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眼中的十月革命

王  涛

100年前爆发的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是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从资本主义枷锁下最终解放的指路明灯，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它开辟了人类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纪元，“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整个实际经验也就思考得愈深刻”[1]。列宁在20世纪初期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国际形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如何搞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艰辛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果。十月革命尤其对中国革命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追求救国救民、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毛泽东始终将十月革命看作一面旗帜，并且对十月革命的经验进行了创造性的吸收和转化，大大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

一、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70年来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结果，“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2]，“十月革命产生了新世界”[3]，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成为许多国家赢得民族独立、解放和发展的重要选择，一些国家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不断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因为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4]，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5]。中国人一旦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就把它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拿起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解决了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从十月革命中学会了三样东西：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广泛发动群众，坚持群众路线；坚持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

1.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毛泽东认为，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在于“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6]。实际上肯定了无产阶级政党与革命群众的作用，这一认识对毛泽东影响深远。在建党初期，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7]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8]。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产生后，“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因为中国共产党“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楚前途”[9]。但是，在建党初期，中国革命的中心是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1929年底召开的古田会议，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对以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广泛发动群众，坚持群众路线

毛泽东一开始接触到十月革命的信息，就对中国革命实现民众的大联合进行了思考。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10]他将辛亥革命和十月革命对比发现，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与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他号召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联合起来。这篇文章在当时的进步思想界有相当影响，北京《每周评论》说，此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一些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11]。十月革命也改变了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给他们以新的革命启示，他们不仅组织团体研究和宣传十月革命和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而且开始重视工农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创办刊物、开办农民讲习所、参与工人运动等方式来积累经验。毛泽东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12]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借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机会发表演说，鼓舞士气。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1961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向日本共产党访华人士介绍经验时指出，我们的经验“即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世时的经验，主要的是相信群众、组织群众，党的政策要反映群众的意见”[13]。重视农民的作用。建立工农联盟，是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贯彻群众路线的突出共性。毛泽东认为，农民的重要性在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中都得到了证明。因此，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没有农民帮助，无产阶级专政无法建立。从革命的本质上讲，中国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实际上就是争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

3.坚持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

虽然暴力革命容易带来社会动荡，但暴力革命也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的跳跃式发展，因此，不能简单批评暴力革命是不可取的。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写给蔡和森的信中，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明确指出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因为放眼历史和当时的局势，“凡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据此，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和西方民主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反思，明确表示：“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4]针对国内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的演说中认为，人类社会的更替演进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亦然， “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 “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强调“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15]。针对苏共二十大后出现的“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的疑问，毛泽东认为列宁主义不能丢，在阶级斗争中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仍然必要。他提醒人们：“不应该忘记十月革命的经验，十月革命并不是选举成功的，而是用战斗打出来的。”[16]

十月革命还是毛泽东人生历程的伟大转折点，他多次表示自己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轨迹，他们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对当时传人中国的各种“主义”发生过浓厚的兴趣，并积极付诸实践，在十月革命以后，他们开始聚焦马克思主义。所以毛泽东说，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毛泽东回顾自己的思想转变历程时说： “我学孔夫子、资产阶级的东西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马列”[17]，“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列宁、列宁主义”[18]。1936年10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道：“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19]在十月革命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弄清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加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进程。

二、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

列宁曾经说过，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近代以来的中国国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相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相似的。十月革命爆发前。虽然俄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看似并不具备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条件；但是在临时政府无法解决危机的情况下，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勇于承担历史责任，提出了目标明确的政治主张，最终取得革命胜利，为俄国开辟了一条发展新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俄国社会各种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绝非少数人的“阴谋”，也不是什么历史的误会[20]。中国比俄国更落后，苦难更加深重，先进的人们为了追求民族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而“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1]。所以，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从十月革命学来的，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22]。而且，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启发意义，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从这一点上看。“中国人民感到幸运”[23]。

1. 十月革命改变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

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它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爆发不久，中国就有报刊报道十月革命的消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也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在1918年写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章中，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4]事实上，“革命行动的实际影响比理论宣传文章传播得快得多”[25]，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26]，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以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历史特点，并不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有了的，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五四运动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由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以十月革命为标志， “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27]。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是由内因决定的，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十月革命虽然只是引起中国革命性质变化的外因，但却开阔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视野。

