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贺子珍庐山会面真相

1959年夏天，毛泽东在江西庐山与阔别多年的老战友贺子珍会面，数十年来此事众说纷纭。一些报章对毛泽东与贺子珍庐山相见一事，说法不一，甚至多有谬误。这其中涉及到陪同贺子珍从南昌前往庐山的，共有三人。一是毛泽民的妻子朱旦华、二是陶铸的夫人曾志、三是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究竟是其中哪一位陪同贺子珍上山，抑或是这三位中共高级干部的夫人都分别参与了此事？为了搞清这一来龙去脉，笔者曾亲往江西庐山和相关文史研究者进行过访谈。现将几年来搜集到的大量史料进行梳理，意在通过对历史资料的追根溯源，厘清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

是谁把贺子珍送上庐山

关于朱旦华参与此事的可信度较高。这位1911年出生于浙江慈溪的早期中共党员，原名姚秀霞，1937年冬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她曾历任延安陕北公学学员、新疆迪化女中教务主任、新疆省妇女协会宣传部长、秘书长和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朱旦华和毛泽民1940年在迪化结婚后，由于她成为了毛泽东的弟媳，因而一度成为新疆的新闻人物。1943年盛世才秘密杀害毛泽民不久，朱旦华也遭逮捕。在中共中央的营救下，朱旦华遂于1946年9月离开新疆。朱旦华到延安后又担任了中央妇委会秘书等职。全国解放后她先后在全国妇联和江西省妇联任职。说朱旦华当年陪同贺子珍上庐山与毛泽东会面，不仅因为她曾为毛泽东胞弟毛泽民的妻子，还因为朱旦华早在延安时即与贺子珍相熟，解放后贺子珍曾多次从上海移居江西南昌养病，这期间朱旦华的第二任丈夫方志纯（革命烈士方志敏之弟），恰好在南昌就任江西省省长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因此，朱旦华于公于私，都有陪同贺子珍上庐山与毛泽东会面的条件。持这一说法的撰稿者们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确认朱旦华是陪同贺子珍上山，并把贺子珍送到毛泽东在庐山的下榻处180号（美庐）别墅的。事实是，持这种说法者，也只说对了一半。那就是朱旦华确实奉命陪同贺子珍上了庐山，然而后面把贺子珍送进毛泽东住地的，则并不是朱旦华。

第二个人就是曾志。曾志与贺子珍结识的时间更早，关系也较密切。1928年她和蔡协民参加湘南暴动后撤退到江西井冈山不久，即分别结识了刚结婚不久的毛泽东和贺子珍。当年堪称“双枪女红军”的贺子珍，一度是曾志景仰与尊敬的战友。毛泽东在与曾志的第一任丈夫蔡协民的工作联系中，也与曾志有过多次交往。因此，曾志和毛泽东的关系，甚至远胜于朱旦华。全国解放以后，由于曾志是中南地区最高领导人陶铸的夫人，所以她与经常前往广州视察工作的毛泽东，有许多机会相聚和见面。因为毛泽东毕竟是她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故而有人认为曾志有把贺子珍送上庐山与毛泽东会面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历史的真相并非通过推测就可以认定的。事实是，曾志虽然在1959年毛贺庐山会面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但曾志后来却因种种原因，她既没有陪同贺子珍上山，也没有把贺送到庐山的180号别墅。

