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初心”，不同的归宿

——史鉴中共“一大”代表的四种归宿

钱昌明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党的正式建立。“一大”制订了第一个党纲。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了!

出席中共一大的共有13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他们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山东、广东6个共产主义小组，每个小组2名，另外有1名是党的筹建人陈独秀指派的。具体名单如下：

北京：张国焘、刘仁静；上海：李汉俊、李达；湖北：董必武、陈潭秋；湖南：毛泽东、何叔衡；山东：邓恩铭、王烬美；广东：陈公博、周佛海；特指代表：包恵僧。

在数十年剧烈的革命洪流激荡下，在岁月的无情冲刷下，历经大浪淘沙，最终，13名代表分别走上了四种归宿。

第一种，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毛泽东、董必武2位；

第二种，坚持革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成为革命先烈，有邓恩铭、李汉俊、何叔衡、陈潭秋、王烬美。

这第一种、第二种的7位代表，他们始终坚持自己共产主义信仰的“初心”，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整个人生，直至宝贵的生命；他们更代表了近代百年中国革命中前仆后继，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勇于献身的数以千万计的先烈，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将永垂青史!

第三种，由于种种原因，脱离了革命。他们是李达、刘仁静和包恵僧。这中间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李达，他虽一度脱离了党的组织，但并未改变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成了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后又重返党组织；另一类就是刘仁静和包恵僧，他们放弃了自己原先的崇高信仰，名副其实地脱离了革命，成为庸人。

第四种，堕落成为革命叛徒和民族败类汉奸，他们分别是：张国焘、陈公博和周佛海。这三个人的堕落道路虽各不相同，但都是个人主义私欲所致。可见，对共产党人来说，不管是普通党员，还是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其资格多老，功劳多大，都不能放松对世界观的改造，否则就必然会堕落。联系当前党员干部中腐败分子与背弃共产主义信仰的辛子陵之流“不断涌现”，个中道理其实是一样的。现将一大13名代表的简况介绍如下：

一、领导中国革命斗争，成为革命领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毛泽东(1893——1976)湖南小组代表

参加中共一大后回湖南领导工农运动，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1923年中共三大当选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1924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先后在国民党一大、二大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任宣传部代理部长，主持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八七会议，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领导秋收起义，建立第一支工农红军，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提出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当选为临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1933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此后，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1945年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1949年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建国以后，继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中国俨然屹立于东方。毛泽东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发动文化大革命。1976年逝世于北京。

2、董必武(1885——1975)湖北小组代表

中共一大后回湖北建立、发展党组织，任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湖北省委委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从事党和红色政权的建设工作。参与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任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建国前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理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1975年病逝。

二、坚持革命，成为遭反革命杀害的革命英烈

1、邓恩铭(1900——1931)山东小组代表

1922年1月，出席莫斯科“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在山东省委工作。1925年领导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1926年任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在济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31年4月5日英勇就义。

2、李汉俊(1890——1927)上海小组代表

1922年在武汉组织学生、工人开展革命活动。1923年参与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领导工作。是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被桂系军阀杀害，年仅37岁。

3、何叔衡(1875——1935)湖南小组代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参加全国互济会工作。1931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监察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等职。1934年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水口的突围战中壮烈牺牲。

4、陈潭秋(1896——1943)湖北小组代表

1924年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1926年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中央组织部秘书、福建省委书记等职。1933年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粮食人民委员。1934年赴苏参加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回国任中共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3年被军阀盛世才杀害。

5、王烬美(1898——1925)山东小组代表

1922年1月，出席莫斯科“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回国，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领导山海关一带工运。1923年负责山东省委工作。1925年夏，病逝于青岛。

三、由种种原因造成的脱党者

1、李达(1890——1966)上海小组代表

出席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后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

在中共二大上，他与张国焘发生激烈冲突；后他又与陈独秀在建党和发展党等问题上激烈争论，更因不满陈在党内“家长制”的霸道作风等原因，遂脱离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等职。

李达虽然脱党，但仍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险恶环境中，他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成为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37年5月在上海出版《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1949年底，李达再次入党，经中共中央特许，没有预备期。建国后，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1966年8月在武汉逝世。

2、包恵僧(1894——1979)陈独秀特派代表

1921年受陈独秀指派，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起先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

1924年，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6年后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第1团党代表、第22师党代表，战时政治训练班主任，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等职。1927年任独立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国共分裂后，脱离中共党组织。

1931年后，历任国民党武汉行营参议、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内政部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等职，1948年去了澳门。

3、刘仁静(1902——1987)北京小组代表

1922年和邓中夏一起创办并主编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同年9月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继又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3年在上海任团中央书记，主编《政治生活》。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参加托洛茨基的派别活动。1929年8月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同年被开除出党。

刘曾任三青团宣传处科员，国民党第十战区战干四团教官等。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出狱。1948年发表反共文章《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1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195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1986年底，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卒于1987年8月。

四、中途变节，堕落为革命叛徒和汉奸

1、张国焘(1897——1979)北京小组代表

出席中共一大，被选为中央局组织书记，此后历任中共党和红军高级职务。1935年6月，他领导的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同一方面军会师后，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正确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937年3月，中共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他的分裂主义错误，但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成为中共叛徒。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即参加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统”，积极主持、从事反共特务活动。1948年11月去台湾，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病死于当地一家养老院。

2、陈公博(1892——1946)广东小组代表

1923年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而被开除党籍。同年2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1925年回国任广东大学教授，加入国民党。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工人部部长。1927年伙同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共政变。1940年起，死心塌地追随汪精卫成为汉奸。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处决于苏州监狱。

3、周佛海(1897——1948)广东小组代表

参加中共一大后赴日本留学，先后在第七高等学校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学习。1924年回国后，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9月脱离中国共产党。

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1938年9月，随汪精卫投靠日本，沦为汉奸。抗战胜利后，先被判处死刑。随后蒋介石又发布特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毛泽东：《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祝词》)

“一大”十三名代表最终在人生道路上的不同归宿，难道不值得后人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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