体中，抗战中的国军形象“越来越高大”，战斗力“越来越强”。这种“形象”塑造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一些军迷“钩沉”。他们找一些旧材料，但缺乏仔细辨析比较，不区分国民党出于各种需要的“宣传”和史实，由此把国民党当年宣传的“大捷”当作真实历史。于是惊呼，原来国军在抗战中有如此胜利！有如此之多的“战神”！继而不满，这些胜利，这些“战神”，由于“党派”偏见竟被埋没！另一个来源就是抗日神（影）剧。这些抗日神(影)剧不尊重历史，只是以某个历史事件为幌子，然后瞎编乱造。为了收视率，迎合现在年轻人的口味，主角要偶像化，情节要离奇曲折，桥段要激烈精彩。为了场面好看，各种现代热门的战争元素也被整合到抗日神剧中。比如，最有代表性的特种作战、狙击手等。因此，电视剧中出现的国军，大多齐装满员，年轻的国军指挥员（主角）坐着美式吉普车，都是英俊潇洒，往往身边还跟着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国军军官。这样的画面看多了，一些青少年会不知不觉地把它当作历史，以此想象历史。

看了这些国军的“高大形象”，忍不住对抗战中的国军战斗力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首先要声明一点，对于在抗战中，在民族解放中献身的国军战士，我表示敬意。这里只是谈国军的战斗力。

本文的材料基本来自三本书。一本是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是历史学家，在国军军校学习，听过蒋介石训话，抗战时当过国军军官。他以大历史考察历史细节，对国军生活有体验，对蒋介石尊敬，认为蒋和毛泽东一样有历史贡献。黄仁宇对蒋和国军持同情理解。他谈国军的问题，应该能够超越国军迷们所担心的“党派”偏见。另一本书是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白修德是美国记者，可以毫无顾忌。他是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黄仁宇认为，白修德把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很多问题归结为蒋介石个人道德，有失偏颇。但是，白修德书中描写的各种见闻，总的来说，还是符合当时历史的。黄仁宇书中一些事例，也来自白修德的这本书。还有一本是《张发奎口述自传——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回忆录》，张发奎是国军名将，抗日时期是第四战区司令，这本书是在他晚年接受采访哥伦比亚研究人员的访谈的基础上，结合各种史料基础上写作而成，其中对国军、著名将领、领袖都有直率评论，这些评论都用括号括起来，生前暂不发表。

一、关于那些“大捷”

国军抗战中后期一些“大捷”是假的。客观点说，它有安定人心的作用，国民政府也有以此争取提高国际地位的考虑。但是，假的就是假的。这里，摘录黄仁宇几段话，不再过多解释。

【（武汉会战后），“人员武器装备则有急剧地退化，宣传机构所报的捷信，一般甚少实质。更大的困难则是后方社会的情景。”】

第二次长沙会战，国民政府宣称歼敌四万，俘虏二百六十九人。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讲话：“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的雄厚兵力，有这样良好态势……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总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现在你们连十个俘虏都没有！”

虚报战功及夸张战果，为古今中外交战国常有现象。“但是纵如是，其虚报与夸张，以败作胜，以敌方自动后撤为大捷未有如国军之经常一贯。而尤以国军之兵员素质、装备训练、补充后勤均不如人之情形下，所虚张声势甚难令人置信。”

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也曾说过：

【“1944年6月18日，长沙失守。我对此并不惊奇，事实上我们已经打了很多次败仗了。三次所谓长沙大捷(1939年秋、1941年、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观点是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我思路一贯都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问题。”】

二、关于国军战斗力

这些所谓“大捷”不可信，就在于抗战中后期国军的战斗力。

在抗战初期，国军有斗志，有武器物资储备的情况下，国军与日本军队的战斗力是一比五。一般情况下，国军士兵人数与日军处于五比一的情况下，仍不能取胜。蒋介石日记也有，日军一个师团，“我军以八师或者十师对战，然不能战胜敌军”。

到了抗战中后期，总的来说，由于武器落后，弹药补充不足，官兵作战素养各单位参差不齐，协同能力差，再加上军队高层腐败，军纪差，国军的战斗力急剧下降。

国军中后期战斗力，最说明问题的就是豫湘桂战役。说丧师失地，一溃千里，绝对不为过。1944年，法西斯三国已呈败势。就在这一年，强弩之末的日本军队，在8个月中，从河南一直打到桂林。国军损失在50万人以上。在很多战斗中，国军一触即溃，或者不战而退。当然，其中也有少数血战，比如第十军血战衡阳47天，但都是“守”城。