1960年，毛泽东与陶铸、曾志夫妇合影。

第三位是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杨尚奎夫人水静。她1929年出生，16岁时就参加了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水静作为一位有3年党龄的女战士又前往东北参加辽沈战役。直到平津战役结束后，她才南下来到了陌生的江西南昌。1952年水静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以后，结识了时任江西省委主要领导的杨尚奎。应该说水静在上述三个人中，她与贺子珍是结识较晚的一位。1954年夏天，水静陪同省委书记杨尚奎，前往上海某医院去医治鼻窦炎。这期间，有一天贺子珍闻讯前来这家医院，探视她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杨尚奎。水静就是在医院的高干病房里第一次见到了她慕名景仰多年的贺子珍。1958年春，贺子珍经中央同意，从上海来到江西这块她十分熟悉的土地上休养治病。也就是从那时起，水静因和杨尚奎经常前往贺所住南昌三纬路的一幢小楼里探望，才和贺子珍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如果说水静能接近贺子珍是因为这位女红军因病来南昌久住的客观原因，那么她后来能够成为毛泽东和贺子珍这次历史性相见的桥梁和媒介，显然与她几次在毛泽东亲往江西和庐山开会时的频繁接触有直接的关系。不过，真正促成毛泽东和贺子珍庐山会面的，并不是水静，而是前文已经提到的陶铸夫人曾志。

曾志的提议得到了毛泽东首肯

1959年夏天，毛泽东和阔别多年的贺子珍在庐山上会面，曾志在其中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情的起因是，当年夏天毛泽东决定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陶铸作为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前来庐山参加会议，而此时身为广州市委工业书记的曾志也随行前往。当曾志来到南昌以后，意外地获悉当年她在井冈山时的老战友贺子珍就住在南昌的三纬路，于是她临时决定利用上庐山前的休息时间，前去探望一下多年音讯皆无、在政治舞台极少露面的贺子珍。

曾志与贺子珍结识于1928年秋天。当时曾志是随蔡协民领导的湘南暴动队伍辗转来到江西，她到了井冈山时，才得知不久前从江西永新县上井冈的暴动队伍中也来了一位女战士。因当时农民暴动队伍中的女战士还极为少见，所以曾志和贺子珍一见如故。曾志知道贺子珍当初参加永新农民暴动时，曾是有名的永新十姐妹之一，因其手持双枪驰骋白区而闻名暇迩。但由于暴动失败，一些当年参加暴动的姐妹们大多离散了，最后挥师上井冈的永新女战士就只有贺子珍一人。因而远从湘南赶来的曾志就对女英雄贺子珍产生了特殊的敬意。接触中贺子珍对有勇有谋的曾志也情趣相投。

当然，曾志这次在南昌与贺子珍重逢，后来她又前往庐山面见毛泽东，并诚恳敦促毛泽东利用这次来江西开会的机会和贺子珍见上一面，也与曾志和毛泽东早年在井冈山开始的革命友谊不无关系。曾志和毛泽东最初结识于1928年春天，当时的毛泽东与贺子珍已经结婚。这一年8月毛泽东来31团看望蔡协民时，发现曾志即将分娩，而次日部队就要下山转移。毛泽东为了曾志的安全考虑，当即决定把他的坐骑让给曾志。次日他还派自己的马夫牵着马把曾志亲自送到山下的后方留守处。第二年10月，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也有孕在身了，而这时毛泽东则奉命要从中共闽西特委前往红四军执行党的重要任务。临行前毛泽东特意找到了继续留在苏家坡特委的曾志，叮嘱她代替自己照顾因怀孕不能随其前往红四军的贺子珍。曾志对毛泽东诚恳地表示：“我跟子珍是好朋友，你就是不说我也会照顾她的。”至于说长征以后，蔡协民牺牲后，曾志来到延安和毛泽东的工作接触就更多了，这两位当年在井冈山结识的革命战友，即便在建国以后也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战友关系。尤其是毛泽东不时前来广州调研，作为陶铸夫人的曾志，与毛泽东的接触似乎更多一些。因此，曾志觉得在抵达南昌后更有前去探望贺子珍的必要。

