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上看毛泽东是如何指挥三大战役的

侯春奇

1948年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年份，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相继在各个战场上歼灭大量敌人取得了胜利，有效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分区防御。到了这年秋天，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战略决战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战略决战是指对战争全局有决定意义的战役，通常表现为交战双方的主力会战，唯有在会战中歼灭敌对方的主力部队，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它对战争全局起着决定性作用，是战争的真正重心所在。如此就导致战略决战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肯定是最激烈、最多变、最复杂的阶段，也是在战略指挥上最不易驾驭的时刻，这对敌我双方的军事统帅指挥作战能力是极大的考验。稍有不慎就会使己方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挥下，连续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这一环紧扣一环、一气贯注的通盘战略筹划与完整部署，谱写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丽篇章。本文从战略角度分析毛泽东是如何指挥这场气势磅礴的大决战，以求生动展现毛泽东作为伟大军事家、战略家那种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全局在胸的战略眼光和高超卓越的指挥艺术。

1949年毛泽东在北京

决战时机不是人人都能正确把握的

机遇稍纵即逝，历史紧要关头的重大机遇更是千载难逢。古今中外历史长河中能正确认识并及时把握住历史机遇的人凤毛麟角，毛泽东无疑是其中之一，他通过对敌我双方实际情况的深刻认识，清醒意识到国共双方已到了战略决战的时刻，并为之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战略决策，紧紧抓住了这个重大机遇。其对手蒋介石，在重要时刻却对战争局势一直没有切合实际的清醒认识，既不知人也不知己，最终被时代所抛弃。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分析毛蒋双方的综合情况，来更清楚地理解毛为何能成功地在大决战中创造军事辉煌。

毛蒋二人的个体差异

战略决战是检验军事统帅战略眼光、驾驭复杂局势能力及决心和意志力的最好试金石。国共双方统帅的个体差异与双方的成败得失紧密相连，即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个体差异导致了二人在大决战中的不同表现和最终命运。

毛泽东具有浪漫主义气质，擅长谋略、出奇制胜。他曾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 5 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但毛最终成长为一名伟大的军事统帅，原因在于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此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要勇于投身到战争实践中去，离开战争实践就谈不上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二是在战争实践中要及时总结归纳战争规律，不断总结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并反过来指导战争实践活动，再积极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研究战略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在战争实践中，毛总是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力求掌握敌我双方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使自身的战略部署和指挥尽可能契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达到主观和客观的一致，立足于实际上能达成的事情，绝不脱离实际凭主观愿望去瞎指挥，更不说无用的空话。这些都是毛在战争中不断取胜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早在 1936 年 12 月曾对军事统帅如何形成正确的军事指挥谋略作了具体清晰的论述：“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 — 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

毛泽东同时又是个诗人，才华横溢，喜欢哲学，这些因素造就了他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善于把握大局大势，不追究计较具体的细枝末节。这在毛军事战略行动中表现的比较明显：既相当注重保存实力，又重视战略，不墨守陈规，敢于冒险。他通常更关心大战略大问题，基本不会去过问前线部队具体应该怎么做，更不会越级去干预前线将领的具体行动，在军事指挥上战略布局信手拈来，超凡脱俗。

蒋介石严谨刻板，注重细节，常常越级指挥、一插到底。从毛蒋二人的早年教育经历中我们知道毛没有正式学过一天军事，而蒋早年先后在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一生最看重军事甚至以一代名将自居。毛对此曾说过：“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

但蒋在考虑军事问题时很欠缺战略上的考虑，往往关注的是一些细枝末节。他经常提到如何整饬军容军纪，军事战略指挥上也通常关注一些明显应该由基层军官去关心的问题。周恩来曾在黄埔军校与蒋共事，对蒋相知甚深，在评价其军事才能时曾说到：“不怎么样。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蒋之所以能先后打败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靠的是政治分化和金钱收买，并非有高超的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能力。但用这些招对付共产党人，根本不起作用。

蒋喜欢越级指挥，从早期“围剿”红军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大决战，他几乎从未改变事无巨细一插到底的坏毛病。很多国民党将领在个人回忆录里没少提过蒋的这种作法。其中李宗仁的评价较中肯：“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 “凡是中央系统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病。他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将领如果是这样的庸才，当然不能打胜仗，而蒋先生偏偏喜欢这样的人。”蒋的不少败仗就是由于他不顾总体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直接越级指挥到前方部队而打乱战略部署，导致所有计划都无法落实，失败就在所难免。

综上所述，毛既力求熟识敌我双方情况，使作战的部署和指挥尽量适合实际，并正确判断战争全局的客观形势，选择恰当的决战时机和方向，采取慎重初战、奇袭等作战方法一步步扩大战果；又重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一线将领们的意见。同时，他始终把军事同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综合起来考察，作出判断和决策，终夺全局胜利。而蒋对战场局势既缺乏客观全面的分析了解，也没有对战局发展趋势的足够预见、经过深思熟虑明确坚定的作战预案；对前方将领干预过多，乱指挥、瞎指挥打乱正常的战略部署；遇事张皇失措被动应付，主观武断甚至在战局不利时依然盲目想同解放军“决战”；继而决心动摇，终致束手无策、一败涂地。

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

1948 年秋，人民解放军由战争初期的127 万人发展到 280 万人，其中野战军 149 万人；在装备上已有很大改善。人民解放军建立起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取得了打阵地战的经验；全军还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通过诉苦 （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劳动人民造成的痛苦）、“三查” （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 （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达到了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的政治觉悟、军事技术和战斗力进一步提高。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解放区的面积扩展到23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4.5%，人口达1.6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5.3%。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基本完成，解放军的后方更加巩固。

