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周总理对香港的英明决策与实践

求  真

作者按：“吃水不忘挖井人”。近来听了朋友讲的一场私下争论，不由得又查阅了一些有关资料后，才进一步明白了原来香港的繁荣与发展，香港回归的时间的确定，对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实行“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都是毛主席亲自设计好的宏伟蓝图。从已有记载的资料看，毛主席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在关注香港，并且有了协商解决的想法。到全国解放前后，逐渐成熟，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特殊政策，促进了香港的繁荣与发展。周总理参与了这些决策的制定，并能认真领会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把毛主席的战略设想变成了现实。后继者们只是按照毛主席、周总理设计好的蓝图、打好的地基、矗立好的框架上进行了粉刷、装修工作。虽然后续工作也需要付出相当的艰辛和努力，但是以后的很多宣传中，对伟大蓝图的最早设计者、香港回归的奠基者和进行了一系列的艰苦卓绝的建造工程的毛主席、周总理很少提到，甚至有人移花接木，抹去毛主席、周总理的伟大贡献。本文想尽可能的还原历史真相。

　　“香港当时唾手可得，可是中央竟然不让解放军解放香港，耽误了收回香港的大好时机，给以后带来很多麻烦。要是当时就收回来的话，，就不会有港独、占中的麻烦和闹剧了。”一位平时喜欢看中国历史，对香港近年出现的“占中”闹剧、“港独势力”甚嚣尘上、香港对大陆游客谩骂等情况一直很愤恨，平时看问题也比较偏激的王同事，有些愤愤不平的说。

　　“什么唾手可得，，不敢惹英国就是了。以共产党的好战劲，要是不怕英国早过去了。”一位逢共必反，逢中必贬，逢美国、逢西方必赞的肖同事说。

　　“你瞎说!什么时候解放军怕英国人了，在解放军进行渡江战役前，在长江上，解放军就对闯入长江的英国军舰进行过炮击，把英国的紫石英号军舰打得搁浅在长江上，把另外的两艘来救援的英国军舰打伤，逃跑了。这能说解放军怕英国人?”那位第一个提出话题的王同事反驳说。

　　“你瞎说的吧，，我怎么没有听说过。”那位具有反共倾向的、平时喜欢看韩剧、看外国影视、对中国历史知道比较少的同事说。

　　“你没听说的事多了，你没听说，就该没有发生吗?”旁边的一位搭腔说。

　　“那倒是，电视上早就演过了的。当时本来是防备美国军事介入的。可是美国人自己认熊，在解放军规定的外国军舰撤出的时间里，早早溜了。英国人装横，结果被解放军给揍了。这在网上和资料上都有。”又一位解释说。

　　过了一天，那位逢共必反的人士，应该是看了些有关的资料，说：“打伤了英国紫石英号军舰，那是因为在长江上，英国军舰施展不开，解放军大炮太多，军舰不占优势。再说了，事先解放军已经把话放出来了，谁要在规定的时间不撤出，，随意进入长江就要炮击，要不打紫石英号军舰，解放军的脸往哪里搁?”

　　“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里，中国没有一个政府敢对外国军舰炮击，清政府不敢，袁世凯不敢，蒋介石不敢，只有解放军才敢。”王同事说。

　　在这个学校的教职工师食堂里，平时的单身教师，或者家属不在一起工作的教师，吃饭时喜欢扎堆在一起讨论些话题，或者讲些天南海北的趣闻。大家觉得几个人在一起吃饭有意思，吃的多，吃得香。也经常会为一些话题进行争论。只要有话题出来，大家往往就都参与进来。大家在这样的讨论甚至争论中，往往也能促进和辩明对一些问题的认识。由于大家所学专业不同，平时的爱好不同，对一些问题常常会有一些不同的认识，这很正常。但是也有人近些年由于受历史虚无主义、和一些不良思潮的影响，不尊重历史事实，对一些政治历史问题，出现了人云亦云，把污蔑毛主席，反对或者调侃共产党，当作了一种时髦，把传说当历史，也毒害了不少人。

　　“蒋公不是不敢，蒋公没有共产党好斗，蒋公与英国、美国等国是盟友，哪有打朋友的道理!”这位逢共必反的肖同事高声说。

　　“什么盟友?简直就是帝国主义的孙子，哪有在盟友国的内河、湖海上横冲直撞、横行霸道，而不受任何约束的?哪有盟友对盟友国的人民，用大炮轰击的?1927年英美军舰联合炮轰过南京，造成很多平民伤亡，蒋介石都不敢吱声。”

　　“那是刁民惹事，与蒋公有什么关系?”

　　“什么没有关系?蒋介石不敢惹帝国主义国家，就抹黑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说成是刁民。再说了，在中国的大地上，就是真的有不好的人闹事，也应该由中国政府进行解决。有人不给你打招呼，到你家里随便拿东西，打你的孩子，父母，你的脸往哪里搁?”

　　“这个不能比。家里的事与那个不是一回事。”逢共必反的肖同事狡辩说。

　　“怎么不能比?这样比方才合理，蒋介石当时做为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连自己的人民都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同胞，被所谓的盟友欺负，连个屁都不敢放。”

　　“反正解放军就是怕英国人，不敢惹英国人，所以不敢进军香港。”肖同事有些词穷，又把问题扯回到香港上。

　　“一年后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敢于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战，连联合国军队都不怕，会怕香港的那点英国兵?你又怎么解释?”

　　“解放军要解放香港，可与在长江上不一样，英国在香港有军舰，有步兵，解放军不豁出去上百万人的性命，解放香港，门都没有!解放军攒的那点老底恐怕就拼没了。”肖同事继续高论。

　　“你说解放军怕英国，英国不怕解放军，也就不怕新中国政府了，哪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不到一百天，英国在西方国家中就第一个宣布承认新中国呢?”

