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平射迫击炮打碉堡：用高粱秆套炮弹

宋  涛

八路军攻克东团堡

抗日敌后战场上，由于双方在装备、训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军民一般很少主动实施攻坚战，尤其在山地作战中，攻方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虽然八路军能凭借山地获得机动、隐蔽方面的优势，但日军在山地里构筑的防御阵地也更加险要。需要强调的是，很多时候，战争的走向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特别是抗战中后期，日军大规模推行“囚笼政策”，蚕食敌后根据地，促使八路军必须直面日军设防据点，而从来不缺乏智慧的中国军人就想出了种种攻坚的妙招。

不怕牺牲 勇于进攻

山地攻坚战中，日军据点一般都建在有显著地形优势的地方，同时日军在据点内一般都有较高的警惕性，攻方的突然性效果无疑会下降。与此同时，由于重武器太少，使得八路军在进攻日军据点时往往面临更大的伤亡，也更加考验中国军人的作战意志和牺牲精神。

百团大战中著名的关家垴战斗就是典型的例子。1940年10月，日军冈崎大队被八路军包围在孤立的关家垴，那是一块方圆几百米的山顶，北面是断崖陡壁，下面是一条深沟，东西两侧坡度较陡，只有南坡比较平缓，可作进攻路线，由于日军在山上构筑严密的防御工事，使得正面强攻的八路军遭受不小的损失，像第772团第1营撤下来时仅剩6人。但正是这种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成为胜利的保障，最终冈崎大队基本被歼。用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话说：“不能打硬仗的部队，以后也没有前途！”

同样发生在百团大战期间的东团堡(也称东圈堡)战斗，则是另一场“顽强对顽强的典型战例”。东团堡是日军从河北省易县通往察哈尔省张家口交通线上的重要兵站，并与其他据点呼应，是日军封锁晋察冀根据地的一个“钉子”。东团堡内筑有上下三层的大碉堡、地堡、围墙，外壕等，据守此地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教导大队，170余名成员全系精选出来的士官，战斗力颇强。

八路军的进攻于1940年9月22日打响，战况空前惨烈，日军甚至用毒气阻止八路军进攻，又与八路军展开白刃格斗。但再凶悍的敌人也挡不住我军的顽强攻击，战至25日夜，日军除一名朝鲜籍翻译向我方投诚外，其余全数被歼，山穷水尽的日军大队长甲田率26名残兵投火自焚，死无葬身之地。

打入内部 里应外合

毛泽东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文中提出：“以游击队劣势的武器，去袭击堡垒、寨子、土围子或城市，只凭一般的战斗方法是不行的……最好在要袭击的城寨堡垒中，要预伏间谍或有同情游击队的人民、兵士为内应。”在山地攻坚战中，里应外合正是破解日军地形优势的重要手段，而共产党的群众工作保证这一策略能得到有效执行。

1939年6月，日军占领沟通鲁中和滨海地区的交通咽喉莒县，随即就地构筑工事，不仅挖出宽达5米的护城壕，还在旧城墙上修筑数十座碉堡，城内还新建大量围寨和暗堡。此后的岁月里，日军在莒县常驻一个中队(约百人)，外加3500余名伪军。

为了收复莒县，八路军针对城内的伪军展开长期的政治争取工作，逐渐取得成效。1944年11月，八路军集中万余人，编为攻城、打援和攻击外围据点等梯队，以里应外合手段发起莒县战役。11月14日19时许，预先化装进城的工兵炸毁县城东南角碉堡，攻城部队随即发起总攻，伪军按计划反正，不仅引导八路军占领制高点，还按照事先约定，有序地撤到城外接受改编。23时，八路军将残余日军压缩至核心工事内，战至29日，日军弹尽粮绝，无法再守，被迫弃城逃走。

1944年12月22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也通过内线协助，在乐亭县刘石各庄歼灭日伪军近千人，而己方毫发无损。战前，冀东第十三军分区于1944年7月向驻守刘石各庄的伪军中打入两名内线同志古松和杨光，两人利用伪军排长的身份，悄悄了解庄内的布防情况，刺探与伪军同处一地的日军活动规律，同时积极在伪军中展开兵运工作。待时机成熟后，杨光先借机离开据点，向八路军汇报情况，我军随即与仍潜伏在刘石各庄的古松取得联系，商定协同方案。

战斗当晚，古松找机会撤空西侧全部伪军岗哨，并亲自掌握大门，八路军从他控制的大门潜入庄内，打了日伪军一个措手不及，两个小时后，战斗胜利结束，除少数人逃跑外，日伪军大多被俘。

围三阙一 攻心为上

明代兵书《百战奇略》中曾这样描述攻城作战：“凡围战之道，围其四面，须开一角，以示生路，使敌战不坚，则城可拔，军可破。”这一战术在敌后战场中同样适用，八路军在山地攻坚战中多次使用，以较小代价攻克敌军据点。

