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回忆周恩来入党经历

张  复

 

          1920年10月,张申府和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曾不乏幽默地称他为“我的顶头上司”。然而,似乎多数青年人没听说过这位“大人物”——张申府。

最近,我向一家人物杂志的编辑提及写关于张申府文章的苦衷:他是政治家?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知识分子?或是被民盟开除的“另类”?这位年青的编辑反问我,张申府是谁?他做过什么?

拜访张申府开了眼界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曾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1984年5月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开幕前夕,一个偶然的机会,民盟中央的一位老同志对我说,“现职”政协委员、91岁的张申府今天下午要到机关来,他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后来“退党”了,参加了民盟,20世纪40年代末发表一个“声明”犯了错误,为此民盟开除了他,他的老伴刘清扬也为此和他离婚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北京图书馆做研究员,1957年反右时,他被划为“右派”,现在倒是“摘帽了”……近两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过去,我只听说过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周恩来是何等伟大的人物,他怎么会有入党介绍人?并且,这个介绍人退党参加民盟后还被开除了?并且,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张申府最后变成了图书馆研究员?并且,他还健在!?

不可思议!

那天下午,我在政协机关的院子里终于见到了姗姗来迟、坐在轮椅上的张申府,我的两个同事小心翼翼地推扶着他。坐在轮椅上的张申府鹤发童颜,神态安详。我急忙走上前去,帮着同事们推扶着坐在轮椅上的张申府。在他进办公室和老同志谈事之前,我怀着崇敬夹杂而又着几分疑惑的心情,特意和几个同事站在张申府身后与他拍照,合影留念。

下班回到家中,我向父亲说起了今天的“奇闻”,父亲听后淡淡地说了一句:“1937年底,我和张申府、沈钧儒、李公朴等几个人在汉口办过《全民周刊》。”

没想到,张申府还是我父亲张仲实的老同事。

我决心去拜访这个神秘的“介绍人”和这个“老同事”。打听到张申府年迈体弱,一般情况下常在家里,1984年5月的一天下午,几经周折,我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西侧的一条僻静的胡同里找到了张申府的家。

那时已是下午4时了。那是一个破损的北京老四合院,大门沿街敞开着,门上的漆皮大部分剥落。我向院子里探头看了看,院子里杂住着三四户人家,小院很静,静得有点悲凉。

我迟疑地站在院子大门前,心想这是张申府先生的家吗?

我鼓起勇气走进院内,连问了几声。北房住所的门口,走出来一位身穿花呢服的老太太,她招呼我走进屋内,看来,她是张申府夫人了。

 

走进屋内,我看到客厅正中的墙上,挂着直顶到天花板的一大幅国画,上面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寿星,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捧着一个硕大的仙桃。在画的侧面放着一排书柜,里面有一部分是泛黄的古线装书。

我正欣赏那幅国画时,张申府从里屋来到了客厅。

他穿一身黑色中山装,头发花白,精神蛮好,那双黑眼睛在塌陷的厚眼皮下来回地转动,显得有点儿神秘。倒是他那宽大的脸庞和厚嘴唇给人一种憨厚踏实的感觉。他个子较高,有点驼背,不戴眼镜,却有一副学者的气质。

我说明前些天在政协机关的院子里见过他,今天来此目的是想听听他对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有何看法,以做些采访报道。当然,我打探他那“传奇般”的经历是主要目的,不过不好明讲罢了。

张申府客气地请我就座,但他举止拘谨,好像不大会应酬人,又似乎躲着什么,他只是对我连声说“喝茶、喝茶”。如果我不开口,他是不会先说什么的,这倒使我有点不自然起来。

“听说您很早就认识周总理了?”寒暄了几句话后,我有意拿这句可能使他感兴趣的话题做引子。

果然,张申府眼睛闪过一道异样的光芒,他呷了一口茶说:“我是1920年8月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和周恩来认识的。当时是五个青年进步团体在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决定‘改造联合’。周恩来代表天津‘觉悟社’,李大钊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那时期,李大钊和我正酝酿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听政协的同志说,您很早就加入党组织了?”

