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八大因素

尹正达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战略大转移——长征。在两年中，红军浴血转战14个省，克服千难万险，实现了红一、红二、红四三大方面军的大会师，胜利完成了长征。长征极大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使共产党进一步走向成熟，使红军成为一支更加坚强的部队。长征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围追堵截红军的破产，使全国革命重心转移到西北地区，为中国革命的复兴、革命新高潮的掀起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红军长征的胜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归结起来主要有八个方面。

一、改组了“左”倾领导班子，形成了能够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决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踏上万里征程，从客观方面来看，是由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及反革命力量的异常强大，是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不断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围剿”，是由于地处偏僻农村、容量有限的苏区在反动势力的“围剿”下物质条件难以为继。但是，从主观方面来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形成的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中共临时中央犯了全局性的“左”倾错误，难辞其咎。

历史表明，党的正确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实行“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可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重任，反之只能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湘江战役之后，如果按照“左”倾领导人的意图，执行既定的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但实际上是自投蒋介石布下的天罗地网的方针，最后走向失败甚至全军覆没是难以避免的。在这危急关头，中国革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决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特别需要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能够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要领导人。

长征初期，由于迭遭失败，红军官兵心中“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①。此时的毛泽东，虽然被“左”倾领导人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并被排挤在中央核心领导之外，但他仍以党和革命的利益为重，主动承担起了历史责任，多次向党中央提出挽救危局的合理建议。通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工作，部分党的高级领导人，如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对革命的挫折和红军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深刻反思之后，从“左”倾冒险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转向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明确表达了对李德、博古在“当时军事指挥上错误的忧虑，他认为博古等人这样下去就不行了”②，他提议，“开一个会，把李德、博古他们轰下台”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得以召开，会议集中纠正了军事上的“左”倾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此后逐渐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此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逐渐摆脱了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指导，开始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与策略方针，这为夺取长征胜利乃至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二、新的中共中央根据敌我态势变化发展和北上抗日需要选定了正确的战略进军方向和落脚点

红军向何处进军、到何处落脚建立新的革命大本营，是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也是事关能否保留革命火种并最终夺取革命胜利的关键。

中央红军突围后，原准备前往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但这一意图很快被蒋介石识破，蒋在红军前进道路上张网以待。在此紧急时刻，毛泽东建议立即放弃原定前往湘西的计划，转到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去创建根据地。在1934年12月11日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在随后18日的黎平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黎平会议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决定到川黔边创建新苏区，使红军暂时避免了可能覆没的危险，也为纠正“左”倾军事错误创造了条件。根据新的行动计划，中央红军于12月31日占领贵州瓮安县猴场镇，第二天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关于创建川黔边新苏区的决定。1935年1月中旬的遵义会议根据当时变化了的情祝，改变了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创造川黔边新苏区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此后，中共中央在扎西会议上又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了这一战略方针，决定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苏区。在红军南渡乌江后，中央又决定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并顺利实现这一企图。

1935年6月中旬，红一、红四方面军于四川懋功会师。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后多次提出抗日救国主张，在全国人民中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和红军始终不忘抗日救国问题。特别是新的中央，在红军危急处境稍有缓解的时候，就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于6月15日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阐明了“北上抗日”的方针，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持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④，并把革命大本营的选择与“北上抗日”的任务结合起来。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考虑到川西北地区在人口、地理、经济、民族等方面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广阔，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以汉族居民为主，又是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地区，并且邻近华北抗日前线。因此决定放弃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实行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三省建立根据地，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的战略方针。然而，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和破坏，这一战略计划一时未能实现。9月11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后改为陕甘支队)先行北上，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此从国民党发行的《大公报》《山西日报》等报纸上了解到陕北还有一支相当力量的红军，于是提出了去和陕北红军会合的意见。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根据了解到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于是中共中央在榜罗镇举行会议，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最后抉择。

总之，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新的中央将红军的战略退却同北上抗日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党和红军的前途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最终选定了正确的战略进军方向和落脚点，这一方向和落脚点的选择使长征由战略退却变为奔赴抗日前线的战略进军，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三、广大党员干部顾全大局，坚决克服了张国焘分裂主义，各路红军密切配合

