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中共历史经验总结报告
最早的中共历史经验总结报告
《中国共产党底历史与策略(讨论大纲)》考述
丁晓平
本文原载《党史博览》2018年第8期,略有修订
《中国共产党底历史与策略(讨论大纲)》(以下简称“讨论大纲”)是一份十分罕见的中共历史和工作的总结报告。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共5页(其中第5页为半页),手刻油印,约3630多字,文末署名“社会科学研究会”,刊印于“十六年一月四日”,即1927年1月4日,保存完好。其中的时间、人物、事件的叙述和史实基本准确,真实可信,但在一些数据和事实上也与现在党史研究的成果略有不同,因此值得党史界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下面,结合当下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笔者对《讨论大纲》这份珍稀文献考述如下:
第一,《讨论大纲》把1920—1926年党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
《讨论大纲》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1920年在上海建立党的早期组织,至1927年1月以来,六年间的革命历程和历史经验,客观、真实、科学、具体,具有思想性、系统性、鼓动性,是一篇斗志昂扬的总结报告,也是一份十分励志的报告。
全文将这六年的发展斗争史分为三个时期,即:
第一个时期,从1920年组党到1922正式加入第三国际,为“开始进行时期”;
第二个时期,从1922年8月杭州西湖会议到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实现国民党改组,为“进行与革命派联合及参加革命时期”;
第三个时期,从1924年1月到《讨论大纲》写作之时的1927年1月,为“努力工人运动参加国民革命时期”。
在第三个时期,《讨论大纲》十分理性地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说:“不过有许多缺点,如主观性太重,态度不好,不知活动方法,不注意小的问题、实际问题,这都是很大的错误。现在共产党已非昔比,已经有了政治势力,已经到了群众的行动的党了。在党员的错误行为,可以防害全党的发展,阻碍革命的道路,我们要特别注意!”同时,《讨论大纲》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文中还引用列宁的话“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要注意许多零散的斗争”来鼓励全党继续努力奋斗。最后,还十分可贵地重点提出并总结了“联合阵线”的策略,指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正如俄国当时一个样子。我们党员的责任应将工人群众拉到手中,并应努力于夺取其他群众的工作,此时应该要斟酌实际情形,决定我们的口号。注意地方政治,使活动方法适合于工农群众。同时也能得到商人及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同情,以巩固我们‘联合战线’,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成功,俱在乎此。”
从1920年5月到1927年1月,这六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讨论大纲》比较全面客观地总结了中共的成长历程和斗争经验,可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共党史上最早的历史经验总结报告。报告字迹清楚,书写工整,油印整洁,除了个别地方因为年久受污损约30个字左右之外,保存非常完好。从这份报告的写作时间来看,它写于1927年1月4日,也就是说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因此,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中共在大革命之前的历史与策略的经验总结,保存至今,更加难能可贵。
第二,《讨论大纲》中四个存疑的问题
在《讨论大纲》中,有以下几处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和重视:
一是关于上海早期党组织成立的时间与人员数量问题
《讨论大纲》认为:“独秀同志即联合他们发起组织共产党(民九年五月)”,“当时发起的一共有七个人。”
根据中共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的表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最早由陈独秀于1920年6月在上海发起。在共产国际派出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十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当时,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展开了讨论。随后,经过酝酿和准备,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完全同意正式定名为“共产党”。1920年8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担任书记。
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三个月前,也就是1920年5月成立的,稍晚于李大钊3月在北京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在时间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1920年6月由陈独秀组织发起的,而不是《讨论大纲》所说的“民九年五月”(1920年5月),二者表述相差了一个月。
在人数上,《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只提及了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五个人,《讨论大纲》则说“当时发起的一共有七个人”。但是如果加上维经斯基和旅俄华人、俄共(布)党员、翻译杨明斋的话,则正好是七个人。
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
二是关于北京早期党组织成立的时间和人员问题
《讨论大纲》认为:“是年九月,北京的共产党也开始组织起来,党员共有八个人,内有六个人是无政府党,只有李大钊、张国焘是共党,随后开除了三个,同时又加入了四个。”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是这样表述的:“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北京党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不久,张申府去了法国,党组织吸收了黄凌霜、陈德荣、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后来,主张无政府主义的黄凌霜退出。1920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至1921年7月,北京党组织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范鸿劼、张太雷、宋介、李梅羹、陈德荣等,大多是北京大学进步师生。
二者表述,在时间上同样也相差了一个月。在人员上亦有差别。
三是关于党的“一大”参加人数问题
《讨论大纲》说:“1921(民十年)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上海,有代表十一人,党员三十八个。当时独秀同志因在广州没有参加。”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是这样表述的: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13个人分别是来自北京的刘仁静、张国焘,来自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来自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来自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来自广东的陈公博,来自日本东京的周佛海,在上海本地工作的李达、李汉俊,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在这里,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产党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一起,代表全中国50多名党员,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四是关于党的纲领问题
《讨论大纲》指出:“当时独秀同志因在广州没有参加。他提出一个简短的党纲——党绝对命令党员,党员服从纪律,确定共产党应该是民主集权制,应该是信仰共产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共产主义。”
笔者认为,上述这段表述,应该特别应该引起党史研究高度重视。显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陈独秀就鲜明地提出了“党领导一切”、“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党员服从党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共产主义”等党的根本政策和最高理想。《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的相关表述虽然基本相同,但似乎没有《讨论大纲》这么鲜明。
第三,署名单位“社会科学研究会”是什么机构?
