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中共对相关谣言的应对

杨  东

西安事变发生后，因其突然性和意外性，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谣言，以致有人径直指出“西安在世人面前简直成为一座疯人院”。这些谣言，既有针对张学良、杨虎城的，也有对中共进行诬蔑的，特别是针对中共散播的种种谣言，明显体现着不良政治意图。

近年来，学术界对西安事变的讨论大多集中在中共对事变的处理方面，而较少关注中共对因事变而起的谣言的应对。事实上，针对中共的谣言几乎贯穿于西安事变从发生到解决的始终。然而结果却是，中共的社会影响并没有因这些谣言的中伤而减损，反而由于中共的正确应对而有所扩大。其中的原因值得认真探究。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些梳理。

一、事变发生后有关中共的谣言

事变发生后，有关中共的谣言甚嚣尘上，许多谣传诬蔑西安事变乃中共背后操纵所致。

比如，南京、上海等地有人谣传“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国民党亲日派也在大力散布“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在幕后操纵”的谣言。

东京《朝日新闻》以《西安事变与国际关系》为题，发表社论谓：“西安事变是受了赤化的侵润”；“站在日本立场，叛将张学良的意图，尤值得重大注意，张有与共产党联络之嫌，且以抗日相号召，在日本毋宁望其失败”。

日本社会大众党发表对华方针称：“此次西安之兵变，为中国近代国家建设途中之一大不祥事”；“若以此动机为契机，向容共政策进一步，则我国所蒙祸害，实非过少”。

随着谣言的不断发酵，扩散的谣言进一步升级。有人甚至指称西安事变不仅是共产党干的，而且添油加醋地说“共产党要把西安造成马德里”。

德、意等国因与南京政府关系较密，一边捏造舆论攻击苏联和共产国际，说西安事变出自“莫斯科魔手”，一边针对张、杨散播谣传。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说张学良“与苏俄携手，并非其对于共产主义之信仰，仅系颠覆蒋介石将军之势力耳”。

罗马《人民报》以大字标题报道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乃“共产党在远东从事煽动之结果”，张学良“所耗费之金钱与军械，必系取给于苏俄，自无疑义”。

西安事变后的谣言，一方面指称事变是中共的“阴谋”，另一方面大肆谣传渲染西安被“赤化”。国民党《中央日报》刊发消息说：“西安城上发现红旗，并在城外赶筑工事”。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大肆造谣说：“西北遍地赤化，到处红旗，杀人放火，民不聊生”。

更有一些特务大肆宣扬“西安赤化了”，西安出现“红色恐怖”，“西安事变是红军插手搞的”，“血与火充塞西安，该处已成赤色恐怖世界”。

日本特务机关更是造谣称：“红军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在西安与杨虎城开会”；“毛泽东任军事指挥，西安变成赤区”；“彭德怀率三万人进驻南京”。

一些地方报纸也趁势谣传：“毛匪泽东已到西安，共党及学生热烈欢迎，十二日偕杨虎城至渭南劳军，并召集前方各将领训话。匪军已有一部到西安，与张杨部队联为一起，臂缠红布。”

后期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后，有人出于私利，妄评中共对事件的处理。比如，有人宣称：“共产党主张放蒋，根本是错误的，这个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它的严重性是带有出卖革命的罪恶性质。共产党主张放蒋的理由是说蒋可以抗日，这是鬼话，共产党犯了错误，张杨跟着上了当，这是历史的悲剧 !”有人则造谣称张、杨捉蒋介石“是对革命的伟大贡献，可惜被共产党错误政策出卖了。为今之计，万不能再听共产党的话”。

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东北军陷于自相残杀的危险边缘，此时谣言再起，妄图把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在变乱中被杀的责任推到中共代表团身上。更有人造谣说：“少壮派是受共产党的指使行动的，共产党有一张黑名单，要杀一批军长、师长，打出红旗。”

谣言是疯狂的，社会急剧变动之际一旦出现突发性重大事件，往往会给谣言的大肆泛滥带来可乘之机。如果报刊电台等新闻媒体为了博人眼球而对事实进行歪曲报道，谣言的扩散与传播便会更加狂肆。特别是在政治斗争的尖锐时刻，谣言更是被人当作损人利己的利器。

仔细分析西安事变后的谣言及其传播，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谣言，而是带有鲜明的政治特色和隐蔽的政治意图。这些谣言当中，有些破绽明显，甚为拙劣，其混淆是非的意图可谓昭然若揭。然而有些谣言却藏锋颇深，如不加以辩白，恐会对民众产生误导作用。如此情状，作为诸种谣言所针对的中共该如何应对？

二、中共对谣言的应对

还在 1936年 2月，毛泽东在致王以哲与张学良的电报中即指出：“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号召全国，必为蒋介石等所深恨，制造谣言以中伤破坏两方团结，实意中事。”不出所料，西安事变后针对中共的谣言果然汹涌而来。