“是啊!”张申府兴致来了,他骄傲地叙说着自己的历史,在我的面前展示了他非凡的青年时代。

“五四运动时,我是北京大学的讲师,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每周评论》,还担任过《新青年》编委。那时李大钊、陈独秀是北大的教授,也是这两个刊物的负责人,胡适也是这两个刊物的编委,我和他们很熟。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来,经过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找到李大钊和我。然后又由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找陈独秀。1920年8月,陈独秀来信对我说,北京只有你和李大钊可以谈成立党的问题。9月中旬,我因罗素来华讲学专程去上海迎接他,在上海我就住在陈独秀家,我们两人就筹组党组织事宜多次交换意见。回京后李大钊和我就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来我们发展了张国焘,张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第三个成员。”

“后来您去了法国?”我问他。

看到我全神贯注地在倾听他的讲话,张申府似乎很是惬意,侃侃而谈:“1920年12月,我和蔡元培、陈大齐、刘清扬、郑毓秀几个人同船去法国。我是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荐,被聘为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院的教授去教逻辑学的。那时,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均已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临行前,李大钊、陈独秀委托我在法国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张申府说,周恩来是1920年12月去法国的。1921年1月,他在巴黎首先介绍刘清扬入党。紧接着,他和刘清扬又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当时入党手续是:他和周谈话后,即写信向陈独秀报告。这年春天,他和刘清扬在巴黎结婚,由于周恩来和张申府夫妇在国内就相识,特别是周恩来与刘清扬同为天津“觉悟社”的战友,周恩来他乡遇故知,十分兴奋,常去他们住处,对各种问题进行热烈地讨论。

不久,由上海又来了两个党员,赵世炎和陈公培,他们两人都是在上海入党并由陈独秀介绍来巴黎的。这样他们5个人(张、周、刘、赵、陈)成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立后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出油印刊物《少年》,张申府为编辑,周、赵撰稿。第二件事是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个组织在1923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是书记。

 

“那时您对周恩来是什么印象?”我问道。

张申府说,在法国他住在巴黎大学对面的一个旅馆里,常去大学听课,内容是数学、哲学、逻辑学,其余时间自己做功课。而周恩来在巴黎主要是搞革命活动。在张申府的记忆里,留法期间的周恩来,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工作勤奋,团结同志,在留学生中有极高的威信。

张申府说:“1922年2月,我和周恩来、刘清扬一起坐火车去柏林,建立柏林支部。在德国期间,我和周恩来一同介绍朱德入党。朱德要求入党时,是我和他谈的话。当时朱德在国内已是颇有名气的将军,但他不远万里来到柏林追求进步,为人非常谦虚诚恳……”

说着,张申府起身从里屋拿出几张有点褪色的保存多年的相片给我看:

一张是1923年在德国柏林,4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赵光宸,站立在参天大树下的合影。

另一张也是在柏林,是张申府与朱德等七八个“柏林支部”同志的合影照。照片中的人物分成前后两排,张申府和前排的几个人相互面对面地坐着,都把脸整齐地一同侧向照相机,这种集体合影照颇有点味道,照片中的张申府戴着一副眼镜,眉清目秀,很斯文。

还有一张,那是1919年在国内,张申府和好友李大钊、梁漱溟、雷国能4人同游北京中山公园时的合影……

看着这几件“证物”,我感觉身上涌起阵阵热流,禁不住对张申府先生肃然起敬。

张申府告诉我,1922年底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时,其负责人是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张申府,下设旅法、旅德、旅比三个支部。他还愤愤地说,旅欧少年共产党中的头头任卓宣(叶青,后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很坏,1923年在巴黎召开的旅欧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把他给开除了,但是共产国际很快给他平反了。