上庐山前的贺子珍。

解放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苏联回国的贺子珍一直隐居在上海。曾志上一次和贺子珍见面，还是在东北的哈尔滨。那时陶铸是辽西省委书记，在解放战争中，曾志随陶铸来到东北局的所在地哈尔滨。这时贺子珍也刚好从苏联回国不久。贺子珍与曾志那次见面虽然十分短暂，可两人留在心里的印象都很深。曾志记得那时贺子珍正准备前往河北平山县，与那里的毛泽东会面。可是后来曾志却听说贺子珍在解放战争中一直滞留在东北。直到全国解放后，曾志才得知贺子珍已到上海养病。1954年曾志有一次因公到上海的机会，她准备前去贺子珍淮海路住地看望时，不料却因贺子珍生病而失之交臂。这一次曾志终于来到南昌三纬路一处幽静的小院，在二层楼上见到了阔别12年之久的贺子珍。关于这次与贺子珍的见面，曾志1999年在广东出版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曾有这样一段具体的追述，曾志说：“我端详贺子珍，不到五十岁的人，却像个老妇了，……见我来看她，她十分高兴。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个没完。都是自己的零星家事，她说话有条有理，脑子很清醒。每当提起毛泽东，她都毕恭毕敬地尊称毛主席。不像流传的那样，说她有精神病。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子珍，回到山上我就去见毛泽东，我告诉他我去看望了子珍。‘怎么样，她还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我看她精神很正常，说话表情神态跟正常人一样。记性也很好，过去的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毛泽东沉思片刻，然后极真挚地说：‘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的夫妻嘛。你跟汪东兴同志讲一下，乘江青还没有上山前，将贺子珍接来，晚上两点，当小封值班时再来’……”正因为曾志在庐山的提起，才促成了毛泽东和贺子珍这一历史性的会面。因此曾志功不可没。

毛泽东是一个重感情的人。数十年来他只要有时间，就会想起当年在井冈山和他患难与共的革命战友贺子珍。当年贺子珍因病离开延安前往苏联后，毛泽东不停地给她发电报，叮嘱贺子珍赴苏沿路的我方联络站等，劝阻贺子珍接电后返回延安。然而当时的贺子珍执意赴苏，不肯回头。直到她在苏联参加艰苦的卫国战争，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她，只要有机会，毛泽东总是不断给她写信。建国以后毛泽东通过他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不时了解贺子珍在沪养病的情况。然而让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庐山见面，确也并非一件小事。毛泽东毕竟不是普通人，特别是庐山召开党的重要会议期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见面就更加引人注目，万一走漏消息，很可能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毛泽东对与贺子珍见面一事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曾志把毛泽东想见贺子珍的想法告诉了汪东兴。汪东兴马上与江西省委负责庐山筹备中央会议的省委负责人方志纯计议此事。俩人采取尽量控制知情面的做法，最后方志纯同意让他的夫人朱旦华和提倡此事的曾志两人，担负敦请贺子珍前来庐山的任务。

老战友谈话一小时，成为“美庐”历史性的瞬间

为感谢老战友的盛意，毛泽东特意在庐山的“美庐”设了一餐便饭，请曾志和朱旦华两人边吃边谈。席间，毛泽东又询问了贺子珍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虽然此前毛泽东已经分别从熟悉贺子珍起居近况的汪东兴、水静等口中获知了贺的大致情况，但毛泽东仍然有些担心，容易激动的贺子珍会不会由于和他的会面而发生意外。当得知贺子珍身体和精神均好后，毛泽东坦率地对曾志和朱旦华说出了他想请贺子珍上山见面的打算。

数十年后，当年的知情者曾志已经去世，孔东梅（孔令华和李敏的女儿、贺子珍的外孙女）就此事曾经采访过健在的方志纯夫人朱旦华。孔东梅说：“旦华外婆记得，那次便饭有四个菜，有一盘是青椒炒肉丝。无辣不成席的外公面前有一小碟炸辣椒，外公发现旦华外婆从不染指辣椒，笑着说：你这个上海人也要学吃一点辣。随后又跟了一句，江青是怎么也不吃辣，外公说完哈哈大笑，大家也都笑了起来。饭快吃完了，外公转入正题。他向在座者说，想见贺子珍一面，怎么搞好？旦华外婆说：我听主席的。”