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长征中党和红军的内部团结一致是红军克敌致胜的力量源泉，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官兵顾全大局，表现出坚决维护中央权威的高度的自觉性和组织原则性。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博古经周恩来等耐心说服，顾全大局，接受了组织安排。后来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博古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坚决站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作出了应有贡献，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王稼祥、叶剑英、徐向前、任弼时、贺龙、张浩等人，都坚决维护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中共中央积极稳妥地处理张国焘拥兵自重、对抗中央的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小其分裂主义带来的危害。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中共中央“采取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方针”，并作了不小让步。为了团结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一道北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以为统一两军指挥，实现北上战略方针提供组织保证。在张国焘另立“中央”时，中共中央除严肃批评令其立即取消外，仍然对他采取团结的方针，俄界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尽力避免使矛盾向对抗性转化。后来中央甚至同意张国焘处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⑤并表示中央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可暂时采用协商方式。⑥中央为谋求党内团结、共同对敌的诚意和采取的正确措施，对促进张国焘放弃分裂活动，加速北上，实现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的再会合，起了决定作用。

第三，在中央的总体谋划下，全国各地红军互相支持，主动配合，团结战斗。长征途中，虽然通信条件不好，但中央尽最力保持和各路红军的联系，并适时给红二、红四方面军以指示。虽然各路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时间有先有后，战略行动相对独立，有时和中央联系不畅，但彼此之间都能在战略上主动配合，相互策应，粉碎了国民党军妄图分割红军、各个击破的阴谋。长征前夕，中央派红7军团北上、红6军团西征以调动“围剿”军，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减轻了压力；长征初期，红2、红6军团由黔东出发，发动湘西攻势，吸引和牵制了敌大量兵力，策应了中央红军在湘黔地区的行动；遵义会议后，红四方面军发动嘉陵江战役，歼敌10余个团，在向岷江流域进攻时突破邓锡侯部20个旅的防堵，歼敌1万多人并攻占懋功、达维，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创造了条件；红25军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主动在甘南积极活动，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为策应红2、红6军团北上甘孜会师，南下雅江阻敌，保证了红2、红6军团北进侧翼的安全；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后，中共中央派西征军南下接应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会宁、静宁地区。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项英、陈毅所部红24师和部分独立团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其它苏区留守的红军和游击队也都牵制了或多或少的国民党兵力。

四、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忠实履行人民军队宗旨，赢得了少数民族和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

红军长征的胜利，不仅来自党和红军的艰苦奋斗，也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正确的民族政策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和路线，得益于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长征中，红军经过了近20个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由于历代统治阶级长期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隔阂严重，当红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怀疑和敌视，部分少数民族群众还组织武装对红军进行拦截和袭击，能否妥善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成为事关红军存亡和长征胜败的大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在长征期间，多次号召全党全军要以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作为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可靠武器。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发布了一系列涉及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决定、指示、文告。如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红二方面军通过的《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发布的《少数民族工作须知》，红25军在回族地区发布的“三大禁令、四项注意”⑦，等等。这些文件、指示、文告中的主要精神有：反对民族压迫，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寺庙、经典等。在实际工作中，党和红军把争取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士，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帮助各族人民发展生产、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等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并专门发布《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关于收割番民麦子问题的指令》等，保护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

与此同时，长征中，红军忠实履行人民军队宗旨，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极力维护群众根本利益，保持了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的血肉关系。长征之初，总政治部就发出指示，强调要“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加强地方工作与资材的收集，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⑧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号召官兵“(1)不乱打土豪，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2)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3)损坏了群众东西要赔偿，借群众东西要送还；(4)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5)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6)实行进出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做宣传解释，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7)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便乱屙屎，宿营时掘厕所。”⑨各路红军都高度重视做好群众工作，广大红军官兵都自觉维护群众利益，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人都带头遵守群众纪律。在毛尔盖，虽然地里长满了即将成熟的豌豆、青稞，可官兵们宁可去挖野菜充饥也不动群众的一粒粮食。中央红军长征经过云南马龙、宣威地区时，因指挥部队作战，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10个小时没吃饭，警卫员未经允许从老乡家里拿了两碗苞米饭和10个鸡蛋。周恩来知道后，立即严肃批评，要求警卫员写检讨并按价付钱给老乡。

红军心系群众，纪律严明，对少数民族平等相待，人民群众也把红军看作自己的部队，他们给予红军以积极的支持和帮助，为红军作向导，当翻译，运送伤员、粮食，有的还积极踊跃地参加红军，对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五、实行统一战线和瓦解敌军的策略，充分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以减少红军压力和损失