这时国民党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 430 万人进一步减少到 365 万。因大批部队担任守备，可用于第一线的仅 174 万，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事上只得放弃全面防御而实行重点防御。5个战略集团 （即胡宗南、白崇禧、刘峙、傅作义、卫立煌集团） 已被解放军分割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 5 个战场上，相互间难以形成配合，主要担任战略要地和交通线的守备，能进行战略机动的兵力为数不多。国民党已无完整战线，统治正频临崩溃。

机遇与风险并存

国共双方的情况表明，两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但风险与困难仍存。国民党总兵力超过人民解放军，装备更比人民解放军好。南京国民党政府仍统治着全国 3/4的地区和2/3 的人口。有居民 30 至 70 万人的太原、济南、长春等城市，国民党守军都在10 万人以上，那里的城防工事经过多年加修已达堡垒化程度，被他们自诩为“固若金汤”；国民党军队鉴于连遭惨败的教训，已改取重兵固守、诸兵团驰援的会战方式；人民解放军还没有海空军的配合和支援，也缺乏现代化的后勤运输保障；除东北战场外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都没有取得优势。

在此情况下，敢不敢进行决战、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占领的重要城市、歼灭敌人的强大武装，如何进行下一步的战略决策，成为摆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面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毛科学地分析敌我双方的战争形势，对存在的这些问题反复权衡，不仅看透这个表面上的庞然大物其实已异常虚弱，无法摆脱战备上全面被动的地位；并且敏锐地察觉蒋正打算实行战略撤退而一时还举棋不定，难下决心。

毛泽东常讲“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并恪守之。对如何攻克国民党重兵据守的大城市、对付国民党几个兵团增援这两个新问题，毛一直十分关注并思考对策。他对徐向前部采取坑道爆破为主的方法来攻克坚固设防的临汾的经验极为称道，对进攻重要城市敌军可能大举增援的问题也早已向林彪等指出：“你们应以敌人必然增援为自己作战计划的基础”，在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法上都要保障能阻止或歼灭援敌的胜利。“在作战实施中，依据城敌与援敌两方面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变化，你们可以酌量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在某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打援方面 （这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攻城方面。”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作战方法对以后的大决战起了重要指导作用。机遇稍纵即逝，他依据对客观形势的冷静分析，当机立断毫不犹豫抓住时机，发动这场人民解放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战略大决战。

大决战的序幕：济南战役

1948年七八月间，大决战的战略构思在毛泽东头脑中成型。他为加强军队的统一指挥，要求各大区的军政领导人定期必须向中央报告工作。由于林彪没能按时报告工作，毛给予严厉批评。到了事关全局的临界时刻，一切行动必须听中央军委指挥。在大决战繁重的准备工作中，重点要解决兵员补充和火力加强两个问题。前者，原则上采用即俘即补的办法，直接把国民党军队俘虏通过再教育转变成人民解放军。这个大胆举措显示出毛的魄力和远见，大大加速了我军的胜利进程。后者，则边打边解决，通过缴获和自造逐步得以解决。

蒋介石这时也在做准备，他麾下的卫立煌、傅作义、刘峙、白崇禧、胡宗南5大战略集团基本处于孤立状态。国民党已失去民心，国统区经济全面崩溃，大家都意识到蒋集团快完蛋了。大战迫在眉睫，蒋介石想尽一切办法去敛钱、借钱、买枪、抓壮丁，好不容易又拼凑了 300 多万人的军队，当然，这些拼凑起来的 300 万兵不比以往，原来那些兵经历过抗战洗礼且训练充分，现在的则缺乏这些，战斗力有限。蒋考虑接连失败的惨重教训，妄图改用重兵固守、诸兵团驰援的会战方式来挽救失败的命运。

大战重点是如何攻坚和打援，毛泽东为此做了充分准备。他向全军推广徐向前以坑道爆破攻克临汾的方法来攻坚。应对蒋的会战方式，毛强调要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指示前线将领要将重点放在打援上。即我要攻打你蒋的城市，你若不救，我就挖地道炸口子进攻；你若派兵来救，我就集中兵力去打援军。总之，不管你救不救都注定失败。

此时济南成了毛泽东的第一目标。济南战役揭开大决战序幕。毛明确规定，整个济南攻城由许世友负责，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毛命令粟裕指挥全军主要打援，粟裕以20 多万人准备打援，十几万人攻击济南，经过周密的侦察和准备，于1948年9月16日发起济南战役，只经过 8 天战斗就全歼国民党守军 10 万余人 （其中，争取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两万余人战场上起义），攻克了济南。济南战役的结果，在国内外引起巨大震动。国军名将杜聿明曾评论道：济南守军的被歼，“可以说蒋军的重点防御计划已被击破”。美联社在 9 月 26 日评论说得最明白：“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周恩来后来讲：“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大决战的起点：辽沈战役

东北决战的时间就要到了，但是蒋介石还没料到这一点，机遇在蒋决定坚守还是撤退的徘徊期转瞬即逝；而毛泽东创造机会和抓住突变机遇，他在渐进过程中充分了解敌我情况，找到克敌制胜的法宝，蒋之失败已可以预期了。

为什么首先选择在东北决战

毛泽东的选择绝非偶然。叶剑英的回忆说得很清楚：“毛泽东在紧紧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择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

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东北敌人的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

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敌军方面：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联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

从以上看出，毛泽东将战略大决战首战方向指向东北战场，较稳妥可靠。这是毛从战略全局所下的一着妙棋，战略决战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国共双方在其他地区已处于相持状态，蒋已很难抽出足够的兵力去援助东北国军。与此同时，东北的人民解放军已达百万之众，兵力雄厚，在人数上已超越东北国军，加上装备较好，士气高昂；经过连续作战，东北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土地改革和清剿土匪都已完成，有着巩固的后方。我军若能在东北国军尚未撤走时就把它消灭掉，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大举入关，从而改变整个军事局势。毛看出蒋正在犹豫，东北的解放军已包围了长春、沈阳，东北国军已较孤立了，毛看准了这个时机，下决心从锦州打去，把东北的门封死，关门打狗出奇制胜。