本来提议此事的曾志，没有想到她在吃了这餐饭后，并没有继续参与下山请贺子珍的事宜。据孔东梅回忆说其中另有原因，她在《1959，庐山相会》一文中这样写道：“可惜的是，发动此事的曾志后来并没再介入。陶铸得知后说，这件事若是江青知道了，那还得了呀！曾志只好退出毛贺相会的组织工作。和1937年劝阻曾志去延安，从而没能在西安与我外婆相见一样，陶铸的好意再一次改变了曾志的想法，……毛贺相会方案不得不做出调整，杨尚奎的夫人水静代替曾志，7月7日去南昌接外婆上山。”

毛泽东最后选定水静去请贺子珍上庐山，除曾志退出此事外，考虑到朱旦华与水静相比，水静显然更为合适。因为毛泽东通过和水静的几次交谈，得知她与生病的贺子珍之间相处和谐，来往也较多，特别是贺子珍当年在上海患精神分裂症后，不久来到南昌养病时，贺子珍多日不肯进食，身边的医生护士她都不相信。最后还是水静把贺子珍请到家中，才终于让贺放心地吃了饭。关于让水静代替曾志前去南昌一事，是方志纯和杨尚奎经过反复商量，才在7月7日上午，决定由朱旦华和水静两人同去南昌。事前，就连水静本人也不清楚毛泽东在庐山想会见贺子珍。这天中午，是杨尚奎匆忙赶回住处，向水静紧急交待她去南昌请贺子珍上山的任务。水静记得刚上庐山前，她曾经向杨尚奎提议毛贺见面这件事，但当时杨尚奎却郑重地表示：“你不要把见见面这种事看得太简单了，毛主席是全党全国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应该是人民的表率，他也受中央的约束。而他的纪律性是很强的。再说，一旦江青知道了，即使只是见见面，也会大吵大闹，那影响多坏呀！”让水静不解的是，仅仅几天时间，杨尚奎竟然派她和朱旦华一起去请贺子珍上山了。

1961年，杨尚奎、水静夫妇在庐山。

水静和朱旦华都深知此事的重要性。因此到了南昌后都担心生出意外，特别是贺坚持不上庐山。不料贺子珍听说组织上允许她上庐山休息，非常高兴。于是，次日午后三时，贺子珍由水静和朱旦华两人陪着，乘一辆轿车在夏日的暮霭中就悄悄地上了庐山。此时的庐山尚处大战前的平静，彭德怀给毛泽东那封历史性的万言书还没有递交。水静按照行前丈夫杨尚奎的叮嘱，在轿车爬上庐山牯岭街后，有意避开前来参加中央会议的代表住地，借着昏暗的夜色驶向别墅区外的一处幽静小楼，称作“28号”。楼中只有一位服务员。朱旦华把贺子珍安排到一间卧室后，就离开了。水静忙与180号“美庐”通电话。电话是毛泽东亲自接听的。当毛泽东得知贺子珍安全上山后欣慰地说“那好，你等我的安排”。

贺子珍上庐山的第二天，水静独自守候着她。两人只在楼外阳台上俯瞰群山，却不能让贺子珍去山间游览。下午贺子珍睡熟以后，水静才乘车悄然来到毛泽东住处，当时她见毛泽东正在二楼吸烟沉思，就把贺子珍精神比较正常等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这才吩咐说：“晚上九点钟，你坐尚奎同志的车，送她到我这里来。这里已经安排好了，身边几个同志都有事下山去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门哨认得尚奎同志的车号，不会问的，开进来就是了。”水静临出门时又询问毛说：“要不要我和朱旦华同志一道陪大姐来？”毛泽东却摆摆手说：“不用了，你一个人就可以。”