　　“那不过是英国给中国点面子，为了将来和中国做生意。说明英国人会来事，善于外交，不像共产党，就是好斗。再说了，解放军就是解放了香港，共产党会管理吗?”肖同事继续发表高见。

　　“内地被蒋介石占领的大城市被解放后，不是一个一个都接管下来，治理好了吗?你怎么认为共产党就管理不了?”

　　“香港与内地不一样，英国有管理经验，把香港管理成了世界级的大都市，共产党没有经验。”

　　上面是一位在某中学工作的朋友，来家闲坐时，给说的一个在他们学校食堂里吃饭时私下里的一场争论。这位朋友感到在近几年社会上有很多不正常的情况，有的人不能见人说共产党好，即使早有历史定论的事，只要表现的是共产党好的事，就说是编造的,或者从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说西方好的，就是真实的。所以就出现了近些年在网上，甚至中小学生的课本上，编造出来的为外国人树碑立传的、歌功颂德的文章、课文。经过考证，原来是些无耻的文人们编造的，即使编的很离谱，漏洞百出，什么都裸露出来了，还在弄着二指宽的遮羞布遮掩。有相当的一部分文人，特别是有些从事教育工作的高校的教授、专家，连起码的节操都没有了。有的文人整天在干着刨自己祖坟的事。这位朋友说：“这些年可让一些人把国家的文化、历史给折腾得乌烟瘴气，你们有写作能力的、有良心的文化人应该写一写，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大家，特别是年轻人”。我向朋友推荐了几个主持正义弘扬正气的网站，介绍了几位经常在这些网站，站在舆论的前沿，敢于揭露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专家、前辈和学者，建议朋友看一看，同时也觉得对自己了解的一些历史事实，应该写出来，为追求正义弘扬正气尽一份微薄之力。虽然有的材料已经有人写过，但是用我的笔从我了解的角度再写一遍，多一分宣传，让人多一些了解，也不是坏事，于是就动手写起来。

　　以上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缘由。

　　手持望远镜，神情严肃，站在深圳罗湖这一侧，朝香港长久的凝望着，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观察到的地方，足足有一个时辰。第四野战军15兵团44军政委吴福善，在等待上级下命令部队过桥解放香港前，作为全军的指挥员之一，再次进行观察，了解对面的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进一步完善已经制定出的具体的作战方案，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把从祖国分割出去一百多年的香港收回来。

　　全军将士斗志昂扬，个个都在摩拳擦掌，决心用自己的勇敢与热诚的行动，结束旧中国百年的屈辱的历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从几万人，不断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结束，发展到了一百万人，又经过仅仅两三年时间，解放军越打人越多，地盘越来越大;而蒋介石手下的国民党军队，却越打人越少，地盘越来越小，从号称八百万军队，四百万正规军，全部美式武装，，拥有“飞机加大炮”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却被武器装备落后的“小米加步枪”的一直被他们看不起的所谓的“土八路”的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丢盔弃甲。到人民解放军打到深圳时，蒋介石已经几乎丢光了大陆，率领剩下的残兵败将逃到了台湾，苟延残喘。

　　在1955年授予的十大元帅里，林彪应该是非常能打仗的将领之一。从1945年进入东北之后，解放了东北全境，然后又一路打到南方的广州，解放了海南岛。在1949年10月，横扫广东，林彪的第4野战军15兵团直抵香港北部边界，打到了深圳。林彪的下属吴福善率领的44军，就已经驻扎在深圳罗湖桥头，前面一河之隔就是香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开国典礼，向全世界郑重宣布，新中国不承认任何外部帝国主义与旧中国政府签订的有损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香港自然也不在我们的承认范围之内。

　　面对解放军的攻势，生活在对岸的香港人惶惶不安，先期逃到那里的国民党大小官员和工商阶层，也都纷纷开始作逃离准备，英国朝野上下更是大惊失色。就连港督葛量洪也做好了撤离的准备。他在给英国政府的密告中说，，年初在长江上被解放军炮击的“紫石英”号事件，使人认为英国软弱无力，坚信毛泽东只要想夺香港，英军无还手之力，而全港的一百多万人，包括公务员和警察在内，全心全意支持港府的不过1万人。

　　当时英国在香港的兵力不多，只有没有战斗经验的一万名英军士兵，面对英勇善战的在血与火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想要抵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一个弹丸之地，攻取香港对解放军来说确实如囊中取物，轻而易举。或许只要一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

　　英国港督葛量洪还知道，就是林彪的四野部队不出动一兵一卒，不用军事攻击，香港的日常生活供给都来自广东，只要四野把香港的供水断了，食品供应断了，几个星期香港就没有任何抵抗能力，自己就完蛋了。

　　在这之前的1949年4月，我军准备发起渡江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集结在长江北岸西起九江、东至江阴一线，准备渡江，直捣国民党老巢。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向游弋在长江水域的英国、美国、法国等外国军舰发出通告，要求一切外国军舰，必须在4月20日前撤离长江水域。当时，美、法等西方国家眼见解放军兵临长江，渡江大战爆发在即，都知趣地纷纷在战前将自己的军舰撤出长江。

　　可是，英国护卫舰“紫石英”号不以为然，偏要在解放军限令外国军舰撤离长江水域的最后期限4月20号，若无其事的进入长江封锁区，进行挑衅。

　　据说，紫石英号舰长斯金勒少校此前曾对外放话说："解放军最后通牒是4月20日撤离，我偏要在这一天上行，看中共能把我怎么样!"“一百多年了，中国人也没有那个胆量、那个实力驱赶我们”。

　　可惜，这次他们错了。他们低估了毛主席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超人的胆识和智慧，低估了毛主席要彻底改变中国过去历届政府的软弱无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和意志，低估了对过去一百多年间外部帝国主义在中国享有的特权敢于挑战的精神，低估了毛主席“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英雄气概。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信邪，不畏惧、不屈服于任何强敌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假如发现外国军舰，凡是不听我军警告停止航行，可以不再警告，立刻射击”的指示，解放军对于紫石英号先发出警告，对方不光不听，反而将军舰上的炮向解放军瞄准，解放军忍无可忍，便向紫石英号开火。

　　解放军炮兵作战勇猛，射击准确，英舰很快落在下风，连吃30多发炮弹。

　　两发炮弹直接命中舰桥，骄狂的紫石英号舰长斯金勒少校和他的副舰长威士顿上尉两人都重伤倒地，不可一世的紫石英号此时威风顿失。傲慢的英国佬忙不迭地将白衬衣当作白旗挂起。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英帝国第一次向中国军队挂起了投降的白旗!