张申府回忆说,1923年底,他途经莫斯科回国。在莫斯科时,曾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赵世炎处住了两个月。在此期间,他听过那时声誉很高的联共(布)党内的理论家布哈林的演说,并见到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维经斯基对他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他还见到了被孙中山派赴苏联的考察团团长蒋介石、副团长张太雷。蒋介石得知他在法国的活动后,对他十分客气。

“您还在苏联见过蒋介石?”我惊奇地问。

“是啊,是啊。”张申府一脸不屑回答我问题的样子。

张申府接着说,1924年春节,他回到北京,李大钊希望他去广州,说现在国共合作,广东正需要人,于是,他先到上海见陈独秀,陈和他彻夜长谈关于国内外的形势和国共合作等问题。

1924年2月他到达广州,受到国民党要人的热烈欢迎；并参与筹建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的工作,因为他是当时从欧洲留学生中第一个回来的“左派”。在廖仲恺家里,廖要他推荐国外留学生中有才能的人,他开了一个15人的名单。

张申府对我说,他开出的人名单中第一名是周恩来,他还要廖汇去回国的路费,因为周恩来等人在欧洲生活很拮据……

张申府还不无自豪地说:“那时我在广州身兼四职: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孙中山任命的；广州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还给蒋介石当德语翻译。”

谈到这时,张申府已不再拘谨,他眯起眼,也不看我,用手比画着,说到得意时,颇有点眉飞色舞、前俯后仰的样子。他纵情谈论着,陶醉在金色的回忆中。你想不到,90高龄的老人还有那种神态。

“您的这些经历真了不起!”我也被他的回忆感染了,打动了,我真诚地对张申府先生说,“许多青年人都不知道这段历史,您应当好好整理整理。”

张申府听罢,斜视了我一眼,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我和毛泽东相识也很早了。”

我一怔,怎么,还有毛泽东?心想,五四运动时期,张申府和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同为《新青年》、《每周评论》的编委,他又与李大钊等人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到欧洲后还成为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又与蒋介石、廖仲恺共事来往,中国现代史上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中国现代史上两大政治对立集团的领袖人物,都和眼前的这位图书馆研究员共事交往过,张申府这种“全方位”、“立体式”的人生履历真令人惊诧。

张申府接着对我说,1917年至1920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兼北大图书馆编目股股长,主持图书编目工作。1918年11月,毛泽东经杨昌济教授介绍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他和毛泽东是那时相识的。当时25岁的毛泽东,每月工资才8元,他的工作是管理“日报阅览室”,也就是第二阅览室,有时还要做些杂务,如为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整理书刊报纸等。毛泽东做图书馆助理员是从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

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话时说过: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张申府说,毛泽东不忘旧交,他在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8年秋天,毛泽东把刚写成不久的名著《论持久战》寄送给他,当时张申府在汉口工作。

我看到张申府拿出当年毛泽东寄给他的一本尚未装订的,用几张大印刷纸折叠成册的《论持久战》,繁体字,竖排版。书的封面注明“1938年,解放出版社出版”。书里还夹着一封毛泽东给张申府的信,现根据我当时的笔记抄录如下:

申府先生:

英勇抗战已历周年,全国军民为争取最后胜利而历战不懈,民族解放之前途实系于兹,惟如何取得胜利各方持论未尽从同……泽东不敏曾于五六月之交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有所讲述,撮其论旨著为《论持久战》一册,自知管窥蠡测无当于大雅之林,然献曝微忱亦且聊尽匹夫之责……

致民族解放之敬礼!