第十军在衡阳孤城中出人意料地抗击日军达47天。在大溃退中，第十军的血战引起国人和世界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军的形象。衡阳是战略要地，势在必夺。而且，战役胜败关系国军的国际声誉，涉及国民政府以至于中国的在反法西斯国际阵营中的形象和地位。第十军在衡阳血战，给了国军机会。国军要反击，要打一个漂亮的胜仗，这次反击是为了国民政府的存亡，也是打给英美看的。蒋介石严令，调集军队，反击衡阳外日军，解衡阳之围。

美国记者白修德随六十二军回衡阳作战。它描述了行军和战斗场面。

【“我和六十二军一起向日军的包围圈进发……山上山下都是人……三个人中有一个人有一支步枪。其余的人搬着军需品，电话线，米袋和机关枪的零件……（士兵）强壮而棕色，但是很瘦。他们的枪是老旧的，他们的草绿色制服是褴褛的，每个人腰上挂了两个手榴弹，每人颈项上围着一个蓝布长袋，袋里塞了米，那是前线上唯一的口粮……他们的脚在草鞋子上破烂儿肿胀”

“下一天早晨三点三十分，攻击开始了。日军驻守在衡阳以南的高山上，六十二军的部队开到高山对面的比较低矮的山背上。进攻的一师有两尊法国式的七五炮，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西。还有九尊迫击炮。该师有七五炮的炮弹二百发，所以用气炮弹来好像一个守财奴数金洋钿。从三时三十分到晌午为止，华军爬上日军阵地的山坡，他们的步枪和刺刀打算把敌人打走或刺走，但晌午时候日军还在那里。中国迫击炮间歇地在日军所守的山头上嘘嘘叫着；机关枪和步枪在夏日的炎热中，间隔很久才热闹一次；整个前线上没有一个人移动。”

“我们等了三天，看到了反攻的进行。然后我们向后转回家了。我们知道我们可看到的就是攻势，再不会有更多的东西了，血和肉所能做的事，中国士兵正在做。”

“日军在衡阳附近停了一个多月，他们不过是在整编部队。中央政府把其他的疲乏了军队，一军又一军派到包围线上，设法冲进去。事实上中国军队共十万人光景曾设法冲入敌军二万五千人的防线。”】

黄仁宇对白修德的这段记录提出了质疑。并引用了日方守军的战斗记录材料。日方在六十二军的攻击中受到很大打击。白修德的问题在于，它是以美军的标准衡量国军装备。同时，他只是在在后面观战三天。并不是战斗全纪录。不过，作为当时国军作战能力的最生动写照，还是有参考价值。在反攻衡阳时，六十二军已经算打得不错的了。

衡阳失守之后，日军开始把目标瞄准广西桂林。第四战区张发奎描述了这个地区的战斗。张发奎有职无权，很难指挥中央军。在回忆录中，张发奎这位曾经的北伐名将，不停地在不知防务，然后失守、撤退、溃散，再失守、再溃散，直到日本停止攻击。下面，张发奎回忆录中摘录：

【1944年6月，十六集团军副司令韦云淞奉命兼任桂林城防司令，他很乐观，表示有信心有能力保护桂林。蒋介石命令守三个月。

1944年9月，桂林以北全州，蒋介石命令九十三军（蒋介石嫡系部队）死守三个月。九十三军装备的美式装备——卡宾枪和冲锋枪。九十三军军长以前是一员猛将。我（张发奎，以下都是）认为城内外没有公事，守不过三天。

9月11日，我给蒋介石打电话，认为守三个月不可能。但全州囤积大量物资，希望陈牧农守两星期，撤退大量军需物资，9月27日九十三军后撤。蒋介石应允。陈牧农向我表示感谢。

当日，九十二军首位黄沙河的部队未经抵抗就后撤到全县主阵地……当敌人逼近全州时，陈牧农恐惧之下，竟放火点燃贮满弹药与粮食的仓库……9月13日晚，陈牧农撤退全州。他拥有最精良的装备，却不能去争取胜利！

梧州9月20日弃守，容县22日弃守。

中央军校六分校毕业生防守的龙虎关于9月25日弃守。

11月9日，韦云淞从桂林来电话称敌军已占领省政府所在地。我要求蒋介石允许桂林守军突围，未获准。

韦云淞逃出桂林。城防司令一走，其部下便不可能继续抵抗，有些人突围，伤亡惨重。

三十一军这么快弃守桂林，我（张发奎）也感到惊奇。（三十一军属于桂系，是广西子弟兵。桂林在抗战时是广西首府，是桂系大本营。桂军在国军中也算是能打仗的。所以张发奎有此感叹！）

