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忠:票证是穷苦人的救生圈
票证是穷苦人的救生圈
王学忠
前些天,在网上看到几个精英文人谈论解放初期实行的票证,你一言我一语,好不热闹,但除了调侃的语调、骨子里的仇恨,竟无丝毫文人的儒雅与理性。一个说“票证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限制了人身的自由”;一个说“票证是奴隶主给奴隶的施舍”;一个说“凡国家出现了兴替现象,只要政局稳定下来,一般两三年时间百姓就不会饿肚皮”等等,总之,当时实行的票证政策是罪过。是是?是非?对于那些没有经历票证时代的年轻人来说,如同一张白纸,黑白红绿,任其涂抹。还好,时间才过去30年,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尤其曾受益于那些票证的我,自然觉得有必要将真相还原。
那时,我家八口人,父亲是个掏粪工人,每月工资50多元,母亲没上班,在家照看我们姊妹六个(都是解放后出生的,母亲说解放前出生的两个,分别在一岁和三岁时夭折)。建国初期,百年战乱刚结束,国家满目疮痍,蒋介石和他的四大家族在离开大陆时,把国库里的金子、银子、美元以及重要的战略物资、民生物资全部运到了台湾,留下的只是一个一穷二白,五亿人张口等着吃饭的烂摊子,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物资极度匮乏,而我们这个八口之家,一人上班,生活自然很困难。
庆幸的是毛主席和他领导的政府,不忘初心,不忘“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誓言,心里时刻想着人民。为保证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有计划地分配商品,不分大人小孩儿,按人头发放了各种票证。如粮票、油票、布票、棉花票、肉票、糖票、豆腐票等等,约60多种。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两句顺口溜:“柴米油盐酱醋茶,锅碗瓢盆衣裤袜”,票证包含了吃穿及全部生活用品。我的母亲那时正值壮年,从小过惯了苦日子,很会精打细算,尤其巧妙地使用那些票证:把细粮票换成粗粮票,1斤换2斤;把肉票、鸡蛋票卖掉或换成大白菜票、红萝卜票,猪肉每斤7毛5分钱,大白菜和红萝卜每斤都是2分钱,一个月下来能节省许多。由于当时实行票证的作用,和母亲的精打细算,使我们八口之家的每一个人,都顺利地度过了那个被一些精英文人称为“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长大成人后,我们姊妹六个先后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据说毛主席当时也和全国人民一样,也领有自己的票证。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回想当时票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它不仅保证了社会的公平,体现了劳动人民翻身做了财富的主人,更展现了毛主席和他那一代领导者的博大胸怀,长远眼光和铁面无私。同时,也从根本上限制、杜绝了特权官员和有钱人的多占多得。当下社会有句时髦的话:“有钱能使鬼推磨”,在那个时代,光有钱没票证,任何人的磨也转不了。
有句古话:“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作为受益于票证的我,以及我们一家八口,常常是怀着感恩之心,想起那些票证,那个不分穷富、不分官民,皆一视同仁,公平、公正的时代。说句良心话,票证是那个时代穷苦人家的救生圈。没有它,也许千千万万穷苦人家的大人小孩儿,早就溺水身亡了。话说的再严重些,但绝非危言耸听,在那个商品严重不足的时代,是国家实行的价格低廉,以票证为主要形式的分配制度,避免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甚至由于两极分化导致的亡党亡国的悲剧发生。说来是个奇迹,物资极度匮乏,一个人上班竟能养活八口之家,然而,又非奇迹,在那个时代像我们这样有众多子女的家庭并非少数。我家隔壁,一户杨姓人家,生了11个孩子,全都健康长大,当了工人、教师和机关干部。
如今,战争硝烟已散去近70年,和平的经济建设环境,使各种物资空前丰富。一个建筑工人举了个通俗的例子做比喻:“‘治大国如烹小鲜’,对我们来说就像盖大楼。打地基最关键,也最辛苦,时间也用得最久,地基打好了,垒起墙来快得很,一天一个样,不几天就是一座大楼,只要没有战争,盖了这座盖那座,拥有一个现实版“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广厦千万间”不是梦。
“自由是生命发展的属性,讲真话却是自由的本质”,这句话是作家冯雪峰说的。看了几个精英文人站在极端利己的立场,罔顾事实,造谣惑众,企图蒙骗当下不知真相的一代青年,可谓用心险恶。还好,狂犬吠日,叫嚣与诋毁,丝毫挡不住太阳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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