毛泽东

8月1日于延安

新中国成立初期,章士钊告诉张申府,一次闲谈,章士钊向毛泽东提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说:“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

张申府侃侃而谈,他那愉悦的心情也感染了我。这时,我的脑海里却闪出一个问号。

“听说,您后来退党了?”我脱口而出,话音未落就自觉失言。

“哦……”张申府迟疑地应了一声,他低头用力吮了一口茶,没有回答我。

这个问题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很尴尬,后悔不该那样冒失地提问,大概老年人感到最难回答的,正是那些透过玫瑰色眼镜看世界的天真青年提出的问题。

我假装环视室内的书画,寻思找个话题岔开……

这时张申府带着某种权威的口吻对我说道:

“那是1925年1月党的四大时,大家为一个问题发生争执,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不服气他们。我说,同意我的观点我就留下来,不同意我就滚蛋,最后我一甩手走了。”

是摆老资格?是书生意气?还是政见分歧?张申府这“一甩手走了”就走出党组织58年,再没回来。

“唉!”张申府叹口气,摇摇头说,“以后赵世炎见到我向我提过两次,说希望我回到党内来,可我一直没回去。”

“那您后来做些什么事情?”我问他。

“主要是教书,我在广州时是大学教授,后来又在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做教授,一面教书、一面写些文章,主要是哲学方面的,也搞点翻译。”

“您的外语很好。”我说。

“还可以吧。”张申府惬意地笑了,“英文、德文、法文好一些。”

这时,张申府向我大谈罗素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言谈中他毫不掩饰对罗素的敬仰和崇拜,他说他在这些大学授课,一大重点就是讲述罗素的思想。

“抗战爆发后,我先是在武汉,后来在重庆……”

“以后周恩来和您还有联系吗?”我问他。

“当然,当然。”张申府连声说,“周恩来没有忘记我。我参加一二九运动后,清华大学解聘了我的教授职务,生活无着落。1938年我去武汉做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时,生活仍然紧张,工作经费也有困难。当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有意照顾我,还给我写了信。”

说完,他怕我不相信似的,竟自走到里屋摸索着拿出那封保存多年的信,现照录如下:

申府吾兄:

你呈部长(陈诚)两信,均经批回,其要点为:

一、每月所需经费,由渝经理分处按月照规定支付；

二、迁移费发五百元；

三、张委员至各处一行,旅费照发。

根据此批,我已令总厅会计室照办。经费自7月份起,月发一千元,在此处领七八两月共二千元,以后到渝按月领,请向总务厅直接接洽。迁移费亦照领。旅费俟兄规定行程后再领。

此复,即致

敬礼!周恩来(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59页)

周恩来写这封信的日期是1938年8月24日。

看完这封信,张申府对我说,1942年7月中旬,周的父亲在重庆病逝,他去吊唁。时隔不久,周恩来特意给他写信致意。接着,张申府又拿出周恩来的一封信给我看:

申府先生道右:

哀启者,先严弃养,承蒙友好姻亲多方吊唁,或劳玉趾,或辱瑶函,或赐挽章,或颂刍束,悼死慰生,无任铭刻。惟来以卧病之后,复当大事,心痛体弱,致未能一一登门踵谢,用答隆谊。惶悚之余,特函告罪,请恕失礼。哀此奉复,诸维矜察,并颂

道安!不一。

棘人周恩来邓颖超哀 启

民国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见《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22页)

张申府还告诉我,1940年在重庆,一次蒋介石召见国民参政会的部分参政员,蒋在会上大骂他“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不久,他的参政员被除名,接着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也被取消,薪金没有了。生活拮据,日趋困难,就在这时,周恩来出面让他在《新华日报》上办了一个《科学专页》副刊,每月送给他50块钱,以接济生活。

以后,周恩来又托徐冰给他送来延安产的一条毛毯和一件毛衣。

1958年,在香山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会上,张申府又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知道他长期研究罗素哲学,谈话中,周恩来高兴地对他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素又要来中国讲学了……

张申府感慨地说:“周总理没有忘记我……”他慢慢说道,“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73年章士钊的追悼会,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好说话,他托罗青长过来问候我。”

想到多年来张申府已淡出公众的视野,我想起了“声明”的事,不禁问道:“听说您建国前在民盟时有个什么‘声明’吧?”

