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居然成了苏联下属的区域

——评吴祚来的一个怪论

千钧棒

吴祚来是何方神圣？

是美国钦定的中国100名公知的其中之一，常常上网并且常常在论坛里面争论问题的人对此公不会感到陌生。

教育部近日下发通知,2017年春季教材将全面落实14年抗战概念,8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认为“14年抗战”是一段完整的民族记忆，教育部根据有关精神要求对大中小学教材进行修改，将“8年抗战”改为“14年抗战”，进一步体现对历史的尊重，对抗战精神的弘扬，以及对伟大抗战精神的传承。

通知下发以后，这位吴大公知没有闲着，发了下面这么一个帖子：

【中共建国的时间也要改为85周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发动九一八事变。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支援下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江西瑞金。该政权颁布了宪法（宪法内主张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应有民族自决的独立建国权），发行了货币、设计了国旗，同时将其所属控制区域称为“苏区”；值得注意的是，“苏区”的本意是苏俄苏维埃联盟的一部分。要把中国成为苏联的一部分！】

这哥们按照网络上的介绍属于一个文化大名人，对他的介绍可以吓死很多人——

吴祚来，汉族，1963年生，安徽怀宁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毕业，获文艺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处副主任、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战略发展研究中心“全国网络文化调研报告”（国家课题）负责人。

吴祚来是什么货色，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不必苛求他说人话，但是作为以一种学者的身份八本正经地引经据典论证他的反对将“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的观点的时候，对他的上述这番高论就值得说道说道了。

其实就我本人认为，“八年抗战”我能够接受，因为毕竟那么多年都是这样说，但是“十四年抗战”更加准确，而且“十四年抗战”是具有包容性的，并不排斥而是包括原来的“八年抗战”的，而“八年抗战”是排他性的，是以所谓的国民政府的正统性为由，排斥从1931年“9.18事变”就开始的到1937年全面抗战为止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和其他一部分国民党爱国将领进行的局部抗战。因此“八年”与“十四年”之争并不是简单的学术性争论，而是政治博弈向历史领域的延伸。

通知下发以后，有人称这是“篡改历史”，我曾经撰写文章反驳这种说法，认为所谓的篡改历史，本质上就是某些人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歪曲历史。包括显性的歪曲历史和隐性的歪曲历史两种。

显性的歪曲历史起码包括下面几种情况：

一是无中生有。

二是变有为无。

三是移花接木。

四是随意扩大或者缩小事实。

五是有意淡化。

六是粉饰、美化或者篡改性质

还有一种是隐性的歪曲历史。

那就是把历史事件碎片化，割裂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选择性介绍历史事实，虽然说的是事实，但是由于被割裂了，会导致有意无意误导别人以追求产生人们对历史误解的后果。

用上面罗列的篡改历史的种种情况作为标准衡量，这次的改变都没有能够对上号的，那么“篡改历史”从何说起呢？

既然不存在“篡改历史”的情况，那么某些人的篡改历史的说法就属于一种毫无根据的无端指责，那么，对这种改动不高兴并且进行无端指责的会是什么人呢？

我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种人：

第一种人：

活跃在中国网络上的日本右翼势力。

第二种人：

国内亲日派，主要是自由派人士，这种人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感情上的亲日派，第二部分是政治上的亲日派。

第三种人：

是自由派中的前朝遗老遗少，即所谓的“果粉”，他们不反对抗日战争，他们要的是维护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强调国民党对抗战的“主导作用”，而这并不是简单的抗战领导地位之争，更加重要的是通过对这种所谓的“正统性”为他们恢复所谓的民国，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造舆论。

那么吴祚来属于上述的哪一种人呢？我估计他兼有第二和第三两种人的身份，既是政治上的亲日派，同时也可能属于前朝遗老遗少。不过，他的身份对于本文并不重要，本文着重反驳他的一些荒谬说法。

他是在试图使用类比方式的归谬法来证明教育部不应该作出这种改动。但是他采用的是一种机械类比的方法，因为两者没有可比性，所以这种类比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或者说是不成立的。

正如上面所说的，“八年抗战”改成“十四年抗战”改变的是评价，而不是事实，因为它并没有否认“八年抗战”的存在。

而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在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是两码事，前者用毛泽东著作中的称呼是“红色割据”，并没有法理上的国家政权的意义，而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具有法理意义的国家政权，不仅仅一开始就得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的承认，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包括英国在内的一部分西方国家的承认。从这一点看，吴祚来先生的逻辑也是厨师教的，他的那么多吓人的头衔不会是花钱买来的吧？