　　解放军的炮火将“紫石英”号打得搁浅在长江上。英国又派了三条军舰来营救，同样 遭到解放军一阵痛打，伤痕累累，狼狈逃窜。这件事情告诉英国人，即将建立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勇气。这次事件也标志着大英帝国在中国实行了百年的炮舰外交政策彻底结束了，也被视为列强时代在中国的终结。

　　曾经不可一世、纵横全球的大英帝国军舰，在这一战中被他们素来看不起的解放军教训了一次，颜面尽失。

　　现在在香港的英国人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在他们的眼中，中国人只要发动攻击，香港就如同“紫石英号”在长江江面上一样的下场。香港无疑就是大英帝国在中国的最后一艘“紫石英号”。

　　此时的英国人是如此绝望，而曾经或许管用的“武力恫吓”，被几个月前长江上的解放军炮火彻底的打破了!

　　当时中国国内，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就当时看来，收复香港、澳门等西方国家侵占的中国的领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出乎香港人、英国人以及全世界的意料，正当收复香港在军事上易如反掌、唾手可得之时，就在香港的英国人在一种“决绝”的心态中，沮丧地等待着失败到来的那一刻，就在解放军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一声令下，随时就可以发起冲锋的已经集结在桥头的44军，突然接到毛主席紧急电令，要求停止向香港进军。作出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决定。这个决定一出，全世界为之轰动，也为之惊讶。有人表示钦佩，也有人感到很不理解。

　　第四野战军15兵团43军128师382团民运科的战士马士诚回忆他们当时南下的情况时说，四野南下推进的速度很快，382团是解放广州的先锋团， 广州解放入城式举行的前一天，马世诚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继续从广州向南出发，收复香港、澳门，“我们走了三天时间，赶到了‘深圳河’，因为天热，大家到那儿就都下河冲凉了。就在这时候，部队通讯官突然说上面有新命令，不让继续前进了。”

　　接下来，不光没有任何的军事行动，毛主席甚至还让周总理特意指示要保障香港的饮用水供应和生活用品的供应。香港人以及世界上很多人不明白，对于船坚炮利的英国军舰在长江上的挑衅行为，毫不畏惧，不怕引起英国的报复，以及英国盟友可能会一起参与的更大的军事冲突，敢于痛打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解放军，竟然在香港的门口，怎么会对已经毫无斗志的香港停止进攻的脚步呢？

　　毛主席没有让解放军一鼓作气拿下香港，绝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是怕英国人，害怕港内驻扎的一万名英军，试问就在之后不久，敢于和当时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美国为首的十七国联军在朝鲜战场上拼杀的解放军，会怕了他一个区区的英国吗?正如廖承志向中央的建议中所说：“要武力解放香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只是一声冲锋号，就能把红旗插上香港太平山。”毛主席当时不收回香港并非没有军事能力，也不是外交上的软弱，而是审时度势作出的明智抉择，是有着深远的战略考虑。 这里面蕴藏着毛主席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瞻远瞩的谋略和智慧。

　　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就连当时世界上很多的政治家，包括苏联的最高统帅、领导和指挥了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德国法西斯进行举世震惊的决战，把强悍的德国打败的斯大林以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感到很疑惑，猜不透毛主席不马上解放香港的举动，究竟里边藏着什么玄机。以至于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做出不进军香港，维持原状的决定已经过了十多年，1963年3月，美国共产党还发表声明指责中国说，"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允许殖民地存在。" 当时的苏联也指责中国共产党鼓动别国人民革命，为什么自己不去收回香港、澳门。在共产党内和民主人士中也也有很多人不明白，产生了很多的疑惑 。 周总理为了让党内和民主友好人士了解毛主席战略决策的伟大意义，统一大家的思想，不得不出面在内部做了多次解释:“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从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

　　毛主席作为二十世纪一个杰出的战略家，从小受到中华五千年独有的古老文明的熏陶，加上他自己特有的天资聪慧，博闻强记，以后又用多年的时间，废寝忘食，手不释卷，如饥似渴的进行钻研，系统地掌握了博大精深的古老中华文化的精髓。又刻苦学习，接受和掌握了最先进的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理论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所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用自己掌握的先进理论来观察、指导中国革命，解决实际问题，创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因此，他的胸怀、度量、远见卓识及方方面面的策略，作为普通人 ，由于受到个人的知识、能力、看问题的角度等多方面的不同和限制，往往在当时或者短时间内是无法认识和难以理解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伟人的英明才能逐渐显示出来，才能被人们慢慢认识和理解 。正如德高望重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王震将军，在毛主席去世好多年后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很真诚的感叹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

　　正确的领导，对未来应有科学的预见。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结论中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主席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看问题是与众不同的。总是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用一种独特的眼光来看的。所以只有他才能在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着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毛主席的决策往往都是时间越长，越能证明他的英明、伟大、正确。新中国诞生几十年之后，经历了很多的历史变迁，现在回过头看，毛主席( 在当时留下香港是有着重大的意义和远见卓识的。

　　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远在延安的毛主席，就在时刻关注着香港。并且对香港问题的解决就已经有预见。1946年12月9日，毛主席在与哈默、罗德里克、陈依范等三名西方记者会谈中，专门谈到香港问题。当哈默问道:“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

　　毛主席说：“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对外界发表对于香港问题的处理意见。

　　1949年建国前，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了解新中国内外政策时，毛泽东向他耐心说明中共的立场：“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若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一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决定。”