面对这些谣言，中共一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大力宣传其对这次事变的基本主张。

就在事变当日，中共中央就召集紧急会议，提出“我党站在西安事变之侧面说话，并在数日内不发表公开宣言，以减少日本及汉奸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策动的造谣所能发生的影响”。

针对日本方面连日来散布的谣言，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称：“日寇自蒋氏被幽以来，尽其造谣挑拨之能事，以鼓动内战，甚阴毒计，昭然若揭，想贵党决不至如此轻举妄动，中日寇之奸谋。退一步，即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周恩来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

1月 7日，中共中央针对“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参与”的谣言，再次发出专门宣传指示，言明“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本党对一切足以引起内战的行动，一律反对；故一方面反对南京的剿共内战政策，而对张、杨亦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

中共通过制定宣传策略并致电国民党中央，对于散播的谣言给予严正驳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这些努力下，疯狂的谣言渐趋收敛。

12月 17日，洛阳发往南京的密电就称“西安并无红旗及重要共党”，同时要求“各方镇静，停止谩骂文电，委座表示中国不应再有无意识之内战”。

除了发表声明，中共还通过记者的报道对谣言进行驳斥。

毛泽东在接受史沫特莱的采访时即说，在西安事变中“日本军阀方面，宁、沪、平、津一部分中国人方面，都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西安事变“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事变之后又有人说“共产党要把西安造成马德里，这也完全不合事实，中国与西班牙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内战，而在中国的今天唯一的是对外抗战，国内则必须和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话完全是臆测，有些则是恶意的造谣”。

针对“西安城墙上红旗高悬”“红军在三原一带掳掠青年男女”的谣言，毛泽东说：“关于西安插红旗一类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汉奸看见了罢，可是西安人至今没有看见。掳掠青年男女的话，也必然是出之于日本人与汉奸之口，这也只有去问三原的青年男女才会明白。现在官方文件中，还在说红军杀人放火，压迫民众，破坏农村。这些话他们已经说了十年了，可是至今还不疲倦，还要说一遍。说话的人固然有他说话的自由，可是全中国人也都有用眼睛看事的自由。现在政府还没有制出禁止人民用眼睛看事实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跑到红军走过或住过的地方去看看实在情形，用不着我来多说。”

《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通过与周恩来接触，在了解中共的基本主张后，前往延安同毛泽东等人进行了彻夜长谈。毛泽东历陈中共自长征以来的一系列主张。

随后范长江拟就《动荡中之大西北》一文称：西安事变“共军并未参加预谋，其关系人员之入西安，乃在事变四日之后”；全国人士对于西北方面之政治了解是不正确的，西北领导的理论不但不同于各种谣传，“而恰与之相反”，他们的政治动向是“为反人民阵线的民族统一战线，为在某种政治商讨之下拥护国民政府，与服从蒋委员长之领导”；在他们的政治理论中，“认为中国不能倡导人民阵线，盖人民阵线为国内之对立，中国此时不需要国内对立，中国此时需要和平统一，以统一的力量防卫国家之生存”。

鉴于《大公报》的重要影响，范长江的报道无疑是对诬蔑中共的谣言的有力回击。后来毛泽东专门致信范长江说：“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 !”

舆论宣传是中共向来极为重视的一项工作。为了驳斥、粉碎谣言，在新闻报道中体现中共的声音，周恩来决定在西安设立红中通讯社，通过广播宣传，“将所有公开电报、信件及宣传品均用广播发出，布置发报散布（播）时有补（充）者亦编入”。

西安事变发生后，红中社不仅在粉碎谣言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传播中共的政治主张，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作出了重要贡献。

电报作为最重要的通讯手段，在西安事变后同样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据统计，为了传达中国共产党的真实主张，加强中共中央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上的舆论力量，毛泽东仅 19日这一天就起草并发出 14份电报。为了粉碎谣言，统一全党对西安事变和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认识，毛泽东还主持起草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要求深入基层向干部战士和群众作宣传解释。

为了让更多的群众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认清党的方针政策，把更多的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深厚的群众基础，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以及在西安的地下共产党员一起，多次做工、农、商、学各界群众和上层社会民主人士的工作，或是参加他们的会议，或是召集他们开座谈会，向他们作形势报告，大力宣传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亲日派的内战阴谋，号召大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另外，针对有较大影响的党外人士，中共还通过各种途径阐明主张。周恩来在西安期间，特地邀请杨明轩、熊伯韬、李连璧、何寓础等人召开座谈会。他还专门抽出时间审定《解放日报》和西安广播电台的宣传纲要，并要求负责民众运动的同志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