至于柳州，我们没有接战，是的，在柳州始终没有抵抗。

11月21日，蒋先生命令我部向南丹和六寨退却……次日，我到达南丹时见到九十七军军长陈素农……我还见到汤恩伯的副手孙元良。我命令九十七军防守金城江。

11月24日我到达六寨……我很诧异，负责戍守金城江的孙元良已到了六寨，他跑得这么快，太怕死了！

11月28日我离开六寨经独山去都匀。贵州形势也乱了。28日敌军占领南丹，切越过黔桂边界进入贵州追击我军……我已几乎失去所有的新血部队了。】

从张发奎的回忆来看，说军无斗志，将不用命，绝对不过分。

三、关于国军的装备和军工物资支持

在著名的抗日电视剧《亮剑》中有一段，晋军楚云飞在平安县城大战后，与参谋长分析。其中有几句台词大意是：以前国军根本无法和日军面对面激战。现在，经过多年经营储备，装备已经跟上来了，战斗力也上来了，甚至能和日本军队进行炮战。听起来很解气。但是，很可惜，这是作者编剧想当然了。

武汉会战之后，国军退入内地，大西南川滇黔成为大后方。国军之后的物资困难就凸显出来。

中国本来工业就落后，且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内地所在区域的工厂数只有全国的6%,发电量为全国的4%。截止1939年，内地各省年只生产铜铁1200吨。后来，经过资源委员会经营，生产量增进十倍，但到1944年仍只有1万吨。

武器弹药都需要钢铁。这点钢铁如何能够支持数百万大军？

在抗战中，上海5千多家工厂，加上江南各地，迁入内地不过200余家。由武汉迁入150余家。1940年内迁不过四五百家。这些工厂可以生产一定的消费品，但对战事贡献甚微。

关于重工业和战略物资，这里有几组数据，摘自《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一书。

战前重要军事物资：

【石油、汽油年产量200吨，自给率0.2%；

钢铁30000吨，自给率5%；

车辆船舶，自给率16.5%；

水电、冶金、机器、电器、军械等重工业：

工厂数占工厂综述的14.72%；

资本额，18.27%；

工人数，5.74%。】

可以说，中国战前重工业极其薄弱。1936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开始施行《重工业三年计划》和《兵工五年计划》。看看时间，再想想日军侵占的速度就知道，这些计划已经来不及，大部分没有完工。

在抗战时，国民政府兵工署以重庆为中心建立32家兵工厂。经过努力，生产能力有很大提升。在1943年，大后方兵工署各厂可以年生产：七九步枪66831只，七九枪弹14405万粒；轻机枪9390挺；重机枪2940挺；八二迫击炮1381门，炮弹715979颗；手榴弹2733千颗；六公分迫击炮1100门，炮弹203118；三七战防炮40门。

国民政府的兵工厂只能生产一些轻武器和弹药。真正的大口径大炮都无力生产。

就轻武器，以国军有三百万军队计算，1943年一年生产，七九步枪子弹每人48颗，手榴弹每人不足一颗。

那么，是否可以买呢？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以来，1931年关税自主，然后食盐公卖，废除厘金，开始征税，还发行公债。长江中下游是中国最富庶之地，工商金融业发达。因此，国民政府财政有了极大增长。蒋介石因此有能力买德式武器装备部队。但是，武汉会战后，财源尽失，军队却极大膨胀。而蒋介石装备的一些德式装备师，也基本消耗差不多了。

自己生产不了，只能靠外援。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四条生命线。第一条，以兰州为枢纽的西部交通线。1938年至1940年，为了牵制日本，苏联为中国提供了大批的武器和军用物资。第二条是从现在越南的海防港到昆明的滇越铁路，海外华人、其它国家支援的物资、商贸货物由海防上岸，通过广西运往昆明。1940年，法国政府在日本的威胁下，关闭这条运输线。第三条是滇缅公路，这是最著名的运输线。该公路1938年修建。20万劳工，其中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在崇山峻岭中修建了一条直通缅甸首府仰光的公路。这条公路可以避开日本的威胁。在抗日战争初期，军队的武器，维持经济运行的物资，中国不能生产的各种物资，都依赖这条公路。1942年8月，缅甸失陷，滇缅公路被截断。在这之后，美国开辟从印度飞跃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运输线，即第四条生命线，被称为“驼峰”运输线。