蒋做梦也想不到毛在此时会下如此大的决心进行战略决战，因 1948年9月国共两军的总体力量对比，国民党部队还占上风，共产党军队较占下风，按蒋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毛不可能展开战略进攻。蒋仍然在犹豫徘徊，不愿意也不舍得放弃东北、华北等重要地区，以便把自己尚存的几支精锐主力集中到南线，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蒋在 1948 年 7 月 16 日召集何应钦、顾祝同、卫立煌等研究东北战略方针时，“设为只要沈阳粮煤可以自给无虞，则不如准其固守待时，而不必急令其出击打通锦沈路也。只要沈阳能固守不失，整补战力，则东北决不敢进扰华北，故决定坚守。而且世界大势必将变化，不如沉机待时也”。蒋舍不得丢弃东北有总体考量的：东北国军也可以在军事上牵制东北林彪的百万大军，使得共军无法入关作战，从而减少华北国军的压力。若实在不行就把东北国军撤至华中地区，可以加强国军在华中地区的防御。在蒋看来东北部队可以从容退走，却未意识到会有连退都不可能的时候。蒋很看重城池的得失，哪里也不想放弃，不想主动撤退，这种不切实际的构想事后证明是致命的。约55万人的东北国军虽兵力雄厚、装备良好，其中还有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这两个军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但已被我军孤立分散在互不相连的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据点，给养困难，士气低落。到1948年9月间蒋也意识到了危险，已有将长春、沈阳主力撤出的打算，“研究撤守长春，把东北主力集中辽西，必要时放弃沈阳，以巩固华北、稳定全局的计划”。但遭到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坚决反对，廖耀湘等其他东北国军高级将领也很担忧，害怕离开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后会被解放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掉，蒋再次举棋不定。

这场决战要先从哪里打起

东北的态势是：长春在最东边，锦州在最西边，沈阳守军最多，解放军要先从哪里打起呢？这个问题颇费斟酌：一是先打长春。长春的国军约 10 万人，远离关内、孤悬北边，被我军围困已达 5 个月，补给非常困难，解放军的北满根据地又在它旁边。如果能把长春打下来，战果也是不小的，并且风险也不太大，较有把握。二是先打锦州。锦州既是北宁铁路线上联结东北和华北的咽喉要道（当时北宁铁路从锦州到关内段尚能畅通），又是可对长春、沈阳国军进行空运补给的基地，非常重要；但对解放军却不利，离主力集结的北满根据地较远，作战需要长途奔袭，补给线较长，假如不能迅速打下锦州，就会受到沈阳和华北的国军的两面夹击，让部队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不断考虑利弊得失，最后认定先攻下锦州、切断东北国军同关内的联系、关门打狗，各个击破，最为有利；如果我军有最大的决心和充足的准备，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早在 1948 年 2 月 7 日，毛当时还在陕北就曾致电东北野战军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设想。电报中说：“人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原故。”毛电报里问道：“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滦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并重点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毛蒋二人都知道锦州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但蒋重要时刻犯了“糊涂”，被解放军的奇袭搞蒙了。他认为当时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和后方根据地都在北满，又未识破对方的一些佯动。误以为解放军会将进攻重点指向长春，一直到解放军突然包围义县并切断锦州同关内的陆路交通时才反应过来慌忙调整部署应对混乱局面。对先打锦州起初毛泽东仍以商量的口吻征求林彪的意见，并未下最后命令。林打仗极谨慎，很在意减少伤亡，对冒险的仗很慎重甚至有点保守。他对先打锦州一直顾虑重重，担心若久攻不下，国军援兵就可从华北和海上增援，解放军将会陷入被动状态，所以再三向毛提议先打长春，并于4月18日报告中央军委说明进攻长春的有利条件，“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林考虑的是小风险和渐进的打法。4月22日，毛复电林同意先打长春，但强调：“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5 月下旬，林先派两个纵队试攻长春，发现并不能容易达成预期，遂改用严密围困的办法攻城。

长春未攻下，林表示同意执行南下锦州方案，中间林也没少反复，但毛对此很有耐心，先是林提出打锦州的条件，让聂荣臻部帮忙拖住傅作义的华北部队，毛答应并作了部署。可能兄弟部队协助的效果不太明显，林又犹豫了，强调存在的困难。但到了后来毛下定决心要求林站到全国大战略的高度考虑问题，为加快战争进程必须先打锦州。毛坚持认为先打下锦州、切断东北国军与关内的联系，各个击破最为有利且是可以做到的。为此 1948 年 9 月 7 日即九月政治局会议前一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说：“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 18 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 “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 （第一个大战役） 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 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于此，你们应当注意：1、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2、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3、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 （粮食、弹药、新兵等） 和处理俘虏事宜。”9月10日，林、罗向中央军委明确表态：完全同意军委所指示的前途与任务，认为可能和应当争取东北与华北战局的根本变化。并称：已在北宁线附近的部队于 12 日在锦州、义县间打响，北线主力于 13 日起从四平街、长春附近南下。

与此同时，蒋介石同卫立煌等在坚守还是放弃东北的问题上争论越来越激烈。东北国军 55 万人，沈阳驻守着由卫立煌直接指挥的两个兵团共 30 万人；长春驻守着由郑洞国率领的一个兵团及保安部队共 10 万人；范汉杰指挥一个兵团及保安部队共 15 万人，驻守在义县到山海关一线，兵力主要在锦州、锦西。当辽沈战役刚开始时，蒋还是颇有信心的，他的战略方针是计划锦州与沈阳的军队汇合，两地夹攻歼灭林彪。这个战略目标有攻有守，攻彰武，守锦州，但随着锦州被攻，蒋就越来越慌了。