1943年6月，日军第36师团第222联队及伪军一部进占太行武东抗日根据地腹地蟠龙镇。8月17日，八路军和地方民兵发起反击，很快消灭了日军三个大队，将残余日伪军困在蟠龙据点内。民兵“地雷大王”王来发还在敌据点附近埋雷22颗，炸死日军28人，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围攻据点的同时，八路军还对敌军展开强大的“攻心战”，武工队趁夜进入蟠龙，写标语，散发反战传单，有时还摸到敌军炮楼下，向伪军喊话，给他们上“政治课”。在政治攻势下，伪军不断缴械投诚，到最后连日军也难以支撑，只好弃镇而逃。

发生在八路军太岳军区的沁源围困战则是更为著名的战例。1942年10月，日军侵占山城沁源并做了长期固守的打算，企图将其变为“山地‘剿共’实验区”。八路军决定对敌展开“长期围困战”，为此特意建立围困指挥部，组建13个游击集团。围困战开始后，他们首先发起“空室清野运动”，把水井填死、碾磨炸毁、粮食运走，不让日军“以战养战”，接着又掀起“抢粮运动”，趁夜摸进敌据点，将日军抢劫的粮食夺回来，有一次竟有万余军民出动，后来又出现了“劫敌运动”，中国军民不仅夺回日军抢走的牲畜，连日军军用物资也敢“劫”，令其惶惶不可终日。

1943年初，日军调来第36师团一部换防，死守沁源城关和交口两点，并加修二沁(沁县至沁源)公路，为此八路军把围困重点放在二沁公路和沁源城关。指挥部把受过训练的民兵编成“轮战队”，在公路、据点周围遍布地雷，不断展开伏击，使日军寸步难行。

1944年春，沁源党政军民实行总动员，对日军发起更大规模的围困战，光在日军交通线上就布雷1.5万余颗，日军据点完全变成“孤岛”。最终，沁源日军仓皇弃城逃窜。在超过两年的围困战中，沁源军民共作战2700余次，毙伤日伪军4000多人，解救被抓群众1700余人。

勇于创新 百计克敌

敌后战场中，八路军在武器方面远不如日军，特别是缺乏攻坚必备的火炮，别说大口径重型火炮，就连结构简单的迫击炮也是“稀罕物”。八路军装备的迫击炮多为82毫米口径以下的型号，威力有限，加之弹道弯曲，对碉堡一类有顶盖的工事攻击效果不佳。正是看到这一点，日军大量修筑碉堡炮楼，企图把抗日武装困死。面对这一情况，八路军想出种种创新的应对之道，其中迫击炮平射是一个范例。

众所周知，迫击炮属于曲射武器，主要对付步兵集群，打单体目标较难。时任太行军区司令员的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指示炮兵主任赵章成研究用迫击炮平射碉堡的战术，司令部还从华北各军分区抽调十名迫击炮干部，组成迫击炮平射研究班，由赵章成亲自挂帅。

起初，研究班想到用高粱秆套住炮弹，用力助其下滑来击发雷管，经实验确认方法可行，但是赵章成并不满意，认为这种方法在技术上存在安全隐患，实操效果不好。接下来，大家受到日军八九式掷弹筒的启发，又想出用拉火击发的办法，即在炮尾部增加一节尾管，采用拉火击发装置，并将底板倾斜着地，使炮筒与地平线的倾角保持在5度以下，这样一来，迫击炮既能曲射又能平射，具有类似日军九二式步兵炮的功能。

经过几个月的奋战，赵章成小组总结出“一炮多用”的办法。成功后，刘伯承当即责成司令部电令各军区部队，将迫击炮分期分批送往兵工厂改装，在战场上大力推广平射迫击炮。

除了发展平射迫击炮，八路军还多措并举，提高攻坚能力。1940年9月23日23时，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进攻山城榆社，战士们利用敌工事的死角，将手榴弹不断地投入日军碉堡里，炮兵也准确击毁城门上的大碉堡，打开攻击缺口。第16团第12连的班长王石德第一个冲上城头，一口气将自带的手榴弹全部投完，他负伤后，另一位班长接着冲上去，继续向日军阵地投掷手榴弹，直到将敌全部消灭。在战场另一侧，一批战士抬着云梯登上30米高的峭壁，迅速突破城墙，攻占文庙。在攻击日军核心阵地榆社中学时，八路军选择相对耗时的坑道作业，到25日16时，坑道终于挖到日军核心阵地内，随后战士们秘密将装满炸药的棺材塞入坑道尽头。16时45分，炸药引爆，日军堡垒被瞬间炸塌，趁着爆破的瞬间和烟雾迷漫之际，第16团团长谢家庆亲率两个连冲入中学，与残敌展开肉搏，最终全歼日军，收复县城。

正是凭着这样的斗志和创造力，八路军在山地作战中克服了装备上的巨大差距，对日军据点构成巨大威胁，打破了日军妄图依靠这些据点困死敌后抗日武装、控制被占领区的幻想，创造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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