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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道德深入人心的国家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道德深入人心的国家

埃德加·斯诺

  王某是我们在街上遇见的普通人,1965年以来,他头上既没有长角,也没有光环。在一家工厂的幼儿园里,一些幼小的孩子给我唱了《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歌儿,这个幼儿园设有自己的防空洞——这是新事物。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热爱毛,看来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说的不是真心话。可是,除了每个人都佩带毛的像章外,公民们的外表同我在文化革命以前见到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人们的衣着更加一致:男女都穿蓝色和灰色的上衣和裤子,冬天则穿上棉衣裤,也有许多穿着陆军或民兵的卡其布和海军淡蓝色衣服的人掺杂间。除了红星帽和红领章外,军人同老百姓是分辨不出来的。许多妇女在家里穿色彩鲜艳和较好的衣服,几乎所有的人都藏有一两套丝绸或毛料衣服,准备在节日穿,但是现在街上看到的服装式样是无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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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多久,”一位老朋友说,“你就能看到更多的变化了。看那边的那些妇女,她们都披上了新式的头巾,色彩更鲜艳了。这意味着一个驰缓的时期正在到来。”当我应邀去一个中国专业人员家里作客时,我注意到他们的妻子正在仔细打量摊在桌上的几段华丽的鲜花织物。她们正在专心看一本日本出版的时装书。

  在城市里,知识分子和农民或工人现在更难区分了。知识分子已经放下了一些架子,并且小心翼翼地在群众中培养他们的谦卑作风。由于几乎全部儿童现在都上了学,在五年里已经造就了更多识字的人。在中国的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五十岁以下的“瞎子”(中国人把文盲叫作“瞎子”)。在举止上,人们显得更加而庄重,彼此见面时很有礼貌,具有一种没有等级的新观念。在新建的工厂里,我发现现在的工人几乎都是中学(高中)毕业生。

  二十多年来的植树造林,美化了城市和农村,对大地的全面改造,正在使古老景物的旧貌焕然一新;看起来像新洗刷过似的。中国显然从未这样富裕过,但不是在私人财富方面。

  王某现在吃得很好,身体很健康,衣着合身,每周六个工作日都用在劳动、参加毛主席著作(习班和研究生产技术方面。在休息日(一般是星期日,但有时候是其他日子;为了减轻拥挤,休息日是错开的)他就在家休息,或者打乒乓球,夏天就到游泳池或江河湖海去游泳——游泳在中国仍是一项新运动。在冬天,他可能参加在农村地区进行的行军活动。他也可能自愿去挖地道和造砖修建防空洞——同一位医生或一位教师一起劳动。

  王某也和其他人一样,属于一个集体。在城市里,他遵守执行党的路线的居民委员会的纪律,居民委员会负责儿童的照管、卫生和污染控制、调解纠纷、福利、保健以及对老年人和残废者的照料。在公社里,这类工作是由村或生产队分担的。

  我们没法真正看到王某的内心世界,但是如果他有什么烦恼的话,那显然不是食品价格上涨、医药费用或税款增加。十多年来,物价一直是稳定或下降的,没有通货膨胀或黑市。王某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国家的收入,来自国营市场物价管制形式下所包含的剩余劳动价值,这种管制把消费控制在计划供应的必需品的范围之内。王某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他没有向银行抵押借款或负债,也不必担心折磨过他父母的饥饿和贫困。

  他的文化生活包括去公园、运动场、博物馆,参加演讲会、音乐会,收听广播,看电视和看戏,所有这些收费很少或完全不收费。1970年,他选购的书籍只限于教科书和毛的著作。他可以有一架长波收音机,或者可以买来零件,装配一架短波收音机,但是要有电视机是很不容易的。电视机相对地比国外要贵,而且通常是由一个团体或机关集体所有的。全部节目的政治宣传色彩很浓,演戏也是如此。戏票和体育比赛的入场券需求量很大,实际上(虽然有少数票子是门售的)只有通过自己的单位才能弄到。电影院很多,票价也便宜,但影片品种不多。

  我们这位朋友所读到的墙报,上面登着毛的指示或教导;报纸通常贴在布告板上,供人阅览,但刊登的只是有关党的路线的新闻。外国消息很少,而且都经过了仔细的选择;人们读不到能够推翻下面这样一种观点的东西;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但在政治上一切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王先生也不会为这样的消息而感到烦恼;暗杀事件,市场投机,色情文学,种族骚乱,离婚丑闻,贩毒集团,谋财害命,卖淫,虐待狂和被虐待狂,以及对富人的妒忌。富人现在已经没有了。贪污的官员、盗贼或其他寄生者,也是非常少的。虽然阶级敌人依然存在,但他们大都要由国外的罪恶活动负责。