　　在当时毛主席就预言：香港问题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如今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应验了这些英明预见。

　　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一八四○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一八五六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六○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缔结《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一八九八年英国又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的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二百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九十九年，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期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这是一项原则的坚定性和斗争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战略决策，是一项兼顾中华民族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现实主义大手笔。毛主席和周总理曾在多种场合，多次阐述了这一特殊方针的重大意义。

　　早在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和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总理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对我长期工作在香港的有关人员，进行了说明解释，并且做出了新的指示，我们暂时不收回香港，不是放弃香港，也不是撤出香港，要长期生根，坚守阵地，支持国内工作;要承认香港同胞是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和内地的社会制度不同，这在短期内是不可改变的。

　　为了很好的利用香港这个与外界联系的窗口，同时也让香港的英国人、港督能够放心和配合，实现设计的战略意图，达到预期的效果，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毛主席指示有关部门，并委托周总理通过秘密途径，向港英政府提出了3项条件：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第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只要港英政府能很好地遵守这3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这3项条件合情合理，英国政府欣然接受，并与中国政府进行了秘密的 约定，以上的各项条件，一定全部执行，但双方都不对外界宣布 。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虽然在军事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全国的大部分国土被解放，帝国主义被赶跑，斗倒了地主，农村的人民群众分得了土地，城市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工厂已经被人民接管。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国家建设的积极性很高。但是，形势仍然复杂而严峻，军事上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负隅顽抗，土匪特务活动猖獗，新生的政权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巩固;经济上面临的是旧中国留下来的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新生的人民政权要得到巩固，就要保持社会的稳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快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我们的国家建设，在依靠全国人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的同时，也不应放弃争取外援。新中国有必要维护和保留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有利于新中国对外开放。毛主席十分明确地讲：“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国际上也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某些方面争取缓和，建立最广泛的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以便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

　　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以他们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和独有的对世界局势的观察和把握，清醒地认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极端仇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把世界上兴起的各国人民反抗压迫和剥削，反抗外来侵略的人民解放运动，和最终要消灭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运动，看做是“洪水猛兽”，千方百计的进行镇压和破坏。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十分不满、又十分的恐惧和不安的，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新中国。他们会以各种方式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破坏，设置障碍，进行各种阴谋活动。

　　在毛主席看来，由于近百年的侵略和经济渗透，当时的英国政府在华有大量的投资和资产。有超过三亿英镑价值的贸易利益，英国并不像美国那样“财大气粗”，出于二战后英国艰难的经济形势，英国政府并不想放弃在华的巨大的利益，甚至想趁美国的退出进一步扩大英国在华利益，以促进英国本国经济的好转。香港当时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口之一，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它也不会放弃大陆这个巨大的市场。同时当时的英国由于自身实力的下降，对国家事务已经不能再“指手画脚”，出于二战后的国际形势和香港自身的重要的战略、经济、金融地位，英国根本就不想放弃这一“宝地”，如何尽最大可能的维护英国在香港的利益、尽可能的拖延、维持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成为英国当局面临的首要问题。这样就可以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新生政权的全面封锁，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立体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我们能从香港进口我国亟需的物资;也可以利用香港作为我们与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国兄弟党同志可以从这里进来，各国的民间友好人士也可以从这里入境;使香港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了解世界的窗口;同时把香港留在英国手里，还可以分化瓦解西方反华势力集团，使英国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跟得太紧。

　　此后不久，周恩总理的一次讲话,对这一决策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周总理说：“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里的象征。在这个范围里，英国和美国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英美也有极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辉。那么保住香港、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就成了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点。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里比收回好，也比落入美国人手上好。

　　“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人的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的太紧，靠得太近。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建设。”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新中国一成立，美国不光自己敌视新中国，继续支持蒋介石反动政权，还发起不承认新中国的外交活动，向英、法、荷、比、巴、澳等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他们同美国保持一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三管齐下”――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毛主席维持现状的决策， 对 刚刚成立的 新中国在 很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正如毛主席所预想的那样，英国“最关心的是保护在华利益和香港的地位”。所以，英国在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已经明朗化的情况下，没有跟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国采取“自断其路”的“拒不承认”和“经济封锁”的极端政策，而是采取有别于美国的“公开敌视”的政策，取现实主义的立场。寻求和新中国建立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的关系，包括政治承认和经济往来。

　　英国国内在承认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人民政府的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11月初，有施缔文和香港总督葛量洪参加的英国远东外交会议在马来亚举行，会议递交给外交部的报告指出，为了英国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利益，应尽早正式承认人民政府。11月中旬，英国政府有关各部应外交部要求对承认问题表态。交通部认为，从航运的观点看，越早承认越好，但英国政府有必要单方面宣布，新政府应承担中国现有国际义务。商务部“赞成承认，但不强求”。该部希望尽可能恢复与中国传统的贸易关系，并最大限度地保留在中国的大量投资。国防部从军事战略上分析了承认的利弊，认为承认可以减少与中共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香港的外来压力，时处反对党地位以反共著称的前首相丘吉尔也支持政府作出承认的抉择。英国在华经济利益的主要代表商人更是迫不急待，伦敦英商中华协会和在华英国商人通过各种途径呼吁政府尽快承认，而“不要被美国的偏见误导”。

　　他们认为：“拒不承认一个有效地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政府，不仅在‘法律上是讲不通的’，而且还会‘对西方在华利益的保护造成严重的实际困难’。”拖延承认对英国不利，这会导致中共对英国在华利益施加压力，甚至要求撤走外交官。那样，英国要么被迫承认，要么强硬抵制。但前者会损害英国在远东的威望和地位，后者将丧失在华利益。