2. 十月革命像灯塔一样照耀着中国前进的道路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力量“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28]。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先进革命理论的指引以及先进政党的领导。总是一味地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帮助上。十月革命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和改变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并且很快把建立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提上了行动日程。1920年，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详述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组织共产党的主张。信中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而“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 为“阶级战争—— 无产阶级专政”。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使之成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29]。毛泽东认为蔡和森的主张“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30]。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虽然列宁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初步探索出一条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像灯塔一样照耀着全世界被剥削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前进道路⋯ ⋯ 鼓舞着全体进步人类充满信心为争取美好的未来而斗争”[31]。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幽默地说：“资本主义好比一个四只脚的马，十月革命搞掉它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夹掉它一只脚，现在只剩下了两只脚，成了一个跛子，成了不完全的东西。” “资本主义倒霉了，走下坡路了，社会主义走的是上坡路。”[32]194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加写道：“中国民族是一个能战斗的民族，俄罗斯人在十月革命以来所创造的战胜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的伟绩，中国人亦能创造出来。今后数年的时间，必能证明这一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是燎原的时候了。”[33]这种信心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建设中仍发挥作用。1950年访苏归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谈及苏联的建设史，颇有信心地指出：“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34]

3. 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和吸收了苏联的经验。毛泽东把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称为“模范国”[35]，表明他对十月革命的理论、道路、方式及其辉煌成果十分认可，认为十月革命能够为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与建设道路提供榜样。十月革命的经验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普遍规律和一般性原理，坚持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十月革命的经验具有客观性。毛泽东深刻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这就是阶级斗争、推翻旧政权、进行革命、建设新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马列主义的总路线”[36]。同时，十月革命的经验还具有普遍性。毛泽东特别强调十月革命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国际现象，他赞成安斋库治(日本左派理论刊物《革命战士》编辑)等人提出的“不能说十月革命道路只有特殊意义”[37]的观点。中国革命所承继的十月革命以来有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建设社会主义的原理、消灭阶级的原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等，“是大的原理原则问题”[38]。中国革命在大方向上始终遵循这些原理和原则，毛泽东多次提醒全党，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渡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和苏联一样，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中国人民正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三、中国革命对十月革命的借鉴、反思与超越

毛泽东虽然重视十月革命经验的普遍性意义，感激苏联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援助，但他更加强调要把马列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毛泽东强调： “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39]这就是说，在中国搞革命必须照顾到“中国的特点”，中国革命“基本的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40]。

1.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大革命失败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自己的革命道路。但是革命初期， “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41]。当时，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只有做城市工作的经验，党在农村还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而且，作为中国革命榜样的十月革命也是走的城市中心论的道路。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革命道路初期走一条城市中心论的道路并不奇怪。1930年5月，李立三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一文中说： “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死命。”[42]而毛泽东在实践中认识到，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43]，“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44]。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如果只是照抄十月革命的经验，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 “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45]。只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46]，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它是实践之路、正确之路和成功之路。正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47]。

2.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在毛泽东看来，“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找到了彻底解放和繁荣富强的道路”[48]。因此，从思想和理念层面来说，十月革命不仅仅是指革命本身，它还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而在实践层面，毛泽东从不把十月革命的经验进行教条主义的理解，他多次强调： “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49]毛泽东形象地指出：“我们有两个出生父母。一个是旧中国。一个是十月革命。”[50] 在这里，“旧中国”指的是中国的具体国情和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遇到的复杂情况，“十月革命”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苏联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只有深刻把握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并且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吸收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才能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向胜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面对即将到来的“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毛泽东号召全党“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而“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51]。全面学习苏联为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利益。在苏联的帮助下，1952年下半年中国就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随后开始的一五计划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苏联的帮助。但是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有些人对苏联经验不加分析，全盘接受，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52]。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他号召全党“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53]。毛泽东始终认为，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么，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一份文件的批语中写道：“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 — 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54]

