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度过了四十一岁生日的毛泽东没有想到，自己军事生涯中最为得意的一笔，竟然是从一场失利之战开始的——那是八十三年前，一个猪年春节就要到来的时候。

 

春节渐渐临近，踏上长征路已经三个月的红军队伍笼罩着低沉的气息。那一年是猪年，在老百姓看来，是一个吉祥且兴旺的年份。

 

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之际。红军的前方，是沿长江设防的川军；身后，是追击而来的中央军。双方力量之比为3万：40万。

 

湘江血战，八万六千人的队伍损兵五万。革命的航船进入最为狭窄的航道——党和红军在痛定思痛中，选择了毛泽东。临危受命，立于船头，摆毛泽东面前的是：如何引领这条风雨飘摇的航船，冲出险象环生的漫漫航道？

 

 

情报失误：“歼灭战”打成了“拉锯战”——参战队伍中出了后来的三任国家主席和七大元帅。

 

一路征战，伤兵满营，隆冬时节，缺衣少弹。此刻，东去湘西与贺龙、肖克的红二、六军团汇合的计划早被敌人识破，而地贫人稀的黔北山地又难以建立根据地。更为严峻的是，蒋介石已经电令各路大军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地区。北渡长江进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似乎成了中央红军绝地重生的唯一选择。

 

危机四伏。留给红军的机会越来越少。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从遵义转至桐梓县城，随即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地域定在宜宾、泸州之间。毛泽东的设想是，趁着年关临近，川军江防麻痹、国民党追击军尚在途中之际，避其锋芒，悄然过江。

 

北渡长江，必先克“北拒巴蜀，南扼黔桂”的要冲之地赤水城。红军四个军团和中央纵队渐次向赤水方向进发。怎料，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抵至赤水河畔，赤水城已被川军先行占领，攻而不克。与此同时，在土城方向，红三军团则遇到了川军郭勋祺部的尾随追击。自从红军进入黔北，“四川王”刘湘就让他的川军出境迎战，“抱必死决心，奋勇阻截”——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已经让他难以应付，此时的刘湘显然不让中央红军再入川搅局。

 

土城至赤水尽是峡谷，如果郭勋祺部得以立足，红军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得知郭部只有五六千人的兵力，毛泽东决定以红三军团三个师，占领土城东北五公里的607.5至杨柳庄一线南面高地，红五军团两个师占领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线北面高地，干部团在土城以东两公里处的白马山作预备队，以绝对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对尾追之敌打一场“歼灭战”。

 

28日拂晓，战斗在蒙蒙细雨中打响。战至黄昏，双方仍呈胶着之势。红军突然发现，川军不是情报中所说的两个团，而是两个旅，还有另外两个旅的增援部队源源而至。并且，原本以为像黔军一样一击即溃的川军，战力丝毫不亚于蒋介石的中央军，轻重武器装备甚至优于中央军。时任军委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后来回忆：“敌人发的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

 

“歼灭战”成了“拉锯战”。人均子弹不足二十发的红军陷入危机。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亲临一线指挥。两位曾经的川军将领清楚，绰号“熊猫”的郭勋祺不是一只温顺的猫，而是一头凶猛的熊。

 

炮弹，在朱德身边爆炸，气浪几次把这位“红军之父”震倒在地。抖抖身上的土，年已半百的朱德像普通士兵一样端着机枪冲入敌阵。山谷之中，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哪一方的尸体。红五团团长赵云龙牺牲，红十团团长姚喆、政委杨勇、副团长文年生、团参谋张震先后负伤。在战役核心之地青杠坡参战部队中，二十年后出了两百多名将军开国将军。而在整个土城战役的红军一方，后来则出了新中国的三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刘少奇、杨尚昆；七大元帅：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和五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耿飚、张爱萍。

 

眼看短时间取胜无望，中央政治局连夜命令停止与敌人纠缠，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避实就虚，西进川南。29日拂晓，红军从土城浑溪口、蔡家沱、元厚等渡口迅速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的序幕就此揭开。

 

 

“鸡鸣三省”过除夕，一碗腊肉被毛泽东送给了伤员——蒋介石登庐山，赏大洋二十万活捉“朱毛”。

 

如血残阳中，红军撤至四川叙永县城南七十九公里处的石厢子，已是大年三十的傍晚。这里与贵州毕节县大渡乡和西云南威信县水田寨接壤。雄鸡报晓，三省可闻，故而三地交汇处统称“鸡鸣三省”。当时的石厢子是一个四百人的小村庄，汉、彝、苗人家杂居。地处大山深处，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连除夕之夜的爆竹声也是稀稀拉拉的。警卫员好不容易弄来一碗腊肉，被毛泽东直接送给了伤员。

 

雨，依然淅淅漓漓。毛泽东的心情也一如阴沉的雨天。虽然在此前的遵义会议上成为了政治局常委，进入了中央核心领导层，但重新出山后参与指挥第一仗就遭重创，显然让他难以接受。土城战役，双方损失均为三千千人。然而在毛泽东眼中，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之际，即便惨胜也意味着失败，更何况，战死的红军都是经历过千锤百炼的精英，是中国革命的种子——若干年后，毛泽东依然对土城之战难以释怀。1956年9月10日，他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说：“我是犯过错误，比如打仗……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