　　英国为了避免“剌激中国”，还主动搁置了已经设计完成的让香港逐步走向“地方自治”的所谓“杨慕琦计划”。他们知道，如果让香港走向独立式的自治，必定会刺激和惹恼中国，中国政府必然会采取果断的措施，提早把香港 收回。那样英国就会把自己推到一个危险的境地，将会失去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好处，如果英国想要真正的长期维护其在华的利益，最好能够保持香港地位暂时不变，杨慕琦计划反而变成绊脚石，英国的策略是通过外交渠道行事，而不是兵戎相见。1949年10月，英国下议院宣布杨慕琦计划寿终正寝。这样，中英两国“灵活”地处理香港问题的合作契机就凸现出来了。

　　英国政府1950年1月6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百天。不顾美国的阻挠，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宣布不再承认国民党集团。英国由此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发生“事实上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并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国。

　　接下来，英国在1951年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平条约讨论对日本索赔问题的会议时，坚定地坚持邀请新中国的北京政府来开会。众所周知，当时中国有两个政府，北京一个，台湾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坚持邀请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来开会，而苏联和英国却坚持应该邀请新中国的北京政府来开会。苏联老大哥这么做，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是作为老牌帝国主义的英国也这么做，当时确实让人感到了有些意外。也正说明英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将来能够与新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而向着新中国说话 。

　　英国政府认为，台湾在二战时期属于日本的殖民地，是日本侵略的协助者，因此台湾不能作为战争的受害者。真正的受害者是中国大陆，作为代表中国大陆的北京政府当然有权利参会。

　　最终由于双方意见不能达成共识，大会决定都不邀请，所以在旧金山对日和平谈判上北京政府和台湾政府都没有参加。由于没有中国参加，后来也导致了很多历史问题，比如说钓鱼岛问题，台湾主权问题等等。

　　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有任何一个政权无论是北京还是台湾参加了旧金山合约，现在很多历史问题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

　　在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 ，针对可能会出现美苏分别支持一个中国政府的情况，自从宣布承认新中国后，英国采取了拒绝站在任何一方，采取了中立的立场。直到这个问题在联合国通过讨论得到解决。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闯入台湾海峡，尔后又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封锁贸易禁运。在这种严酷的外部形势下，香港和澳门的同胞为中国提供了反制裁的主要通道。这期间香港对内地出口额剧增到2.8亿美元。部分工业设备、紧缺物资和战略物资从香港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由于战争十分需要橡胶，内地每月从香港进口的橡胶达2500吨，基本满足了当时的需要。此外，还从英国进口了钢铁、电器、机械、药品、有色金属及其他国家的粮食棉花等。这对解放初期稳定华东地区物价、保障供给起到了一定作用。

　　大量的英国籍商船参与了对中国物资的运输，并受到国民党的抢掠和炮击，为此英国政府多次派出舰队为英籍商船护航，并与国民党军队发生炮战冲突。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一直延续到1969年7月。期间长达二十年的时间，由于中国对香港采取了正确而灵活的政策，香港作为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范围广，购量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使香港在扩大中外进出口贸易、发展中外经济交流，对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样，它本身也因背靠祖国而获得快速发展，很快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毛主席的决策，保留了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成为了新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与沟通的“桥梁”，通往西方世界的窗口，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也利用英美两国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孤立了美国。

　　这个窗口，在之后不久就到来的中苏交恶中显得更为重要!

　　当时中国大陆的对外往来几乎都是以香港为“中转站”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已经开始注意到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苏联有可能将中国变成它的卫星国的企图有所戒备，尽量避免对苏联的过分依赖。暂不收回香港，使中国有了回旋余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而赫鲁晓夫却撕毁合同，1960年夏天，苏联取消对中国的一切援助。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在这种严峻形势下， 必须选择同非社会主义国家开展贸易，香港就又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我国通过香港从西方进口了大量粮食和物资，香港作为“国际通道”，为中国人民度过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应该说，我国当时奉行的香港政策总体是成功的，文革期间，中英在香港发生冲突并发生了“火烧代办处”事件，在中央关系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英方没有对在英国的中国外交人员采取强硬措施，也不赞成对中国实施制裁，而是采取了难得的克制态度。

　　暂不收回香港，充分地利用了香港特殊的经济地位。香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地，通过它吸收了外资，争取了外汇”。

　　建国后，我们对外贸易基本上就是两条腿，一条是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一条是对资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建国后在粤海关任职的吕健行说，“前者以重工业贸易为主，出口机器和一些重工业材料，但苏联的重工业本身很发达，依靠这部分创收外汇很有限，因此实际上，后者在当时的背景下才显得更为重要。通过广州这个口岸，经港澳，出品土特产、食品是当时更重要的创汇渠道，尽管这些出口产品的单件价值不高，，但数量很庞大。中国当年有近一半甚至更高的外汇收入来自香港，而它们要全部经由广州。”

　　吕健行说：“因为香港转口 贸易的急剧萎缩，香港政府对禁运采取了两面政策。它不断颁布法令，扩大禁运范围;但在美国的压力稍微放松时，对商人申请出口的‘特定物品’，暗中批准出口。在对向中国内地走私的管制方面，总的来说是时紧时松。因美国派人监视，1952年夏管制较严。但到了年终，香港政府又想出办法，工商管理处用出口禁运品可以不予存档的办法，来对付美国的监视。”“这为内地开创了一条宝贵的贸易通道。除了像霍英东这样的港澳华商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商人也以港、澳为基地与中国内地进行公开或秘密的贸易。就是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也未完全禁绝，仅就美国官方1952年的统计，这一年美国从广州口岸输入中国的货物就价值2770万美元 。”

　　这样一来，广州就成为中国政府获取禁运物资和筹措外汇最重要的前沿阵地。“为此外贸部专门在广州设立了三局，就是对外贸易局，对进出口贸易实行全面管制。” 吕健行回忆说，解放前广州有大量的商人在从事外贸代理，对外贸易局的成立，通过“许可证制度”将私营外贸商人的自由市场时代终结了，“只有政府的公司才有许可证，私营企业要么退出市场，要么挂靠在国有企业下面，委托进出口 。”“到五十年代中期，广州口岸对外贸易实际上已由多种经济成分完全转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广州市内的外贸部属下专业进出口公司已能控制全部进出口货物，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外贸利润 。”