3.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

马克思主义不可脱离实际，理论、观念、概念、原理、原则，都是从实际中得来的。既遵从十月革命经验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又避免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毛泽东认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去世后，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回答了事关中国革命前途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在回答中国是不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时，毛泽东比照西方各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提出两个“不一定” 的论断，即中国将来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不一定要经过如同西方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中国可能和平地走到社会主义”[5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对待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富农问题上，尽管斯大林“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56]，但毛泽东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57]，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魄力。因此，毛泽东十分强调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不要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好像高不可攀，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上去”，要敢于超越经典作家的理论，“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理论。我们的理论水平可以提高，我们要努力”[58]。毛泽东本人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开拓者和实践者。譬如，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上，毛泽东指出： “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59]；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上，毛泽东以苏为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凡此种种，恰如毛泽东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时所言：“国际经验要学习，但你们要创造自己的理论，创造A己的经验，革命才能成功。”[60]这是毛泽东给意大利共产党(马列)学习中国经验的忠言，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高度总结。

四、余论

十月革命开创了东方大国非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来实现民族复兴的序幕。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迅速融人世界现代化潮流，走上大国崛起的道路，跻身于世界大国之林；深受十月革命影响的中国，也找到了实现民族独立与振兴的正确途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

1.苏联解体不是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道路在苏联宣告失败。据此，有人把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联系起来。认为十月革命本来爆发的条件就不成熟，“先天不足”，是造成苏联解体的根源；再加上“后天失调”，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是所谓“不民主、不人道”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这就埋下了苏联解体的种子。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调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同样是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风景这边独好”。历史雄辩地证明，苏联解体和十月革命没有直接联系，如果说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遭到了“失败”，那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只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决定命运的关键因素在于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这个党，执行的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党的变质引起思想路线的变化— —思想路线的变化引起社会根本制度的变化——社会根本制度的变化导致苏联的最终解体。这就是苏联解体的逻辑顺序[61]。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62]。这些前车之鉴应当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根本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63]。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十月革命道路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4] 十月革命划时代的历史功绩，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经取得的重大成就，并不因苏联解体而被抹杀。“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65]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就在于抛弃了苏联模式中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原则，最终酿成苏联解体的严重后果。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如果否定了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失去了基础[66]。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十月革命道路，扬弃并超越了苏联模式，并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行了理论和制度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最好诠释。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归根于我们选择了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归根于我们党带领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阳关大道”[67]。

3.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 继续写下去

总之，十月革命是一件永垂史册的大事。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指出：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68]苏联和中国两个东方大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截然相反的结果，将是政治家和学术界永恒的话题。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纪念和研究十月革命最好的方式，就是在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开拓中前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 继续写下去。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传统文化向度研究”(15ADJ008)、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建构及应用”(16XDJ02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3页。

[2]《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49页。

[4]《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0页。

[5]《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3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

[8]《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57页。

[9]《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7页。

[10]《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339页。

[1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43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9页。

[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4页。

[14]《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1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7页。

[1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81页。

[17]《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4页。

[1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75页。

[19]《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20] 参见吴恩远：《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综述》，《世界历史》2009年第1期；周尚文：《十月革命：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的选择》，《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

[2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2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67页。

[2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6页。

[24]《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57-58页。

[25]《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9页。

[2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页。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8页。

[28]《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页。

[29]《蔡和森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46页。

[30]《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l1页。

[3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90页。

[32]《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0、38l页。

[33]《毛泽东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6页。

[3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9页。

[35]《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454页。

[3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9页。

[3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2页。

[3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44页。

[39]《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32页。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2页。

[41]《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0页。

[4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96页。

[43]《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4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36页。

[45]《毛泽东选集》第l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1页。

[46]《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3页。

[47]参见张允熠：《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1期。

[4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13页。

[4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0页。

[5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53—354页。

[5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0—1481页。

[52]《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1、366页。

[5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57页。

[54]《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0页。

[5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1页。

[5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4页。

[57]《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1页。

[5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06页。

[5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8页。

[6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81页。

[61]参见吴恩远：《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综述》，《世界历史》2009年第1期；于沛：《十月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62]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3页。

[63]《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页。

[6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6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3页。

[66] 参见吴恩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苏联模式”关系析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8期。

[67]刘奇葆：《在“十月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9月27日。

[68]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8—569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2]李君如：《毛泽东与近代中国》，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

[3]李慎明主编：《十月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4]《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

[5]吴恩远：《苏联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6]季正矩：《列宁传：全面揭秘真实的列宁》，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

（王涛，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