组织和领导革命的统一战线，实行瓦解敌军的原则，发现并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裂痕，争取广泛的同盟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是取得革命胜利极为重要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红军长征，面临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严峻局势，要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除了依靠红军将士的英勇奋战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外，利用敌方内部矛盾做好统战工作，变得非常必要。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相互猜忌，相互戒备，明争暗斗，各自保存实力，关系错综复杂，特别是蒋介石经常采取一箭双雕的手法，既对付红军又削弱地方与非嫡系势力，导致其在战略协调和战役战斗配合上常出问题，给红军实行统一战线和瓦解敌军的策略提供了可乘之隙。

长征前夕，为避免消耗有生力量，红军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与陈签订了秘密协定，双方同意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互相借道，粤军后撤40华里，让红军通过。⑩这对于中央选定突围方向、决定突围时间以及顺利突破国民党军前三道封锁线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1935年1月1日，总政治部向部队下发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对开展国民党军队上层统战工作做出部署。3月下旬，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准备西进云南，派人与扼守北盘江的黔军犹国材部进行联络谈判，结果犹部愿意让出渡口和通道。在四川，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以故交名义先后给川康边防军16旅旅长许剑霜和川康边防军20旅旅长邓廷秀写信，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劝他们勿与红军为敌。红军总司令朱德也利用他在川军中的老关系，与集结在雅安、荥经一带堵截红军的杨森部队达成过暂不互相进攻的协议。

1935年底，在贵州黔西、毕节地区，红2、红6军团军政委员会通过白区邮局给西南各省军阀高级军官及许多知名人士寄发了大量信件，希望与他们签订停战协定，此举使“川黔边的各派反蒋力量，纷纷与我军接洽”。(11)1936年2月，红2、红6军团委托曾在北洋政府时期担任过黔军总司令部参议兼秘书长的周素园以及红6军团长萧克，致函滇军领袖龙云以及堵截红2、红6军团的第3纵队司令孙渡，建议滇军和红军签订抗日停战协定。孙渡接受了红军的建议，在咸宁、昭通间按兵不动，使红军能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党中央军，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好友、时任毕节保安司令的莫雄帮助下得以在毕节修整半个多月后继续北上。

朱德、刘伯承等在随红四方面军行动到达川康地区时，他们为减轻红四方面军的压力对川军做了大量统战工作。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也曾于1936年1月下旬致信川军首领刘湘等人，建议双方在抗日救国的政治基础上，达成互不侵犯的合作协议。

长征期间，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对于教育和争取国民党地方军阀及高级军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争取了不少地方军事势力的支持，许多追剿部队对红军采取的是“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使红军长征减少了压力和损失。

六、改变与敌人拼消耗的僵化战法，根据敌情和地理环境制定运用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红军的作战原则，是受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制约的。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以后，就始终面临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进剿”“会剿”和“围剿”，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者以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为指导，结合根据地对敌斗争的实际，总结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主要是：慎重初战，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实行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红军运用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作战理论和原则，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存并发展壮大了自己。

然而，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来到中央苏区后，他们极力排斥毛泽东和朱德等人创立的红军作战原则，斥之为“游击主义”，在军事上迷信、依赖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一味强调“进攻路线”。面对国民党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准备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严峻形势，仍实施“分离作战”和“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法，企图在闽、赣两个战略方向同时取胜。这不仅使在赣作战的红军中央军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也使入闽作战的红军东方军因连续作战而十分疲劳。更为严重的是，使红军丧失了宝贵的反“围剿”准备时间，陷入仓促应战的被动境地，给第五次反“围剿”造成了严重后果。(12)临时中央无视国民党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在反“围剿”作战初期，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提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指挥红军“全线出击”，进入白区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在敌人堡垒之间转战而陷于被动。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后，集中全力进攻中央苏区，博古等人转而又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节节抵抗，处处设防，同强敌打阵地战，拼消耗，使红军伤亡重大，根据地被不断挤压缩小，红军处境日益被动，最后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

在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一系列失败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在总结经验教训时，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军事路线和作战原则，指出在反“围剿”战争中，红军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13)遵义会议后，为摆脱数十万国民党军的“追剿”，毛泽东一改“左”倾领导者和“洋顾问”李德的与敌人拼消耗的僵化呆板战法：在战略方向上，由过去机械地向西行动，改为只指出大方向，以利于机动；在作战指导上，由消极避战被动挨打，改为实行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在云贵川广大地区，毛泽东指挥红军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示形于敌、调动敌人，审时度势、避实击虚，充分发挥运动战的优长，正确处理“走”与“打”的关系，导演了四渡赤水、威逼贵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等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红军此后在战略上开始变得更为主动。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懊恼之余，讲了一段痛心疾首的话：“我们有这许多军队来围剿，却任他东逃西窜，好像和我们军队玩弄一般，这实在是我们最可耻的事情！”(14)