　　政府在香港成立了两个重要的贸易代理公司：华润公司和五分行，华润主要代理杂品、丝绸和一些轻工业品的出口，五分行负责食品、茶叶和其他土特产 。长期担任华润公司总经理的张平回忆说：“华润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从事经济贸易工作的机构。”“华是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表我们党，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们党办的公司。”“为了打破贸易‘禁运’，华润于1951年成立了秘密的运输公司，取名‘兴隆行’ 。兴隆行有职员四名，任务是在港组织承运公司和人员，把我方的物资秘密运往澳门南光公司，再由南光公司负责把物资通过拱北运往内地，也把内地产品由同样的渠道销售出去 。”

　　这几家国营公司的第一要务就是创收外汇，用出口换进口 。“政府甚至可以不计成本，允许公司在一定范围内的浮亏。” 吕健行说，“每个季度，华润都要做一个收支表，超支过多的，政府负责平账。实际上因为这样的成本优势和垄断国有公司的信誉，即使没有‘许可证制度’约束，在这样的非自由竞争状态下，广州和香港两地的贸易老字号也很难维持生意，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和政府合作......而国有公司可以借助他们过去在贸易上长期的私人关系 。”

　　出口的畅通，只是广东作为 贸易通道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而它的前提是，执政者需要能够极具效率地在城市里组织货源，确定物价。从这个角度来看，广州所进行针对工商业的这场“社会主义改造”对国家的意义要比其他城市更为重要 。

　　辽沈战役后，东北局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收购的当地物资通过华润控制的货轮运抵香港、转销海外，换取的外汇则用于购买军用物资、支援解放战争。这种战时经济模式，解放后推广到全国，成为计划经济时代内地与香港贸易往来中的重要形式。

　　在这样的贸易活动中，香港华润公司得以迅速壮大，人员在不断增加，营业额在不断增长，其知名度也在逐渐提高。随着销售和采购范围的扩大，“华润”的名字已经走出香港，走向东南亚，走向英国和美国。

　　英国人有比较客观的评论：“他们也很可能认识到，若香港一直由一个英国殖民政府管治，它便将可作为日后处理与英国关系的一种政治筹码，甚至是一张与美国――一个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国家――保持联系的皇牌。不管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毛泽东的行动，他得到回报的速度却比预期中快。而当朝鲜战争导致联合国和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时，香港和澳门的同胞在百感交集下为中国提供了躲避制裁的主要通道。此秘密一直维持了三十年之久。”

　　香港也成为民间友好人士、肩负特殊使命的人员从这里入境、出境以及进行国共联系的秘密通道。

　　为我国运载火箭、导弹的研制和发射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55年初秋的一天，携妻子蒋英和两个孩子从美国旧金山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转道香港回到祖国的。

　　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李四光，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1956年，程思远在中央的秘密安排下，从香港跨过罗湖桥，到达首都北京，在中南海紫光阁见到了周总理。商谈了安排曾经担任国民党的代总统李宗仁回国的具体事宜。经过一番精心谋划，使李宗仁巧妙的躲过了美国特工的监视和国民党的暗杀，于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 、郭德洁 、程思远一行平安回到祖国北京, 受到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就在程思远陪同李宗仁回到祖国的第6天，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1956 年春，在周总理的具体安排下，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毛主席和周总理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张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回故乡看看。

　　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身负重任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

　　许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

　　1973年5月中旬，香港启德机场落下了久违了八年的第一架中国民航客机。机上抬下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他就是人所共知的国共和平使者章士钊。中断七年的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因他的到来开始了新启动。

　　章士钊到港第一天，就急匆匆地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朋友，以打通与台的联系。他叮嘱回京的女儿章含之，转告毛泽东、周恩来，他最多在港停三个月。7月1日，章士钊的生命之火就在香港这个国共勾连的驿站熄灭了，他把自己的生命最终留在国共再携手的民族统一事业中。

　　人老情切，蒋介石的思乡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愈加炽烈。1975年元旦，他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复国”文告。春节前后，回台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接受蒋之命，经秘密渠道向北京发来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的信息。

　　没等共产党回音，陈立夫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欢迎毛主席或者周总理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主席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可惜的是，没有等到回音。蒋介石就永远地走了。1975年4月5日，清明节，中国人悼念亡者的传统节日。子夜晨钟响起前的10分钟，蒋介石衰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9岁。

　　1984年3月19日，台湾导演谢雨辰携妻儿秘密从香港至广州回归大陆，21日一大早乘机抵达北京。

　　倘若当时我们一举收复香港，国家的伤口虽然愈合，但是香港“国际自由港”的地位势必会失去！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对香港经济的发展、政局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保障一直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帮助。

　　在经济上，内地与香港互相敞开门户，开展经贸往来，内地以优惠的价格大量供应香港生产与生活必需的食品、日用品、淡水、燃料、工业原料和半制成品等，即使是在60年代初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逼中国还债，加上国内又遇到罕见的三年自然灾害，内地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这种供应也源源不断。周总理曾多次指出："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是一项政治任务。”

　　“香港这个地方日益重要，要作好对港、澳地区的水、食物、原料的供应，要把这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1960年4月15日粤港双方达成协议，由深圳水库全年供应香港50亿加仑用水，每千加仑收水费人民币1角,英国人对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非常的感激。

　　据统计，1954年至1963年香港进口食品有43%是由内地提供的，1964年到1973年增至50%。在价格上，70年代初香港从内地进口的食品价格平均较国际市场低50%，原料约低30%，衣服等消费品便宜25%，这对香港的稳定发展，抑制通货膨胀，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出口货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1962年秋至1963年初夏，从内地到香港，几乎没下过一场雨，深圳水库和铁岗水库已降到死水位以下，香港居民用水极度紧张。为此，广东省政府不但允许香港巨轮驶向珠江口吸取淡水以解燃眉之急，而且酝酿上马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石马河的供水工程。该工程在周恩来的关照下列入国家计划，由国家举办，1965年竣工后不仅缓解了深圳地区的用水，而且年年按协议完成了对港供水计划，改变了香港长期缺少饮用水的困难局面。