东北野战军于 1948 年 9 月 12 日发起强攻。26 日，林、罗报告中央军委：准备在 27日攻义县，成功后接着打锦西、兴城，再打山海关，假如敌军已逃，再回头打锦州。27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复电，同意他们的计划并指出：歼灭义县等地敌人后，如果先打山海关然后再回头打锦州，则劳师费时，给沈阳之敌以增援时间。不如先打锦州，然后攻山海关、滦县、唐山，如有可能直迫天津城下。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在 9 月 28 日决定“先打锦州，再打锦西”，29 日将具体作战部署报告中央军委，并称：“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已有密息证明）。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毛接到电报后很高兴，于 30 日复电：“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如此经过反复商量，最终将当初定的北宁线秋季攻势扩大成全歼东北国军的辽沈决战。

蒋介石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未察觉东北野战军主力会南下奔袭北宁线攻取锦州—— — 关闭它通往关内的大门，认为毛泽东的手还不敢伸这么长。驻守在锦州的范汉杰在东北野战军包围义县的危急状况下接连致电向蒋求援。蒋一看林彪部都已兵指锦州一下子慌了，急忙于 9 月 30 日飞抵北平从傅作义手里调集第六十二、九十二军等部共 5 个师，并决定放弃烟台，抽调出第三十九军海运到葫芦岛登陆，由侯镜如指挥组成援锦东进兵团。接着见战事越发吃紧，先后于 10 月 2 日、15日、18 日三飞沈阳亲临前方指挥作战，将卫立煌完全撇在一边，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收复锦州。并越过卫立煌直接命令廖耀湘率兵 10 万出辽西解锦州之围。

国共双方仗打到这里就是明棋了，毛泽东命令林彪尽可能快地攻克锦州。但当林得知国民党援军 4 个师已开到葫芦岛、华北的杨罗耿兵团又因傅作义部向绥东进攻而不能开到山海关至天津段作战后，担心若继续攻打锦州将使自己陷入沈阳、葫芦岛两大援敌的夹击中，攻锦决心再次动摇，便个人以林罗刘名义致电中央军委请示回师转打长春。电报发出后罗荣桓才知道，觉得很不妥，“于是他说服林彪撤回这个电报，可电报已经发出，他便亲自起草撤销这个电报和再增加北宁路作战兵力的电报报军委”。他在这封非常关键的 10 月 3 日上午 9 时的电报中说：“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军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

毛接到林的前一封电报后很生气，大战已到关键时刻林居然不想打锦州了，他绝不允许林这样做，便立即复电要求林：“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后来毛收到罗说服林发的第二封电报十分欣慰，在 4 日清晨 6 时电复林罗刘说：“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又表示：“在此之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并指示：蒋已到沈阳，不过是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他讲些什么，你们完全不要理他，坚决按照你们 3日 9 时电部署做去。”这样，毛的命令和战略构想得到有效执行。

辽沈决战的胜利

首攻锦州关门打狗战略决策就是这样产生的。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总攻锦州开始，经过31小时的战斗攻克了锦州。

东北野战军阻援部队挫败了蒋妄图分别从沈阳和葫芦岛增援的企图，充分保障了攻锦作战的胜利。毛得知锦州攻克后高兴地致电林罗刘说：锦州作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锦州的攻克，意味着关上了东北大门，把东北国军和华北国军这两大战略集团分割开来。这对于辽沈战役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败军之将范汉杰被俘后曾评价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锦州解放后，东北野战军打得非常积极。长时间困守长春的郑洞国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从沈阳西出后徘徊于新民、彰武地区的廖耀湘兵团十万之众想从营口撤退时，东北野战军从四面八方将其分割包围经两天激战全歼之。11月2日，东北野战军解放沈阳和营口。9日，收复锦西和葫芦岛。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毛泽东在辽沈战役中显示出一个天才军事统帅在关系全局大问题上果敢决策的超人魄力，他的雄心和战略抉择在辽沈战役中起了主要作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障了军令畅通，确保了辽沈战役决策的严格落实，由此创造了我军战争史上的经典。辽沈战役历时52天，林罗刘率领的百万雄兵，歼敌47.2万人，其中包括由美国装备并训练、曾在印缅战场作战的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取得震惊中外的巨大胜利。

辽沈战役的胜利，给了蒋致命一击。他为此在北平和南京两次吐血。蒋后来在书中写道：“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形势也就不可收拾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人民解放军不仅有了巩固且有较强工业基础的战备后方，也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战备机动部队（70多万人的东北野战军），而且获得了在战略指导下进行大会战的丰富经验，这对于整个战略大决战的进一步展开和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毛泽东为此倍感欣慰，在给东北解放的贺电中写道：“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东北解放，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

以少胜多创奇迹：淮海战役

辽沈战役刚拉上帷幕，国共南线战场的战略决战—— — 淮海战役便开始了。毛泽东绝不会给蒋介石把分割区连成一片的任何机会。这是国共双方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战役，是两军在长江以北地区进行的决战。