到了1943年，国民政府只靠“驼峰”运输线。

数百万大军的装备，怎么可能靠一条空运线支撑？

就这个驼峰空运，其中绝大部分物资是满足美军飞行队的。只有一部分给中国。

现在人们经常说美国援助的美式装备。真正装备起来的，是中国远征军在印度的部分。这也是国军战斗力最强的。而在中国境内部分的滇缅远征军，从1942年-1944年9月，美国运到云南交给中国远征军的武器数量是，冲锋枪2724支，步枪20000支，机关枪663支，迫击炮284门，火箭筒524具，山炮302门。而中国远征军则有18个师之众。即使如此，这些部队也属于国军精锐了。

但是，国军有三百多万军队啊！

抗战时期，美国原本计划援助中国60个师的装备，但是有21个师的武器都被英国挪用，只有39个师的武器最终在46年才全部交付给国军。（数字来自网易《中国远征军70年纪念》）

有限的美国援助物资，还有一部分储存起来，根本没有发给部队，尤其是没给非嫡系部队。

1944年10月，史迪威来柳州巡视。他问张发奎部队有没有吉普车、冲锋枪和发报机。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说什么都没有。史迪威很惊讶，专门拨给张发奎一台吉普车、四把冲锋枪、一把卡宾枪和十二套无线设备。前面说的反攻衡阳的六十二军军长黄涛看到这道这些新装备，他说：“这只卡宾枪太棒了，给我吧。”张发奎拒绝，黄涛生气走了。张发奎考虑还要指挥作战，赶紧叫副官把卡宾枪送过去。

一个战区司令和一个主力军的军长为一支卡宾枪闹别扭！

不过，令人叹息的是，全州储存大量武器弹药，却被九十三军一把火烧了！

1944年11月14日，宜山失守。国民政府命令张发奎炸毁怀远以东十几列货车，车上有大量美援——武器、弹药、医药、通讯器材。张发奎从来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物资。当时根本来不及搬运，炸掉之前，只能然身边卫队和特务团尽量拿，冲锋枪、卡宾枪，能拿多少拿多少！

看到这里，真是无语！

四、国军装备和日常生活

据黄仁宇推算，国军工厂每月最多生产步枪子弹1500万发，平均每个士兵4发。笔者前面计算的1943年七九式子弹平均每个士兵每年48发。二者一致。

白修德估计，滇缅公路通车时，中国有汽车1万5千辆。三年后，缺乏保养，仅有5000辆行驶。1943年，每天大西南重要干线，平均只有各色车辆123辆。而一辆军车装运物资2——3吨。

这样的武器生产和物资运输，军队的情况可想而知。

黄仁宇军校毕业后在第十四师当上尉排长。他回忆道：

【“我当上尉排长时，士兵无牙刷、肥皂、毛巾。全排用一块粗布洗脸，以致一个士兵眼睛发炎，次日十人发炎。”“第十四师为国军劲旅，可是1941年有一段时间士兵无换洗衣服，只能在晴天整队往河中沐浴，就便将身上衣服洗濯，在树枝上晾干。”】

黄仁宇当时月薪42元，制服自备。在云南驻地村镇吃一碗面法币三元。当地土匪买轻机枪，每挺7000元。这是是一个上等兵40年薪水。有些部队晚间把枪锁在枪架上，防止士兵携枪潜逃。

实际上，早在武汉会战时，国军装备问题已经暴露。湖口马当要塞是武汉门户。马当要塞失陷后，德籍顾问有报告称：“机枪迫炮全系废铁，步枪堪用者不及半数”。

而退入大西南后，国军的武器、物资又有很大下降。

黄仁宇说，自己当下级军官，带着36个士兵，提心吊胆，夜不能寐。

这样的装备情况，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国军这么多会战，几乎很少主动进攻。除了争夺几处战略命脉，如果日军不来进攻，国军肯定不会主动出击。

国军的装备、物资储备、运输能力、以致工业支持能力，根本无法支撑大兵团大规模反攻。

所以，白修德说“这支军队，居然挡住了日军六年，这是它的奇事之中最值得注意的事。要它在作战中取得真正的胜利，未免是奢望。它最大的胜利，是在于活着，站着，耐得住它自己的政府和社会瓦解的压力。”

五、国军的军纪和士气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国军战斗力弱，不仅在武器物资，而且在人。