　　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国政府在经济上鼓励内地与香港进行贸易。1948年，香港对内地的贸易总额为6.1亿港元，而到1950年香港对内地由入超一下子转为出超，仅出超总额就达5亿港元之多。这为香港的初步繁荣奠定了基础。

　　为了供应香港活猪、活牛等物资，解决出口香港物资的运输问题，1962年春，经经周总理批准，铁道部、交通部、外贸部共同协调，从武汉江岸站开出一列快车，经由沿线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至深圳，专门运送出口香港的商品。

　　1962年3月20日，751次快车从武汉江岸出发，行程1254公里历时53小时，满载着运往香港的出口商品，开进深圳。在751次快车开行100列时，国务院决定，在上海、郑州加开两列快车(753、755次)。

　　这“三趟快车”，由外贸部牵头、内地各粮油进出口公司组织货源、铁道部组织运输，由华润公司在香港组织销售。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时期，三趟快车也从未中断过。每年除去大年初一以外，364天，天天发车，港澳同胞把这3趟快车称为“生命线”。

　　曾有学者称，“香港就是这么奇怪的城市，信仰社会主义的中央政府支援它繁荣”，“北京提供了战后几十年香港社会稳定的客观条件，也给予了投资者充分的信心。……实际上，香港战后几十年的 繁荣与稳定 环境，是北京营造的”。而北京之所以能够在香港“营造”出这样的环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协商解决”的正确战略决策。

　　1972年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参加慕尼黑奥运会的11名以色列代表团成员惨遭“黑色九月”组织杀害的“慕尼黑惨案”。中国香港队柔道教练蔡德培是亲历者之一，能从恐怖分子枪口下活命，他大呼——“要感谢毛主席”。

　　9月5日凌晨约4时，隶属于名为“黑色九月”的恐怖组织的8个是巴勒斯坦人，拿着枪来到以色列选手居住的31号楼，人们发出恐惧的叫声，一些以色列人从房间的后门或窗子仓皇奔出，他们侥幸逃离了这场劫难，但剩下的人被迫与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展开搏斗。摔跤教练莫什·温伯格被一枪击中脸部，举重教练约瑟夫·罗曼和一名恐怖分子争抢一把手枪，但被其同伴射杀。25分钟后，恐怖分子扣押了另外9名运动员做人质。

　　最终营救计行动失败，9名以色列运动员全部遇难，5名恐怖分子和1名西德警察在冲突中丧生。3名生还的恐怖分子被捕，随后被西德警方释放，作为一架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的汉莎航空客机的交换条件。

　　当时中国香港团也住在31号楼，凌晨三点多，正在熟睡的蔡德培被楼下传来的枪声吵醒了。住在对门的卢彼德敲开蔡德培的房门说：“蔡先生，不对劲，楼下怎么有枪声?”卢彼德是练射击的，对枪声很敏感。卢彼德悄悄走到楼梯口往下一瞄，正看到几个蒙面人拖出两具尸体，他见事不妙，连忙跳窗户跑了。走之前，卢彼德叫蔡德培一起走，但蔡不相信，又熬不过瞌睡，就说：“哪里是死人咧?十有八九是喝多了打架。没事。”

　　第二天一早，睡醒的蔡德培准备出门吃东西，一打开门——一位蒙面人手里端着枪正站在他门口，蔡德培回忆，眼前的阿拉伯青年大概20岁，衣著相當邋遢。蔡德培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下意识的用英语说了一句“早上好!”看到蒙面人没有恶意，蔡德培大着胆子问：“楼下怎么样了?”蒙面人说：“不关你的事，我们跟以色列人有点手续要办。”接着蒙面人说了句让蔡德培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你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你。你是中国人，是我们巴勒斯坦人的好朋友，毛主席很伟大，对我们很好!”

　　蔡德培回忆说，阿拉伯青年告诉他宿舍已经被西德警方包围，劝他不要外出，以免误中枪。青年还说，他们正要求西德政府预备一架飞机，让他们与人质离开慕尼黑，后来蔡德培独自留在房内，不断来回踱步，手上拿着念珠不断祈祷。

　　住在奥运村外酒店的香港总领队沙利士，知道蔡及游泳教练黄少雄仍困在大楼里面，就立即与西德警方联络。经警方代表代为交涉，沙利士等人获准进入宿舍，接走蔡德培及黄少雄。

　　1954年6月17日，中英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1972年3月13日升格为大使级。

　　"维持香港现状"，暂时没有收回，并不显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的软弱。并不意味着中央就此放弃了香港，中国的土地没有一寸是可以放弃的!在涉及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毫不让步。坚决不承认英国强加于中国的有关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时机成熟就要恢复行使主权，这是新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毛主席不仅时刻关注着香港，并且时刻在维护着国家的主权和尊严。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3月，中英两国达成正式建交的协议。毛主席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审时度势，及时决策在中英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发表前5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奉命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当年，香港和澳门是否属于殖民地的问题，摆在了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的面前。时任外交部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的凌青参与有关部门香港、澳门定性问题的讨论和拟稿。中国政府关于殖民地概念以及香港、澳门的准确表述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讲坛：殖民地是遭受外国统治管辖而丧失主权的国家,香港、澳门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中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联合国无权讨论这一问题。

　　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得到了第三世界各国的同情和广泛支持。1972年11月,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相应决议,确定了中国对香港、澳门问题的立场与要求。在中国的坚持下,第27届联大会议批准了在中国建议基础上而形成的非殖化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了香港和澳门,这样就从国际法律上确认了中国对港澳地区的主权,从而排除了联合国或其他国家干预这一问题的可能性。从而排除了联合国或其他国家干预这一问题的可能性。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怀抱打下了第一块基石。