七、高度重视情报与后勤工作，为红军行军作战提供了较好的信息保障和力所能及的物质保障

长征中，红军在如此凶险的环境中行军作战，要取得胜利，没有必要的情报、物资、医疗卫生等保障是难以想象的。

一方面是情报保障。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主要由以曾希圣为局长的军委二局负责情报工作。曾希圣把侦听破译人员分为两个梯队交替行军，通过轮流值班，始终保持24小时不间断地侦收敌军无线电通信，截获敌方许多重要情况，对红军行军作战起到关键作用。据伍修权回忆：“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察觉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就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15)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回忆，当时毛泽东对王稼祥说：“我们从已得到的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壁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地操劳扑空。”(16)可见，红军突然转向贵州是以情报为依据的。此后以四渡赤水为代表的一系列战役和军事行动，也都有军委二局、中共地下党以及红四方面军提供的情报支援。(17)聂荣臻在回忆1935年4月9日红军通过贵阳城郊的情形时写道：“我对蔡大姐说：快些走！现在我们的左边有龙云的五个团，驻在龙里附近，右边驻贵阳的是蒋介石的大部队，蒋介石本人也在贵阳。这中间只有约三十里宽的一个口子。我们要赶紧插进去。否则两边一夹，我们就暴露了。”(18)这表明由于破译了敌方的秘密电报，红军领导人对敌军的战略部署、战役意图和部队动向十分了解，形成了对手在明处而红军在暗处的理想局面，红军也因此牢牢把握了战场主动权。

另一方面是后勤保障。总的来说，长征中红军的武器弹药基本有保障，一是因为长征出发时红军所带的武器弹药比较充足，战士们视武器为生命，部队减员时枪支弹药都尽量带走；二是因为从战场上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不少，遵义会议以后红军打了不少胜仗，经常会有缴获。中央红军1935年2月的遵义战役就缴获各种枪2000余支(挺)，红四方面军1935年10月宝兴进攻战也缴获各种枪2000多支(挺)。红二方面军和红25军长征中武器装备缴获都不少。较之武器弹药的补充，粮食、被服等军需物资和卫生药品器材的筹集就困难得多。红军为此采取了多种办法，如战斗缴获、没收征发、购买、借贷、使用替代品、野外采摘、就简制作等。在筹集物资的过程中，党和红军制定了许多文件来进行规范。如总政治部颁发的《关于没收捐款暂行细则》《关于各部队取用没收品征发品办法》等。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粮食委员会，并恢复遵义会议后一度撤销的总供给部，统一由林伯渠负责，以解决部队的粮食供应，总政治部还颁发了《关于收集粮食事的通知》和《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规定“在收买粮食时，必须很好的向群众作宣传，使群众自愿将自己的粮食拿出一部分来卖给红军，并帮助红军去搜集粮食；收买粮食时一定要给足价钱；群众仅存很少的自己吃的粮食，不得他本人同意不应强迫购买”(19)。在医药卫生方面，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法，病员用中医，伤员用西医。红军沿途收集采摘的麻黄、柴胡、大黄、具木和黄连，经卫生人员稍加泡制即可使用，对于治疗感冒、肠胃病等起了很大作用。筹集到的少量强心、止血、镇静等西药，主要用于危重病人。洗涤伤口一般都是用食盐水，换药则用红汞碘磺纱布。而纱布、棉花、绷带等都是经过洗涤消毒后反复使用。困难的时候，还会以植物叶子、喇嘛经文用纸蒸煮后代替纱布，以蒸煮过的羊毛代替脱脂棉，以动物油脂代替软膏。此外，各部队在经济上也互相支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两个方面军的官兵互相捐赠了毛毯、衣服、鞋袜、手巾等物资。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即将会师，党中央号召陕甘苏区的军民开展慰问战友的活动。许多机关和部队战士踊跃为红二、红四方面军战士捐献衣服、菜金和口粮。红军各部队间这种阶级友爱的互助精神，为红军克服物资供应匮乏的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

