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人眼皮底下召开的八七会议

哈战涌

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不仅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而且是一次非常特殊的会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央召开的1200多次会议中，八七会议是唯一一次在历史转折的危机关头、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用短短一天的时间，解决了挽救党、挽救革命、挽救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革命事业和前途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开始酝酿着改变先前的政策，以应对困难局势。1927年7月12日，以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和张太雷五人为成员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汉口成立，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这次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虽没有明确纠正党内的右倾错误，但已经预示着中共开始改变右倾机会主义统治中央的状况，改变一味妥协退让的政策。

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后，在武汉地区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为了挽救革命，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连续召开几次会议，主要作出了三项决策：举行南昌暴动；准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此外，五人常委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工作，以妥善安排党在大革命失败后面临的各项任务。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主持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

由于当时形势非常紧张，交通异常困难，原定于7月28日举行，并由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一起筹备的中央紧急会议不得不延期召开。8月3日，中央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就时局和对策、召开紧急会议、中央领导机关改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发动农民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直到这时，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才基本就绪，议程也得以确定。

到了8月7日，通知到会的人员仍未到齐，中央委员尚不过半数，各地到会的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的新任书记邓中夏。通知的与会代表无法到会，鉴于情况紧急，就只能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人参加会议。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三人尚在前线，留在武汉的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参加了会议。因此，这次会议既不能叫“中共中央全会”，也不能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只能称作“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青年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以及纽曼、洛蜀莫娃。虽然与会的人数不多，只有二十几个，但因环境险恶，中央内部交通却花了三天工夫，将他们一个一个带进会场。具体组织安排会务工作的是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他在会前三天就来到了会场，直到会议结束，所有代表安全散去后才离开。

由于形势险恶，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由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负责主持会议。

会议开始后，首先由李维汉代表常委向与会者报告会议酝酿和筹备的经过，并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一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报告；二是由瞿秋白代表常委作党的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三是改组中央政治局。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这位有着格鲁吉亚人血统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不久前才接到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不远万里来到汉口接替罗易、鲍罗廷等人的工作，参与筹备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年仅29岁的他常常被瞿秋白称为“毛头小伙子”。他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提到了这次紧急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他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并就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长篇发言。罗明纳兹的发言着重讲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国民革命、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对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由于报告较长，再加上他每讲一段，瞿秋白都要翻译一下，他的报告用去了将近一个上午的时间。

罗明纳兹的报告结束后，李维汉向大家说明：这个报告常委已经接受，接下来由各位同志发言。毛泽东首先对此发表了意见，从国共合作时党没有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政权领导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毛泽东慷慨陈词道：“国际代表报告的全部是很重要的。第一，国民党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首先是加入的问题，继又发生什么人加入，即产业工人不应加入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产业工人，即农民都无决心令其加入。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

毛泽东接下来谈道：“第二，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30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

这番话谈到了毛泽东先前的正确主张未被中央采纳的问题，这指的是他于1927年3月间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作了三十多天的实地考察后，写就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公开发表，对湖南的农民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却只登载了其前半部分，即被扣压未登完。在毛泽东看来，中央未采纳他的意见，相反却走上了一条脱离农民群众的道路，其结果终会归于失败。

紧接着，毛泽东将话题转向了中国革命最紧迫也是最重要的军事问题，他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最后，毛泽东谈到了组织问题，他说：“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毛泽东发言后，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人也分别针对罗明纳兹的报告作了发言。他们都明确表示拥护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存在机会主义的倾向，特别是中共五大后，党中央机会主义领导的中心在于强调联合小资产阶级，实际上只看到了上层，未将群众纳入其中，而且拒绝执行五大关于土地革命的决议。邓中夏指出：“以前我们将小资产阶级看得太低，第五次大会又把小资产阶级看得太高了。甚至将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等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为小资产阶级了，这样还说什么土地革命呢？中央对国际决议并未了解，以致将小资产阶级看得比土地革命更重。”

蔡和森认为，“过去一切错误都无五次大会后的错误那样厉害。……现在已经很显然的是机会主义”，为此他自我批评道：“我是过去政治局的一人，我应负此错误的责任。”

罗亦农指出：“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所以我看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作客者，不是革命的主人。”他还批评共产国际之前派了维经斯基、罗易这两个无俄国革命经验的人来指导中国革命，认为国际要为此负责任。另外，他还对湖南代表关于“将群众意见来作党的指导和要吸收工人来作领导”的建议表示赞同。

任弼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存在机会主义倾向的原因在于，“我们仅仅作了上层的工作，而忘记了要以革命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这样“不但未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争斗”。他还指出了党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于新时期”，“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去了独立的作用”。关于组织问题，他认为，“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并须吸引下级作实际工作的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还建议“老头子（指陈独秀）可去莫（指莫斯科）”。

由于大家意见较为一致，李维汉建议停止讨论，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结论。接着，罗明纳兹针对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的错误问题，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问题，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和民族革命中的几个矛盾问题，发表了结论性的意见。在他的提议下，大家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进行了表决，在原则上一致通过，并决定以瞿秋白、李维汉和苏兆征三人组成委员会对其进行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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