按照毛泽东的叮嘱，水静准时在当夜九时许，与贺子珍来到美庐别墅。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二楼内谈话的具体情况，这两位当事人生前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所幸的是，水静作为自始至终陪同贺子珍到庐山与毛泽东见面的当事人，她在1992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下这一历史的瞬间。水静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主席打铃叫当夜担任内卫的封耀松进去，我看看手表，已经谈了一个多小时了，我捉摸，也许谈得不错。要不怎么谈得这么久呢，人哪，总是把事情往好处想。一会儿，小封把贺大姐扶进值班室，让大姐坐下，然后对我说，主席请你去一下。我走进主席房间时，只见他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不行了，脑子坏了，答非所问。……”他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我盯着他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水静回忆毛泽东当年的神情时，说：“‘她（贺子珍）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他夹烟的手朝我点了一下，说，‘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延安时期的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我已经注意到了，在离‘二十八’号（指贺子珍来庐山的临时下榻处）不远的河南路，就住了不少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康生也住在那里，我想，主席考虑问题真周到，连这样一些细枝末节都了解到了。‘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开她一步。’我说。‘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主席加重语气说，‘她拿走了我三小瓶子安眠药，很厉害的。吃多了会出事。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拿下来。’‘好，我会办妥的。’我说。我很清楚，这是一件颇为棘手的事。我怎么开这个口呢？大姐是很敏感的，如果说话不当，引起她的怀疑。那就糟了。要是不能从她手里拿下来，后果更为严重。主席睡眠不好，有个吃安眠药的习惯，他吃的安眠药是高效的。如果服用不当，特别是在精神失常的时候，肯定要出问题，否则，主席也不会这么着急。从主席房间出来，到陪大姐回住所，我脑子不停地转，可就是想不出一点办法。大姐一直处于兴奋状态，睡到了床上了，还一直说个不停。如果突然插进一个毫不相干的安眠药问题，非得把事办砸不可。于是，我只好在一旁静静地等着，偶尔说一两个字表示我在听。至少她现在还没有想到吃安眠药。真要是吃了，我再制止不迟。两张床相隔不过二、三尺，彼此的一举一动，互相都看得清清楚楚。当她又一次提到主席的生活时，我不经意地问了一声：‘大姐，你觉得毛主席的变化大吗’，她回答说：‘别的都和以前一样，就是老多了。我看他很疲倦，烟抽得很厉害。安眠药也吃得很多。’……”

1959年7月9日夜，毛泽东与贺子珍在美庐别墅会见。

水静又写道：“听她提到了安眠药，我灵机一动，立即抓住这个话题不放。‘是啊，主席太忙了，休息不好，听说要吃两次安眠药才能入睡哩。’我接着说，‘尚奎也是这样，工作一紧张，没有安眠药就睡不着觉。’我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对了，听说大姐从主席那里拿了几瓶安眠药是吗？能不能给我看看？主席吃的哪一种，我好给尚奎搞一点’，大姐待人一向很客气，而且我们之间交往很多，已经建立了感情，所以听我这么一说，马上找出那三瓶安眠药，侧过身子递给我说，‘你看嘛，就是这种。’‘这种啊，我还没有见过呢。’我接过药瓶，边看边说，然后坐了起来。侧过身子去说道：‘哎，大姐，这药给我好不好，我给尚奎吃吃看，不知效果好不好？’‘好嘛，你拿去就是了。’大姐说。我暗暗地吁了一口气。……”

应该说，这就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当年在庐山会面的基本情况。此事在“文革”前基本上没有外泄。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后，由于当时庐山负责接待贺子珍的人甚少，知情者朱旦华和警卫封耀松也没有任何相关文字发表。只是若干年后当孔东梅访问时，封耀松才透露了一点当年毛贺会面的细节。孔东梅这样写道：贺子珍和水静离开以后，“小封上楼准备让外公休息，发现他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外公说：‘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说罢外公让小封下楼去拿香烟，他是离不开烟的。小封拿上烟来，外公显出高兴又不高兴的样子，继续说，‘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是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封耀松透露的细节，恰好与水静的回忆录相辅相承，基本上揭示了毛泽东和贺子珍庐山会面的概况。

毛贺庐山重逢只有短短的瞬间，可考的记录并不多，但却永恒地铭刻在人民心间。因此，水静、曾志以及封耀松等人的回忆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值得提及的是，1959年贺子珍第一次上庐山以后，她又于1960年、1962年和1966年，先后三次来到让她魂牵梦绕的庐山。可惜从此后，贺子珍再也不曾与毛泽东见面了。（2016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