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专门派人到华北各地作联络宣传工作，“向华北各地各界群众团体从事联络，宣达西安事变实况及救国主张，破除谣传，以正视听，正确扩大抗日救国影响，促进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工作组到达山西后，旋即召集山西各团体分别组织座谈会。通过座谈，“太原各界了解了西安事变情况，消除了恐怖，减少了误解，鼓舞了群众的救国热情与活动”。

在北平，工作组找到许德珩、张申府等人，召开过数次大、小型座谈会议，使“不少同志了解了西安事变真相，消除了不少误解和疑虑”。

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的座谈会，“从早 8时开到晚 10时多，方勉强散会，会中休息过四五次，但均未离会场，饮水吃饭，轮换交替，都很周到”。

西安事变之于中国共产党，尽管“事出非常”，但日渐成熟的共产党通过采取各种措施，粉碎了突如其来的谣言，广泛地宣传了中共的主张。

在推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政策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共参与西安事变”谣言的欺骗性与荒谬性，开始同情并支持中共的正确主张。

三、应对的结果

一切谣言，都离真实很远，反映的是对现实的一种歪曲。谣言的虚假欺骗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因此，在任何时代，谣言总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然而，尽管西安事变后的谣言在早期给中共的形象蒙上了一些阴影，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共通过采取冷静合理的应对措施，最终廓清迷障，让民众认识到了事情的真相，不仅有力回击了谣言的中伤，而且使自身的社会影响不降反升。

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质疑和编造的谣言大多关涉中共，因此中共的态度如何，“甚堪国人之注意”。待获得“可靠消息灵通方面消息”，中共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后，《救国时报》旋即报道：“中共这一立场，系根据该党从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联合一切同情于中国人民抗日之国家以抗日救国之一贯政策。”

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还使得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更多支持者和同盟者。一如周恩来所说，通过西安事变我们交了两个朋友，曾经“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事变之后“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

不仅如此，西安事变后中共的国际影响也大大提升。一些中外记者冒着风险深入西安、陕北实地采访考察，由此形成的大量通讯报道，以另一种形式诉说着中共的“故事”。

海伦 ·斯诺与埃德加·斯诺采访撰写的报道材料，开始在“北美报业联盟”所属多家报纸上同时连载；《亚细亚》杂志也在连载毛泽东的自传。她与埃德加·斯诺撰写的《活的中国》一书，“在英国和美国大受欢迎”。他们从西北带回来的报道成了“催化剂”。有一个传教士竟然说：“据我看来，红军任何一天都可以向北平进军。 ”

尤其是埃德加·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突破了国民党政府对红区整整10年的严密封锁，向全世界详细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该书 1937年10月开始在英美国家出版，之后再版发行数十万册，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震动。

有人说斯诺的“红星”的传播，使“以往流行的歪曲中国革命的种种无稽之谈统统烟消云散”，许多外国人士对“中国的性格，有了一个全新的概念”。

甚至有人认为斯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堪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震惊世界”，他不仅是“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而且“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反法西斯斗争的信心和力量，同时也使中国在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

这些评论不久即被证实。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统区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读到有关中共的这些通讯报道后，突破重重封锁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即是在这些新闻报道感召下的实际行动。

备受谣言攻击的中国共产党，通过积极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不仅在统一战线中构筑起坚实的同盟，而且经过抗日战争，“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

谣言非但没有破坏中共的形象，反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客观事实的传播者，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共对谣言成熟的应对和处理。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这样的结果恐怕是造谣者们所始料未及的。

四、小 结

纵观中共对西安事变发生后相关谣言的应对和处理，可以发现，中共在政治上、宣传上和行动上都表现得相当成熟、稳妥和灵活，展现了高超的化解危机和消除负面影响的斗争智慧。

在应对谣言的过程中，中共明确意识到，如果任由谣言泛滥将不利于事件整体的处理和解决，因而首先进行正面回击，声明自己的主张，并以事实真相揭穿谎言。

另一方面，中共也清晰地认识到，谣言的消除与信息、舆论的畅通和清晰休戚相关。如果真实信息传播畅达，普通民众及时地知晓事情真相，将对谣言的传播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为此，在揭露谣言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新闻记者广泛接触，通过新闻渠道传播了真实声音。这一有力举措，既传播了真相，争夺了一定的话语权，同时又占领、压缩了谣言传播的空间。

当然，对于中共而言，发挥自身依靠人民群众的优势来澄清、消灭谣言是更为彻底和有效的方式。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主动深入群众，并注重发挥有影响的党外人士的作用，尽可能地扩大了真实信息的传播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谣言的破坏作用。

通过这些措施，中共不仅成功应对了来势汹汹的谣言，而且出人意料地扭转了事情演变的方向。应对谣言虽只是西安事变这个大事件中的一个小侧面，但中共处变不惊、应对有方，通过多种方式揭露谣言并最终成功化解谣言的处理足以表明，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多年的锤炼和洗礼，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有力的政党。

（文章选自《党的文献》2017年第5期 ）

（作者杨东，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