 

与毛泽东此时的心境有所不同，进入人生又一个本命年的蒋介石却似乎迎来了“剿共”以来难得愉悦的一个春节。从失守赣南到兵败湘江，红军元气大伤。在蒋介石看来，既然这支疲惫之师已经被他的几十万大军团团围住，全歼中央红军，以消心头之患，不过只是时间问题了。按照他的“攘外先攘内”的一贯思路，这个春节，他的要务是与咄咄逼人的日本人周旋。2月1日，也就是春节前的三天，蒋介石就中日“亲善”问题答中央社记者问：“此次（1月22日）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所发表对我国之演说，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切之谅解。”他告诫，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大年初一，蒋介石登临庐山，与杨永泰、熊式辉等一干大员细商对日外交。大年初六，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在他的庐山别墅“美庐”下达了《重行悬示匪军各匪首擒斩赏格》：“（一）朱德、毛泽东、徐向前，生擒者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二）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生擒者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三）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祥、陈昌浩，生擒者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四）王宏坤、王树声、何畏、孙玉清、余天云、王维舟、刘伯承、叶剑英、倪志亮，暨伪军团政委、伪军长等匪首，生擒者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此时的毛泽东，自然没有看到1935年2月15日刊登这则消息的云南《民国日报》，自然也无暇把战争中的春节放在心上。这段时间，他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一道，抓紧落实遵义会议的未尽事宜。大年初二，部队向云南信威境内转移。当天晚上，在水田寨一栋因门窗雕有花草虫鸟图案而闻名的“花房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博古交出了装有文件、材料、公章等象征着中央“最高权力”的几副挑担。周恩来后来回忆：“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

 

猪年春节，重要会议一个紧接一个。大年初五，中央政治局在大河滩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第二天，也就是蒋介石下达《重行悬示匪军各匪首擒斩赏格》的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县城所在地扎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新的战略方针，鉴于张国焘借口嘉陵江“江阔水深，有重兵防守”，不仅不率红四方面军南下以吸引川军，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军无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全力堵中央红军北进，决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会议同时决定，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彻底改变长征以来“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局面。

 

这一系列的会议后来被党史界统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及时解决的问题，完成了领导人的更迭和全军的思想统一，成为遵义会议的有力续篇。

 

 

红军脱胎换骨，打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蒋介石如梦方醒：毛泽东真的回来了！

 

“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

 

到达陕北后，由陆定一、贾拓夫编写的《长征歌》中有这样的描述。大年初六的政治局会议，开了一个通宵。凌晨，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署的《关于各军团的缩编命令》随即发出。中央红军由三十个团缩编为十七个团，机关和后勤人员大幅度精简，充实基层；运输队、掩护队、保卫局、供给部等机构的大部人员，以及司号员、理发员、炊事员、通讯员等等，大都编入作战连队。整编后的一个团兵力达两多人，相当于整编前的一个师。

 

红三军团取消师级编制，红四师师长张宗逊和政委黄克诚到红十团任团长、政委，五师师长彭雪枫成了红十三团团长，政委钟赤兵改任十二团政委。另一位师长李天佑改任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而团长、团政委则改任营长、教导员。四师十团九连连长黄荣贤回忆，他们团在长征中损失很大，当团政委杨勇告诉他九连解散，将他调至新组建的团部通讯班当班长时，他大吃一惊。谁知，来到团部报到时才发现，自己这个班的另外九个人，都是曾经与他一样的连长。是名副其实的“连长班”。

 

脱胎换骨。凡两个人抬不动的东西都要甩掉。早已成为部队沉重负担的X光机、造币机、造弹机、印刷机、磅秤、铸银模子等笨重机器和器材，则一律处理掉。长征开始后，大搬家式的长蛇阵队伍没有了。

 

丢掉了“包袱”，实现了“消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那支高度机动灵活、善打运动战的红军队伍又回来了。趁着国民党几十个团匆匆在长江南岸布防阻拦，贵州兵力空虚之际，毛泽东再度挥师黔北，杀了敌人一个回马枪。红军先头一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掩护部队于2月18日至20日，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五天内歼灭和击溃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两个师另八个团。

 

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落荒而逃的吴奇伟匆匆下令砍断乌江上的浮桥。尚未过江的一千八百余人和大批武器，全部为红军俘获。

 

直到这时蒋介石如梦方醒：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

 

 

马蹄声碎。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二十七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他头一歪，滚到我怀里”，张爱萍回忆，开始还以为是参谋长在开玩笑，“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才知道他中枪了。”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也是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

 

硝烟未散。毛泽东在血色黄昏中策马而至，登上千古雄关娄山关，吟诵他长征后的第一首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此时此刻，离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不过四十天。在他看来，得意之笔才刚刚开始，前路已然柳暗花明了——正月未出，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一天，尚在过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