另外，苏维埃本是俄文совет（soviet）的音译，意思是代表会议。起源于1905年俄国革命，当时是一种工人和士兵的直接民主形式，其代表可以随时选举并随时更换，暗含着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形式。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成为俄国新型的政权的标志，城市和乡村的最基本生产单位都有苏维埃，苏维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可以立法，还可以直接派生行政机构。

苏维埃只不过是一个政权组织形式，而且其产生的方式类似于自由派整天大喊大叫追求的“一人一票”，这个称呼来源于苏联这个国家，但是并不等于这个政权组织属于苏联，就像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把国家的议会机构改称为“国家杜马”，假如有某个国家根据组成形式的相似性借用这个名称称呼自己国家的议会机构，难道吴先生也认为那是俄罗斯的藩属国吗？另外如上所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码事，这个吴先生这种混为一谈的说法缺乏说服力。

更重要的是，有众多历史资料表明，相比之下，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在1949年之前一直比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更加密切得多。

不但孙中山曾经有联俄联共的三大政策，蒋介石也曾经崇拜苏俄，甚至把儿子蒋经国送到苏联，1925年蒋经国参加五卅运动，后受吴稚晖启发，同年10月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并取一俄文名“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Елизаров）。蒋经国在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出生于白俄罗斯的法伊娜·伊帕奇耶夫娜·瓦赫列娃结识，后来两人在1935年3月15日正式结婚。之后法伊娜·瓦赫列娃便改名为蒋方良，并且为蒋经国生下了3个儿子和1个女儿。

而蒋介石的上台也与苏联有很大关系

鲍罗廷是1923-1927年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任孙中山国民政府的首席政治顾问。可以说,鲍罗廷赴华的唯一任务是“全力支持国民党”,尤其是扶助蒋介石执政。

鲍罗廷打着援共旗号支持国民党。

1923年1月4日,联共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全力支持国民党,并建议外交部和共产国际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当年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斯大林的建议,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责成鲍罗廷在与孙中山合作中,“决不要追求培植中国共产主义的目的”,工作上要与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配合。这给鲍罗廷定下了3项在华工作原则:1.要站在国民党立场上考虑问题;2.不要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3.在工作关系上隶属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不属于共产国际,要通过苏联驻华外交代表向莫斯科汇报情况。

由于苏联和国民党合作无法公开,这就迫使鲍罗廷打着支持共产党的旗号,完成“全力支持国民党”的任务,以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易误以为鲍罗廷“公然对抗”斯大林。

鲍罗廷要中共“当国民党的苦力”。

国民党常大骂共产党“拿卢布”,其实它在大革命时期拿的卢布更多。鲍罗廷联系苏联开来一艘油轮,在广州卖油所获250万元,便成为蒋介石建立黄埔军校的最初财源。中共广东区委经费上也常由鲍罗廷补助,不过每年只有几万元。对鲍罗廷偏重援助国民党的做法,中共许多领导人当面向他提意见。鲍罗廷却称中共的革命时机还在很远的今后,在当前“只能当国民党的苦力”。这句话让许多中共领导人很生气。

1926年5月,当蒋介石提出目的完全在压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同鲍罗廷商量时,鲍罗廷竟然对蒋“态度极为和缓”,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不仅如此,当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鲍罗廷又令张国焘和谭平山向蒋表示支持这次会议的决议,保证共产党“决不会作公开反对之举”。当蒋介石在全会上正式提出整理党务案后,鲍罗廷又要求中共中央让步。参加会议的中共党员在秉承鲍罗廷意旨的张国焘指示下,使整理党务案得到通过。

鲍罗廷全力支持蒋介石上位

鲍罗廷忠实执行“国苏合作”,把莫斯科方面认为强有力的人物蒋介石推上了台。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的领导失去核心,一切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都由顾问鲍罗廷决定。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本无资格争夺继承权。但廖仲恺被刺当天,鲍罗廷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蒋介石由此进入权力的中心。不久,许崇智因部下涉嫌廖案和有谋叛嫌疑,被鲍罗廷解除了职务。与此同时,鲍罗廷又借胡汉民在廖案中大有牵涉一事,将胡汉民派到苏联考察。这样,国民党内几个老资格的当权人物都被清除,后起的蒋介石一跃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1925年10月,鲍罗廷又支持任命蒋介石为第二次东征的总司令,接着帮助蒋介石战胜汪精卫,开始确立其在国民党中的领袖地位。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莫斯科都将中国国民党看作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加以大力援助。可是蒋、汪等人相继叛变革命,狠狠地抽了莫斯科一记耳光。国共合作的破裂,鲍罗廷无疑负有直接的责任,但出人意料地并未受到什么处罚,美国学者说这全靠斯大林保护了他。鲍罗廷最终还是难逃一死。他1949年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间谍案牵连入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51年病逝在劳改营。(摘编自《党史纵横》《党的文献》《北京晚报》)