八、广大红军官兵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以及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红军长征历时两年，横跨14个省，经过了近20个少数民族地区，渡过了近百条江河，翻越了约40座高山险峰，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其历时之久，行程之远，沿途环境之艰苦，敌我兵力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彭真曾把红军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东北抗联14年的苦斗并称为中国革命斗争中三件最艰苦的事情。红军当年在长征途中之所以能克服那些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靠的就是对革命不灭的坚定信念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长征途中，红军经常面临着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要时刻准备着投入与国民党军的血战。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经历了血染湘江的苦战，接着突破乌江天险后又经历了遵(义)桐(梓)战役、四渡赤水战役以及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等惊心动魄的作战行动，到达陕北后又进行了直罗镇战役。红二、六军团(包括后来的红二方面军)长征期间进行了以乌蒙山回旋战和陇南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为代表的一系列著名战役战斗。红四方面军长征期间进行了以嘉陵江战役、名山百丈关战役和甘南“岷(县)、临(潭)、舟(曲)战役”为代表的一系列激烈的战役战斗。红25军长征期间进行了以河南方城独树镇和甘肃泾川王母宫塬的血战为代表的一系列艰险战斗。

崇高的理想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鼓舞着红军将士赴汤蹈火，他们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红军的胜利。红1团17勇士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强渡大渡河，红4团22勇士冒死飞夺泸定桥，他们成为红军精神的象征。在两年时间里，红军损失10多万人，牺牲的有名有姓的营以上干部约为430人，其中师职干部约有80多人。独臂师长洪超在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战斗中就光荣牺牲，是长征中最早陨落的一颗将星。红34师师长陈树湘在湘江战役中负伤被俘后掏腹断肠，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喋血娄山关，红25军政委吴焕先血洒四坡村。开国大将徐海东1934年12月指挥红25军作战时左眼中弹4天4夜昏迷不醒；开国上将贺炳炎、开国中将余秋里都是在长征期间失去了一条手臂。开国少将李中权一家9人投奔红军，长征中牺牲了5人，只有他和弟妹4人到达陕北。(20)1936年6月抗日红军大学招收的学员中，红军师、团以上干部共38人，平均每人身上3处伤疤。(21)

红军长征期间由于物质条件的匮乏和面临的自然环境的恶劣所需要克服的饥饿、寒冷、劳累和疾病等困难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中央红军过大渡河后，经过一个叫抱桐岗(22)的地方，这里是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瘴气弥漫，荆棘横生，泥泞难行。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提到这个地方说：“在这个山峰上，有一个军团死掉了三分之二的驮畜。成百上千的战士倒下去就没有再起来。”(23)红一方面军翻越的夹金山，红二方面军翻越的从中甸至乡城的系列雪山，红四方面军翻越的党岭山，海拔都高达四五千米，山上空气稀薄，山顶积雪终年不化，冰雹雨雪说来就来，当地百姓谈山色变。红军经过的大草地位于若尔盖高原，方圆数百里间渺无人烟，气候变化无常，遍布水草沼泽，随时可能吞噬生命。恶劣的环境加上疾病和饥饿的折磨，许多战士悄无声息地倒在了经过雪山和草地的路上。红军官兵掩埋了战友的遗体后，继续迈开前进的步伐，他们嚼草根、啃树皮，煮皮带充饥，有的战士还从地上的粪便中寻找尚未消化的青稞，以惊人的意志走过了雪山草地，胜利到达了陕北。

注释：

①《刘伯承回忆录》，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②周恩来1943年11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③朱仲丽：《关键一票的由来：王稼祥同志谈遵义会议》，载《革命史资料》，1980(1)。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21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10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126页。

⑦“三大禁令、四项注意”是：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遵守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162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⑧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2册，928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

⑨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2册，953页。

⑩何长工：《难忘的岁月》，3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1)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载《近代史研究》，1980(1)。

(1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1卷，344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51页。

(14)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3，148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

(15)伍修权：《我的历程》，79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16)朱仲丽：《黎明与晚霞》，197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17)1933年秋，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他带来了一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这本敌军密码破译法为红四方面军截获敌方情报发挥了关键作用。红四方面军得到敌方重要情报后，都会及时转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

(18)《聂荣臻元帅回忆录》，203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19)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143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20)《李中权征程记》，74～75页、8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21)李志民：《革命熔炉》，15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22)现作泡通岗，属四川荥经县。

(23)[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175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