  一句话,正如一个聪明人对我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真正的道德的国家。

  上述的一切,除很多是和过去相同的以外,并没有多少新的变化。工资方面,除低工资职工和中等工资职工的工资略有增加,高工资职工的工资稍有降低外,也没有多大改变。例如,高级军官最近自愿降低工资百分之三十,这是我在杭州遇见的一位将军这样告诉我的。高级官员也是这样。(据说毛泽东把对他的津贴削减了百分之二十。)在工厂中,学徒级以上工资的幅度是从每月二十美元至五十美元(即人民币四十八元至一百二十二元),依年龄、级别和经验而定,但是少数高级专家的工资可能和一个少将的工资相同,约一百美元。一个高级干部或陆军上将每月约得一百五十美元,但是如果他没有家属要赡养,他可能把很大一部分收入退回给国家。农民的收入差别很大,现金收入比城市工人的工资少得多,但是实物收入和副业收益,却使公社社员的收入比以前更接近于同城市工人相等。

  在我访问过的十二个大城市以及许多城镇和公社中,我看到消费必需品的售价比1965年稍低,但质量有了改进。可以举出几个实例。重量按半公斤(1.1磅)计,折算为美元的售价是:到货旺、品种多的当令蔬菜,一美分至二美分;最好的大米八美分或九美分;马铃薯和甘薯二美分;羊肉、猪肉和牛肉,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糕点和糖果,三十美分至八十美分。

  以前吃到鱼的中国人是比较少的;现在,鱼类到处有售,甚至在内地也买得到,半公斤售价为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牛奶一夸脱卖十美分;啤酒,每瓶二十美分;甜饮料,每瓶五美分至十美分;蛋卷洋淇淋和冰棍,每根二美分至四美分;葡萄酒(白的和红的)每瓶五十美分;杜松子酒,每瓶五十美分;鸡蛋,每打三十美分。在北京供应外国人的商店里,可以略高价格买到特制食品,如上好的黑鱼子酱,每磅售价为2.5美元。

  街上的饮食店供应花卷、酱菜、香肠和汤的简单饭食,每份四美分至六美分。在工厂食堂里,饱吃一餐,花十美分至十五美分。大多数中国人穿的是布底鞋,每双一美元至三美元;皮鞋每双六美元至十美元;胶鞋每双二美元至三美元。棉布衬衫每件二美元至三美元。现成的幼儿服装每套二美元至四美元;上好的皮帽每顶五美元;羊皮或其他种类的皮或布做里子的大衣,每件二十美元至四十美元;化纤上装和裤子每件六美元至十美元。

  粮食制品、食油和棉织品仍然定量供应。各人的定量根据工种而不同,每月在三十磅至四十五磅之间,再加上目前其它食品供应丰富,这就很够了。中国是世界上生产棉布最多的国家,棉布是中国对外贸易和外汇收入的一个大项目。所以在中国国内棉布的定量分配包括婴孩在内,每人大约十八英尺。合成纤维和毛织品是随便购买的,需要量很大。食油的定量超过一般家庭的需要之上。除此之外,所有的消费品都是随便购买的。

  私人汽车已经没有了,但是城市内和城市的间的公共汽车的服务已经有了改进——虽然公共汽车仍然很拥挤。中国的火车是世界上最好的火车之一。交通费很低。

  我们街道上(或农村小道上)遇见的人,他家里也许至少有一辆自行车,价值三十五美元至四十五美元之间。他的房租(保养费)每间每月一美元至二美元。住房的类型很多,但一般说来都有了改善。在农村,农民有自己的房屋,不必纳税。工厂工人的医疗费用是由他们的组织支付的,公社也是这样。药品的售价只占西方国家售价的很小一部分。避孕丸是通过组织免费供应的。

  除了这一切以外,只有对文化革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了解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革命的成果,在工厂、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农村公社、在卫生机构、在各种文化活动以及在军队中引起的组织上政治上的变化,是特别深刻的。在青年中间,参加海、陆、空军是他们真正最为向往的事业,但只有很少的有志于此者被选上。毛的年轻接班人中的一种新的精神面貌——遵照“忘记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可以在医疗卫生工作从城市推广到农村这一点上,最显著地看出来。

  来源:《漫长的革命》埃德加·斯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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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18-03-24 关键字:历史  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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