《讨论大纲》结尾处署名单位为“社会科学研究会”。这是一个新的发现。应该说,在1927年或更早的时候,中共就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说明中共中央在建党早期就特别注重社会科学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目前,没有史料确证该组织的具体情况,它是不是像陈独秀在上海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样,是其主持的另外一个以学术研究为名的组织机构,或者党内其他同志主持的组织呢?
我们在著名作家茅盾(沈雁冰)1957年4月所写的《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文中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记叙。他说:“我记得小组的成员有:陈独秀、张东荪、沈玄庐(此处有误,张东荪未加入“小组”,引者注)、李达、邵力子、李汉俊、周佛海、还有一些别人。小组开会在陈独秀家里,会议不是经常开,主持人多是陈独秀。开会时,有一个苏联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很年轻,好像是顾问,他是共产国际派来做联络工作的……小组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小组没有党章,我记得在嘉兴南湖开会前一两个月,陈独秀叫我翻译《国际通讯》中很简单的《俄国共产党党章》,作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参考。那时候,我觉得有些字不好译,例如‘核心’这个名词,现在对它我们很熟悉了,在当时就不知道用什么字译得易懂明了。我们参加小组,没有学习党章,也没有文字上的手续,只有介绍人。小组是秘密的。党成立后,有‘社会科学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场所。”
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茅盾的上述回忆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说明“社会科学研究会”在中共党史上的确是真实存在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茅盾遭受通缉,转入地下,开始以创作小说谋生。1928年7月,逃亡日本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0年4月回国,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与鲁迅站在一起。当时,他曾提出希望恢复组织生活,未果。1940年,在西安随朱德来到延安,再次希望恢复党组织生活。但根据工作需要,中央认为茅盾作为著名作家,留在党外对革命事业更加有利。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曾担任文化部部长15年之久。1981年3月去世时,中央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根据笔者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会”名称相接近的,就是当时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还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研究社”。当时,陈独秀除了主持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之外,的确还建立了一些以学术机构、学校来冠名的外围组织,比如《讨论大纲》中提到的“外国语学社”。具体举例说,第一部《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就是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发行的。1920年5月,陈望道从家乡浙江义乌带着《共产党宣言》的译稿来到上海,本想在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上发表,谁知该刊却因上海当局的邮检而被迫停刊。随后,他将译稿交给自己的学生俞秀松,托其转交给陈独秀。陈独秀、李汉俊将译稿校阅一遍后,决定出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出版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支持,给予了经济资助。随后,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秘密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印刷所,取名为“又新”。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单行本图书就在这里诞生了。陈望道翻译的这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共56页,比小32开还略小,封面除书名外,自右向左横排印刷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字样。在该书的版权页上,除了署名著、译者之外,还署名“印刷及发行者 社会主义研究社”。
第四,《讨论大纲》写作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讨论大纲》文字简练,将中共1920至1926年的主要工作进行了总结,但也不尽全面,比如北伐战争、建立黄埔军校、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等,都没有写到。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1927年初的中国政治局势,已经是“风雨欲来风满楼”。尽管党在大革命运动中不断发展壮大,但由于共产国际作出妥协退让的错误政策,中共中央也随之采取右倾退让政策,蒋介石加紧勾结中外反动势力,随即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走向失败。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个机构,在1927年1月4日的这个时间节点上,专门作出《中国共产党底历史与策略》的总结,其目的和用途是什么?又是谁主持起草的呢?哪些人参与了《讨论大纲》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中共高层开始总结建党六年来的历史和策略,但却没能避免遭到蒋介石反动派的进攻。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总之,笔者认为,这份《讨论大纲》具有重要的文献和史料价值,为中共建党初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值得党史学界进一步研究。
《中国共产党底历史与策略(讨论大纲)》第1页
丁晓平 诗人、作家,文学编辑,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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