淮海战役的战略决策是如何提出的

淮海战役战略决策同毛泽东的战略奇想和从善如流“放手使用”粟裕等前方将领密不可分，与辽沈战役关门打狗不同，淮海战役基本相当于生吞活剥，其战役规模和部署，

有一个不断增大的过程。最早提出发动淮海战役这个建议的，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粟裕在淮海战役中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先是向中央军委建议集中主力于长江以北打大仗，后来又建议“小淮海”以及“大淮海”的战役规划，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均以中央军委的名义采纳实施。早在孟良崮战役后，粟裕逐渐形成为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战略构想。1947年 12 月中共中央根据战略形势作出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决定从中原战场上抽出一部分兵力渡江南下，以调动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对此，粟裕通过对中原战场敌我双方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地理等得失利弊的认真分析，三次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斗胆直陈应在中原战场上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建议。1948年1月22日他向中央军委发出“子养电”。31日接着向中央军委发出一份长达 2000 字的电报，重申“子养电”的观点。

4月18日再次向中央军委斗胆直陈，建议我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粟裕的三次“斗胆直陈”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经过党中央研究决定，在保持既定战略方针不变前提下，采纳了粟裕的建议，这个重大决策构成了淮海战役的最初蓝图。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粟裕又提出了几次关键性建议，促成了淮海战役从“小淮海”演变成“大淮海”。9 月 24 日，正当人民解放军突入济南内城进行巷战时，粟裕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并报华东局、中原局，考虑到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并为将来渡江作战创造有利条件，“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如果这时“全军即进入休整，如此对部队有好处，但易失去适宜作战—— 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于敌人之精神压力”。 25日中午，刘伯承、陈毅、李达致电中央军委：“济南攻克后，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这充分表明他对淮海战役作战规模的战略构思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日华东野战军粟裕、张震等分析认为必须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使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并立即电告中央军委建议“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歼灭之”。11 月 9 日深夜，毛泽东复电同意并明确提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至此，淮海战役的作战总方针 （即后来毛泽东在 11 月 23 日致中原、华东领导人电报中提到的“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最终确立。

正因毛泽东虚怀若谷数次采纳了粟裕等人的建议并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不断修改战略构想，才促成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从而成就了这一战争史上的奇迹。毛泽东向来主张多谋善断。此役正式发动前一个多月中，他和中央军委同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指挥员反复磋商，认真听取战区指挥员们的意见择善而从，并根据不断变化着的战争形势及时地调整作战部署作出切合实际的战略决策。如此当战役刚刚拉开帷幕，我军便能胸有成竹地将既定作战方案逐步实施并能从容应对战场上各种繁纷复杂的局面。原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后来回忆说：“毛主席高瞻远瞩，制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又博采众长，使这个方针得到补充和进一步完善。战役第一阶段的进攻方向选定在徐州以东，歼灭对象是黄百韬兵团。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协同华野作战。在总的战略意图下，最高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员之间经过酝酿磋商，使战役的具体部署更加缜密。”这是人民解放军能在淮海战役如此有条不紊地胜利进行的主要原因。

淮海战役是怎样打的

一场大仗已迫在眉睫了。双方在该地区的兵力情况如何呢？解放军有华东野战军 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 7 个纵队及华东、中原军区的地方部队共 60 多万人，不仅数量少于国民党军，装备和交通运输条件更远不如蒋介石集结在该地区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下的 4 个兵团和 3个绥靖区部队及后来从华中增援的黄维兵团等部共 80 多万人。其中，邱清泉兵团的第五军和黄维兵团的第十八军还是其两支最精锐的主力部队。叶剑英曾指出其特点：“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拦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

当时，蒋介石自认有不错的打算，感觉自己依然可以进退自如，一来可以与共军决战；二来可以守住长江北岸，如果实在不行，还可撤至江南，守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再差也不至于完败。据此分析，如果我军不能抓住有效战机，在徐州地区消灭敌之主力，让刘峙集团缩回江南，就会给以后的渡江作战和解放江南造成很多困难，甚至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因为该地区敌强我弱，毛泽东能作出歼灭刘峙集团于徐州地区这个决断，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魄力的。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进攻方向选定在徐州以东，对象是黄百韬兵团。华东野战军粟裕麾下集中了 42 万兵力进攻黄百韬兵团。刘伯承、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 20 万兵力协同华野参战。11 月 4 日，华东野战军下达淮海战役攻击命令。6 日傍晚，华野向徐州东侧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出击，淮海战役开始。7日，毛泽东致电粟裕等，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部署，放手让粟裕指挥，没有硬规定任务，基本上打成什么算什么。毛泽东特别指出：“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

第一阶段的战略安排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善于出奇制胜，他的战略谋划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蒋原来判断毛泽东会安排解放军从西侧奔袭徐州，加上解放军又以多路佯动，增强蒋的这种错觉，从而将李弥兵团西调，孙元良兵团北调，集中在徐州周围。可偏偏毛泽东此时从东边打起，华东野战军主力立即乘虚而入，把孤悬东侧的黄百韬兵团同徐州之间的联系隔断。这就一下子打乱了蒋在徐州地区的整个部署，粟裕发动攻击后，黄百韬急忙率领所辖 5 个军仓皇西撤，企图退往徐州。8 日下午，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 （都是地下党员）率第五十九军全部、七十七军大部 2.3 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解放军得以迅猛地直插徐州以东，造成国民党乱作一团。随后，中原野战军同样乘虚而入，他们根据中央军委 11 月 9 日和 10 日的电令在 16 日攻占宿县。宿县是徐州至蚌埠间铁路线上的重镇，是徐州“剿总”的重要补给基地。突袭宿县，切断徐州同蚌埠之间的联系，奠定淮海战役全胜的基础。这也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奇袭。11 月 11 日，解放军切断黄百韬撤往徐州的退路，将黄百韬兵团合围于以碾庄圩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蒋介石命令黄百韬固守待援，急派杜聿明到徐州指挥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东援，但他没有估计到华东野战军会“用一半以上兵力”来打援，导致国军救援得不到进展。11 月 22 日，黄百韬兵团在解放军总攻下，全部被歼。