我尽力不动声色,想说的含糊点,不能再失言了,不能刺激张申府,但是好奇心又使我不得不“打破沙锅问到底”。

“唔!”张申府局促不安地缩回拿茶杯的手,面露赧颜,他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那是我一时弄岔了,过去的事了……喝茶……”他脸上一副凝重而若有所思的神情。

我明白,这个问题要就此打住。

“您这样高寿,很懂养生之道吧,生活规律,锻炼身体?”我这样对他说,想借此摆脱我陷入的窘境。

“谈不上什么养生之道。”张申府说,“我不大锻炼身体,就是公园也很少去。我最大的嗜好是读书,每天还要看6份报纸。要说养生之道,我看就是凡事要豁达些……”

在张申府超然自得的言谈中,我却感到他的眼神里流露出几分伤感。

“建国后,您还继续学术研究吧?”我说。

“是啊!”张申府宽慰地说,“我的工作,还有住房都是周总理安排的。我生活很安定,一直在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做些翻译和研究工作,但是30年来我没有发表过文章……”

“平时除了看望梁漱溟等一两个老熟人外,一般我不出门。图书馆的领导对我很好,‘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没受什么冲击,大概是‘四人帮’看我挺本分,就不理我了。”

“您和梁漱溟很熟?”我问。

张申府说:“这些年,和我来往比较多的人就是梁漱溟。”

这时,张申府的老伴又一次进到客厅给我们两人倒茶,她说这些年来,张申府最好的朋友就是梁漱溟,他们两人谈得来,每年他们都要见面几次,前几个月,也就是这年春节他们还见面长谈了一次。

谈到“文化大革命”,张申府喉咙哽塞地说:“我还可以,就是刘清扬遭大罪了!”

说这话时,淡淡相思写在张申府的脸上,我知道刘清扬是他早年的战友、伴侣,后来分开了,就请他多说两句。

“唉,”张申府叹口气说,“她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和周总理很熟,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时把她关押了八九年,在监狱里搓煤球进行劳动改造……1979年刘清扬得到平反,我在她灵前做了一副挽联:‘生离死别千秋遗憾,志同道合万世一心’。”

这副挽联反映了张申府对刘清扬的眷恋和他内心的伤痛。看着张申府喟然而叹的样子,我不敢问他和刘清扬分手的原因,也不敢再提他的“右派”问题了。

这时,张申府静静地凝视着窗外。窗外,阳光已渐渐地逝去,在暗沉的暮色中,我望着他的额头、鬓角,端详着岁月留在那上面的痕迹……

沉思了一会儿,张申府对我说:现在国泰民安,形势大好,只是我体弱多病,不便参加会议,也无精力看许多会议文件了……

临别前,我拿出相机,说希望给他和夫人拍个纪念照,张申府高兴地叫老伴坐到他身边,由我拍了几张彩照。自然,我也免不了请他的夫人给我和张申府拍几张纪念照。

看到他咳嗽的样子,大概是累了,我们已谈了两个多小时,也到了他家吃晚饭的时间,我便向他告辞。张申府起身送我,蹒跚地走到门槛前,还说了句客气话:

“走好啊……”

告辞张申府出来后,我走在他家那条僻静的胡同里,行人稀少,天空已有不少眨眼的小星星,路灯把街边的树木变成奇形怪状的图案洒在路面上,晚风迎面吹来还有些寒意。人生际遇的感慨悄然袭上心头:人生的差异竟如此之大!

当年在欧洲有同样的追求,同样的信仰,同样的行动的几个热血青年,张申府、周恩来、朱德,30年后,其中一个成为几亿人口大国的开国总理,闻名世界的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另一个则是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元帅,声名赫赫的开国元勋；而那位在北大图书馆和张申府一同工作过的湖南青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洪亮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震动了全世界。

张申府先生呢,这些巨人的老同事、老熟人,却在北京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默默地守着一堆泛黄的古线装书。张申府何以如此衰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