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化解党内矛盾的“三勇”谋略

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发生一场严重的党内矛盾，陈毅被推到矛盾的漩涡之中。如何化解这场矛盾并把矛盾转化为推动党的事业继续前进的动力，严峻摆在了年仅28岁的陈毅面前。在他的艰辛努力下，红四军得以避免这场严重危机，古田会议得以顺利召开。其间，陈毅形成了化解党内矛盾匠心独运、别具一格的“三勇”谋略。

红军时期的陈毅

勇于抛开名利情

1929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军事会议，总书记向忠发与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神情严肃地听取陈毅汇报。陈毅是奉中央指示于8月下旬秘密到达上海，专程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各方面的情况。

这年6月，陈毅主持了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与朱德发生了尖锐矛盾，史称“朱毛之争”。二人在红四军建设的根本方向、根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但在红四军具体的领导体制方面有分歧。这与他俩不同的文化背景、工作经历、历史传统有很密切的关系。

相比较而言，朱德更长于军事及军事领导责任，更倾向于从军事观点来考虑问题、发挥军事机构和军官的指挥职能。毛泽东更长于政治及政治领导责任，更倾向于从政治观点来考虑问题、强调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因此他一直强调党委对红军统一直接的领导，一直在部队中坚持党代表制度。中共六大之后，中央一再要求红军各部队将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毛泽东没有机械照搬苏联红军经验而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南昌起义部队与秋收起义部队合编为红四军后，两支部队原有的具体制度与政策便发生了一定的矛盾、碰撞。朱德坚决执行党的纪律，服从前委领导，大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但对毛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持有不同看法。他提出，在党的指导下军事机关应起核心作用，“军事行政路线是受党的政策指导的，他的行政路线是有处理的责任，党员在此机关内起核心作用时也是党给许的行政责任，绝非机械式的去执行”，“使此机关不起作用是党的损失”。他还说：目前红四军中甚至党还未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毛泽东针锋相对提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并将朱德主张的通过军事机构直接领导军队的观点批为“分权主义”而主张“绝对的党领导”，认为党所过问的范围是不能受限制的，“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上议决之后，才允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朱、毛之争，不是要不要党的领导的原则之争，而是党领导军队的方式之争；实质是如何处理军事领导与政治领导的关系，绝非个人权力之争：两人未私下结党营私，而是公开亮出自己的意见；且都服从大局，维护党的领导。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创建之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非常正常。

然而刘安恭的到来加剧了朱、毛之争。刘是党中央派到红四军的特派员。1929年4月3日，刘来到红四军，陈毅是非常欢迎的。他对刘十分尊重，充满期待。在他的心目中刘是一个老革命家了！

1929年2月7日发出的中央指示信“二月来信”坚持“城市中心论”，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同时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要求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认为这样才能“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和持久”，并要求朱、毛离开红四军。朱、毛等都不赞成中央的意见。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否定了中央的意见，决定由他给中央回信。他致信党中央，批评其“太悲观了”，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中央接到信后，认为他的意见有道理，未再坚持己见。

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经验影响较深的刘安恭却坚持认为中央的指示是正确的，必须执行；对毛泽东否定中央的做法十分不满，特别是对红四军的领导制度更有看法。他私下发牢骚指责毛，还私下散布言论，把红四军的领导人分成两派，说以朱为代表的一派是拥护中央的，以毛为代表的一派是反对中央的。并将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及红四军前委的决策扩散了出来，在红四军内部引起轩然大波。他还主持召开临时军委会议，竟然决定由临时军委领导与指挥红四军，前委只管地方工作和作战行动方针，不得过问红四军的具体事务。

下级党委规定上级党委的任务，严重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毛泽东当然坚决反对。他认为，前委代表中央领导红四军及根据地内的一切事务，是军中的最高领导机关，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刘把军委凌驾于前委之上，违背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为了解决这一问题，6月8日，毛泽东在上杭白砂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军委设置问题，与刘发生激烈冲突。他批评刘使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一、有人反对党管一切，说党管得太多了，权力太集中于前委；二、有人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说支部只是教育性的机关；三、有人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有相当的自由。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妨碍了前委的领导。他愤激地表示，若此问题不解决就辞去前委书记的职务。刘却严厉指责：“你老毛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调动！”朱德等人表态支持刘，林彪等人支持毛。

1929年6月19日，毛泽东在闽西三打龙岩后留下的珍贵照片。右起：陈毅、毛泽东、谭政、朱良才。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难成共识。陈毅提议，就军委设置问题举手表决。终以36∶5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毛泽东取消临时军委的提议，否决了朱德、刘安恭等5人的意见。刘所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之职一同被取消。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前委批准了毛泽东辞去前委书记的请求，指定陈毅代理前委书记，主持红四军前委的工作。