　　香港主权的回归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即使在香港回归的议程上，毛主席所起的决定作用也是他人所不可替代的。

　　电影《周恩来外交风云》，影片再现了1974年8l岁高龄的毛主席在长沙会见英国前保守党政府首相希思的场面时，画外音是希恩的回忆，他说：“……毛主席又对我说，‘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了’”，希思当即代表英国保证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1974年5月24日，英国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晚，希思的飞机抵达首都机场。按照日程，这位刚刚卸任的英国前首相将在中国停留三天。因此，他一下飞机就向周恩来提出会见毛主席的要求。

　　希思是从1970年出任英国首相的。他为改善和发展中英关系做了很多工作。1972年，在希思的推动下，中英的外交关系升为大使级。此后中英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双方在军事领域也开始了合作，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卸任首相职位后，希思仍然积极改善中英关系，访问中国，便是他带着这一任务而来。

　　毛主席欣然同意了希思的请求。并且给了很高的礼遇，对于这样的朋友，毛主席一向是待之以礼的。像尼克松在离职后访问中国，中国依然坚持以外国领导人的礼节接待。

　　5月25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的书房会见了希思。“欢迎你。”一见面，毛主席就热情地握着希思的手。这个举动打消了希思的疑虑和拘束。入座之后，他高兴地谈起了中国一行的深切感受，特别是刚下飞机的欢迎仪式，令人兴奋。

　　毛主席注意到，中方在欢迎仪式上没有准备仪仗队，就询问了陪同会见的周总理。周总理回答说：“因为照顾他不是现任首相，怕引起误会，使现任首相不高兴。”毛主席说：“我看还是要有。”周总理回答：“走的时候加。”毛主席又对希思说：“我是投你的票的。”

　　新中国成立后，英国政府采取了务实的外交政策，在1950年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也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的西方大国。1954年6月17日，中英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1972年3月13日升格为大使级。此间，中英关系历经波折，总体上朝着积极稳定的方向发展。但无论中英关系如何发展，香港问题始终是一个迈不过去的门坎。因此，毛主席与希思在讨论了中苏关系、美欧关系、中日关系、中国国内问题等话题后，终于谈到香港问题了。

　　毛主席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他回头问身边的周总理：“还有多少时间?”周总理回答说：“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到现在还有24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毛主席重复着他的主张。

　　并且明确表示：“香港作为英国管理下的亚洲贸易和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最少在目前如此。”

　　在这里顺便写出来，毛主席、周总理不光对香港，高瞻远瞩，在对台湾问题上，也早就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1956年10月3日，毛主席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曾在赣南同蒋经国共过事、现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同曹聚仁长谈，希望以此传递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对台政策。他指出：“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可照旧。”台湾“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 7月中旬，周总理先后三次同曹聚仁谈话。他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98页。)不久，曹聚仁在《南洋商报》发表根据周总理的谈话内容写成的文章，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

　　1956年10月7日，周总理第四次同曹聚仁谈话，在回答其询问通过谈判台湾归还祖国后，中央政府对蒋介石等的安排问题时，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其实陈诚、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如愿到中央，职位当不在傅作义之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又说：我们的手总是伸着的。我们不破坏他们，希望他们内部团结，不发生内乱，希望台湾整个归还祖国怀抱。他们的一切困难都可以提出，我们是有诚意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他们也拿出诚意来。(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23—624页。)

　　毛主席还看到：继续争取蒋介石，支持和巩固蒋介石的统治，是防止台湾独立的最好办法。为此，他破天荒地提出应给予台湾“高度自治”的权限，即允许保留军队，保留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权力架构。1958年10月13日，毛主席在会见曹聚仁时明确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美国要压蒋，要以金、马换台、澎，我们不干，让‘蒋委员长’多守几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在陪同会见的民主人士章士钊提出如果这样美国对台湾的援助会断绝时，毛主席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们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后来，周总理将毛主席的这些原则概括为“一纲四目”。1961年6月13日，毛主席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时说：“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

　　从以上不难看出，对外开放，并不是现在的新发明，那个时候早就对外开放了。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有生之年，他们始终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全局出发，坚定不移地维护对于我们“有用”、“有利”的“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对香港的战略决策的稳定和严肃性。

　　毛主席周总理领导的对外开放，是既有很强的原则性，就是绝对不能损害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不能损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的对外开放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好处。同时，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有很大的灵活性。毛主席和周总理，才是新中国对外开放的真正高手。

　　《毛泽东与周恩来相知互信的合作关系是怎样炼成的?》一文中写道：“作为20世纪中国的重要标志性人物，毛泽东、周恩来以如椽之笔改写了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他们之间的“天作之合”不仅产生了巨大的政治震撼力，而且也具有令人神往的美学境界。在中外政治史上，虽不乏两人并称的例子，但与“毛、周”相比，其逊色之处便不难立见。国外学者曾用“航海家”与“水手长”、“理论家”与“实行家”、“董事长”和“执行董事”、“海洋”与“海岸”等多种比喻，力求逼近两人关系的本质。”

　　“两人政治合作的时间之长、内容之多、成效之著、境界之妙打破了世界纪录。毛、周合作关系的长期延续，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这首先自然是共同的政治信仰和抱负使他们走到了一起。由相知而彼此信任，又相互依赖。”

　　埃德加·斯诺说过：“他们两人的关系，最恰当的说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人的工作作风和性格为人，相差很大，但毛同周相辅相成，共事37个年头，彼此信任，又相互依赖。”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才智十分佩服，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的军事和政治谋略使中共屡屡出柳暗而见花明。周恩来对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总是能够领会得比较快 ， 比较透彻。而且由他组织去办，办得总是井井有条，即使是一团乱麻他也能迅速理出头绪，所以毛泽东多次称赞周恩来是个“好管家”。

　　在香港问题上，毛主席与周总理紧密配合，共同营造出了香港的稳定、繁荣，并且奠定了采用“一国两制”收回香港的基础，这是两位世纪伟人合作的典范和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