这里就说两点，官兵关系与居民关系。

关于官兵关系。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中专门有一张《注定遭殃的中国兵》，里面从征兵讲起、包括食物、医疗、地位等等。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在抗战中，国民党征兵抓壮丁是广受人们诟病的。战争动员是必要的。问题时，国民党不是征兵，而且抓，中间还有各种挣钱猫腻。比如，有钱人家花钱找人顶替，路上随便抓人作壮丁。而对这些兵员，又不爱护，其中很大一部分兵员病死在路上。郭沫若抗战回忆《洪波曲》中也有记载。有一天，郭沫若在重庆某地发现大批乞丐，被捆着手，蓬头垢面。一问才知，这是新征来的兵员，担心跑掉。郭沫若回忆，那些“乞丐”眼中，或者愤怒、或者茫然。到了抗战后期，兵员素质急剧下降。新兵受训完来到军队，也毫无地位。

但是，反过来，军队高官却奢侈腐化。一是吃空饷，很多部队编制和人数差了一大截，其中军饷都被当官的贪污了。高官还运用手中权力搞走私，贩卖军火。

这样，军官和士兵自然离心离德，军心涣散。

白修德记载：

【“有一支八百人的部队从华北的甘肃出发（地点或者白修德出错，或者翻译出错），行军到昆明去入美军办的训练班，在路上有两百人病死，三百人开了小差。另有一师人从华北向南行军——也许是快乐的，也许是不快乐的，要看个人的观点如何而定——经过四川。该师大多数士兵是从四川征出来的。该师出发时七千人，到达目的地时只剩三千人，因为整排整连的人失踪回家了。”】

在抗战中后期，军民关系也越来越坏。

在豫湘桂大战中，驻守河南的汤恩伯部军纪太坏，以至于当地农民趁着国军战败，动手打国军。

实际上，老百姓与国军关系恶化，是普遍现象。

白修德说：

【“遍布华军内部的残酷和痛苦，不仅使高级军官和参谋人员堕落，也使一般士兵变坏。”】

白修德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1943年，鄂西大捷有记者采访，这篇文章未刊出，白修德记录如下。记者采访发现，并无大捷，国军损失七万至八万人，而敌军损失三千至四千人。更惊人的是，他发现人民的冷淡。“在敌人到达沣县和津市之前，形势危急时，当地驻军下令人民疏散，每家只准留下一人。两天以后，又有一道命令叫人们群体撤退，一个人也不许留。如有违背，以汉奸论罪。老百姓走了之后，（中国）驻军就在全城劫掠，把抢到的东西搬走。年纪太老不能离家的以及不愿意离家的的人，全给杀掉。有时连房子一起烧掉……”老百姓以手势偷偷告诉记者是四十四军干的，八十七军也是如此，“于是大家说敌军比国军好了。他们说起国军时，觉得自己是第三者，仿佛那不是他们自己的军队。”

在1944年的桂柳战役大败后，张发奎反思说，

【“广西人民对国军的态度不如以前了，他们以前很好、很合作。态度变化的原因是我们的军纪变坏了，所以这次没有根锁我们一起撤退。”】

关于韦云淞守桂林，《张发奎口述自传》第282页注解3解释道，桂林原市政府、警察局协助部队维持秩序，每户留壮丁一人看守私人财务，后紧急疏散。城内只留下守备部队。“守城官兵纪律松弛，各打主意。城防司令韦云淞、军长呵维珍、师长许高阳等，领得全军三个月薪饷及主副食费后，90%送回家中，仅携带10%的经费入城，他们是准备桂林失守发国难财的。下级官兵每晚四出去民房翻箱倒柜、搜索财物，见鸡杀鸡，见狗劏狗，把居民留在桂林的财物抢得精光。”

这样的“子弟兵”，老百姓如何拥戴？

可以说，国军从上到下，已经开始大面积溃烂。

这里以第四军为例。第四军扬名北伐，被称为“铁军”，张发奎在1932年前一直是该军的老长官。1944年，第四军守卫长沙。长沙失陷，第四军损失惨重，军长张德能被枪毙。张发奎回忆说：

【“在长沙沦陷前，冯玉祥旧部、军委会第四军风纪巡查团主任委员石敬亭在巡查住长沙的第四军后路过柳州，他多我说：‘向华老弟，我要告诉你一些事。第四军没希望了，它的军纪很差。’他说张德能本应下部队视察防御工事亲近士兵，却沉湎于绘画、书法和吟诗。”】

这就是抗战中后期的国军！

【梁孝，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