然而，争论并未结束。朱德、毛泽东、林彪等人在红军刊物上分别发表文章阐明自己观点，更多人卷进争论中来。为统一思想，1929年6月，陈毅主持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与会者40余人。本想以会议形式解决这“争”，却到后来通过决议否定了毛泽东的大部分意见。这虽是集体意见，但陈毅基本上是赞成的。最后，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会议改选了前委书记，由党中央指定的原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在贺子珍等人陪同下前往中共闽西特委驻地上杭县蛟洋指导地方工作。

陈毅对这场争论的性质认识并不十分清楚，相对来说，更赞成朱德的意见。他知道，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改选前委书记，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就一再申明，他主持的前委只能算是“过渡内阁”，一切由中央决定。恰巧，7月传来中央指示，要求红四军派人去上海汇报工作。

陈毅指定朱德代行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秘密来到上海。他多次聆听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教诲，又阅读了中央文件及各地红军报送来的材料，思想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站在党事业全局的角度看这场争论，陈毅犹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当时红军尚属于初创阶段，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整个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毛泽东的主张如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等，虽不完全符合共产国际和中央的精神，但符合中国的国情、党情和军情，代表了建军的正确方向。陈毅想到，朱毛红军会师以来，在毛泽东正确领导下，红四军发展壮大了，并开辟了赣南、闽西新的根据地。1928年8月，红四军部分部队不顾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在一些官兵的要求下，以发扬民主为由贸然进攻湖南，造成了“八月失败”的恶果。

党中央要求陈毅全面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并要求他阐述自己的意见。最初，他顾虑重重。第一、他与朱德、刘安恭都是四川人，曾同在四川军阀杨森部从事过兵运工作，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共同的志向、经历和家乡使其有更多共同语言。第二、刘是奉中央之命来红四军的，执行的是“中央指示”，而毛泽东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拒不执行中央的“二月来信”，包括他在内的红四军许多高级将领对此是有看法的。刘公开说，朱是执行中央指示的，毛是“自创原则”。毛大部分意见与当时的中央及共产国际是不一致的。站在朱、刘一边，更易得到中央信任。第三、毛批评红四军内部存在严重的“极端民主化”，隐含着对他的批评。他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七大”，放手让大家就各种问题公开争论，毛的一系列主张受到许多人的尖锐批评，在毛看来这就是典型的“极端民主化”。第四、他已取代毛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且这是在他主持下完成的。

他想到自己的入党初心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多少人为这一理想连生命都牺牲了，共产党人还有什么放不下？他只谋求党的事业，决心勇敢抛开个人名、利、情等。8月29日，他如实全面地向政治局进行了汇报，特别是红四军“七大”的情况，坦诚地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支持。会后，他遵照中央指示夜以继日写了5份报告交给中央，即《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

他的汇报，使中央对红四军的情况有了全面准确的了解。中央被他坦诚无私的品格所感动，非常信任他，决定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宣传部长李立三和他组成三人委员会，共同研究红四军问题，并委托他起草中央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10月，他带着中央的“九月来信”，离开上海回到红四军。

勇于将自己“打倒”

在朱、毛之争中，陈毅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表现出超人的勇气，为这场冲突的解决创造了重要条件。中央为化解陈毅与毛泽东的矛盾，有意将他调离红四军。陈毅坦荡地说：“我要回四军去。七大没有选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我有责任。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回去后，立即请他担任四军前委书记。我完成了这个任务后，再听中央调动。”

陈毅以巨大的勇气、诚恳的态度和坚定的决心，回到了红四军。他首先向朱德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对朱、毛的工作方式进行了批评，指出：“朱、毛两同志工作方法的错误：第一，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第二，两同志常离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这是最不好的现象。两同志的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主观的或不公开的毛病，望两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纠正这些影响到工作上的严重错误！”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朱德看到指示信中“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这句话时抬头看了一眼陈毅。陈笑着说：“这是中央根据我的建议作出的决定，就是我本人的意见。事实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我要向毛泽东检讨，改正自己的错误！”朱德诚恳地说：“我也要向毛泽东检讨，改正自己的错误！”并叹口气说：“不知道老毛愿不愿意回到四军来呀。”

原来陈毅去上海后，朱德指挥红四军打败了闽粤赣三省敌军的“会剿”，攻占了号称“铁上杭”的闽西重镇，可是两次进攻广东梅县均受挫，刘安恭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占领上杭后于9月下旬，朱德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派人邀请毛泽东参会。毛愤激地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议了。”回信送到上杭后，前委觉得毛态度成问题，又给了他个党内“警告”的处分。他只得坐着担架赶到上杭，等他赶到时会议已结束。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红四军八大就各种问题公开争论了3天不得不草草收场，没解决任何问题。朱德在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是红军的灵魂，其主张是正确的，热切期盼他早日归来。