鉴于战争形势的变化，为了统筹协调各参战部队，1948 年 11 月 16 日，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共淮海前线总前委，明确地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粟裕指挥了大部分作战。毛泽东早在 1947 年十二月会议上就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其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根本的方法。他很早就曾说过：“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这一指导原则被此时的粟裕运用得炉火纯青，在兵力相当的情况下，粟裕以切割、阻击的方式，对某一部分实行绝对优势歼灭的方法，即俘即补，在战场上将俘虏转化成共产党的军队，这样兵力随即增大。其实就是“神仙仗”的复制放大版。歼灭黄百韬兵团后，毛泽东盯上从河南赶来淮北救援的黄维兵团。11 月 23 日，刘、陈、邓向中央军委报告：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迟迟不进，黄维兵团远道疲劳，孤军冒进态势突出，“歼击黄维时机甚好”，决心在浍河以北布置袋形阵地诱敌深入聚歼黄维兵团。24 日，毛泽东复电：“（一） 完全同意先打黄维； （二） 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 （三） 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从 11 月 23 日开始，25 日中原野战军将其合围于双堆集地区。26 日，毛泽东致电总前委：“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极好极慰。但请你们用极大注意力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两天后又向他们提出下一步任务：“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是解决徐蚌两处之敌，夺取徐、蚌。”

蒋介石是如何布局的呢？蒋的心腹爱将杜聿明对此回忆说：“先是蒋介石对解放军估计过低，将自己估计过高，幻想不增加兵力，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徐蚌段；继而见解放军声势浩大，战力坚强，阵地森严，非国民党军可破，于是决心放弃徐州，以仅有的残部保卫南京。等到徐州部队出来后，蒋又被解放军的战略运动迷惑 （误认为解放军撤退），再改变决心，令从徐州退却中之国民党军回师向解放军攻击，协同李延年兵团解黄维之围。黄维兵团就是这样地套在解放军既设的口袋内，被重重包围，战力日益消耗，包围圈逐渐缩小。一直战到十二月十日以后，蒋介石才发现从徐、蚌出来的国民党军都没有击退解放军的希望，于是决心要黄维在空军和毒气掩护下白天突围，黄维则认为白天无法突围。双方争执到十五日晚，黄维见情势危急，于是夜间突围。黄维一经突围，在解放军的天罗地网下土崩瓦解，除胡琏个人乘战车只身脱逃外，全部被歼。事后蒋介石给我的信中，怪黄维不听他的命令在空军毒气掩护下突围，而擅令夜间突围，是自取灭亡。”中原野战军在得到华东野战军一部的加强支援后，经过激战，至 12 月 15 日全歼黄维兵团，胜利地结束了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正当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时，11 月 30 日，杜聿明发现徐州十分危险，向蒋介石请示协商后，仓皇放弃徐州，率领 30 万人撤逃，只可惜又迟了一步。毛泽东早有准备，他在28 日已要求总前委注意：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12 月 2 日，又致电华东野战军：“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击，不要单靠尾追。”4 日，华东野战军将撤逃中早已混乱不堪的杜聿明部合围于徐州西南 65 公里的陈官庄地区，孙元良兵团在单独突围时被歼。此时平津战役已经开打，由于担心蒋介石海运平津地区的军队南下，毛泽东指示在南线留下杜聿明集团，暂时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蒋再错一步，他没有将华北的孤军撤回，来救杜聿明或退防长江。从 12 月 16 日以后的20 天中，天气骤变，雨雪交加，国民党军队粮弹两缺，饥寒交迫，陷入绝境。1949 年 1月 6 日，解放军发起总攻。10 日，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历时 66 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 55.5 万多人。

淮海战役的胜利不是偶然的

淮海战役的胜利使人民解放战争的整个南线战局获得根本改观。它歼灭了国民党军队在南线的精锐主力，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更导致蒋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和武汉已处在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下。这是大决战中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唯一少于国民党军的战役。当胜利消息传到西柏坡时，毛泽东十分高兴地将周恩来和赶来参加中央会议的刘伯承、陈毅请到自己居室做客并给予高度评价：“根据敌我态度和种种主客观因素，做出重大决策，这并非太难，难的是各战场的主要指挥员为贯彻既定的方略，须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上始终保持冷静，处理得当。”毛泽东形象地称赞淮海前线指挥员们：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此役创造了人间军事奇迹，其胜利不是偶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高超战略战术是获胜的根本依据。张震回忆道：“淮海战役既是与敌人斗力，又是与敌人斗智。”“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是克敌制胜的根本依据。” “毛主席十分重视了解下情和发扬集体智慧，善于集中下级的正确意见，充分发挥前线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并给他们以临机处置的权力，使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得到更好的贯彻，这更证明了毛主席的伟大英明。”

第二，是集体谋略的胜利。毛泽东十分重视淮海战役第一线指挥员们的意见，经常同他们反复商议战役方针，并能认真听取和考虑他们的判断和建议。淮海战役的战略构想，就是在毛泽东同前线各将领根据实际情况经过反复磋商后确定的。张震回忆道：

“前线指挥员的胆略、智慧和威望，也是不可缺少的。他们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积极贯彻和补充作战方针，并根据情况变化，采取机断处置，适时调整部署，这个环节如稍有失误，也不可能取得战役的全胜，甚至弹打鸟飞，功亏一篑。”参谋长李达评论说：“军委、毛主席善于采纳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及时修改计划，适应已经变化的情况，并再次重申给予总前委刘陈邓‘临机处置’之权，这是淮海战役所以能顺利发展并取得全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军情本来是异常紧迫的，在决策已定而情况紧急时，又要求前方将领一切由他们“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这在蒋介石那里是绝不可能的。