西安事变爆发后，苏联媒体迅速做出反映，明确表达了官方的态度和意图。12月14日、l5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和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先后发表社论，申明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观点和立场。《真理报》发表了题为《中国发生的事件》的社论，把张、杨扣蒋说成是“叛变”，“俨然高举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成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并说：“南京政府最迫切的任务是统一中国，团结一切分裂的部分，领导全中国人民以反抗外来侵略”。《消息报》也指责张学良“假借抗日口号”，“便利日本帝国主义”。两报集中反映了苏联当局处理事变的态度，即唯恐事变处理不当，引起中国大规模内战，给日本扩大对华侵略以可乘之机，并危及远东和平。

在抗战中，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国民政府还曾经大量接受苏联的援助。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保存实力，希望等双方火拼精疲力竭而介入，坐收渔翁之利，所以他们借口"严守中立"，停止向中国出售军用物资。而苏联政府抱着对中国抗日战争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当然也许还包含希望中国战场拖住日本不让其北上形成和德国对苏联两面夹击的考虑，采取了积极的援华方针。1937年8月20日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1月组成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作战，直至1941年6月22日，由于苏联卫国战争(1941年6月22日~1945年5月8日)爆发，大规模援华中断，这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2.5亿美元低息贷款，并先后向中国出售1285架飞机及其他作战物资

解放战争前期苏联不支持新中国统一全中国，希望中国继续分裂，一开始并不是那么干脆让解放军进入东北，后来由于冷战爆发苏联希望中国帮助其挡住美国势力所以支持新中国。

在1949年，解放军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国民党妄图划江而治，美国把军舰开到了青岛，军事上施加压力，苏联也在劝说中国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的方案。

从整个历史过程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苏联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力度远远大于对中共的支持力度。按照实际情况和吴祚来的逻辑，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应该属于苏联的附庸才对呀。

吴祚来出于其特定的立场，不但玩弄偷换概念的诡辩术反对将“八年抗战”改成“十四年抗战”，而且继续使用偷换概念的方法暗示，1931年以来的中共只是在苏联的支持下的分裂势力，他最搞笑的是下面这句话：【值得注意的是，“苏区”的本意是苏俄苏维埃联盟的一部分。要把中国成为苏联的一部分！】

他把早期的中共借用苏维埃的名称把中共武装割据地区（只是中国的一部分地区）称为“苏区”歪曲为“苏俄苏维埃联盟的一部分。要把中国成为苏联的一部分”，不但无耻而且无知甚至非常可笑。

其实，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的一开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无论是早期的革命运动还是后来的抗日战争，苏联一直把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当成主要支持和援助对象，这是出于当时的国际共运的考虑和苏联的国家利益考虑，当然，同样属于共产党的中共也相应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和援助，这对于当时的国共两党都是正常的和合理的，如果按照吴祚来的逻辑，当时苏联的军队叫“红军”，中共的军队也叫“红军”，那么岂不是中共建立的“红军”也属于苏联的军队了？并且只不过是苏联属下的一个军区而已。如果按照吴祚来之流的评价标准，那么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才有资格成为苏联的一部分。这么说来1931年的国民政府不但对日本不抵抗，而且还成为了苏联的附庸，吴祚来你这不是坑爹吗？

吴祚来之流作为政治上的亲日派，反对任何会让人们勿忘国耻和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保持警惕性的行动可以理解，或者说，他也许作为“果粉”千方百计维护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正统地位，也可以理解，但是他罔顾历史事实，并且通过如此拙劣的偷换概念的方法攻击中共在1931年不是在抗日，而是在把中共武装割据地区变成苏联的一部分，这就属于笑死人不偿命的行为了。

网友曾经用“一国两智”来嘲笑某些“弯弯”的可笑言论，而吴祚来的这些言论可以说是“一国两智”在大陆上的体现，看到吴祚来之流是这么一种智商水平，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也就放心了！