得知毛泽东对自己有如此强烈的不满，陈毅并不奇怪。他说：“毛泽东批评得对，‘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和大家一道来打倒‘陈毅主义’！”陈毅与朱德商量后当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润之：

我这次到中央，回部队来了。这次到中央去一趟，我们争论的问题都解决了。七次大会是我本人犯了一次严重错误，我可以作检讨。中央已经承认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四军的同志也盼望你归队。希望你见信后很快回来，就任四军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及前委的希冀。仲弘

陈毅还公开和前委的同志们说：“七大没开好，责任在我，由我来检讨。”

11月下旬，正在养病的毛泽东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及陈毅的信。他看到“九月来信”中说：“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心头一震：这不正是自己一直所坚持的吗？来信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不正是对自己的肯定吗？当得知这是中央在陈毅汇报后作出的，不由得对陈毅产生敬意：否定别人容易，否定自己难啊！他看了陈毅自我批评的信后，立即决定马上回红四军去！他马不停蹄地从上杭蛟洋回到长汀红四军军部，与朱、陈会合。三人都当面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说：“我说话方式不对，有时说话有失分寸。开八大时，我身体不好，写了些伤感情的话，还望你们多多包涵。”三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11月28日，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三人均出席。会议气氛很融洽，开得很成功，作出3项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四军内部各种封建残余制度。同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说：“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接到中央来信后给中央写的回信。

勇于根本上解决矛盾

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把矛盾转化为党的事业前进的根本动力，是化解党内矛盾的最终目的。为此，陈毅在承认错误后还积极协助毛泽东从根本上解决红四军党内矛盾。

表面上看，红四军党内矛盾表现为朱毛工作思路方法之争，实际上暴露出红四军内部存在严重的非无产阶级错误，其实质是坚持一条什么样的建军路线，关系到红四军的性质与发展方向，意义极为重要。

陈毅积极协助毛泽东白天深入部队开展调查研究，晚上赶写各种材料常灯火彻夜不灭。经过调研发现红四军内部争论的主要问题有14点：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地方武装问题；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对时局的估量；湘南之失败；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其他腐败思想。毛泽东认为，由于党和红军处在农村，大量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加入党和红军，必然把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他具体分析了红四军党员的成分构成：5月份统计，全军1324名党员中，工人311，农民626，小商人100，学生192，其他95，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23%对77%。陈毅很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一道对红四军开展了1个多月的整顿，使部队面貌明显改观。

1930年版本的古田会议决议

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有100多名代表出席。陈毅主持会议，向大会传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并作详细说明，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大会定了基调。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认真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约3万余字的8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重新当选为书记。古田会议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实际出发，围绕如何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造性地回答了我们党和军队建设一系列带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探索和确立了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的正确道路，奠定了党和军队建设及军队政治工作的坚固基石，标志着毛泽东党建思想、建军思想的初步形成。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强调红军必须实行党委制，明确规定党组织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要求党的领导机关成为“领导的中枢”，切实发挥“政治领导的作用”。其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这些正确的思想和主张，奠定了党绝对领导人民军队的坚实基础，有力保证了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保证了军队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古田会议之后，党指挥枪的问题轻松地解决了！所有组织包括军事部门、政治部门和士兵委员会及各级干部，都绝对地置于党委的领导之下。陈毅任士兵委员会主任，当时士兵委员会权力很大，有权参与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与决策。他坚决反对极端民主化，不折不扣地拥护前委的统一领导。决议明确规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职能任务，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规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内外关系，要求红军内部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坚决废止肉刑，优待伤病员；严格执行和维护“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等群众纪律，在政治机关负责下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密切军队与人民群众和红色政权的联系。

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决议明确了思想建党的重要原则，深刻地指出：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非常之浓厚，对于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加了极大的妨碍，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广大革命斗争加于四军的任务，是绝然担负不来的。决议要求加强党内教育，规定了教育党员要用的10种材料和18种方法。古田会议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后来党中央把古田会议的决议转发全军各部队，朱毛红军的经验得到了推广，有力地推动了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古田会议确定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至今仍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遵循。

古田会议之后，陈毅向毛泽东征求自己的工作安排，毛泽东说：“你就留在这儿，哪儿都不要去！”陈毅留在了红四军，与毛、朱共同战斗，把红四军的建设推向新的阶段。

陈毅的“三勇”谋略，是古田会议得以顺利召开的重要保证。勇于抛开名利情，是“三勇”谋略的基础；勇于将自己打倒，是其核心；勇于根本上解决矛盾，是其归宿。“三勇”谋略体现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坦荡的胸怀、无私的品格、崇高的人格，正如其诗中所写：“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