第三，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淮海战役能获得胜利，一个基本原因是民众的支持，广大人民群众不断以人力物力支援前线。淮海战役开始后不久，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原局、华北局、华东局电报，说明前线参战部队和民工近百万人，每月需粮约 1 亿斤，要求各地立即动手筹集并速调粮食供应前线。那时供应解放军前线的物资运送，几乎全靠肩挑背负、小车推送。粟裕曾回忆说：“参战部队加支前民工每日需粮数百万斤。加上天气寒冷，供应线长，运输不便。因此，粮食的供应，就成为淮海战役能否取胜的一个重要关键。为此，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我们，必须统筹解决全军连同民工一百三十万人三至五个月的口粮，以及弹药、草料和伤员的治疗等问题。华东局发出了‘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指示，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的口号，组成了华东支前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支前工作的统一领导。山东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省吃俭用，保证了部队用粮。”淮海战役后期的解放军前线阵地上，“粮足饭香，兵强马壮。待战役结束时，前方尚存余粮四千多万斤”。整个淮海战役中，共动员民工 543 万人次，运送弹药 1460 多万斤，粮食 9 亿 6 千万斤。为此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同国民党军队恰成鲜明的对照，他们屡屡弹尽粮绝，陷入绝境，这也成为国军多次覆没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能否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的确是战争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所在。

不战而屈人之兵：平津战役

在辽沈战役胜利后，淮海战场国军失败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收拾待在华北战场的傅作义集团势必马上要提上日程。此时踞守平津的傅作义部，在接连遭到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又失去南北两面依托，处于孤立无援状态，导致士气极其低落、军心不稳，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随时都有逃跑的可能。在这个时候，傅作义集团是蒋介石唯一可能机动使用的兵力。他们马上要面对的是从东北入关的林彪和华北的聂荣臻。毛泽东考虑到绝对不能让华北敌人跑了，因为不管他们跑到哪里，对我军迅速实现全国解放都是不利的。必须当机立断将其就地予以解决，以加速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总崩溃。

如何解决华北问题

毛泽东是不会坐等傅作义集团逃走的。对如何解决华北问题，早在 1947 年 5 月 20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的一份电报中就作出大致的战略规划。他明确指出：为了解放北宁、长春两路和平、津、沈、长四城，东北和华北必须密切配合，有计划地、逐步地建立北满、南满、冀热辽强大根据地。1948 年 8 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召见聂荣臻、杨成武时，又指出：“现在中央的战略决策是，先解放东北，然后再回过头来解放华北。因此，你们目前的战略任务就是配合东北作战，抓住华北的敌人，不让他们增援东北。”到了 10 月 31 日，正当东北野战军即将攻占沈阳、营口时，毛泽东安排东北部队主力先抽出两个纵队立即南下，其他部队等任务完成后再协同我华北部队歼灭傅作义集团，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 1949 年夏天在北平开会。

蒋介石和傅作义此时此刻已惶惶不可终日，但他们仍然缺乏对形势的正确判断。那时，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排兵布阵非常奇怪，他们除了有一个军在归绥、一个师在大同外，其余主力 4个兵团、12个军连同其他部队约 50 多万人，沿着北宁铁路和平绥铁路，分驻在东起滦县、西迄张家口的500多公里狭长地带上，摆成东西向的一字长蛇阵。在这些部队中，40%属于傅系、60%属于蒋系，二者彼此间存有矛盾。他们在东北和华北我军的联合打击下，已经陷入非常不利的处境。在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相继进行后，这是蒋介石国民党方面唯一可能机动使用的兵力。蒋介石这时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从实际情况分析，由于华北和东北在战略上是一体的，整个东北被解放军攻取后，把华北国军兵力南撤才是首选。但蒋没有这么做，他单方面认为自己在中原仍有一拼，东北林彪不可能立即入关，华北国军兵力仍然可以做到进退自如，因为他有自己的海军力量可以使用，实在不行，可以依靠海军力量南撤。对于接下来如何应对局势蒋一直难以打定主意，处于犹豫中。他曾想要傅作义率部南撤，并委任傅为“东南军政长官”。但蒋考虑到根据地原在绥远的傅作义不愿南下，于是就改变了主意，想让傅作义平津，以阻挡和牵制人民解放军南下，为巩固长江防线争取时间。而此时的傅作义也有自己的打算，绥远是傅的“老家”， 但是绥远经济落后，不利于扩充实力和长期坚守，况且傅统率下的蒋系部队又无法带走。如果暂守平津，有助于傅扩充实力；如果南下，不但傅系部队很难带往江南，而且一旦失去了地盘在南下后可能被蒋吞并掉。于是傅作义有意把蒋系部队摆在东南向，把傅系部队摆在西北向，一旦东北野战军入关，蒋系可以乘船南下，而傅系可以西撤绥远，这就是怪异的长蛇阵的缘由，摆阵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逃跑方便。蒋、傅二人各有各的算计，很难同心协力共谋时局。但暂守平津、控制海港，以观时局成了蒋、傅两人的共识。成功与失败往往就在一念之间，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一念之差，使他彻底没了撤退的机会和随后抵抗的本钱。

当辽沈战役结束后，毛泽东考虑着东北野战军应该尽快入关，可林彪表示有困难。毛泽东的战略构想是最好能堵住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如若不然蒋介石一旦调走他们，东北野战军将无仗可打。当毛泽东判断出蒋介石仍在犹豫观望时，他就当机立断不再和林彪商量，下达即刻入关命令。11 月 18 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向林罗刘通报：“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接着，便断然作出东北主力迅速入关的决断：“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 21 日或 22 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 （此种可能很大）。”“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2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林罗刘等：“先以四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执行隔断平津的任务。”为了使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的行动不过早惊动对方，他特别强调：“部队行动须十分隐蔽，蒋傅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尚未料到你们主力会马上入关，因此除部队行动十分荫蔽外，请东北局及林罗谭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另外毛泽东还决定以华北聂荣臻的名义，派人同傅作义联系作起义谈判的初步接洽。此时的傅作义早已不是当年的意气风发，他被蒋介石绑在了一个快要散了架子的破车上。虽然已通过关系开始起义的谈判工作，但他意在“保存实力”，并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傅还有西逃和南下的可能，且西逃的可能性较大。毛泽东估计，一旦解放军兵指张家口，傅作义将调集他的嫡系部队西援，能够使傅部不能西逃或南下最为理想。

绝对不能让敌人逃跑了

蒋介石最初的注意力集中在东面，为了防备东北野战军主力大举入关，蒋还要求国军东移津沽，为必要时从海路南撤提前做好准备。但毛泽东绝不会按蒋的思路走，他出其不意地从西线打起。

1948 年 11 月 29 日平津战役从开始，毛泽东命令原在归绥的杨成武兵团和原在石家庄北面的杨得志兵团各自迅速包围张家口和新保安，这样就使得傅作义无法顾得上东线，只得把注意力放在西边。而东北林彪主力又提前入关，悄悄地地越过长城南下，分割国军东面的北平、天津、塘沽之间的联系。对于东北解放军不进行休整就开始秘密入关，时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员的陈伯钧曾回忆说：“这时我们对整个华北敌人的战略包围还未形成，我们在津塘方面的兵力还很不够，倘若过早对平津等地实行战役包围，对张家口、新保安、南口等地实行战役进攻，势必吓跑敌人，不利今后作战。除此而外，在辽沈战役结束之后，部队由于连续作战未及休整，又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关内，十分疲劳。”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傅作义果不其然即刻驰援张家口，他要保障其西撤的通路，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攻占密云，做出攻打北平姿态，傅作义急忙将兵力撤回增防北平，可是毛泽东的意图根本不是攻打北平，而是先切断傅作义集团南下的海上之路。攻打天津和塘沽才是他的真正意图。傅作义上当了。毛泽东十分欣慰，整个过程中他“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

依据这个判断，毛泽东给前线将领发电报作出具体部署：“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 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 （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 （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电报里说：敌人现时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毛泽东在完成上列部署后，又在电报中规定：“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只要塘沽 （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对于毛泽东这样的作部署，叶剑英后来评道：“‘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蒋介石很显然错误估计了毛泽东的行动，从蒋感到尚能支撑到全盘皆输，只有极短的时间，等局势明显对其不利的时候，他仍然是舍不得地盘，这里也不想丢，那里也不想丢，结果是一块地盘也保不住。局势的发展同毛泽东的预计完全契合。12 月中旬，傅作义将华北“剿总”司令部由北平西郊迁到城内，放弃唐山、芦台，加强塘沽的防守。12 月 15 日，蒋介石才派人从南京飞抵北平劝傅作义率部南撤，这已经太迟了，唯一能跑的海上之路被解放军截断，欲逃无路了。

人民解放军在完成对平津的包围后，于12 月 22 日和 24 日先后攻占新保安、解放张家口，将傅系主力基本消灭，使他们无法西逃。毛泽东在布置严密防止平、津国民党军南逃的同时，一再查询攻克塘沽的可能性。塘沽不好打，因为有国民党海军支援，所以有一小部分蒋军乘船逃走，但蒋军大部被截住了，天津守敌拒绝投降，仅仅 29 个小时即被解放军攻克。这样，傅作义集团的北平守军基本上走投无路了，促使他们接受和平解决方式。

最好的结果：和平解放北平

毛泽东一直掌握着谈判的主动权，他对傅作义很有耐心并不断地减少傅作义谈判的筹码，傅在兵临城下时，才下决心放弃抵抗。经过双方的多次谈判，加上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和民主人士的积极劝说和促进，特别是在毛泽东发表“八项和平条件”后，傅作义终于接受和平解决的方式并在内部做了不少工作，将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 20 多万人从1949年1月 22 日起开出城外，进行改编。人民解放军在1 月 31 日进驻北平城内，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北平的和平解放使 500 年古都得以保全，人民也没再多流血，这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讲是最好的结果了。

1949年2月2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称赞了傅作义，说傅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立有大功劳！当他们谈到绥远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的是要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等就好过了。”毛泽东的感召使傅作义放下心中包袱圆满地解决了绥远问题。平津战役历时 64 天，共歼灭和改编国军52 万余人，除归绥、太原、新乡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外，解放了华北全境。毛泽东后来把天津、北平、绥远作为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他们的命运就三种：被消灭，投降或起义。

从1948 年 9 月 12 日至 1949 年 1 月 31日，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挥下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大决战，在北起松花江、南抵长江的广大土地上，前后经过 142 天的连续作战，消灭国民党军队173 个师，共 154 万多人。给蒋介石反动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其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大战役一环扣一环，一个胜利接一个

胜利地向前发展，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雄伟画卷。作为三大战役的最高军事统帅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人民军队所做的伟大贡献将永载史册。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毛泽东以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最佳时机，正确选定决战方向，并针对东北、华东、华北战场的不同情况制定出各具特点的作战方针，有力地保证了这场伟大的战略决战的胜利。这个伟大胜利更离不开英雄的人民军队，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他们以无往不胜的英雄气概、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打败了异常凶恶的敌人，夺取了大决战的伟大胜利。人民军队的伟大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这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彰显了军民团结的伟大力量。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首战争年代广为传唱的民谣，就是军民团结如一人的生动体现。历史告诉我们，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人民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无敌于天下。只要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赢得最广大人民衷心拥护，就能构筑起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